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理论对中国的意义

  在恰亚诺夫的众多著作中，《小农经济理论》（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Chayanov， 1986， 1966 ［1925］）和《小农合作社理论》（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Chayanov， 1991 ［1919， 1927］）是最重要的两部。在中国国内，人们对前者相对较为熟悉，主要由于其中译本《农民经济组织》（恰亚诺夫，1996）已经出版多年并且流传比较广泛，但对后者则知者相对较少，因为它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①

　　作为一位理论家，恰亚诺夫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一贯非常注重经验研究，其理论概括几乎全都扎根于扎实的经验证据或观察，并且习惯性地将其所表达的理论概括寓于具体的实际运作经验来阐明。在这方面，他和一般仅关注理论建构的西方理论家，尤其是一般主流经济学和法学的形式主义理论家十分不同。

　　固然，由于他所采用的经验证据主要来自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的俄国和早期的苏联（也有不少关于个别西欧国家的资料和研究），对中国读者来说，难免会感到一定的隔阂。譬如，他较多依据俄国-苏联的亚麻相比燕麦的实例来论析人口压力可能导致的变化，而不是中国人更熟悉的，也是十分不同的棉花、纱、布相比水稻的实例。他较多使用奶及与其相伴的牛奶和黄油生产来讨论畜牧和饲养经济，而不是中国人更熟悉的生猪。他所使用的土地单位是俄国通用的俄亩（десятина［desyatina］），稍大于英美通用的的公顷（hectare，1公顷等于15亩），约等于1.09公顷（16.35亩）。在俄国，一般中等农场的耕地面积规模多在十到数十俄亩之间，是中国中农家庭十到几十亩的16倍多（恰亚诺夫，1996：31-33，表1-6；Chayanov， 1986： 62， table 1-6）。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切难免会带有一定的陌生感以及与实际不同的感觉。譬如，当恰亚诺夫以俄国的实际为例来讨论“人口压力”时，中国读者较难想象一个耕种10俄亩（约163.5亩）的中等农户所面对的“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恰亚诺夫紧密连接经验证据与理论概括的优点，对中国读者来说，反倒会成为多一层的理解障碍。

　　本文将侧重突破这样的障碍，尽可能使用中国的经验来阐释和检验恰亚诺夫的理论概括，既是为中国的读者（和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们）更鲜明地突出其理论所包含的洞见，也是为了说明其理论概括与中国实际之间的不同或不完全相符之处，进而对其理论洞见提出更加紧密连接实际的说明和阐释，也包括一定程度的重释、修改和推进。这是本文与众多其他讨论恰亚诺夫理论的著作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

一、恰亚诺夫理论总览

　　总体来说，恰亚诺夫的主要理论贡献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小农经济实际运作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它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处；二是关于小农经济的前瞻出路问题的概括，是关于为小农经济探寻既不同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的出路，也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正在逐步迈向的计划经济——被恰亚诺夫不无批评意味地称作“国家资本主义”（见其为《小农合作社理论》所作的书前简短说明［Chayanov， 1991： xxxviii］）——的出路的理论概括。

　　前者的主要洞见在于说明小农经济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单位的特色：一是其以家庭劳动力而非雇佣劳动力为主，二是其经济行为与决策更多源于自家消费需要而不是简单的营利考量（Chayanov， 1986 ［1925］；恰亚诺夫，1996）。笔者早年的研究从这两大洞见出发，紧密配合华北与长江三角洲清代以来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时期农村的基本实际，得出了中国小农经济之所以进入笔者所论析的（在俄国和苏联未曾如此程度地呈现的）高度“内卷化”演变的结论：正因为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它会通过运用自家的廉价或无价家庭辅助性劳动力（妇女、老人、儿童）来承担远远超过雇工经营所能承担的劳动密集度，通过超额的按亩劳动投入来提高稀缺土地的亩产量。最突出和普遍的例子莫过于长江三角洲需工时180天／亩的棉花-棉纱-棉布生产，相比已经是高度劳动密集的10天／亩的水稻种植，来换取三四倍于其的亩均收入。它靠的是家庭辅助性劳动力的投入，获得的仅是极低的劳均报酬，但高得多的亩均产出，并因此促使地价同时上升。藉此，在能够种植棉花的土地上，完全取代了水稻种植。同时，更凭借同样的逻辑而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型的雇工经营大农场。据此，形成了截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兴起和发展的英国现代农业革命模式，展示了人口压力下小农经济的特殊逻辑。（黄宗智，2023［1992、2000、2006、2014］）像长江三角洲那样程度的“内卷化”（和“内卷型商品化”）要比恰亚诺夫所观察到的实际更极端和鲜明得多，甚至是他想象不到的实际。那是笔者对恰亚诺夫原始小农经济的组织性特色理论所包含逻辑的有意的突出、阐明和推进。在这里先作简单总结并不再赘述。

　　这里还要连带说明，恰亚诺夫的另一项重要理论概括是，小农农场的规模会伴随小农家庭的周期性循环而扩大或缩小。譬如，一个四口之家在家庭成员都是全劳动力的状态下，即在两位中年父母和两位已经投入劳动的青年子辈的阶段，农场的经营规模将会随之扩大到最高点；而到了家庭成员只有一半人劳动的阶段，譬如四人中有两人要么是小孩要么是不再劳动的老人，则会缩小到最低点。这是可以在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相当高度“公社”化，近乎按劳分配土地的俄国农村中看到的相当普遍的实际（Chayanov， 1986： Chap. 1；恰亚诺夫，1996：第1章），但在土地基本“完全私有化”和一代传一代，并且土地要相对稀缺得多的中国，则显然不会呈现同样的现象和规律。也就是说，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中的人口周期论并不适用于人民共和国之前私有土地主要是代代相传的中国。

　　反倒是在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土地共有的工分制度下，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恰亚诺夫论析那样的家庭周期性循环：建立高级合作社之后，一般来说每个村庄最富裕的家庭正是全家成员都是拿工分的全劳动力的家庭；如果家庭一半成员尚未参加劳动或已超出劳动年龄，其情况便会恰好相反。（黄宗智，2023［1992、2000、2006、2014］：282-284； Huang， 1990： 236-238）

　　本文主要关注的不是以上简单总结的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运作的理论，而在于其对小农经济所面对的未来出路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逐步迈向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挑战。在这个层面上，恰亚诺夫的主要洞见是其提出的两大关键概念：“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

　　“差异化最优”主要挑战源自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所连带的规模经济效益理论，被意识形态化为“越大越好”的信念。同时，它也包含苏联当时正逐步形成的计划经济理论模式及其类似的，具有强烈“越大越好”倾向的信念。（Chayanov， 1991： xxxviii）

　　“差异化最优”理论说明的则是，小农农业经济不会遵从简单的“越大越好”的规模经济效益逻辑，而更多地会遵从各种农产品生产中不同的最优规模。在横向方面，如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经济，相比于蔬菜种植或水稻种植，显然有不同的最优规模。而在纵向方面，在农产品生产之后的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也同样带有不同的最优规模。恰亚诺夫论析，它们都显然不会遵从简单的“越大越好”的规模经济效益逻辑，而会遵从各种农产品差异化的不同最佳规模逻辑。本文将首先聚焦恰亚诺夫关于农业生产中的“差异化最优”的洞见，结合中国的经验，来说明中国农业生产、加工与销售中所呈现的横向与纵向“差异化最优”的实际。

　　首先，资本主义的规模经济效益逻辑并不简单适用于农业。正如恰亚诺夫所指出的，农业生产由于受到土地生产力极限的限制（地力不能像机器那样几乎无限提高），不能像机器那样在同一空间中从少量的马力几乎无限地增加到多倍于原来的马力数，而是只能凭借扩大土地面积来扩大规模，只能相对有限地获益于横向的一体化，即从某一（前资本主义的）耕地面积扩大到越来越大的面积。那样的横向一体化（恰亚诺夫亦称作“横向集中化”［horizontal concentration］）是有一定限度的。对农业来说，一旦达到过大的面积，便会面临诸多其所引发的更高的生产成本，譬如，农场内由于来回时间成本增加而变得不经济，十分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工业生产。这是其一。（Chayanov， 1991 ［1919］: 第1章）

　　再则是，在与横向一体化生产性质不同的“纵向一体化”方面，即生产后的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及销售等环节，它们都必须经过相当幅度的规模化来达成。正是在那样的“纵向一体化”方面，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带有强烈的 “越大越好”的动力和倾向。前者会推动大商业资本统筹组织“纵向一体化”的链条，大规模侵入小农户的生产所得；后者则会推动国家统筹包办，并可能藉此提取小农户的部分生产所得。这是俄国-苏联小农户必须面对的来自资本主义和／或计划经济的挑战。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横向一体化的生产规模方面，小农经济不一定要像资本主义农场那样从属于规模经济效益规律，而可以凭借“小而精”的最优规模来生产。但在面对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层面上，则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越大越好”的规模经济效益的挑战，必须借助某种另类的“纵向一体化 ”的组织来应对规模化“纵向一体化”动力的挑战。

　　这个原理和“差异化最优”理论直接相关。只有认识到工业与农业在横向一体化方面的不同，并认识到小农户在“纵向一体化”层面上对规模经济效益的需要，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工农业之间的不同，也认识到生产与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层面上的不同。

　　恰亚诺夫提出的设想是，借助小农户自己组织的合作组织来应对“纵向一体化”方面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越大越好”逻辑的挑战，凭借小农户的互助合作来组织规模化的“纵向一体化”，为小农户保护、保留其应得的回报。

　　认识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异化最优”，以及两者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不同需要，我们就能认识、理解小农经济为何能在现代化的机械化和市场化两大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横向方面的工农业间的“差异化最优”而使小农经济得以顽强持续，但同时又由于“纵向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效益逻辑，小农户需要通过合作化来应对大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的挑战。一言以蔽之，小农经济需要的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纵向一体化”来应对大市场。

　　以下我们将分别讨论中国改革时期小农经济中所呈现的，与恰亚诺夫“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两大关键概括紧密相关的几个主要议题：首先是最近几十年在中国广泛兴起的小规模高附加值“新农业”及其所展示的与“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两大理论概括的关联；其次是与其紧密相关的 “东亚”（在本文中主要指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合作社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如今面对的问题；最后是从上述论析角度来回顾和梳理中国2004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中，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所展示的与“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两大理论洞见相应的相关议题中所展示的反面和正面的经验和走向。

二、中国的小规模“新农业”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业发展，主要是由小规模的生产“高附加值”的蔬菜和肉食的（笔者称作）“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来推动的。之前中国人的食物消费结构是以粮食为主，粮食：肉食：蔬菜约为8：1：1，之后则转向粮食、肉食、蔬菜三者并重的4：3：3结构，促使“新农业”占到总耕地面积的1／3，总产值的2／3。在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中，农业产出的增长达到历史上看不到的年均6％的增长率，每12年翻一番，完全改变了之前的结构，堪称一场“新农业革命”。（黄宗智，2016；黄宗智，2010a；亦见黄宗智，2020）

　　它和18世纪英格兰传统的农业革命（年增长率才0.7％），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主要由于化肥的使用）的“绿色革命”（年增长率也才2％—3％）都截然不同。其主要动力来自小规模的小农户经营的1亩、3亩或5亩地的蔬菜种植拱棚，几亩地的果园，以及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的小农场。它们是（笔者称作）“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新型小农经济农场。

　　如上所述，那是伴随中国人食物消费转型而来的“新农业”。它是一场崭新的中国现代型小农经济的农业革命。在公司、国家和小农户这三个主要资本投入来源中，小农户占比相对最高，主要来自其非农就业所得。（黄宗智、高原，2013）这无疑仍然是一种小农经济，而且是规模极小，多由家庭夫妻俩的经营和劳动投入而来的，名副其实的“小农经济”。（黄宗智， 2016；亦见黄宗智，2010a，2020）

　　它们显然是恰亚诺夫“差异化最优”理论所概括的特别突出和鲜明的（可以称作）“小而精”的实例，也是恰亚诺夫自身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所不可能具体想象得到的实际。它们非常鲜明地展示于一对夫妇经营的小规模农业的巨大生命力，特别适合于1亩、3亩或5亩地的拱棚蔬菜种植，特别适合那样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和不定时的投入，远比雇工经营更优、更廉价、更稳定可靠。它们的逻辑有点类似今天在国内外城市中常见的“夫妻店”。它们说明，小农业绝对不遵循一般人所想象的高度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农业规律。它们是来自小规模小农经济的现代化农业革命，可以说完全证伪了一般的现代化-机械化规模经济效益想象，更毋庸说意识形态化了的“越大越好”的教条。这些是它们成功的一面。固然，我们也不可低估今天的中国农业中相当规模的机械化，但那是主要呈现于“大田农业”粮食生产的现象（焦长权、董磊明，2018），需要清楚区别于这里讨论的小规模的“新农业”，特别是其中的小规模“设施农业”。

　　小农户的弱点则展示于缺乏合理高效的，在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之外的“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的支撑。时至今日，中国“新农业”的生鲜产品仍然明显地处于一种既高度依赖资本主义化的，由商业资本主宰的市场经济，且在技术和基础设施上比较落后，多缺乏冷冻储存链条的体系之中。（黄宗智，2010b；黄宗智，2012）

　　目前，它们依赖的首先是比较传统的基层小商小贩的网络，相当比例的农产品是凭借他们来进入“大市场”的，其中，比例不小的部分就地销售，获利不高，其收益的一定比例毋庸说要由小商贩分享。至于进入较高层次，卖价较高的镇、县城、市，乃至大城市市场，目前则主要依靠商业资本来进行必须的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在那样的资本主义模式下，小农户的收益只能占到其产品最终市价的较低比例。（黄宗智，2010b；黄宗智，2012）

　　至于那些进入政府部门经营的较大型批发市场的生鲜产品，小农户同样要承受较高的费用——由于那些批发市场多是由政府部门作为营利型投入而建立的。而且，它们许多都缺乏冷冻设备，这将造成较高比例的生鲜农产品腐坏。据估计，在中国生鲜农产品的总成本中，物流费用高达60％。（例见刘运芹，2014）也就是说，即便是新型的高附加值农业的小农户们，也只能获得其产出总值的较低比例。（更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2018；黄宗智，2020：第9章）

　　他们固然推动了中国农业年均6％的增长率，对农业来说，乃是很突出的成绩，但那是在全国经济总体将近10％的年增长率中呈现的，仍然和城镇的增长率有一定距离。何况，他们本身的收益仅占其总产出的价值的较低比例。也就是说，即便是他们，更不用说一般的粮农了，也仍然处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之下。

　　小农户面对现代化资本主义大市场的处境正是恰亚诺夫所特别关心的问题。恰亚诺夫虽然没有能够看到或想象到中国今天的“新农业”这样的具体实际，以及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新型现象和问题，但仍然认识到了其在大市场中所须承担的物流成本。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由小农户们自己联合起来为其产品组织服务性的“纵向一体化”的设想。上述今天中国的实际，正证实了他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即怎样解决小农户作为弱势群体来应对大市场和大商业资本的问题，也包括官僚化的计划经济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从中提取的问题。

　　据此，恰亚诺夫提出了第二大洞见，即由小农户联合起来组织“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来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其产品。恰亚诺夫的目的是协助小农户获得其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较高比例。这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商业资本所会处理的问题，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所必定会处理的问题。这才是他第二大理论概括——“纵向一体化”的初衷。（Chayanov， 1991： 尤见第1章、第2章；亦见Chayanov， 1986：第7章；恰亚诺夫，1996：第7章）

　　虽然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在恰亚诺夫关于农业“纵向一体化”的设想中，他基本没有考虑到农村社区在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所可能起的作用。这部分是由于其所在的俄国相对中国而言地广人稀的实际，无论在近代俄国还是苏联时期，都较少形成像中国这样长期以来紧密聚居和带有准亲属关系的小农户村庄。这是恰亚诺夫的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一个重要脱节点。我们下面将看到，自然村社区将会成为“东亚”小农经济“纵向一体化”的核心，而恰亚诺夫由于上述俄国-苏联小农的不同空间关系，完全没有考虑到那样的实际或可能。

　　更有进者，恰亚诺夫的论析显然也无顾“阶级关系”——譬如，地主凭借（“封建主义”）的地租来获取小佃农生产30％到50％的收益，以及富农凭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来榨取其雇农生产的收益。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所关注的重点，但在已经经历了土地革命的人民共和国，在“新农业”兴起的改革时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特别关注的“阶级剥削”已经不再重要，反倒是恰亚诺夫所聚焦的（自耕）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系才是至为重要的关系。

三、“东亚”合作社经验的启示

　　此外，恰亚诺夫自己当然完全没有能够想象到，他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社设想和理论逻辑，后来居然会在日本，以及其在1895年所霸占的中国台湾和1910年所霸占的朝鲜，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偶然因素，得到比较完整的实施和推进，并意外地构成现代历史中最成功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实例。

　　固然，回顾日本从明治时期直到其战败的1945年，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恰亚诺夫所设想的由下而上的“纵向一体化”小农户合作社的发展。日本农业在那个时期的主要成绩仅归功于由上而下的政府实施的支农政策——最主要的乃是为其提供现代农业的关键投入（化肥），并借此促成每年2％—3％的农业增长率。在其本国中，由于比较显著的现代工业发展，和伴之而来的农村人口的基本稳定（没有伴随经济发展而增加乃是其关键），实现了比较显著的乡村经济发展。而在其所霸占的朝鲜和中国台湾，则凭借政府推动的化肥生产和供应，也获得相当可观的农业总产出成绩。（黄宗智，2015）但那些都是由上而下所推动的农业发展。

　　后来发展的最关键改革则是在日本战败之后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交汇下出现的。首先是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一些深受罗斯福总统“新政” 进步思想影响的官员，他们本着重构日本侵略者和战败国的思路，设计并实施了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被采纳的农业政策。他们的一个重要意图是革命性地消灭原有的地主经济，认定其乃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想凭借建立以自耕农为主的新型农村来重构日本。为此，他们立法限定农村自耕土地不可超过3町步（约44.6亩），超过的必须上交当局，由政府转卖给农村的佃农和土地不足的自耕农。他们的意图是在日本建立崭新的，可以成为民主政体基础的自耕农农村。这一切不是一个战争时期执政的日本政府所可能实施的改革蓝图。（黄宗智，2015：20；黄宗智，2018；亦见李汉卿，2017：尤见第88—99页）但是，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通过勒令和立法全盘改组、重构了日本的农村社会和经济。

　　更有进者，占领军还勒令将日本地方政府所掌控的支农资源转交给其在各村新建的合作社，为的是将后者建设成为日本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那些新型合作社能够较好地配合日本在1923年便已开始立法建立，政府参与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Harada， 2016）来联同运作，组成战后的批发交易服务，藉其来设定基本食物价格和规格，稳定和推动作为新的民主化制度依据的农村基层的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对认同罗斯福总统理念的进步官员们来说，这一切其实是在美国本土都没有可能实施的蓝图，是唯有在战胜国的命令下才有可能做到的对日本的基本改造——实际上乃是一种全盘的革命型改造。其用意归根到底是重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杜绝军国主义重新兴起的可能，并为美国缔造未来的民主国家盟友。（“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1945-1952”， 2023）

　　在美国的决定性影响下，这些理念、设计和具体措施还被延伸、实施于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其结果居然是迄今全球最成功的农业、农村、农户现代化重构的历史经验，形成可以被称作“东亚模式”的实例。它促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三地都成功地成为最先进入“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成为没有显著城乡差别的国家和地区，避免了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差别问题。

　　这一切当然不是恰亚诺夫所可能预见到的巧合，其中包括在没有垄断资本掌控的条件下，建立了设计者们理想中的基层社区组织制度，以及其与政府建立的服务性批发市场（能够定价格、定规格）的成功合作。它们意外地高度符合恰亚诺夫原先关于小农经济在“差异化最优”的实际中所可能扮演的理想角色，也符合其既超越资本主义也超越计划经济的理论和理念。它们实际上居然成为恰亚诺夫原先提出的 “纵向一体化”设想的具体实例。主要的差别仅在于恰亚诺夫所没有想象到的“东亚地区”的小农户自然社区共同体。这一切都具现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6年的一项合作研究。它非常鲜明地提出，在农作物物流体系方面，中国应该模仿的是上述“东亚”合作经验，而不是试图模仿美国的模式。（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

　　这一切是充满偶然性的历史巧合。首先是其土地革命，颇像中国的“土改”，终结了地主经济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社区。而后是一套罕见的为农民服务的体系，包括服务型的，由国家设立的批发市场设定了农产品的规格和价格， 加上以农村社区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配合这些批发市场，为农产品提供了完整的物流体系。整个体系虽然含有各种各样的意图，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主要是服务于小农户的。无可怀疑的是，它是非常有利于小农户和其社区的，也是基本符合恰亚诺夫“纵向一体化”理论的。

四、近二十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思路重新认识2004年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一系列中央一号文件。直到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的关键转向之前，它们其实一直都非常明显地借用西方规模经济效益的思路而不是小农经济的实际来思考、建构中国农业的愿想。它们一直强调建立成规模的农业单位的关键性，特别突出建设规模化农场的意愿，自始便特别关注“龙头企业”的推进（中央一号文件，2004：第2节），2013年更特别模仿、采纳了美国的“家庭农场”（family farm）建构，号召推进规模化生产的“大户”和“家庭农场”（中央一号文件，2013：第2节），将今日美国型平均2700亩的“家庭农场”（有点不可思议地）引申为规模达到100亩规模的中国农场。当然，这样的建构和鼓吹并没有达到“大跃进”时期那种“越大越好”的极端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和臆想的程度。（黄宗智，2017：136-137；黄宗智，2015：26；黄宗智，2010b）

　　至于对笔者上面讨论的至为关键的中国新型的小规模“新农业”，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要到2008年方才正式使用“菜篮子”的称呼来回应这个在1980年到2010年间伴随人们食物消费转型而形成的中国农业的新结构、新实际、新发展（中央一号文件，2008：第2节），并给予其行政化的承认，指出之后将由市长来负责这样的“菜篮子”工程，仅次于由省长负责的，被认作更关键和重要的粮食生产（实际上如果从产值来考虑的话，一如上述，“菜篮子”工程在2010年便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远远超过粮食生产所占的1／6）。

　　但是，将规模化认作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一直延续了14年，直到2018年，方才终于突破了之前的意识形态障碍而给予小农生产前所未见的关注，突出了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更毋庸说农业生产的关键性，不再简单采用源自西方经验而将现代发展等同于机械化和规模经济效益，将小农经济视为仅仅是落后的，即将或应该消失的贫穷国家生产方式的做法。是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这样一段关键性的崭新文字：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开展农超对接、农社对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中央一号文件，2018：第3节）

　　之前，对规模经济教条的信任甚至造成在对外发布的英文稿中，完全去掉“小农”（peasant）这个用词，不符合实际地完全采用英语“farmer”，即“农场主”的美式用词，使许多人完全忽视中国农业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农业的根本性不同，完全无视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农业传统和实际，包括其所需要的不同发展进路和前景。

　　上述勉强比拟于美国的问题，当然与中国人讲究“面子”有一定的关联，但也说明了更深一层的实际，即在思考中国农村的基本实际方面，是多么地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现代农业发展经验、话语和理论的影响，将中国小农农业也简单纳入其以规模经济效益为主的发展模式（2005年，美国最大的2％的农场，生产其农业总产值的50％， 最大的9％的农场，生产其农业总产值的73％［黄宗智，2018：152］）。这一切当然也与中国国内如今的两大主流理论-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影响紧密相关：无论是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包括其关于规模经济效益的教条，也包括小农经济必然伴随“现代化”而消失的教条，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并主宰和塑造了人们关于中国自身农业和小农经济的思考。

　　更有进者，后续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问题，添加了以下关于合作社与新型物流的说明：

　　支持发展适合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经营的农产品初加工，支持县域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建成一批农产品专业村镇和加工强县。统筹农产品产地、集散地、销地批发市场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中央一号文件，2019：第4节）

　　并且，一号文件采用以下一段文字来突出小农户的主体性并总结全报告：

　　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激励、教育引导，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中央一号文件，2019：第8节）

　　2020年，一号文件突出了建设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必要性以及农民合作社在物流方面的角色：

　　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统筹规划、分级布局和标准制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建设一批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产地分拣包装、冷藏保鲜、仓储运输、初加工等设施……（中央一号文件，2020：第3节）

　　2021年，一号文件突出新型物流体系的建构，并加上了借助信息化的设想：

　　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改造提升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加快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中央一号文件，2021：第4节）

　　2022年，一号文件突出了“菜篮子”农业（与笔者所谓的“新农业”紧密关联）：

　　保障“菜篮子”产品供给。加大力度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中央一号文件，2022：第1节）

　　而后，2023年的一号文件再次突出了协助小农户和农民合作社连接大市场的物流设施：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央一号文件，2023年：第5节）

　　我们可以说，2018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纳入了与恰亚诺夫“纵向一体化”理论和理念以及“东亚”农业合作社经验相符的基本内容，比较明确具体地提出要为小农经济构建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小农户合作的物流体系，并且明确地加上了恰亚诺夫所没有关注，但在“东亚经验”中被实施的，以小农社区合作社为基础的新型物流体系。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或抛弃之前主要关注规模经济的“龙头企业”、大户、规模化“家庭农场”等方面所达到的成绩，但已逐步将重点移向小农户的“新农业”（特别是拱棚［和温室］式的“设施农业”），以及基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纵向一体化”物流体系。

　　悬而未决的，也是如今被纷纷讨论的议题是，应当怎样处理小农户和小农社区在产权方面的问题。一种进路是，将村社长期以来习惯性掌控的耕地以外的“集体产权”土地——如耕地以外的荒地、林地、水面、山坡等——与耕地（承包地）分别开来，明确其由社区支配，借此来赋予农村社区一定的财产权利和资源。（黄宗智，2021）另一种进路是，即便在小农户承包的耕地产权层面上，也确立小农户和／或小农社区的部分所有权，让其一定程度上成为小农户和村集体所能借以融资的资源。固然，资本主义组织的既得利益者所真正关注的不会是小农户，而是其自身所能控制和借“农转非”来营利的农耕地产权，但是如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真正关心为小农户争取权益、资本和未来出路，意图由此更完全地克服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差别问题，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杨团，2022；仝志辉，2022）笔者个人的倾向是，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小农户合作社来应对大市场为主要目的，确立能够为此融资的资源。

　　这里我们还要认识到，即便是对资本主义提出最根本和深层批评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即便是洞察了资本主义的无穷贪婪性和其对劳动者的无穷剥削性、压迫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没有对规模经济效益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质疑，因而形成了一种对“越大越好”的迷信。在中国，如今在两大意识形态共存的实际下，人们确实极少会认识到恰亚诺夫那样的，为小农经济追求既非自由主义经济学也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和出路。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更适合中国历史和现实，与两大经典理论传统不同的发展道路、理论思考和前瞻设想。恰亚诺夫理论的主要贡献正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五、结论与前瞻

　　我们当然也要认识到，即便是恰亚诺夫最重要的“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两大关键洞见和前瞻愿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俄国-苏联的不同于中国实际的深层影响和塑造，更受到其在1920年前后不可能预见到的一系列后来的新实际、新问题和新可能的局限。恰亚诺夫的两大理论和设想实际上既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国今天面对的实际，也带有一定的局限，包括其中的盲点，特别是缺乏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小农社区的认识，和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新现象，特别是中国基于极小规模农场的“新农业革命”，以及来自历史偶然的“东亚模式”对其理论的具化和拓展。虽然如此，恰亚诺夫提出的 “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这两大理论化建构，在将近百年之后，如今仍然是小农经济研究绕不过去的基本出发点和不可或缺的洞见。②

　　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小农经济发展历史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恰亚诺夫不可能预见到的“差异化最优”的实例，尤其是上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小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1亩、3亩或5亩地的拱棚蔬菜“新农业”（“菜篮子”）。它可以被称作没有规模化的现代小农生产的突出典型。

　　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自2007年以来所建构的一定数量的“专业合作社”，并不符合恰亚诺夫的理念。它们实际上更多是模仿美国以专业为主导的进路的“合作社”，并不真正符合中国实际，并因此促使众多虚假合作社的兴起。在美国，合作社建立的初衷是服务于家庭农场，但如今已基本成为由资本掌控的商业、企业型组织。在中国，这些试图模仿美国的所谓“专业合作社”，许多实际上要么仅是空壳，要么是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而由商业资本伪装成合作社的组织，只有较少数是扎根于小农户和小农社区的真正合作社。那些“翻牌”的“合作社”之所以能够以虚假的合作社的名义运作，归根到底是由于过去政策试图模仿美国模式，无视中国自然村社区的基本实际，从而为商业资本打开了伪装为小农户“合作社”的空间。（黄宗智，2017：尤见第140—144页）

　　中国今后亟须实实在在地将合作社扎根于其与“东亚地区 ”较独特的村庄社区传统，借助其紧密的人际关系来建构像“东亚地区”成功经验那样的社区合作社。同时，还需要认真建构“东亚模式 ”中真正与合作社配合的，服务于小农户的，由国家建设的服务型批发市场体系，由它们来定价格、定规格，并将其与小农社区合作社紧密结合起来，为小农户建构为其服务的，符合“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所需配套和设施条件的物流体系，而不是目前中国仍然占较大比例的部门营利型批发市场，何况它们多是缺乏冷冻设备等基础设施的。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中国已经越来越走向“东亚模式”的道路。正是由于这几年来的变化，才可能真正建设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三农”现代化，消除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的城乡差别，使乡村真正成为一个新型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成为真正既符合又推进恰亚诺夫关于小农经济的“差异化最优”和“纵向一体化”两大理论洞见和前瞻愿想的实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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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2021，《“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振兴》，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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