“自然”的生成*

一、前言

　　一位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台湾和福建省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回顾学术生涯和地方历史进程时惊讶地发现，70年代台北附近的乡村，虽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已经面临包括污水处理、垃圾排放等各种环境问题，但在人们的口中和视野中却很少出现“自然”“环境”“生态”等词汇。不过十余年后，即80年代中期，人们仿佛一夜之间“发现”了“自然”：环保运动和抗争新闻几乎每日都会出现在各地报刊的重要位置，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法令相继出台，台湾省政府的环保部门也在1987年成立，与此相应，数个“国家自然公园”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以“自然”为主题的杂志和书籍亦大量涌现（Weller， 2006：1-2）。

　　这一观念转变，在2000年前后，以类似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各地展开。以中国社会“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为例，从1998年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到《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十年间公众环境知识水平从“相当低的层次”提升到“环保认知程度总体呈现高知晓率”（闫国东等，2010）。海峡两岸虽有差异，却共同经历了一场似乎以“自然的发现”（Weller， 2006：2）为核心的社会运动，即公众从对日常生活其间的生态环境之视而不见，到将之作为一个对象进行思考、欣赏和保护的意识转变。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生态农业、乡村建设、自然教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运动的蓬勃发展均表明，“自然的发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蔚为大观的景象。其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为紧密的是农业领域，尤其是被称为生态或有机农业的发展。2000年—2006年，中国有机农业耕地面积从世界第45位跃升到世界第二，2005年—2006年为世界有机农业耕地面积贡献了12%的增长量，占据了世界年均增长量的63%，到2008年，中国有机农业耕地面积占世界的11%（Paull， 2008：260）。

　　在被冠以生态、绿色、天然的农业和乡村发展中，可以辨析出两种潮流：一方面，“有机”“绿色”“环保”作为一种全球化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当下中国日益普及；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农业遗产的怀旧式情绪又不断推动着人们回溯自身传统。表面上，两者代表了“全球”和“地方”两种势力的互动与合谋，前者指普世性的自然和生态观念及其保护理念与实践的全球传播，后者指源于本土思想和地方性知识的重生（Weller， 2004）。

　　但是，“全球-地方”的解释无法回答一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在传统-现代和中-西的框架中，作为“东亚传统”的农业遗产的内在矛盾显而易见：一方面，中国人视自然为某种超然之力而推崇“道法自然”；另一方面，我们驯化、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近代世界无出其右（伊懋可，2019：335-336）。并且，反观当下“自然的发现”中最突出的部分，即被称为“生态农业”的观念和实践，与其说是“东亚传统”的延续或复兴，不如说是一场源于18世纪—19世纪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反现代运动（沃斯特，1999）。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地方”视野下获致的理解似乎忽略了20世纪后半叶复杂的思想和社会变迁，具体而言，当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将“绿色”和“生态”视为同义词时，却忘记了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中心输出的“绿色革命”恰恰是针对“红色革命”可能带来威胁的对抗策略。

　　“全球-地方”视野更深层的问题是关于何为“自然”及我们如何切近和认识它的争论。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对此进行说明。最初，这一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视为与现代科学对等的“民族科学”，并将其作为生态保护的知识宝库及发展的指引（Nazarea， 2006）。但是，这一立场很快遭到后现代主义倾向研究的批判，后者认为“民族科学”的提法将知识本质化和静态化，从而将之阉割为服务于西方世界生态保护的工具。他们认为，所谓“地方性知识”，是超越地方语境、权力结构，在内外力量的影响下生成并不断转化的（Ellen， et al.， 2000；Escobar， 1998）。具体表现是，地方所谓的生态理念可能不过是欧美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转化成世贸协议、进口标准的严格要求后，生产国的适应性调整（Fischer， 2006），也可能是国内公众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及其延伸问题的合理反应（郭于华，2020）。

　　知识的全球化和传统的复兴两种观点交锋激烈，却无意共享了同一套预设。前者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进行比较并将之合法化，其根本预设是，无论是民族科学还是现代科学，不过是逼近同一个外在于人类世界的“自然”的不同路径，为便于讨论，我们暂且称这种路径为知识的本质论。后者虽然表面上将“地方性知识”从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中解放出来，强调知识-权力的面向，但它预设了一个先验的、未受污染的地方传统，坚称在我们能够开始谈论“自然”之前，必须撕开权力的面纱。与此同时，这种路径又将“自然”问题彻底搁置，或化约为文化政治、身份政治的砝码（Nazarea， 2006）。这种知识的建构论和权力论的观点，仍然没有触及何为“自然”的问题本身，且过快接受了一个普世性的力量——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全球化——及它们建基其上的关于物质和自然、技术和经济的客观性预设（Mitchell， 2002：2-3）。

　　在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本质论和权力论的争论中，不难发现作为普世性代表的“全球”“自然”“知识”和代表特殊性的“地方”“文化”“经验”之间的对立倾向。下文在简要考察这一倾向的西方思想源流和深远影响后，尝试探索破解之道。那就是，在认识层面将“自然的政治”置于反思的起点，并将“知识”作为以地方为主体的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种田”运动中，我们发现已经存在着破解的线索。

　　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自然”（nature）指自然事物的总和，即“大自然”，该含义出现得非常晚近，该词的原义指一种原则、本源或本性（柯林伍德，2019）。正如亚里士多德笔下的“physis”，指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和变动不居状态中的持久在场者，在古希腊哲学家这里，“自然的发现”是对事物不变的本质的追问，而非对其流变和多样性的记录。或者说，“自然”不在生长着的、运动变化着的感性世界，而在一个永恒、静态的彼岸世界。“physis”或“自然”（本性的王国）不是指物质，而是处在只能由神学、本体论、第一哲学来研究的理念世界。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自然的发现”，即本质的探索，继而成为自然哲学、科学、唯理论的先驱（吴国盛，2008）。

　　古希腊的自然观确定了西方思想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即任何变动不居的、特殊的、偶然的地方经验，都要服从某一个“本性”，感官服从理念、经验服从理论的预设由此开启。并且因为顺应本性，自然为自己立法。在现代欧洲思想家谈论物的“本性”、国家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和“自然法”时（李猛，2015：50），他们探究的是“那种开端性地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被筹划出来的‘physis’的一种十分虚弱的和无法辨认的余音”，另外，浪漫派诗人和现代绿色运动诉诸“回归自然”，也是这种隐蔽力量的明证（吴国盛，2008）。

　　“本性的政治”也意味着认识论的断裂，即我们仍然在洞穴隐喻的规定性中认识科学与社会（拉图尔，2016：3）。从《理想国》开始，人类获得世界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黑暗的洞穴——摆脱社会维度、公共生活、主观感受——上升到真理界。在此，人类世界与无可辩驳的客观规律及真理之间，“实际上”的事物与人类对它们的表征之间并没有连续性。也恰是基于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分野，科学和社会、自然和文化才得以分而治之（拉图尔，2016：19-22）。面对喋喋不休地对自然的表征和缄默不语的现实之间的断裂，洞穴的光明唯有依赖哲人和科学家的来回穿梭和代言。17世纪，自然世界即普世的共同世界，和人类心灵的特性、语言和文化世界之间的分野愈发严重，多元文化论不过是在这一分野的基础上将人们之间的差别归为基于共同单一的自然之上的多元文化（拉图尔，2016：93-94）。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关于地方性知识的争论并未对这种断裂加以弥合。一方面“地方性知识”被认为是建立在地方特殊性上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关于作为唯一真理的“自然”及其知识的获得又需要彻底摆脱地方情景和经验束缚，因其永恒地处于一个静态的有待到达的理念天国。由此，如果我们需要严肃地对待地方性知识，那也只能或多或少地把它“下降”到文化与政治的领域。在此，洞穴与理念天国之间的区分，自然和文化的两院制宪政仍然坚挺（拉图尔，2010）。这同样意味着，知识代言者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时，其归根结底还是外在于地方，时刻准备启蒙和教化地方。

　　知识作为“本性”的表征和知识代言者的权威这两个倾向，进一步妨碍了我们理解“地方”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地位。在这里，知识是认识和探索这个动作的结果或者对象，绝非动作本身或生成的过程；“地方”绝不可能成为认识的主体，而只是知识的容器。这样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然的政治”中所存在的张力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输出的“绿色革命”中并未消失，并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自我感知。

二、“绿色革命”和自然的发现

　　关于“绿色革命”，通常的叙述如下：1941年，洛克菲勒基金派了一支专家队伍调查墨西哥农业之后，与墨西哥政府合作设立了墨西哥农业项目，正是该项目雇用了一位后来成为“绿色革命”之父的年轻生物学者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1950年—1960年间，在美国政府的扶持下，洛克菲勒基金将布劳格培育出的“神奇小麦”及其他高产作物推广到世界各地。1970年，布劳格本人也因这项成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Patel， 2013）。在这样的叙事中，“绿色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农业技术革命，它通过培育对化肥与农药具有高度耐受力和接受度的高产杂交种子，发掘基因潜力，打破了既有的自然界限，使全世界免于饥荒和由此带来的战争（Borlaug， 2007）。

　　“绿色”就此深入人心，成为农作物的欣欣向荣和世界和平繁荣的象征，但这并非该词的本义。1968年，时任美国国际开发署①主任的威廉·高德（William Gaud）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发展学会上的发言首次提到了“绿色革命”一词，表明了公众想象与技术的政治性之间的落差。高德在总结了美国及其慈善机构的援助后坦言：

　　这些（指化肥、灌溉、杂交种子——引者注）在农业领域的发展意味着一次全新的革命。这不是一场苏联式的红色革命，也不是一场伊朗式的白色革命。我称之为“绿色革命”。②

　　如何理解这里被区分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红色革命”？首先需要回到“绿色革命”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之中，尤其是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基其上的生命政治。

　　18世纪诞生于英国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形塑了美国学界关于人口和资源的认知。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学者已经将这一理论改造为认识国际竞争，以及人口与生态资源消耗之间负向关系的理论，其中，人口、农业产量、土壤肥力、食物营养③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Georges， 2017），突出代表就是人口-国家安全理论（population-national security theory）。该理论将过度的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资源枯竭、食物短缺视为威胁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首要因素，将人口规模、人口增长、食物供应以及不稳定的经济视为分析国家战略的重要指标，坚信基因科学、生物科学是政治和经济灾难的解药。与此相应，该理论坚信国际和平有赖于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平衡，例如东亚战后和平取决于美国是否正视中国和日本庞大的人口对自身的资源产生的巨大压力（Perkins， 1997：121-124）。20世纪30年代，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不仅开始资助美国境内的人口学研究，还主导了美国南部推广的农业实验和墨西哥的农业革命，并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以特定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为标准的“非正式帝国”的推手（Nally & Taylor， 2015）。在这个帝国中，解决贫困带来的暴动问题要么诉诸武力，要么向工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技术援助，墨西哥即成为技术援助的典范。

　　关于“绿色革命”技术及其专家对地方知识、经验和状况的忽视，以及“绿色革命”的发展对地方生态多样性的破坏等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本文不认为还能为这些卓越的研究增添任何新知，而仅希望指出，“绿色革命”与其说代表了技术的发展，毋宁说代表了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命政治，或关于本性之“自然政治”的全球扩张。其基本预设是，如果饱受饥寒之苦的农民能够用技术提高农业产量，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诉诸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这一生命政治的预设以普世知识和价值的面目推动着“绿色革命”理念和实践的全球传播。在墨西哥获得成功过后，“神奇种子”继而进入包括印度、菲律宾在内的后工业化国家。农业技术，尤其是育种技术，成为农业援助的核心，进而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捍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工具。育种的意识形态意义亦因此不再简单地等同于“进步”，而代表了“通往自由的战争”（Perkins， 1997：137-141）。

　　在“绿色革命”中，本土民众的需求、知识与经验并未占据结构性的核心位置。地方性知识之所以被认为不值得尊重，是因为它被视为对自然、人类、经济本质的发现和开发的误解和阻碍——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就在日记中将墨西哥现代农业障碍归结为政治腐败和被“印第安人”控制的农业生产（Perkin， 1990）。而外来的技术援助之所以必要，恰在于填补民众农业知识的空白，或者说，扫除贫困首先意味着“教育”与“开化”（Georges， 2017）。在此过程中，墨西哥农业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手改造和驱逐传统农民及其知识，进而推行墨西哥政府孜孜以求的民主资本主义的过程（Perkins， 1997：115；Patel， 2013）。在美国技术专家的主导下，田间地头只是新技术的观察室。在1941年和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组建的两个土壤学家、植物育种家、植物病理学家、畜牧专家的工作组中，墨西哥的地方专家并不在此列。被称为“神奇种子”的矮化品种小麦的育种首先在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网络中完成，继而从封闭的实验室推广至田间。一份1976年的印度政府报告指出，农业技术的田间实验已经成为一种表演，因为研究者不愿将自己的工作置于农民日常经验的检视之下（Madhumita & Schmalzer，2016）。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绿色革命”根源于一种将人口与饥饿、匮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生产方式，企图通过技术创造富裕来实现和平，依赖技术和专家知识解决政治问题，是将政治议题隐藏在技术议题下的技术治理术（technocratic）（Patel， 2013）。因此，我们对“绿色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不应该将地方性知识视作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无时间性的本质化基准，也不应该按照知识的权力论观点，将其简单地视为一场帝国主义政治压倒地方性知识带来的浩劫，并由此追求技术的去政治化。

　　当下，中国社会关于“自然的发现”的解释中仍然没有摆脱地方性知识的本质论和权力论的陷阱。在一种视角看来，公众对“生态”“绿色”的重视是一场生态“启蒙”：首先将新中国初期的农业发展视为一场政治压倒技术的荒唐之举，继而将20世纪末对农业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尊重视为回到尊重科学规律和技术中性化的“拨乱反正”。在另一种视角看来，当下中国“自然的发现”是一场“生态革命”，延续后殖民理论的批判，这一视角将新中国时期的“科学种田”等同于曾给全世界的前殖民地带来生态浩劫的“绿色革命”（Cabral， 2022；Santos， 2011；Harrell， 2021），其中西方化和现代化的知识压倒了传统中国农业的地方性知识和智慧，后者直到20世纪末期开启的上述“自然的发现”中才被重新发掘和重视。

　　对于上述知识生产方式的批判，已经在新中国六七十年代倡导的“科学种田”及其农业技术改革中展开。下文将细致地审视这一改革中“老农”和“洋专家”以实验、样板田为手段，对农业技术共同求知的过程。这一改革坚持将技术作为政治议题，展现了地方专家和外来专家合作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决定性意义。这一知识生产，进一步指向一种替代性的“自然的政治”和地方-世界的关系图景。

三、新中国初期的“科学种田”

　　1973年，美国本土一个名为“为了人民的科学”（Science for the People， SFTP）的民间组织派出由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在中国的一个月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农田、工厂、实验室、大学、医院和人民公社以及城市单位。此行的目的是观察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发展状况及特征——这是众多美国访问团中唯一聚焦科学与技术的。④回国后，他们出版了《中国：两条腿走路的科学》。⑤此书标题借用中国的自我表述，表达了代表团看到和理解的社会主义科学的面貌：“一条腿”，是以学院式教育、专业和专家知识为代表的精英科学；“另一条腿”，是以地方、群众、本土知识为代表的群众科学。“两条腿走路”的要义，并不在于精英科学相较群众科学的权威，而是指在自力更生，革命性地改变社会关系以及服务和改造人民生活方面，双腿的协调与配合。

　　有学者对这些历史记录的可靠性提出质疑，⑥但近年来多部著作印证了类似的观察（Schmalzer， 2019；Gross，2016；Fang， 2012），而更为重要的是正视，任何技术革命都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知识的生成和传播过程（Haraway， 1984）。这种知识体现为被集体拥有，公开表现出的“社会技术想象”，是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形式的共同理解，往往通过科技实践而内化成人们的共识（Jasanof， 2015：322）。如上所述，无论是美国本土还是“绿色革命”技术援助所到之处，科学与技术背后隐含的是一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所以，虽然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或许会对技术和思想领域的国家代理人角色保持警惕，但其实任何政治体制都不能豁免技术所具有的政治意涵的分析。而在中美的跨文化社会比较视野中，我们可以借助“我看人看我”的视角，穿透和审视自身的历史和当下处境，并挖掘历史的遗产以及警惕当下方兴未艾的“生态”运动中潜在的意识形态陷阱。

　　下文将要表明的即是“科学种田”如何凸显了与“绿色革命”不同的技术-政治关系。笔者将利用报刊文章和重要讲话对“科学种田”中独特的认识论及实践进行勾勒。关于材料的选择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绝大多数资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制作的，除了明显具有宣传和政治导向的类别，即便是技术手册，或由科技工作者撰写的期刊文章也都有政策制定的痕迹。但是，首先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这些材料恰好代表了国家当时对于技术与政治的看法，它们表达了挑战资本主义主导观点的科学愿景，并在全球范围内作为灵感激发着各类社会实践。其次，材料中的事件和人物是以真实民众的预期反应为基础呈现的，而民众经常以这些材料中出现的角色和事例为榜样。并且，结合现有其他研究和对材料的细节分析，仍然可能提供关于实际人民的经验、地方生活的线索（Schmalzer， 2019：14-16）。意识形态在塑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对它进行模仿，二者并不总是处于对抗关系。这涉及第三个观点——权力和生命互构，即无需将“反抗”浪漫和理想化，假定反抗权力的愿望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普通人经常以积极的方式拥抱国家的愿景和权力，这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并能赋予他们力量，因为权力和生命通过日常实践生成、维持和协商（Farquhar & Zhang， 2005）。因此，“科学种田”不仅是意识形态宣传和科学愿景，它完全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实践，动员民众进行自我革命、认识革命和社会革命并唤起积极的力量。我们将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科技方面，理论与应用，理念和经验，专家知识和地方知识，乃至自然科学和“红色革命”，都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重新定义和生成。

　　1969年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将“绿色革命”与印度“反动政府”相联系，呼应了高德将“红色革命”“绿色革命”对立的姿态：

　　……在蓬勃发展的印度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冲击下，代表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大党的统治越来越动荡不稳……粮食和农业部长拉姆惊呼：“绿色革命”（即印度反动政府用来欺骗人民的所谓“农业革命”）如果不能成功，将要引起红色革命……⑦

　　需要说明的是，当《人民日报》将“绿色革命”视为“反动”时，它并非在反对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新种子培育及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粗略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技术，就能发现非常混杂的情况：首先，对于贯穿中华帝国晚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从上而下的技术推广，地方农民并不陌生（Schmalzer， 2019：13， 32；Bray， 2012）。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利和人工灌溉设施的修建规模及速度超过了之前所有时代，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劳动力组织的改造同步进行。1967年，中国从菲律宾进口了福特基金会项目培育的代号为“IR8”的“神奇种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化肥的使用一直呈上升状态，1973年中国还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三家公司签订了修建大型化肥厂的协议（Schmalzer， 2019：10-12）。但另一方面，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又始终对“神奇种子”保持疑虑，并将育种视为重点工作，分别在1956年和1959年培育了“矮脚南特”“广场矮”。⑧农业现代化初期，千家万户的后院中制造的农家肥和小型土家肥工坊弥补了大量的化肥短缺，集约化农业的覆盖面远不及大部分地区延续的传统混种制度。

　　上述混杂固然出于实际的需求，即技术封锁和原料稀缺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生产必须竭尽所能利用现有资源。另外，通过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方式，以人力解决生产力问题，亦是延续了20世纪革命运动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不过，这种混杂或许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人民日报》对“绿色革命”的批判核心在于反对它所代表的技术-政治关系。问题与其说在于“绿色革命”所推崇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不如说是其背后关于技术之非政治性的预设，乃至其使用技术压制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企图（Schmalzer， 2019：4）。

　　恰因如此，我们不应该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种田”运动视为一场技术主导的农业革命，也不应该将其视为回归以农家肥、混种制度、集体劳动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方法的本真性诉求。这里重要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境下，农业的现代化意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繁荣的乡村，而传统农耕智慧的重要性在于将广袤的农村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置于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地位（Schmalzer， 2019：7）。在保证这一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诸如“两条腿走路”和知识生产中的“群众路线”的原则，将科学家和农民、理论和经验、科学和技术视为交互生成的统一体，其目标指向“自力更生”所代表的世界想象，其核心关乎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方式，及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与技术专家的地位。正是这种对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构成了“绿色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科学种田”的区别，在后者的构想中，科学和技术、现代化与革命难分难解，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的三大革命运动。

　　“科学种田”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科学能不能走群众路线”或者“群众能否搞科学”的问题。1958年8月，聂荣臻在题为《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讲话中，一方面将“群众性的改良工具和技术革新运动”和“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发明创造”视为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的体现和结果，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敦促继续对现有科学技术人员进行思想改造，延续整风运动中对个人主义、以权威自居、脱离生产和脱离实际风气的革除，这两者统一的关键，在于党的群众路线。在讲话中，聂荣臻专门以“科学本身就是群众智慧的总结”驳斥了“有人认为科学技术工作比较专门，似乎就不可以走群众路线”的观点，并指出只有依赖群众路线，“科学技术才能迅速发展、技术革命才能实现”。⑨这段讲话的内在逻辑，并非将“群众路线”单纯视为调动群众积极性以配合领导的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技术革命”的内在前提和关键保证。也就是说，科学探索、技术革命的充分开展，必须结构性地通过群众参与、创造和鉴定来完成。而知识分子需要完成思想改造，不断深入地结合生产和“实际”，才能实现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独享认定“实际”的权力。

　　农业生产或许是最能体现和贯彻“技术革命走群众路线”的领域。似乎是预示着这一讲话，1957年年底，《人民日报》对湖北省红安县的“干部培育试验田”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红安县委书记程鹏、技术干部祝翼鸿和几个老农搞了一块花生试验地试种本地花生品种，试验中他们采纳富裕中农的意见，突破当地常规，采取新的技术措施——施底肥、根瘤菌拌种、密植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果，引来本乡其他干部和各区指导组干部的兴趣，继而在全县推广花生试验地。在这一过程中，各地干部亦培养出对农村的深厚感情，每每在机关一开完会，就迫不及待地想下乡或者打听试验田的情况。⑩基于这次经验，中共中央在1958年2月发布了《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把“种植试验田”提炼成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使干部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的道路。11在此后两年，全国各地都开启了以“试验田”为主的农业科技工作方式，不断丰富群众路线式的知识生产内涵，而其中要害被强调为“研究当地农活中的主要问题”和让试验田“为群众所关心” 。12在这一过程中，试验田不仅成为领导方式，更成为解决问题，争论，集聚人心和人力，进行农业科技的试验、科研、推广和示范的焦点。

　　“科学种田”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经验、感知和传统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位置，或者说经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在对红安县的报道和分析中特别突出的是，领导、技术骨干、老农的“三结合”及其施展，似乎并不排斥富裕中农的丰产经验，也不墨守当地的主流成规。其次，试验田的推广被认为不能孤立地以试验田为标准并展示先进经验，更为关键的是“以点带面”。这里的“点”和“面”的关系不是工业生产中标准化的复制，也不是以点“套”面，13而是先“研究农活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农民对待新种子、土壤条件的疑虑，这一疑虑引导着农业生产以试验的方式进行在地化的深入探索，只有在获得成效后才能够组织参观、评比、推广，这样才能通达群众的内心。这种思路因为将地方视为知识生产的主体，所以并未预先赋予传统经验或者科学理论先天的合法性，而是预先承认任何知识都必经在地化的检验，并且能够回应当地的问题。红安县之外，基于农民需求和老农质疑，从老农那里得到启发而推动科研往“实事求是”方向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脱离地方情况和群众诉求甚或被视为科研的阻碍。14

　　1960年农业部《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1963年谭震林、聂荣臻《关于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报告》，在对前一阶段某些趋势纠偏的同时，并没有取消“三结合”原则。1960年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进一步倡导将“试验田”扩展为一个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遍及全国的农业科学研究网，进一步强化了将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为生产服务置于科学探索内在过程的倾向。1963年的会议报告则首次提到了“样板”的作用，在后续的文件和报道中，“样板田”成为农业科学发展的焦点，15“样板田上出科学”的提法被反复讨论。这些讨论的核心在于驳斥将样板田视为推广工具的观念，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中，将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发生之处。16例如，样板田被视为“以空间换时间”的科研方式，这是因为，如果遵循以往以“推广”为主的方式，实验室和田间地头处于时间的先后顺序中，唯有经过实验室的充分研究，才能到田间地头推广。然而，“样板田出科学”让样板田成为多点试验的方法，17科学研究可以同时在实验室小田和多块大田中完成，使得和群众一起育种、选种的试点数量骤增。18在样板田中，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再次得到确证。

　　福建省闽侯县南通公社从1958年至1966年的经验充分说明了在“科学种田”和农业技术革命过程中，各种思想和知识的冲突，以及以地方为主体的知识生成过程。1958年—1961年，公社出于“求稳”的想法按照老习惯、老办法种田，却一直未解决内涝、种子、肥料等根本问题，远远落后于临近的公社。随后，公社干部意识到，“因循守旧的稳是缺乏革命精神的表现”，遂开始依赖群众，充分调用起1962年就成立的“老农顾问委员会”，而在此之前，公社对其作用的定位是“参谋参谋”“顾问顾问”。1962年春，“老农顾问”张祥灶19参加了闽侯县科学技术协会召开的农学组会议，要来20斤“矮脚南特”号良种试种，结果亩产高出既有品种一倍。20当时的报道充分说明了“老农”的转变：

　　这件事让公社开始将“老农”作为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骨干力量。老农对科学种田的认识也有了改变：过去老农对科学有神秘感，和技术干部有隔膜，认为“你是洋的，我是土的”，现在老农和技术干部一样是农学组成员，大家共聚一堂，交流经验，相互讨论，畅所欲言，真正地做到了干部、老农、技术人员三结合；过去老农只是谈老经验，现在老农，通过搞科学实验，有所创造了，开会时也能谈新的东西了。21

　　20世纪60年代的新中国涌现了一批农民育种家，他们刊登在报刊的多篇总结不断提到以阅读《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等方式来指导生产，例如农民育种家曾叙创表明，自己通过不断阅读这些著作，“对于书本上和生产上没有的东西，我们用‘试’的办法去解决，通过多次的‘试’不断思索总结，原来没有的东西，就会被创造出来”。22农民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主体地位，更表现在“三结合”扩展到高校和科研机构，“农民育种家”“土专家”从田间走向了象牙塔。例如被誉为“南中国生物防治之父”的昆虫学家蒲蛰龙和防治白蚁技术的农民李始美的长期深入合作，促使后者成为中山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在蒲蛰龙眼中，“李始美非常有经验，也有能力，因为他的农民出身，很有经验，所以聘请农民专家来搞研究”（施迈茨，2017）。虽然在21世纪的语境下，一些历史学者对李始美的“科研水平”评价不高，23但本文认为这里值得重视的是，李始美的“经验”能够打通田间和高校科研机构的壁垒，而没有被画地为牢地视为地方的感性认识或原始资料。

　　李始美的案例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科学种田”为代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经验和理论、实践和科研，构成了可以相互贯通的整体，而它们之所以可以贯通，是因为群众的经验、感性认识是科学理论必然发生的土壤，唯有经过对感性认识的总结和提升，才能“出科学”。归根结底，不仅干部和科研人员应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科学的认识论也被认为应遵循这条法则。

　　1965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在总结劳动模范崔竹松水稻高产经验时，最初想采用访问座谈的形式，始终未能如愿。后来改变方式，坚持蹲点三年，和崔竹松同吃、同住、同劳动，才最终得以完整总结了高产经验。24正如上文所述，崔竹松的经验也面临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即样板的作用不仅在于普及，而在于普及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25这个案例凸显的另一个重点是，经验的获得和总结唯有通过和崔竹松同吃、同住、同劳动。这里涉及对实践和理论之关系的主张，实践和理论处于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中，理论不来自先验的理念王国，而来源于社会实践。《光明日报》的一篇社论明确反对从“书本中”“天才的脑袋中”来的认识，因为这“否认了认识和实践这一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而主张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而提倡“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26 在总结崔竹松经验的过程中，甚至不能通过谈访和书面总结的方式获得认识，而必经亲身参与。

　　在这里比“实践”更为具体的要求是“感性认识”，如同群众智慧一样，感性认识非但不是理论竭力超越和抛弃的阻碍，而是通达理论的必经之路，例如一些育种工作者本想在实验室栽培出放之四海皆准的状元品种，后来经过对各个自然区推广品种的感性认识，重新研究农家种特点，逐渐培育成几个适合不同条件下栽培的新品种。27又如农民用肉眼看作物长相，用手脚来判断土性，被视为科研工作的基本功。28感性认识亦不限于群众，“到群众中去”的要求意味着，科学也需要通过以感觉、物质为中心的感性认识，被群众全心全意地接受。

　　196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研究所的曾道孝到北京郊区农村推广播种技术时，经过对两个生产队的调查后决定尝试用机器播种，但一个生产队对此方式有所顾虑，曾孝道遂让另一队先行尝试，小麦一周后“又齐又壮”，顾虑被消除。接着，曾孝道提倡给返青小麦追肥，因不符合当地习惯难以推行，于是他在大块试验地中选出一畦在小麦返青起身时不施肥，和其他施肥田块进行对比。一周后，不施肥的小麦“又黄又瘦”，让农民叹服。在北京通县（今通州区），农民因为不相信麦穗在小麦返青后就开始迅速生长，所以不习惯给返青小麦松土，提高地温。为了说服农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王世之调来一台显微镜，在生产队长、老农、公社干部面前剥开返青小麦麦穗叶片，“一个个米粒头般大小、通体透亮的麦穗生长锥果然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下了”，让农民发现：“小麦起身就怀胎啦！”随后，全县又调集二十多架显微镜，出动大批技术员，带上介绍搂麦、施肥技术的挂图在各处地头向社员传授经验。王世之和通县副县长也拿了显微镜和挂图到各处转了三天，开了十三处地头会，边看、边讲、边操作表演。终于让农民“打开了眼界、明白了道理”，接受返青后松土，提高地温的栽培方法。29

　　上述事例表明，试验田中的“科学”，唯有通过经验和感性认识，才能为农民接受和信服。在肉眼可见的小麦长势“又齐又壮”或“又黄又瘦”，显微镜下展示的小麦“起身就怀胎”的感官震撼中，经验和理论，感性和理念，构成了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整体。至此，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在“科学种田”中的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或“政治挂帅”议题。在上述福建省闽侯县南通公社农民试验搞成功后，不仅公社开始坚信“科学来自生产实践，农民群众完全可以成为农业科学的主人……少数人垄断科学的时代开始过去”，也让农民群众的心态和积极性开始改变，甚至涌现出众多“科学迷”，自掏腰包搞实验、找对比的案例比比皆是。30

　　导致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公社认为是“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就改变了南通公社的客观世界”。31这样的表述呈现出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独特看法。改变之前的主观世界包括因循守旧，或是科学只能掌握在专家和读书人手中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构成了公社发展的阻碍。在经过“革命种田”“科学种田”的主观世界改造之后，农民意识到自身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知识主体，此主体能够打破既有“地方性知识”，不断实践和探索开辟全新的客观世界。诚如齐泽克（S. Zizek）的观察，毛泽东思想的关键贡献在于强调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并将通常被划归为“上层建筑”的理论视为政治斗争中与“物质基础”同等坚实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Zizek， 2017：7）。这样的格局意味着主体改造和技术生成是同一个难分难解的过程：

　　……建设样板的过程，决不单纯是推广先进技术和发展生产的过程……必须突出政治，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纲，才能带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32

　　在这里，“才能”二字表明，“政治”“两条道路斗争”是“生产”“科学实验发展”的先决条件。正是主观世界在主-客辩证关系中的决定性地位，给予了生产乃至创造全新知识的可能，并赋予了实践以革命性甚至破坏性。也恰恰是在共同参与的探索、失败、再探索和不断创造中，“三结合”“群众路线”才真正将不同的群体连接成一个不仅在知识上，也是在情感上的共同体，作为反例的“脱离群众”，并非指不接触群众、不利用群众，而是不相信群众和样板田中能够出科学，而将之下降到理论的执行者的地位。例如在一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报道中，山东省东河县农技站最初仅仅“抽劳力搞实验”，还担心群众“弄坏”“搞乱”试验，最后发现相信、提高、依靠才是真正的“三结合”路线。33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不仅要参观，还要鉴定、试种。34这种心心相通的方式注重的不仅仅是某一具体实践方案是否可行和参与者的干劲问题，还特别关注如何让这一具体实践过程成为参与者共和意愿、共和能力的养成所。由是，群众路线不仅有助于正确领导的形成，领导者、组织者、精英认识与群众认识的充分联通，还将有助于工作与身心、个人与公共、当下和人民共和理想充分实现的中国未来之间的有效联通（贺照田，2022：490-491）。在此，“知识”和“知心”都在同一过程中生成。

四、结论：“科学种田”中的“地方求知”

　　无论是“样板田中出科学”的科学研究路径，还是经验与理论的辩证法，乃至“政治挂帅”的技术路线，均是对“绿色革命”中的生命政治和技术治理术的潜在批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言“向自然界开战”，并非指用技术手段征服或者夺取自然的秘密，而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改造自然的同时意味着改造人自身，反之亦然（朱羽，2018：2-3），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1999：325）。阶级斗争是关于本性和世界观的斗争，也是一套自我革命。具体在新中国的语境下，“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关键是“阶级觉悟”，即以“自觉”的革命观念一方面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一方面改造“小农”的自我。而这一层觉悟，既是激励群众主人翁式的主体性，也指思想的解放（李放春，2010），同样也是一种关于自然世界的全新的认识论改革。因此，这涉及一种新的人性的生成，新的“心物”关系的塑成。由此，改造自然始终贯穿于毛泽东的“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之中（朱羽，2018：4-5）。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自然”是知识、技术与政治的统一体。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三要素的交织、互动与冲突贯穿了20世纪（朱羽，2018：16），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在既有的自然中，同步发生改造自然和生成自然的事业，这里的自然，既指需要改造和征服的外在自然，也指不同政治传统中的人性信仰，既指传统风俗，也指革命主体性。在何为“自然”的斗争中，文艺、科技、经济等领域无疑成为焦点。本文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实践的讨论希望说明，首先，在新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风俗还是既有的人性，都不代表源于事物本性、超越现实状况的权威，也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标准——这恰恰是“绿色革命”建基其上的自然的政治的信仰，也是“科学种田”批评的对象。进而，正是因为风俗和人性的可塑性和开放性，它们需要充分地与革命进程辩证地相互生成、重构、转化，内化成革命性的自然。而其生成，非得依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换言之，如果承认地方人群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而非改造对象，如果承认他们作为主体能够进行自我革命而不必等待启蒙，那么一套符合日常生活常识，来自感性认识的科学认识论，是唯一可靠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论并不为新中国的经验独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在此，我们或许可以借鉴人类学已经比较充分的对认识论的讨论并与之对话。面对本文批评的“本性的政治”及其带来的认识论断裂，拉图尔提醒道：“我们不需要以洞穴为开端！实际上，政治的理想与自然的观念始终成双成对，从来没有超越自然政治的任何其他政治”（拉图尔，2016：58）。这里，每一个关于本性及其认识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不仅因为“表象”（representation）生产了一个事实的秩序（米切尔，2022：Ⅳ-Ⅴ），更因为任何政治议题都建立在何为“本性”与本性如何生成和认识的信念之上。

　　接着，知识并非永恒地处于一个理念天国，它不存在于任何既定之处。关于“本性”的想法，带来了关于知识场所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视野要求知识的获得需要不断地从具体的“地方”（place）上升到抽象的“空间”（space）（Ingold， 2011：146、153）。这是英德格尔（T. Ingold）笔下的“现代主义观念中的传统知识”，它类似于系谱（genealogical model），被认为拥有本质性特征，内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并且可以世代传递和习得、传播，“事实”因为预先存在，所以需要被挖掘。在这里，地方主体不能从自己对地方的切身体验中获得任何真知，因为地方环境只是无足轻重的背景甚至障碍（Ingold， 2011：154、157）。

　　与之相对的“地方观念中的传统知识”。它与其说具有传播、传递、继承的实体和内在特性，不如说是在实践的技艺中，在环境之中，在关系之中动态生成的过程。在这样的视野下，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某种本质而是一个过程，地方也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知识必经其发生之依据，“事实”不能预先存在，它只能发生（occur）（Ingold， 2011：154）。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技艺和实践不应该被下降为知识的具体化体现或在地化实施，“自然”及其知识也不应该是客观存在的稳定对象，而是在地方风土、人类活动中不断生成（Ingold， 2004：307-309）。拉图尔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自然及其知识的存在方式不在于其客观性，而在于其在关系的世界中不确定的、不间断的生成特性（拉图尔，2016：5）。人类学发现，这种关系性的社会世界无处不在，当我们说非西方人不爱护自然时，那是因为他们未将自然“纯化”，“自然”从来不是一个思考的范畴和可资利用的对象——差异不在于他们是否善待自然，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对待”它（拉图尔，2016： 85-87）。恰恰在知识的生成过程和关系特性之中，地方和历史情景不再构成知识的外在背景，而成为知识必要的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以作为动作的“地方求知”（local knowing）取代作为名词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以“世界”取代“全球”（globe），意在否认知识来源于传统或理念天国的迷信，由此避免将“地方”视为传统文化的容器，而将“自然”让渡给科学的领域，同时，也拒绝将“地方性知识”视为“世界知识”的干扰，由此避免在知识生成与获得过程中，地方和世界的潜在冲突。“地方求知”不仅试图以此将不断生成的、具体的、特殊的、地方性的求知过程置于知识生产的主体地位，还试图反对以抽象的空间为核心意象的“全球化”。由此，或许可以用基于地方的多重世界想象取代单一全球秩序图景，并且避免诸如地方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文化与自然的冲突。

　　同样重要的是，“地方求知”的视角也将知识代言者、科学家和地方人士置于同样的知识生产者的地位。套用英德格尔的话，地方及科学的研究应该是“与人们一起研究”（study from and with people）而不是“对人们进行研究”（study of people）（Ingold， 2013：2-3），这是一种“从社会出发”（贺照田，2018）的知识和知识生产者，他们不占有世界，也不占有地方，而是在具体的地方情景中，开放和不确定地合力产生一套对于自然的认知。

　　带着这些全新的洞见，我们或许可以正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学种田”中不断生成着源于地方群体经验的世界知识，这种知识生成或求知过程也意味着自我的革命，将自我作为主体进而展开行动。这种别样知识的世界性意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新中国初期农业科技实践的“自力更生”之中——对于新中国时期从地方到国家的发展，“自力更生”不仅意图解决资源短缺的现实问题，也意图为“第三世界”提供一套在帝国主义和冷战格局中的替代性世界图景和方法论（Schmalzer， 2019：141）。

　　这样的立场与20世纪末期的思想状况极为不同。在启蒙话语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之时，新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被打包理解为“反现代运动”。此时的地方及其民众被认为唯有再次被“启蒙”脱胎换骨，才能真的肩负起把中国顺利带至现代化的理想之境（贺照田，2016：65）。由是，“新启蒙”的核心任务是反封建而非毛泽东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是大大增强有利于破坏小生产者前现代性的商品经济，以及将科学和技术解放出政治的桎梏，而非思考毛泽东时代在技术领域政治挂帅的颠覆性含义。

　　让人慨叹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邦交关系后，一支由西方石油公司高管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惊叹中国的育种成就之余，他们还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土花园》的纪录片。在片中，伴随着《春江花月夜》片头曲，出现在观众视线的第一个场景是在身穿汗衫、头戴草帽的农夫驱使下，耕牛在一望无际的水田中艰难前行。如果说这一景象符合中国传统绘画中耕织图的意象，那么随后头挽发髻的农村老人用竹编蒸笼烹饪的景象，更是强化了影片东方学式的异域想象。在这样的基调中，袁隆平的创举，被视为某个绵延千年的静态文化遗产的结果。35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当中国大陆的“生态农业”方兴未艾之时，类似的“东亚农耕传统”似乎也被很多生态农业推崇者奉为圭臬。此时或许需要被提及的，恰恰是新中国初期发生的轰轰烈烈的“科学种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生态农产品食品短链推进城乡互补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1YJC840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曾在第十一次开放时代工作坊（2023年7月1日）上宣读，此次工作坊由开放时代杂志社和法律人类学云端读书会联合主办，主题为“反思‘地方性知识’”。本文写作过程中，亦得到李放春、谭同学的指教，以及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郭于华，2020，《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载《学海》第3期，第11—20页。

贺照田，2022，《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扎根与远望》，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贺照田，2018，《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载《文艺理论与批评》第6期，第95—116页。

贺照田，2016，《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台北：人间出版社。

［英］R·G·柯林伍德，2018，《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法］布鲁诺·拉图尔，2016，《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法］布鲁诺·拉图尔，2010，《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李猛，2015，《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放春，2010，《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 “翻心”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第5—35页。

毛泽东，1999，《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英］蒂莫西·米切尔，2022，《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西格丽德·施迈茨，2017，《伟大的革命运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知青与农村科学实验》，载《古今农业》第 2期，第15—24页。

［美］唐纳德·沃斯特，1999，《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野，2011，《回望四千年的农夫》，载《中国图书评论》第8期，第118—120页。

吴国盛，2008，《自然的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57—65页。

闫国东等，2010，《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0期，第55—60页。

［英］伊懋可，2019，《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朱羽，2018，《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Borlaug, Norman, 2007, “Feeding a Hungry World,” Science, Vol. 318, Iss. 5849, pp. 359-359.

Bray, Francesca, 2012, “Chinese Literati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he Case of Agriculture,” in Dagmar Schäfer (ed.), Cultures of Knowledge: Technology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2012.

Cabral, José, Divya Pandey & Yifei Xu, 2022, “Epic Narrativ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Brazil, China, and Indi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ol. 39, No. 1, pp. 249-267.

Bicker, Ellen & David Parkes, 2003, Indigenous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Critical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Escobar, Arturo, 1998, “Whose Knowledge, Whose Natu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 Vol. 5, No. 1, pp. 53-82.

Farquhar, Judith & Zhang Qicheng, 2005, “Biopolitical Beijing: Pleasure, Sovereignty,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s Capit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0, No. 3, pp. 303-327.

Fang, Xiaoping, 2012,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Fischer, Edward, 2006, Broccoli and Desire: Global Connections and Maya Struggles in Postwar Guatemal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eorges, Nicolas, 2017, “Philanthropic Neo-Malthusianis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Mexico Agricultural Program, 1906-1945,” The Graduate History Review, Vol. 6, pp. 63-97.

Gross, Miriam, 2016,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rell, Stevan, 2021,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Ecopocalypse: The Agricultural Ecolog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uman Ecology, Vol. 49, No. 1, pp. 7-18.

Haraway, Donna, 1984, “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gold, Tim, 2013,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Ingold, Tim, 2011, Being Alive: Essays on Movement, knowledge and Description, London: Routledge Press.

Ingold, Tim, 2004, “Two Reflections on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Glauco Sanga & Gherardo Ortalli (eds.), Nature knowledge: Ethnoscience, Cognition and Utilit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Jasanoff, Sheila, 2015, “Imagined and Invented Worlds: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in Sheila Jasanoff & Sang-Hyun Kim (eds.),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itchell, Timothy, 2002,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lly, David & Sarah Taylor, 2015, “The Politics of Self-Help: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Philanthropy, and 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49, pp. 51-63.

Patel, Raj, 2013, “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40, No. 1, pp. 1-63.

Paull, John, 2008, “China’s Organic Revolution,” in Bhaskaran and Suchitra Mohanty (eds.), Marke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Global Experiences, Hyderabad: The Icfai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John, 1997, Geopolitics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Wheat, Genes,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John, 1990,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1941-1956,” Agriculture and Human, Vol. 7, pp. 6-18.

Santos, Gabriel, 2011, “Rethinking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Technological Materialities and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 No. 4, pp. 479-504.

Saha, Madhumita & Sigrid Schmalzer, 2016, “Green-Revolution Epistemologies in China and India: Techn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easant Identity,” BJHS Themes, Vol. 1, pp. 145-167.

Schmalzer, Sigrid, 2019,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zarea, Virginia, 2006, “Local Knowledge and Memory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5, pp. 317-335.

Weller, Robert, 2006,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izek, Slavoj, 2017, “Introduction,” in Slavoj Zizek (ed.),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 by Mao Tse-Tung, London: Verso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