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心与立命：“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再造逻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诚布公，开篇即对共产主义的现实状态和处境作了如许描绘：“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①把共产主义比作游荡的“幽灵”，遣词造句似乎不够庄雅和体面，但是整个命意极其形象和贴切。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幽灵”有时也称“阴魂”“幽魂”，一般指人死后的灵魂。共产主义当然不是“死后的灵魂”，而是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真理和人类未来的希望，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问题在于，不管是“死后的灵魂”还是“活的灵魂”，它要在现实世界中立足并发生作用，就必须“附体”“化身”，必须与有血有肉的生命融为一体，也就是存在“立命”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欧洲的现实社会来说，尽管“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②，但它距离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还相去甚远。灵魂无所依托，自然只能在幽暗中游荡和徘徊了。

  另一方面，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遭到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③，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文明，中华传统文化应对乏力、左支右绌，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逐渐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④，不可能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变革中销声匿迹。但是，近代中国“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⑤，封闭半封闭状态已经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中华文明面临巨变之下全新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条件，在急剧变化的多重挑战下，生命更新和代际转型确实显得力不从心。这充分表明，中华文明虽然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追求、历史意识和优秀品质，但是面对陌生的世界历史和强大的西方文明，也明显暴露出对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规律缺乏深刻认知的思想局限性和历史滞后性。也就是说，这个文化生命体需要再造和转型，而首先是需要注入“活的灵魂”，重新“为天地立心”。

  明乎此，就会明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立心与立命。它们合二而一、铸魂具身，互相依托、互相表达、互相成就，构成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逻辑的具体展开，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第一，为什么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注入马克思主义这个“活的灵魂”？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何以必要？第三，单列、并举“两个结合”是否具有逻辑必然性？第四，“第二个结合”寓意何在、意欲何为？我们相信，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和内容的解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背后的大逻辑大趋势。

一、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⑥这告诉我们，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宏大视野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文明发展的方向。从这种大历史观的宽广视野和长远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义制高点，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集中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理想追求，鲜明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灵魂和良心；立足事实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用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本质内涵和正确方向；秉持真正的人民立场，鲜明标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突出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阐明了人类文明创造的力量和智慧源泉。马克思主义有多个理论来源，但最终升华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因此，“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⑦。马克思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历史和事实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未来依然是指引人类文明生命更新、生生不息的“真正的哲学”和“活的灵魂”。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说过一段很有见解的话：“马克思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的创始人，这时代大概要延长几个世纪，也就是一直到政治社会消灭和调整了的社会建立为止。只有那时，他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⑧所谓政治社会消灭，就是《共产党宣言》所定义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⑨，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⑩。所谓调整了的社会建立，就是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历史时代，依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文明进步逻辑。从各种可能性条件和社会现实状况看，无论是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事实上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划定的历史时代，也就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适用范围。这个事实判断的依据集中表现为，单个人在物的力量面前，尚未摆脱自发性前提的控制和偶然性条件的支配，远未实现“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1。因此，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依然占据着人类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依然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进化的正确方向和最高理想。到目前为止，人类并没有发现存在任何学说和主义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可以设想，如果放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马上就会失去灵魂，中华文明立刻就会迷失方向，就极有可能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或者走上死路、邪路。在攸关文化命运、文明前途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异常清醒地掌握历史主动和精神主动，高度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信中国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

  就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12从总体上评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3，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应意识到，文明是人类历史时空中流动的活水，而不是僵硬的、静止的、凝固的绝缘体。在历史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前，文明一方面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另一方面在自身历史的不同阶段也体现为不同的现实形态。对此，美国历史学者威尔·杜兰特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话：“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他进一步解释：“如果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14这就是说，“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5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学习、传播和创造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一种文明就会断裂甚至死亡，成为历史的“僵尸”。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来说，如果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其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依托于有形之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而“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16，也就是在晚清近代已经衰落销沉了。证以历史事实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当然没有消失和死亡，反而“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17。但是深入考察起来，陈寅恪所处的时代，一大批眷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文化托命之人”，濒临文化理想破灭而“必感苦痛”，甚至“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18，的确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华文明一度跌入低谷而销沉沦丧，为什么能够起死回生乃至别开生面？关键还是“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9就是说，中华文明的生命和生机、前途和命运系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0，就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马克思主义真理重新为中国文化立心铸魂，激发了中华文明历史性的伟大觉醒和复兴，让中国共产党具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历史也已经证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应对，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活的灵魂”，将文化的选择、提振、复兴与社会发展道路紧密结合起来，改造和提升了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的适应性和生命力，拯救了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传统文化。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生命载体，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前已论及，马克思主义作为“灵魂”，也面临一个“安身”和“立命”的问题。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被客观化了的思想体系，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生命就定格在了19世纪的欧洲，“如同亚里士多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一样，只存在于历史上某一个时期”。21这从反面说明，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天然地要求自己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其文化命脉所系、灵魂托身所需。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立足的具体生命情境。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的思想升华源于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它的展开、呈现和检验也必须面对具体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场景。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些范畴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生命力。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抗议有的批评家对他基本观点的格式化、公式化误解，“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对这种不明就里的安放，马克思郑重表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他紧接着以古代罗马为例，指出自由农民被剥夺土地的同时，也蕴涵着大地产和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但是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而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3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基本原理既是人类思想的升华，同时也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历史”的。因此，马克思本人态度鲜明地反对简单套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理一分殊”，按其本意和本性而言，在现实形态上只有具体的、当代的、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只能表现为现实形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只能像“幽灵”般游荡，要么生命已经终止于1883年或者1895年。事实也已证明，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加持和接纳，为马克思主义准备了生命情境和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才具备了文化上的立身寄命之所，才能为中国人发自内心所认同和选择，才成为具体的、生活的、现实的文化存在和文明之光。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文明与国家、民族紧密相关，互相塑造，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显示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民族特性和民族形式独特而鲜明。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但毕竟来源不同、背景各异、功能有别，如果不考虑中国文化中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不吸收和汲取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家庭、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和道德秩序理想，不照顾和采取亲切有味的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民族形式，而只是简单相加和外在拼接，就注定很难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立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24，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印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里，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不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注入马克思主义，它就肯定会因水土不服而生命枯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其全部用意和要义即在于此。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有民族化的内在诉求。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工人运动纲领民族化特别是衔接和适应民族文化的问题。他一方面指出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纲领在基本原则和最终目标上的一致性，“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25“脱下外国服装”“向绝大多数本地人靠拢”“学习英语”，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融入民族文化、采取民族形式的形象表达。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生命的最好注解。

  第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培育了丰沃的生活土壤。文化本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和文明只有日常生活化，才有持久生命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本身，它的力量和生命也活化在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26自孔子倡言“道不远人”，历代所谓仁人志士都以修身养心作为人生鹄的，并且寻求立己达人、推己及人、含弘光大，其终极关怀则在于“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27。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传授心法和教化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现实生活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8，也就随之融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活实践本身，不知不觉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生命哲学，因而也才显示出巨大真理力量和强大生命力。这进一步说明，“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29，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化、本土化，要“落地生根”“深入人心”，就必须深入中国人的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也就是说，它已“浸进同时代人的灵魂，也就是浸进使他们激动的爱与憎的感情里”3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庸》一书也特别提醒：“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31正是在现实生活意义上，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32

三、“第二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和文化视界，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根本性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壮阔历程中，党一直强调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第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分别创立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看，“第一个结合”虽然任务极具挑战性，历程极为艰难，努力极为艰辛，但总体上成就辉煌且行之有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且鲜明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我们认为，如此排布具有深刻的逻辑必然性，不可等闲视之、泛泛而谈。

  第一，“第二个结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发展逻辑。诚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3，但是这种反映不是被动的、机械的、直观的，必须经过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十分复杂的精神生产过程。这个精神生产过程既区别于物质生产方式和特点，也与既定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具体实践的“外化”过程明显不同，它实质上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再创造和再生产。既为创造和生产，就必须拥有直接的生产资料和加工材料。在精神生产领域，这些直接的资料和材料只能表现为思想资源和观念材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34恩格斯也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35这表明，精神生产既有相对独立性，也有自身独特性，在现实生活和具体实践上升为思想和理论，进而形成观念形态、文化形态之前，还有一个创造性转化思想资源、创新性融通观念材料的复杂生产加工环节。因此，“第二个结合”在宽泛意义上虽然也可以视为“第一个结合”的组成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确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方面，但是“两个结合”在重点指向、结合方式、结果呈现等方面内涵有别、功能各异，不应简单笼而统之。具体来说，“第一个结合”重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上提交答案。这个“结合”当然也要同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重大理论问题和理论观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但它更突出的任务还是解决现实问题和实践课题，更明显的特点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应用，更重要的意义还是为凝结时代思想精华、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提供实践基础。至于全面系统地总结提炼理论观点，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并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观念材料，熔铸古今、会通中外，形成新的观念系统和文化形态，则必须经由“第二个结合”进行新的创造，始能真正大功告成。

  第二，“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升华和文明结体的必由之路。如何对待本国历史，如何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现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如果说“第一个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第二个结合”则让这条道路拥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增强了更具底蕴和底气的文化自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机和活力，可以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科学依据，要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释；也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找到源头和根脉，要靠传统文化基础和中华文明根基来说明。如果没有“第二个结合”，不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扎根说不清楚，对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也难以解释清楚。最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相互契合前提下的有机结合，是经过以心观身、审问反思、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生产出新的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凝结成新的观念形态和文化形态，让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这是在文明对话层面讲好中国故事的逻辑必然和文化自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升为文化形态、文明类型的必由之路和必经程序。从“世界历史”的大时空观来审视，一个政党和国家的道路、理论、制度，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被赋予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显示出生命伦理和文明光辉，才能具备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持久力量和全人类普遍意义，也才能真正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我们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6

  第三，“第二个结合”为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铸就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对唯物史观来说，作为观念意义、观念形态上的思想和文化，其本体论基础毫无疑问是现实生活和物质实践，“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7。但是，唯物史观绝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简单决定论或者机械决定论。作为为人类求解放的科学真理和“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忽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事实上，唯物史观一直强调并努力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的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深刻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38。在观念对物质基础变革产生作用的方式、逻辑、机制方面，马克思早就指出，“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39一方面，他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同时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他强调“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40，同时指出“思想的闪电”的先导作用和实践意义。他还特别提醒，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41这些重要论述，明显是对人作为主体和主动因素的热情张扬，对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力量和能动作用的高度表彰。从这个维度看，“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结合”铸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赋予我们强大的真理力量，又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力量，不但彰显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鲜明文化特性和文明色彩，而且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简洁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制度。这种主动还奠定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主体性，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思想视界和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赓续历史文脉、推动文明更新，积极主动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四、“第二个结合”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催生和再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也是经世致用的。因此，“第二个结合”必然指向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必须回应并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有文化意义和文明价值。同时，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历史上非常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又为“第二个结合”持续深化、开花结果提供了强大动力、广阔空间和实践基础，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第一，“第二个结合”是当代实践需要和现实基础上的“结合”。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理论品格而言，它不是自我观照，不是抽象推理的“经院哲学”，而是“要求检验疑团”，是“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42。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43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旨归所在。同时，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发展，也不是靠这种文化本身自言自语，更不是怀旧空吟甚至招魂复古，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第二个结合”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也不是为了好听和好看而结合，而是为了科学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了更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44因此，“第二个结合”具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上的必然性，不能向壁蹈空而强为之说，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作为思维坐标，着眼于及时科学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以大历史观的宽广视野和长远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45。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文化涵养、文明定向的人类文明新实践。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但是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却极尽艰难和曲折。粗略概括起来，可以把近代以来一百八十多年的现代化探索史划分为自发、自觉、自信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尝试各种现代化方案，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我们党孜孜以求，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对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自觉一以贯之。“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46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阶段现代化实践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并突出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先行，是浇筑并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一是明确标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赋予现代化以鲜明的中国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实现了现代化“术语的革命”。二是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概括，初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三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行文化探源和文明升华，鲜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47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也是“第二个结合”深刻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新的文明结晶。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引领、文化浸润、文明涵养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秉承深远的历史脉络、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沉的文明追求，直接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实践，显示出具有直接现实性和世界普遍性的文化意义、文明价值。这种文化意义、文明价值既体现为“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48，同时也体现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49。虽然我们无意也没有输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必然会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50。这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第三，实践基础上的“第二个结合”日益催生新时代新文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51随着实践的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世界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日益定型，作为文化类型和文明形态的凝结、升华、表达已经具备经验事实和现实基础。按照“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逻辑，经过精神生产过程的反映、凝结、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也必将更加清晰、更加成型、更加可感可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具体成果和现实状态上，但是在观念意义、观念形态上，它更集中体现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基础上，经由“结合”的深化和提升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也才是中华文明的现实存在和观念表达。在文化浸润、思想引导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中，在文化创造、文明塑造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一个有根有魂、有血有肉的文化生命体和现代文明体，已经生机勃勃、活力四射并将不断丰富充实、更新迭代。

五、结语：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第二个结合”的目标指向，无疑是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结合”的深刻效应和历史成果已经充分显现，这就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必须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应该赋予不同的定义。在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意义上，它是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政治力量和巨大实践伟力，并在开放发展中不断开辟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它是真实化的、现实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实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取代了那种抽象的、彼岸的、超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意义上，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内核和精髓，构成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其中最关键的是，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化和拓展，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铸魂”“强身”“塑形”并重，不断深入推进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文化转化和文明升华，高尚其事、辉光其文、发扬其美，把当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变成中国人的文化存在和社会生活，化成“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趋向。这是“第二个结合”的初衷和使命，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和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