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纽带、生产要素与同乡同业的整合形态

一、引言

　　同乡同业，即来自同一地域的人群，基于血缘、地缘等乡土社会纽带，在特定产业或某一产业的特定环节组织经济活动的现象。①近年来同乡同业现象引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试图据此探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一非市场因素如何有效促进特定地域或行业的经济发展。

　　目前学界对同乡同业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个案，分析乡土社会纽带在产业发展中具有的种种潜在优势，例如能降低经营成本②，软化科层管理③，便于技术扩散④，有利于抱团竞争⑤等。但是，对于乡土社会纽带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同乡同业的发生与发展，却鲜有研究。

　　沈毅以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关注“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的匹配结果，发现近亲之间“施恩自居式”的关系定位往往带来高预期与现实的不匹配，从而导致关系紧张乃至破裂；而更为疏远的表亲反而能实现双方的“感恩互惠”，从而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融合乃至一体化。⑥沈毅的理论解释了微观社会互动的具体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时空与外部环境的背景，未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乡土社会能孕育出同乡同业，有的却不能。

　　吴重庆的研究很好地弥补了沈毅的不足。他对福建莆田的沿海、平原、山区三大区域进行比较，主要考察当地自然条件、传统社会资源、传统经济水平等变量对同乡同业兴起的影响。他发现，自然条件优越，传统时期经济与社会资源较为丰厚的平原地区更趋向于就近打工而不是外出创业；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人口外流时间较晚，且人口稀薄，传统社会资源较少，同乡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只有自然条件较差，传统社会资源尚可且有“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地区发展出了发达的同乡同业。⑦吴重庆有意识地通过比较的方法，尝试引入人口数量及分布、传统社会资源丰厚程度、外出流动的规模与时间等变量解释同乡同业的兴起，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然而，我们仍需要追问的是，乡土社会既有的禀赋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来催生同乡同业？同乡同业的兴起，对乡土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同乡同业现象横向的区域差异，还有利于我们分析其纵向的变迁逻辑和未来趋势。

　　在学界既有的丰富个案及研究基础上，我们引入特定产业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作为中介变量，来讨论乡土社会孕育同乡同业兴起与发展的机制。本文认为，对于同乡同业的考察不能过于笼而统之，忽视丰富多样的同乡同业在业态层面的差异。“同乡”社会纽带作用于生产要素，进而影响产业的发展。在不同业态或同一业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生产要素的组合模式存在差异，从而产生对社会支持的不同需求。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同乡”社会纽带对产业发展的支持，还要关注不同的业态模式对于社会支持的需求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归纳不同情况下生产要素组合模式的理想类型，同时对因之发展出的不同的经济-社会互构模式加以总结和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总结的生产要素组合的三种理想类型，以及第四节提到的同乡同业的三种整合形态，均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目的在于建构一种逻辑贯通的“乌托邦”来描述、把握无限复杂的现实世界。⑧这意味着，本文建构一系列类型的目的，在于对同乡同业经济-社会互构的动态过程进行描述，并对其中的关键要素、关键机制加以捕捉，而不是试图建立一套能够完美框定现实世界的类型框架。事实上，对于现实中的特定同乡同业的同一发展阶段、同一经营团体，乃至同一经营者，都有可能兼具不同类型的特征。例如，谭同学所研究的湖南新化打印店，既表现出同乡建立联合商会的“团结”的一面，又表现出师徒反目，同乡恶性竞争的“松散”的一面。⑨他的个案从不同面向启发本文对于同乡从业者关系的思考，但并不能利用本文的类型学从整体上断定他笔下的打印店从业者就是“团结”或“松散”的。本文的价值在于为同乡同业研究提供一个便于比较、批评的线索与框架，从而为更好地解释同乡同业的形成、特征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提供新的视角。

二、同乡同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三种理想类型

　　任何产业的发展与运行，都是生产要素流动、整合的过程，不同产业在生产要素组合模式、不同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排序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衔接与运用方式等方面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将人的要素与物的要素的合理配置视为最为重要的研究问题。只不过后者既关注前者所强调的“超制度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关注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之间资源配置的差别，即人和人的关系问题。⑩在此基础上，两者都长期将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对象。11

　　本文的问题意识不在于用经济学方法讨论同乡同业的兴起，也不在于对已有同乡同业案例进行产业结构上的归类与比较，而是尝试归纳出对社会支持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的典型的生产要素组合模式，并以此为中介变量讨论经济与社会是如何相互选择、相互形塑的，进而解释同乡同业的兴起与发展。经过对现有同乡同业个案的比较与归纳，我们发现，在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可能起主导性作用12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市场信息、原料、技术、管理、资本等五种13，它们在不同的乡土社会、不同的业态之间会有不同的侧重和组合。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总结同乡同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三种理想类型。

　　（一）先赋优势型

　　受产业类型与发展阶段的影响，一些产业由于其积累时间较短或产业本身难以形成规模，常常表现为规模小、分散，经营者之间相对独立的“小本经营”，如摆地摊卖衣服、开包子铺、做流动医生等。14这类产业的兴起往往是对先赋性的自然、传统或市场条件中易于获得且非常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一个或几个生产要素进行有效发掘与利用的结果，而对于同乡从业者集中程度、管理生产要素的能力要求较低，因此我们可将其称作同乡同业的先赋优势型生产要素组合。对先赋优势型同乡同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主导性推动作用的生产要素主要有原料、技术、市场信息等三种。

　　原料指能够激发产业兴起的地方性特色材料，而不是生产所涉及的一切原料。15原料要素要对同乡同业的兴起产生推动作用，需要在数量或品牌上相对稀缺，并因此带来竞争上的优势。传统经济时期，一些地区由于其自然资源禀赋，拥有特产原料，并因此孕育了品牌，积累了加工技术。例如，泾县宣纸所需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歙砚所需的龙尾山石料，广济竹编所需的当地优质竹材，宜兴紫砂所需的丁蜀镇陶土矿等，都属于特产的原料。16

       技术指创业者相较于其他从业者的优势技术。在先赋优势型同乡同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往往是一些相对易得，学习、创业门槛较低的技术，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传统经济时期积累的特色技术或生产经验，如浙江松阳的松香业、云南大理的银器业以及云南丽江的刺绣业17；二是个体偶然掌握技术，获益后引来他人的学习或模仿，譬如，湖南新化打印店在草创时期偶然破解打印机、复印机等维修技术而快速发展，“莆田系”流动医生凭借偶然获得的皮肤病秘方行走江湖18。

　　市场信息指对于某种新兴的市场需求的掌握，它将引导创业者进入某个行业并使其获得先发优势。当产业进入门槛较低时，信息的优势就尤为重要，它能促使草根创业者抢先进入行业。而先行创业者的成功经验又能够通过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纽带传播、扩散给同乡，从而推动同乡同业的形成。在现有的个案研究中，市场信息的获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基于区位优势就近获得信息，例如山东兴城泳装产业得益于兴城海滨游客需求的刺激19；二是创业者主动外出寻找市场信息，主要有三种形式：基于乡土社会纽带的共同流动，如温州模式下同乡间的“共同流动”和“接续式流动”20，以社队为单位的劳务输出21，以及个体化的外出创业22。

　　先赋优势型同乡同业往往在业态上表现为分散的小本经营，因为规模小、分布散，经营者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且只需要抓住市场信息、技术、原料等任何一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就有可能成功创业，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管理要素与资本要素在这一类型中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而随着企业规模和同乡从业者规模的扩大，产业竞争日益激烈，其对于内部关系协调、资金整合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管理要素与资本要素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先赋优势型的原料、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的重要性则会下降。

　　（二）管理凸显型

　　当企业规模扩大，内部管理日趋复杂，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存在若干小企业主，它们在经营上各自独立，但又需要通过合作、竞争等关系瓜分市场时，管理要素的作用将日益凸显，甚至成为行业增长的主导性生产要素。我们可将其称作同乡同业的管理凸显型生产要素组合。

　　对于同一产业从业人员间的关系，经济学和管理学通常从提高整体效率的角度，将其分为企业内、企业间两个维度加以考察：前者发展出以上下级关系为前提的“管理技术”，重在讨论管理者如何“通过协调和监督他人的工作，有效率和有效果地完成工作”23；后者被概括为“市场结构”，关注占有不同市场份额的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及其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24。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将上述两者统一为“人的要素”，即“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和生产组织等社会结合方式”，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讨论。25

　　在同乡同业的议题中，同乡从业者能够依托乡土社会纽带，在企业内、企业间以及产业外的生活领域联系、协调与整合。其组织方式因嵌入乡土社会网络而具有总体性、弥散性。对于同乡同业生产组织方式的考察，必须超越企业内、企业间的活动，总体性地考察同乡从业者间的社会交往与互动模式。因此，本文将同乡同业涉及的生产组织方式统称作“管理”要素，意指同乡从业者之间构建并维持产业内部秩序，从而有序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包括在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惩治越轨、调解纠纷、组织合作等。

　　管理要素凸显的原因，首先在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复杂化。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员工数量的增多以及岗位的分化，企业的管理难度也随之加大，这在同乡同业的企业中尤甚。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亲疏远近、长幼有序与现代企业制度中普遍主义、去人格化的科层制存在着天然的紧张。理想的现代企业以效率优先，要求根据能力进行分工，尤其是区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乡土社会纽带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根据血缘、姻缘、地缘关系的远近分配职务。当两者相冲突时，迁就前者将可能使分工与关系预期之间出现错位26，迁就后者则会降低企业的效率。因此，这种家族或乡土企业，发展势必离不开管理能力的升级。

　　其次，管理要素的凸显还源自于企业间关系的复杂化。当市场供给趋于饱和，同行、同乡之间的竞争与摩擦也可能愈发激烈。同乡之间，如果不能在内部建立竞争与市场划分的合理秩序，就有可能发生恶性竞争。因此，同乡同业企业之间关系的协调与管理亦非常重要。管理协调得好，往往会带来“互惠共赢”，即同乡之间能够积极、和谐地互惠合作，一致对外，实现对市场的进一步占有；反之，则可能“义尽利散”，即因为经营过程中的摩擦导致旧有关系的衰退、紧张乃至破裂，亲戚交恶、师徒反目等危机都有可能出现。27我们曾访谈一位从东北到山西开饭店的老板，在他这里，“同乡”很大程度上反而是负面的标签：如果发现自己饭店周围出现了同乡开的新店，他会第一时间打价格战挤垮对方。因为对方的经营内容、经营方式往往与自己相似，会与自己发生直接竞争，而且对方发现自己后也一定会打价格战（下文将此案例称作“东北饭店”）。

　　在管理凸显型之下，原料、资本、技术等要素作用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管理要素的影响。首先，没有有效的管理来消解乡土性与科层化之间的张力，企业将难以顺畅运行，既有生产要素的优势也将难以发挥。在我们遇到的另一个案例中，一方有资金、懂销售，一方懂技术、能生产的兄妹两家就因为无法协调利润分配而一拍两散。28谭同学曾记录，开打印店的易老板在批评下属时，往往将制度规定转述为亲戚间的劝导与安抚。这样既强调了雇佣关系与管理规定，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关系中的紧张。如此，打印店老板才能在保障企业效益的同时维系好亲属关系。29

　　管理要素的凸显意味着同乡间协调、联合、整合的加强，能更好地推动信息、原料、技术乃至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共享与集聚，从而有利于同乡从业者在与外部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例如湖南新化打印店从业者之间共享打印机购买与维修渠道，进而实现价格优势并一举占领市场30，就是亲属和老乡之间零散的修理技术不断传播、碰撞、融会、提升的结果。其能够实现产业的升级，关键就在于同乡间形成联合，从而能够以一定的资本集聚为基础，组织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升级并扩展经营范围，避免同乡从业者陷入恶性的存量竞争。相对地，如果不能实现类似的联合与产业升级，同乡之间就有可能因为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的同质化而陷入恶性的内部竞争。东北饭店打价格战与谭同学记录的师徒之间因为竞争反目成仇31都是此类例子。

　　（三）资本统合型

　　这里的资本主要指能在产业初创与发展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资金或资产。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面临内部资本或外部资本的整合，进入到资本化的发展阶段。资本要素能够统合其他所有生产要素，推动企业的正规化与科层化，最终发展出资本高度集中且具备现代企业组织架构的大型企业。此时，资本要素是组织产业运转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可将其称作资本统合型同乡同业。

　　资本是一种通约性的力量，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统合其他生产要素，进而主导产业的运转与发展。首先，资本要素的增加能够直接提升企业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控制能力，从而强化同乡同业的竞争力。在资本化程度较高的市场环境下，小资本将被兼并、排斥，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将围绕大资本间的竞争与博弈展开。在湖南新化打印店的案例中，“大玩家”之间建立强者联盟，实现资源整合，进而压低成本将小老板排斥到偏远市场的过程就是典型例子。32

　　其次，资本还可以补齐其他生产要素的短板，从而克服自己与竞争者之间先赋优势上的差异。例如，“莆田系”医院掌握技术的医生就主要依靠雇佣而不是在同乡内部进行培养。33在市场正规化、大资本进入的趋势下，甚至连地方特产的品牌与特色工艺也可以被资本收购、冠名，进而被资本化的经营体系所吸纳。例如，孙九霞在云南丽江刺绣行业的文化产业开发过程中看到，在经济高增长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与外来资本形成共谋，使后者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言人，真正持有文化遗产的本地经营者反而被排斥在外。34

　　过度资本化可能对同乡同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吴重庆认为，无论是外部资本还是内部资本，都有可能瓦解同乡同业的“社会经济”内涵，造成“去技能化”、“打工化”、产业链缩短、价值链的社会分层等后果，进而冲击与威胁同乡同业的生存。35另一方面，资本运营本身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风险性，无论是资产外流还是金融风险的爆发都有可能对产业本身造成巨大的破坏。

　　然而，在以“莆田系”医院为代表的一些个案中，紧密的乡土社会纽带，尤其是血缘纽带表现出对资本要素强大的控制与组织能力，不仅能化解资本集中带来的种种风险，还能在严密的组织与分配规范下，以此为核心关系网络来维持企业发展，并主导企业转型。

三、生产要素与社会支持：乡土社会纽带何以嵌入

　　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对乡土社会支持有着不同的要求，这决定乡土社会纽带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从而嵌入同乡同业的运行与发展之中。下面将讨论生产要素组合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对应的社会支持需求，以及因之形成的不同的经济-社会互构模式。

　　（一）可靠易得的学习链与帮扶链

       如前所述，在先赋优势型之下，小本经营是灵活、分散的，同乡同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能否在小商户之间被快速传播与学习。因此，创业者之间基于乡土社会纽带结成的学习与帮扶链条就显得尤为重要。

　　项飙曾指出，帮扶链的作用在于传播信息、增加安全感，以及在需要时进行互助，甚至是帮带者将受援人直接作为劳动力吸收进自己的店铺。36当市场靠近家乡，技术来自传统时期的积累或者产业由特产原料主导时，同乡之间仅需要相互模仿就可以实现产业的传播与扩散。例如，河北许昌的假发业，便是通过农户间的相互学习呈辐射状扩散开来的。37

　　在学习链与帮扶链建构的过程中，有两种乡土社会纽带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一是在近亲等最亲密的群体之间形成互助链条，二是在更广泛的乡村熟人社会与“半熟人社会”范围内形成学习链或帮扶链。前者较后者更加可靠、易得，但后者能够在一定的可靠性基础上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扩展，因而可能对于学习链与支持链的形成有着更大的推动作用。38翟学伟曾在农民工求职问题上与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理论进行对话。格兰诺维特认为，弱关系能够扩大求职者获取信息的范围与信息的多样性，因而起到比强关系更重要的作用；但翟学伟指出，农民工更注重信息的可靠性而不是多样性，因而更强调乡土社会的强关系而不是弱关系。39我们认同翟学伟的分析，同时认为同乡同业的案例可能说明，在农民工利用的这种强关系内部仍可以进一步区分差序格局核心圈层中血缘、姻缘的紧密关系，以及基于地缘的相对松散、广泛又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次紧密关系；后者在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既实现了强关系强调的可靠性，又实现了弱关系强调的信息多样性。

　　小农生产带来的长期不流动使农村地区形成了广泛而稳定的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全方位信任40，即便是乡土社会纽带最为薄弱的地方，都易于通过既有的血缘、姻缘和地缘关系形成学习链和简单的帮扶链。利用先赋的互助与信任关系建构学习链与帮扶链，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原料等先赋优势型生产要素，对于外出创业的农民而言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些乡土社会纽带较为薄弱的地区依然可以发展出同乡同业。

　　（二）基于内生性规范的基本行业秩序

       管理凸显型意味着企业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需要对既定市场空间进行瓜分，此时同乡同业将普遍面临管理上的难题。能否建构基本的行业秩序来调解纠纷、惩治越轨、组织合作将成为产业能否维系并发展的关键所在。例如，青海化隆回民之间的“拉面公约”就规定两家面馆间隔不能少于400米，以直观的形式展示出内生性规范是如何协调同乡从业者关系，避免内部恶性竞争的。41

　　“大人物”是项飙对“浙江村”社区内部头面人物的一种概括，他们能够为“浙江村”的正常运转提供基本的秩序。“浙江村”的“大人物”往往是行业的先行者，生意做得大且有着稳定的支持者。他们能为整个社区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同时调解纠纷、维持秩序。他们甚至可以组织同乡抵抗外部风险，如防范与应对他人对同乡利益的侵犯，集聚资金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42我们可将这种在经济-社会两个维度上具有优势地位的“大人物”称作同乡同业的“复合型领袖”，他们能够较为有效地协调并组织同乡从业者，为产业的运转与发展提供公共品与行业秩序。

　　同乡从业者之间能够形成较强的共识与内生性规范是复合型领袖得以产生的关键。正如项飙所言，“精英”是外来研究者按照某个理论标准赋予的概念，而“大人物”则是社区成员自己的概念。43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用以解释传统中国农村领袖的产生及其权威来源。在组织成员所认同的基础上，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规范借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维系在一起，为乡村领袖提供权威与合法性。乡村领袖的行动往往是基于在文化网络中获取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对大众负责，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44同乡同业的从业者大多脱域于乡土社会，能否在新的生产、生活场域中重构杜赞奇意义上的文化网络，进而实现复合型领袖的生产是同乡同业应对管理要素挑战的关键所在。实践中，同乡之间因为竞争或越轨行为而反目成仇，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缺少这种内生性规范与调控机制45。

       就“浙江村”而言，“盖大院”对于复合型领袖的产生以及社区文化网络的建立有着关键性和象征性的影响。“盖大院”指具备一定关系、财力的浙江人协调北京本地居民，统一租用土地并修建大院，然后转租给浙江同乡的过程。项飙认为，“盖大院与其说是在运作资金，不如说是在运作关系和声望……产生利润是小事”。修建、经营大院的过程能够帮助主导者巩固、扩展自己的亲友圈和生意圈，并进一步形成稳定的居住格局与生活场域。大院的存在本身也昭示着建造者的“势力”，具有象征性的意义。46而这种象征性成立的基础，便在于“浙江村”内部所共享的信息与评价场域，同乡之间的认可与帮助既是“大人物”得以建起大院的凭据，也是修建大院本身能够彰显个人势力，产生复合型领袖的社会基础。

　　（三）强纽带、高度信任下的资金拆借与风险控制

       资金的拆借与运转是复杂且有高风险的，需要很高程度的信任与社会支持作为基础。资本统合型同乡同业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同乡之间大额资金拆借与运作，二是如何有效控制因资本集中而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可以在“莆田系”医院的例子中看到是如何应对这两种挑战的。

　　资金拆借需要高度信任、担保以及利润分配机制作为保障。在“莆田系”医院的扩张过程中，往往能在乡土社会内部筹得大笔资金，其借助的纽带主要包括血缘、地缘、亲近的朋友等构成的社会支持网。为了降低风险，莆田人往往结合股份制，采用“一家医院多人投，一人拥有不止一家医院”的模式。当投资失败时，也能较容易地通过乡土社会纽带获得“创业基金”，另寻发展机会。对于缺乏资本的创业者，“莆田系”医院有相对稳定的培养与吸纳机制：年轻人先进入亲戚朋友的医院，在助理、后勤、财务等非医疗技术岗位学习经营，然后升级为医院或科室的管理者，最后通过乡土社会网络筹集资金，创建自己的医院或入股他人的医院，成为资本团体中的一员。47

　　“莆田系”之所以能够形成相对稳健的制度来管理资本、预防风险、培养新人，从而经营医院这种资本、技术密集，高度科层化的复杂组织，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有效依托、利用了乡土社会丰厚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宗族所带来的强大的信任纽带与集体行动能力。在传统经济时期，东南地区的宗族村庄就实现了血缘、地缘纽带与小农经济的高度整合，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宗祠为中心建立社会规范，组织集体行动，并在成员之间确立内生性认同乃至信仰。48早在明清两代的珠三角地区，宗族强纽带就表现出与股份制及其他信贷工具之间较高的契合度，对其投资与资本规模的扩大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49进入现代，这种强大的社会纽带与社会资源依然在华侨创业50、村庄政治与公共品提供51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指出：内部的异质性能够强化宗族体系的运行，也就是内部成员的社会地位分化程度越大，反而可能越有利于宗族的运行。52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宗族的组织形态甚至可以与同乡内部的经济与资本的高度分化实现较好的亲和与互促。当宗族纽带被用于资本的整合与运作，它不仅可能支持同乡同业实现更高程度的组织与整合，从而有效应对资本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甚至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强化与重塑。

四、同乡同业的整合形态及其演变逻辑

　　“整合形态”指特定行业中同乡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进行互动、形成内部规范与秩序、集聚资源的关系形态。整合形态不简单等同于市场条件下的同行关系以及涉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乡土社会纽带。它是产业运行、发展与乡土社会纽带双向选择、共同演进的结果。本节将归纳同乡同业的三种整合形态，并结合历史情境总结不同整合形态受经济、社会条件影响而发生分化的内在逻辑。

　　（一）同乡同业的三种整合形态

　　我们主要依据同乡从业者之间的团结程度来划分其整合形态的理想类型。从业者之间的团结程度直接影响彼此间的互动模式、内部的规范性和产业开放性。互动越密切，往往规范性越强，产业的开放性越低，越能够形成对市场和资源的控制乃至垄断，阻止非同乡的“外部人”进入相关行业。

　　1. 松散型

       松散型指同乡从业者之间各自经营、少有联系的经营模式。松散型同乡同业主要出现在生产要素组合的先赋优势型和部分管理凸显型中。在先赋优势型中，行业特征与产业发展阶段是导致松散型的主要原因：小本经营可能因为市场分布广，单个企业体量小而难以进一步整合，如包子铺、面馆等。53而在管理凸显型中，伴随着产业发展，同乡从业者之间更为密切的互助已成为客观的需要。但在实践中，部分地区的乡土社会纽带较为薄弱，其同乡从业者之间难以形成行业秩序，互助破裂与恶性竞争的情况大量出现——薄弱的乡土社会纽带可以满足先赋优势型下经营者之间构建帮扶链或模仿链的需要，却往往难以满足管理凸显型下构建产业秩序的需要，如新华打印店师徒反目的案例54。

       当外部人试图与特定行业的同乡从业者竞争时，松散型同乡同业下的经营者往往只能依靠个体的努力，而无法基于乡土社会纽带形成边界，依托互助合作以及对关键生产要素的控制来阻止外部人进入。这会导致两个可能的结果：其一，产业容易遭到外部人“入侵”，甚至可能在竞争中完全落败；其二，即使竞争胜利，其成功也更多被归功于经营者的个人能力而不是乡土社会纽带的支持，乡土社会纽带并不能在产业日常经营与竞争活动中得到强化。根据唐灿的记录，1993年到1995年，河南人迅速取代河北人在北京废品回收业的统治地位。无论是当事的河南人还是河北人，都将河南人的胜利归功于“胆儿大”“豁得出去”等冒险性的心理品质，而不是其乡土社会纽带的帮助。55

　　2. 联合型

　　联合型指独立的同乡从业者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的联合与秩序，相互支持，有序进行市场瓜分与扩张的经营模式。这一类同乡同业的经济基础在于产业已经发展到了管理凸显型水平，并且能够基于乡土社会纽带建立较好的行业规范，组织合作，调解纠纷，惩罚越轨。北京“浙江村”的复合型领袖就是这种内生性规范的人格化代表。

　　在联合型的同乡同业中，一方面，从业者可以直接控制某种必要的生产要素，对内压低，对外抬高其价格以排斥外部人，这是湖南新化打印店一举占领市场的关键所在。56北京“浙江村”则更进一步，在社区内部形成了店面、生活用品、日常服务等多层次的经营网络。57

　　另一方面，从业者可以在复合型领袖的组织下共同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强化已有的先发优势，如湖南新化打印店从打字复印阶段到数码快印阶段的发展。58联合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表现为产业内所有同乡从业者的联合，而是类似于项飙描述的，围绕复合型领袖形成不同的“系”。系之间可能存在重叠、合作、竞争等多样化的关系。人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系，但共享着同一套文化、习俗和规范。59

　　3. 整合型

　　整合型指依托牢固的乡土纽带，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形成内部强有力的规范，能在大额资金、核心技术和市场等重要生产要素的支持方面形成集体行动。这一类产业已经进入资本统合型发展阶段。

　　高度整合意味着对个体进出与行为方式有着严格的控制与规范机制。无论是资金大额流转所需要的信用保障，还是新人进入行业所遵循的筛选与培养机制，都需要基于乡土社会纽带建立起坚实可靠的内生性规范。我们曾调研江西九江某村“老板同乡同业”的现象，即外出创业成功的小老板在发现商机后，基于宗族纽带集资并成立公司，共同到邻省某县进行投资。当地人很大程度上将参与投资的机会视作宗族的共同财富与福利，因而鲜有“外人”参与其中。擅自拉人入伙会被亲戚视作“贪得无厌”“不守规矩”，进而被投资的主导者（往往是经济条件较好，在族内地位较高的复合型精英）制止。整合型同乡同业中的内生性规范之所以如此强大，往往离不开乡土社会的宗族结构。在“莆田系”医院的案例中，宗族能够为个人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个体的行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宗族的规范与意义建构所吸纳，因之形成的自律与强信任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正式的契约关系，将工作场域的问题转化为家庭内部的伦理道德问题。60

　　（二）整合形态的分化与演进：经济-社会的双向选择

       从产业发生、发展的角度看，上述三种整合形态还存在着分化与演进关系：相对紧密的联合型、整合型大多是由早期的松散型发展而来，而松散型、联合型却并不一定都能向整合型演进。同乡同业整合形态的分化与演进，显然受到经济、社会两方面条件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以及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两者将呈现出不同的组合与互动模式，进而导致同乡同业呈现出不同的整合形态。其可能的结果以及不同整合形态与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同乡同业，最初由于缺乏积累，大多为规模小、分布散、经营者之间相对独立的“小本经营”。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只要具备先赋的优势产业要素，就可能形成这种相对低端的松散型同乡同业：在乡土社会纽带较弱的地区61，能发展诸如湖北监利“包子铺”、东北饭店、北京“河南村”垃圾回收业这样的同乡同业；而乡土社会纽带较强的地区，也会受限于行业特征与产业发展阶段而难以实现更高程度的联合与整合，例如，“莆田系”医院在草创时期只有一群江湖医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产业的不断发展，一些产业在整体或者局部市场中出现集聚，加之内部资本的积累以及外部资本的进入，同乡从业者之间竞争激烈，他们对合作的需求不断上升，此时同乡同业对管理要素的需求加大，而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则相对弱化。这种情况下，能否基于乡土社会纽带进行联合，建构同乡从业者之间的内生性秩序，则成为同乡同业存续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乡土社会纽带强弱的差异使得同乡同业分化为如下两种形态：

　　在乡土社会纽带较弱的情况下，管理要素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同乡同业便只能维持在个体竞争的松散状态，即松散型整合形态。东北饭店以及“河南村”都是如此。同乡间恶性的竞争甚至可能会反过来破坏既有的乡土社会纽带，造成“义尽利散”。而在乡土社会纽带较强的情况下，乡土社会纽带中居于较高地位的复合型领袖可能会脱颖而出，组织大家共同构建产业的内生性秩序，发展出联合型的整合形态。联合型的整合形态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能够在产业内部建立起社区化的规范和协调体制；二是善于利用乡土社会资源的复合型领袖及其团体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甚至能促进产业升级与资本集中，从而推动产业向资本统合型发展。

　　当行业整体进入管理凸显型阶段，因不能有效联合而停留在松散型整合形态的同乡同业将很可能在大资本和新技术的双重打压下被挤出市场。当然，也有一些同乡同业由于行业的结构性特征而能够保持先赋优势型的产业运转模式，进而长期保持松散型整合形态，如分散经营的包子铺、打印店等。

　　2000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的正规化水平、技术壁垒以及资本化程度的不断提高62，许多产业发展进入资本统合型阶段，草根的同乡同业要从中突围，保持既有的竞争力就更加困难。多数同乡同业在这一阶段都陷入停滞状态甚至萎缩，只有少数能够凭借宗族等强纽带实现资本整合以及管理方式的正规化转型，形成家族企业或者基于强纽带的合股企业，发展出整合型的产业运转模式。

五、同乡同业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与重构

　　从整体上看，在市场化、城市化的冲击下，最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的公共性不断减弱，乡土社会的纽带趋于松解。同乡同业是乡土性和市场性交织的产物，它因乡土社会纽带的支持而形成甚至勃兴。那么，同乡同业的发展对既有的乡土社会纽带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一）同乡同业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两种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不断的侵蚀与冲击之下，乡村社会面临陌生化、空心化以及公共性消解的危险。63在这一背景下，同乡同业的兴起似乎意味着乡村社会在现代经济生产中得以激活与重构，从而实现“空心化”的反向运动，避免乡土社会纽带在城镇化过程中被逐步消解的命运。64

　　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虽然同乡同业经济上的成功在一定发展阶段可能激活乡土社会纽带，但冰冷的市场逻辑与温情脉脉的乡土关系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冲突，这些冲突将有可能破坏乡土社会纽带，进而加速乡村社会的解体。

       1. 正反馈：维护、激活与乡土社会纽带的再强化

       同乡同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维护、激活乡土社会，实现乡土社会纽带的再强化。这主要基于如下三种机制：

       首先，市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使从业者之间乃至与之有关联的乡村社会成员间的互助团结。例如，湖南新化打印店聚集资金进行技术攻关，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65

       其次，同乡同业的发展与市场化的冲击使得乡土社会的团结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因此很多人会对家乡的社会关系与乡村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维护和建构。例如，春节回乡团聚，修族谱，建祖庙，参与家乡的公益事业。66

       最后，对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乡从业者而言，虽然远离家乡，脱离乡土社会的场域，他们却能通过建立同乡会等方式来维护和强化乡土社会纽带。67正因如此，内聚力较强的同乡关系网络将能够形成一定的规范机制，一方面通过修族谱、建宗祠等方式进行意义建构，培养认同感，一方面也能形成对越轨者和试图脱离者的规训和惩戒机制。例如，在福建莆田“打金业”中，如果有人成功后不选择回乡建房而是进城买房，就会遭到同乡的诟病与排斥，进而对其业务经营造成巨大的影响。68

　　2. 负反馈：矛盾、分化与乡土社会纽带的消解

　　产业运行过程中的摩擦、竞争与越轨行为有可能破坏既有的乡土社会纽带；同时，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内部资本的集中都将加速同乡内部的经济分化，从而加速乡土社会的解体。乡土社会纽带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微观层次的个体纠纷及其扩大化。这种纠纷可能发生在合作者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同乡从业者之间，进而导致父子、兄弟、夫妻、同乡等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既可能是产业运转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导致的，也可能如沈毅所言，是乡土社会纽带所致的“情义期待”与“关系回报”不相匹配导致的69。个体纠纷还存在扩大化的风险。与非同乡同业的经济活动不同，同乡同业中的个体纠纷往往会沿着当事双方的差序格局扩散，进而造成不良影响的扩大化。谭同学曾提到，一个打印店老板因为员工违约离职而未返还押金，这一符合“行业规矩”的做法有时并不能得到对方亲属的理解，进而损害了老板与对方亲属的关系。70

　　其次，经济、社会地位的分化导致同乡从业者内部圈层与壁垒的形成。经济分化会导致从业者分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形成社会折叠，甚至可能造成所谓成功者对其他同乡同业人员的在社会排斥。例如在建立“商会”的过程中，小打印店店主被排斥在外。71由此，经济分化导致对乡村社会的切割。

　　最后，同乡同业造就了一批完成城市化转型的“脱域”者，加剧了村庄的空心化。已有学者指出，经济成功将导致农民分化，导致富裕阶层逃离，贫弱阶层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村庄共同体将加速解组。72乡土社会纽带松散的地区并不是不能发展出同乡同业，或产生经济上的精英，但是经济上的精英的生活面向往往在村庄之外，他们赚钱只是为了逃离村庄，于是也将与乡土社会网络部分或完全脱节。例如，在北京垃圾回收业中获得成功的河南人脱离“河南村”，尝试融入城市生活。73

　　（二）影响差异的可能解释：乡村社会的意义生产能力

　　同样是同乡同业兴起，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对乡村社会纽带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呢？

       在乡土社会纽带被激活、产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经济发展-精英生产-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在经济、社会两个领域都占据优势地位的双重精英将脱颖而出，他们既有可能面向外部，融入城市精英或其他资本团体，进而与乡土社会网络相脱节，也有可能面向内部，主动组织“自己人”团体并建构同乡之间的公共性。在后一种选择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工具理性的驱动，即扩展和稳定商业经营网络的考虑，也可以看到价值理性的关怀，即对于传统价值与共同体的追求和维护。问题在于，这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力为什么能够形成。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传统经济时期的村庄社会共同体性质以及意义生产能力是影响精英选择的关键所在。在同乡同业兴起过程中，乡土社会纽带的信任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经济时期村庄公共性以及由此构建的文化惯性。传统农耕经济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使得血缘、地缘等多重社会关系在封闭的地域范围内不断积累、叠加，形成强关系以及地方性规范，再加上熟人社会充分的信息流动，最终构成了一个团结、稳定的村庄社区。贺雪峰认为，这种基于社区记忆的“社会关联”（solidarity）将构成村庄“内生性秩序”，并据此保护、建设村庄社区。74对于不同村庄，其社会结构又可被分为团结型、分裂型、分散型三种，这将导致其地方性规范强弱不一。75显然，其中地方性规范较强、社会结构相对紧密的地区能够在经济转型、同乡同业发展的过程中带来更为稳固的信任和文化基础。

       地方性规范较强的地区，由于其原本的意义生产能力较强，将能够抗拒、吸纳、消化外部的意义与价值，同乡同业的经济精英的生活面向不仅在城市、市场，还在村庄、乡梓之内。他们通过经济上的成功反哺村庄社会，进而形成经济-社会互促互进的正反馈循环。而如果村庄原本的意义生产能力较为薄弱，它就没有能力吸纳新兴的行业精英，使其在产业内部组织同乡并建构公共性。人们的生活面向往往在村庄之外，精英获得经济上成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就是要逃离旧有的村庄。这一类地区即使发展出同乡同业，其乡土社会纽带也很可能在市场价值的冲击之下逐步消解。

　　由此我们便能理解，在原本内聚力与价值生产能力极强的团结型村庄，如福建莆田的农村，“莆田系”医院与“打金业”兴起后，其乡土社会纽带与村庄社会结构为何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并且形成较强的资源整合和集体行动能力，推动产业升级以及家乡的社会建设；而在内聚力和价值生产能力较弱的分散型村庄，即使发展出一定规模的同乡同业，也难以形成良好的产业运转秩序，经济上的成功反而加速了村民的外流以及乡村社会的解组。

六、结语

　　本文以生产要素的组合模式作为中介变量，讨论了不同产业经济上的不同运转模式对同乡同业兴起、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现有个案中，同乡同业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先赋优势型、管理凸显型、资本统合型三种生产要素组合的理想类型。三种类型对应着不同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排序、衔接方式，因而对于乡村社会支持的需求也存在差异，依次为可靠易得的帮扶链与学习链，基于内生性规范的基本行业秩序，以及强纽带、高度信任下的资金拆借与风险控制。在上述需求与社会纽带本身强度的双向选择下，同乡同业将分化为松散型、联合型、整合型三种不同的整合形态。当同乡同业得到较好的发展时，经济上的成功既可能对乡村社会形成正反馈，使乡土社会纽带在产业运转过程中得到再强化，也可能对乡村社会形成负反馈，导致乡土社会纽带的消解。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村庄共同体在传统经济时期的社会结构紧密程度及其意义生产能力，这将影响新兴的经济精英是选择面向外部，融入城市精英或其他资本团体，进而与乡土社会网络相脱节，还是选择面向内部，主动组织“自己人”团体并建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总体而言，同乡同业整合形态的分化与演进是经济、社会双向选择的结果。2000年以来一些同乡同业不断升级并且向资本化大企业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资本挤压以及市场正规化要求下的无奈选择。同乡同业能够依赖传统社会纽带的支持，使小农有机会进入大市场创业，进而增加其收入。松散型、联合型的同乡同业看似草根，但未必缺乏效益，尤其是社会效益。而资本进入，尤其是大资本与高新科技结盟，向小商品制造业以及低端服务业扩张，形成降维打压，将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小商户的生存空间，破坏同乡同业带来的正面效益。能否在国家整体的市场结构中为小商户保有一个开放性的市场，值得政界、学界进一步关注。另一方面，在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涌现了一大批“产业镇”或“特色产品一条街”76，其中很大一部分未能有效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纽带相结合，只是依靠政府资金，按照正规化、形式化的要求建立了一批有经济事实而无社会事实的同乡同业。如何有效利用国家投入的大量资源，结合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实际条件，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同乡同业，也是当下值得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