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巫史传统”的非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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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李泽厚先生发表《说巫史传统》一文，为中国文明的发端与原理界定了一个新的概念——“巫史传统”。他认为，中西方文明皆源自“巫文化”，西方由“巫”走向了科学与宗教的分野，中国由“巫”走向了“史”的理性建构，这一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谓的“由巫到礼”。

       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儒学、经学、礼学或文明比较等多个维度，重新聚焦于中国文明理想及思想源流的形成，或“原儒”，或“明礼”，新见迭出，从各自的角度回应或接续了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说。

       2023年12月8日，四位作者参加三联书店举办的第14期三联学术论坛，在对谈的基础上整理成此组笔谈。本专题以“巫史传统”与“礼乐文明”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一、对巫史演化线索的补充推测

  李泽厚老师的巫史传统论是对中国文化基因的一个深度解释。在他发表关于“巫史传统”的第一篇论文后不久（大约是二十年前），我们有过直率的讨论。李老师一向喜欢直率的讨论。他对巫史传统的理论建构，令人佩服，但我们在“大同”之外也有“小异”的看法。讨论中，我提到章学诚，李老师略带讥讽地说，搬出章学诚，有点装腔作势（看来李老师或许不太喜欢章学诚）。问题就十分有趣了。

  这里就从章学诚来进入问题。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我相信经史一体是对中国文化切中要害的理解。按照中国文人错爱的“合并同类项”解释，章学诚之论可追溯到王阳明，甚至追溯至庄子。我在《历史·山水·渔樵》一书中讨论过这个历史线索，但不同意在思想上合并同类项。①关于经史一体，更早的古人固然有过少许言论，但没有形成理论，毫无疑问，是章学诚通过大量分析论证把经史一体变成了一个理论，所以这个理论应归功于章学诚。这个情况类似于“我思”（cogito）理论归于笛卡尔，尽管这个概念可追溯至奥古斯丁。思想上的合并同类项会产生一切成就归古人的错觉，这是不真实的。

  “巫史演化”的提出者，最早似乎是陈梦家（更早的我没有读过），后来又有张光直，都是做了关于由巫到史的史学或考古学推测。这些史学讨论不能与李泽厚的“巫史传统”合并同类项。李泽厚的论点不是史学描述，而是理论建构，他相信“巫史传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并且可以开出几乎所有的中国观念。其中可见李泽厚的一个基本方法论：经验变先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具有典型的中国风格，是古人最常用的思维方法。但这个传统方法论应如何解释，还需要讨论。

  传统即文化基因，这两个概念基本重合。传统不是指已经消失的古代事物，相反，可称为传统的事物必定是一直活在当下现实中的古代遗产，那些“死去的”古代事物只是遗迹。就巫史问题而言，假定巫史传统是中国的文化基因，那么，巫与史必定于今仍然在场，巫并非在转化为史之后就消失或式微了。王铭铭、陈进国等人类学家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广义的“巫”始终在场，是构成今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巫术也不能全都归为“民间”迷信，在中国历史上，巫术存在于所有阶层，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甚至“天文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迷信天象暗示或占卜。据此，巫史实为双重传统，史解释现实世界，而巫属于心理世界，神与人一直都没有分离，始终存在着互动相参的关系，天人合一始终是中国人的普遍信条。因此，“巫史传统”应该理解为：巫“化出”史，而不是“化为”史，而且巫化出史之后并没有退场，显然还存在着许多神秘的事情不能由历史来解释。因此，巫史演化的要点是，在天道之外，又生出了人道，巫史两者并重，各司其职，巫并没有消失。尽管确实自西周以来，人本主义兴起并占据中国思想的主位，但巫与史仍然存在着互补关系。按阴阳之说，史是中国文化之两面的主位，是阳面，而巫是阴面，阴阳互补。

  所以，巫为问题就是，巫如何能化出史？而不是，巫如何化为史？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那是几乎无实证的史前时期，只能建构一种合理化叙事，不可能证明。在无实证的条件下，只能求“合情合理”的解释。所谓合情合理，人人理解，但无严格定义，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合情，就是在给定的客观条件下具有共同心理上可接受的可能选项；合理，就是理性选择，相当于在可能选项约束下的最优可能选项，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做功最小而有最大收益的选项，在思想学术上，大概是满足奥卡姆剃刀条件下的最大可能解释，也就是说，不要引入比难以解释的问题更加难以解释的额外臆想或无法证明的假设，在此条件下的最优解。

  在与巫史相关的少数相对可信的历史事件中（这里的“可信”并非被证实，只是见于古代文献而已），“绝地天通”是一个重大事件，容易让人联想到神人分离之类。然而，如果忠实于记载，“绝地天通”只是巫的内部事件，并没有取消巫术本身，只是取消了民间通神的作法，将实施巫术的权力收归国有，变成官方专权，从而确定了官与巫的统一性，即官方才有权力搞迷信，民间不行。“绝地天通”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其宗教革命，而在于其政治性。回到历史语境里，不难发现，通神的宗教或迷信就是早期文明的意识形态话语，是政治宣传的前身，因此，“绝地天通”的真正意义是其政治性，即确定了只有官方才拥有宣传和制造话语的权力。这是政教合一的起源，这一点意义重大。那时还没有形成“史”，仍然属于“史前”——据说那时是颛顼时代，远在三代之前。我没有证据去怀疑这个传说，但据常理而论，这个故事设定的年代似乎太早了，因而有些可疑，颛顼时代似乎尚无足够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去限制和管控民间活动，至多拥有了宣布官方权威的能力。这是题外话了。

  与“巫史传统”的形成有真正密切关系的历史事件应该是周朝之革命。殷商敬神至诚，祭祀占卜最勤，然而不得天助，败于小邦周。敬天却没有回报，上天居然“西顾”而助周，意味着敬神并不能左右神的心思，其背后必有更深刻的道理。直观的启示是，上天自有主张，不以巫术为转移。最有意思的是，周公之辈并没有采取怀疑论的态度，没有选择类似唯名论的那种解释，没有把上天之心看成不可测的，相反，他们以乐观积极的态度编造出解释天命的新理论，即天命是“可见”的，就见于民心。既然天命与民心向背具有一致性，那么，民心即天命，这是周公之辈能够找到的最优理性解释。由此引出周之德论：天助有德者，得道多助，是以天命见于人心。周的成功是个无可反驳的证据，坐实了祭神不如立德。于是，对命运的解释重心转到了行为上，即人的行为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周的民心理论确实是中国人本主义的基础，但如前所述，敬神、祈天、占卜、祭祀的巫术行为并没有消失，因为人间仍然存在着人的行为所不能解释的许多神秘现象。

  另一个有助于解释“巫史传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思维模式自古以来一直是经验主义的，明显缺乏先验论——为何如此，目前难以解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农耕文明去解释中国思维模式的流行观点是不可信的。自然科学和考古学都证明，在形成各种思维模式的文明早期，各种文明无论中东、中国还是西欧一概都处于“混合经济”阶段，即渔猎、采摘、游牧和农耕的混合模式。混合经济模式持续的时间很长，至少数千年，以中国而论，在战国之前仍然是混合经济，直到汉代推广铁犁等先进农具，才真正进入以农耕为主导的生存方式，可是中国思维模式在西周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形成。

  尽管还不能破解中国思维模式形成的原因，但是，以经验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确是事实，早期中国人就试图建立关于经验的“档案”，这是历史思维的基础。殷墟出土的大部分甲骨文就是记录占卜祭天之类巫术经验的档案，我们或可推想，可能还会有比这些档案记载更古老的历史记录，但缺乏足够的实证。无论如何，对巫术经验的记录已经暗含了历史的概念，可以说，史源于档案，只有档案能够将过去的经验保留在当前时间里，当往事成为当下意识的对象，那就是历史了。只不过最早的历史局限于“巫之史”，尚未成为反思政治、伦理、法律、思想和技术的社会经验的历史，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历史。只有当巫术的经验档案转为社会行为的经验档案，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巫之史”得以转化为“事之史”的临界点应该是出现了敬神失灵而证明行为更为灵验的大事件，必定是非常严重的大事件，才有足够的力量使人们决心将巫术的灵验档案换成行为的灵验档案，即把敬神的档案转化为关于人的历史。我的猜想是，周克商的成功很可能就是形成临界点的大事件。当然，这个猜测也未必正确。发生巫史演化那个时段的历史材料太少了。

二、由巫史化出礼乐的疑问

  据以上分析，以“巫史传统”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因，李泽厚老师的这个猜想大概率是正确的。但还需要考虑一个复杂的情况，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其间有不少基因变异。除了“巫史传统”，还有一部分文化基因是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期间形成的，而其延伸和演变一直到唐宋才基本稳定，甚至到明清才形成固化结构。在西周成熟起来的第二波文化基因是礼乐，这是社会-生活的通用“规范性”系统的建构。古代的制度实践通常先于制度的理论解释（似乎现代以来才有理论先于实践的情况），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直到开始“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才出现了孔子的理论解释。孔子试图说明，之所以必须保卫礼乐，是因为礼乐乃天经地义的表现形式，而仁就是符合天道的人道。李泽厚深知巫史和礼乐是中国文化的两层基因，因此，他在断定“巫史传统”是初始根本之后，试图进一步说明巫史传统演化出礼乐，而最后“归仁”。但这一步推演还有些疑问。

  巫史虽先于礼乐——准确地说，只是巫先于礼乐，而史应该是与礼乐大概同时形成的，都是西周的成就——但礼乐观念并非历史观念的派生。作为通用规范的礼乐虽是西周的建构，但初始的仪式和歌舞，即礼乐的原型，却远早于规范化和伦理化的礼乐，应该与巫术同时，或许更早。因此，基于考古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旁证，能够合理推测的历史事实应该是，礼乐另有来源。就礼乐的原始型而言，实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成初期就有的集体活动。原始礼乐虽表现为感性形式，其实质已经是集体理性，而集体理性是任何一个族群或社会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几乎是原始生活自发自动生成的生活形式。原始礼乐大概与巫术同时，与巫术的作法程序或仪式也应该有着互动相关性、互相配合或互相参照的关系，但恐怕不是因果关系。我倾向于相信，一种文化的形成总是始于复杂的基因，总是具有多源性，只是在长期的整合过程中才形成了主旨观念。就礼乐而言，应该有在巫史之外的来源。就其存在论的性质而言，巫史都是“时间性”的秩序建构，而礼乐却是“空间性”的秩序建构，两者功能有别，不能互相还原。

  礼具有规范性、识别性和相互性，是实现集体理性的一种生活形式，其功能是“分配”，对权力、权利、利益、地位、角色、待遇等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这是荀子关于“礼何以产生”的著名观点，所谓礼在于“分”，实质就是分利。荀子的观点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的解释一致，很可能猜中了礼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据。礼与古希腊的“诺莫斯”（nomos）相似，都是人为建立的游戏规则的集合概念，包括但未明确区分其中的政治、法律、伦理、习俗、仪式、仪礼等各种规则，但足够清楚地定义了集体承认的权力、等级、地位、对待方式等互相关系和差距，即一个社会内部的生活空间结构。显然，“空间性”的礼与“时间性”的史没有因果关系。不过，祭礼很可能是最早的礼，而后推广化出社礼。恐怕史与礼都是巫的分支演化，李泽厚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强调了巫的本源性。礼仪也是地位阶层的识别标志系统，可识别性来自待遇之别。关于这一点，我愿意补充猜测，礼可能有着军队规则的来源。与祭礼一样，军规也是最早的礼，没有规则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军规最为严格，因此，礼的严格性很可能来自军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算是一个旁证。在此的推想都只是关于史前情况的合情合理的想象，仍然缺乏实证。这里没有讨论乐，是因为关于乐的起源基本上无争议，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史学已有可信的看法，其实两千多年前《礼记》中的《乐记》就已经清楚地解释了乐的功能，无须多论。

  我想提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意见。与一般的想象不同，礼乐恐怕并不是中国特色。各地文化中都有礼乐，只是风格有异，且严肃性和规范性不亚于中土，而其宗教礼乐更胜过中土。中国自认礼乐之邦，恐怕名不符实，除非礼乐特指“儒家礼乐”，但特殊化的概念又没有普遍的学术意义了。类似的可疑想象不少，又如血亲，也不是中国特色，世界上几乎所有古代社会都重血亲，现代文化兴起后，血亲才变得相对淡薄。所以，“亲亲”的观念也不是区别于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其实是区别于现代性的古代文化。只要能够还原为自然情理的事情，都不是某种文化的特殊性，而是基于生物性的人类性，也就是说，欲望、情感和理性是人类普遍的能力，并非文化特色，尽管总会有风格差异。风格就有其文化特色了，例如“忠孝”及“三纲”的观念，就确实有中国特色，但父权和夫权之类特色观念恐怕不是文化优势。事实上，先秦儒家原本提出的是基于因果关系的人际关系，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父慈子孝”，即只有君像君，臣才必须像臣，父慈才有子孝。这个关系结构就接近于天道了，生物学证明了爱子女是天性，先验为真，而孝之类的情感主要是基于后天的良好关系，是后验的结果。作为单边权威的君权、父权和夫权，是后世儒家编造的话语和规则，而既然需要不断宣传，就证明那是非自然的。天性不需要宣传。

  这里试图论证的是，在文化基因里，价值观是相对不稳定的，而方法论才是几乎不变的深层结构，或者说，一种文化的元定理一定是方法论，不是价值观。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路径依赖，因此贯穿长时段，甚至超长时段，而价值观终究因时而变。虽坚忍不拔如儒家价值观，也没有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主流，先秦有百家，后世多个朝代是儒道佛争胜，现代又有西学，严格地说，儒家一统官民思想的时代只有明清两朝，可见价值观并非不可动摇。历史思维才是中国文化的元定理，而儒家礼乐却不是。

  记得李泽厚老师反问了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李老师总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你既然不以儒家为本而断言以史为本，那么，中国历史思维到底有什么根本特点？”当时我回答不了，无言以对。这个问题大而深刻，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不能很好地回答。我试着给出一个不充分但或有意义的注解：中国文化以史为本，历史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深层语法，虽然古人对历史方法论并无充分的反思性论证，但就其运用来看，从功能去推测结构，中国历史思维或可理解为“以史为本的贝叶斯经验主义”，即以历史为既有条件去形成预见，再以无穷开放的未来作为无限修正变量的思维方式，相当于把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通过后验变量修正先验概率的过程（先验概率是流行译法，实为“预料概率”，是“prior”，不是“a prior”）。这种历史思维模式非常接近贝叶斯定理，通常表达为：P（A/B）=P（B/A）×P（A）/P（B）。对于经验之无穷，未来之不可测，中国思维从来没有去寻求先验论的解释，而是以乐观的态度去寻找不断修正之道，非常接近贝叶斯对休谟怀疑论的解决方式。在这种历史思维中，历史与未来不可切分，只是连续变量，未来是不可知的无穷量，历史没有终结，也没有历史本身的目的，只有无数人各自的目的，而历史本身只是变易之数——虽然不能计算出必然性，但可发现相对最优的可能性。这个解释不是答案，只是注脚，权且以此作为迟到的答复，以纪念李泽厚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