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服装的社会生命史

一、引言

  相较于一般的国际服装贸易，跨国二手服装贸易往往被研究者忽视。然而实际上，二手服装贸易也是前者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服装贸易网络的总体趋势是“从南向北”的：发展中国家利用自己在劳动力与原材料价格上的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出口服装。跨国二手服装贸易则是一个“从北向南”的过程：每年有数以百万吨的被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淘汰下来的二手服装出口到传统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截然相反的贸易网络体现出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构建下的全球市场中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这种依存关系又嵌入了国家之间在经济与贸易上的不平等。

  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的统计，2021年全球二手服装总出口额已经超过54亿美元，而在5年之前（2016年），此数据仅为37亿美元。在快速增长的跨国二手服装贸易中，中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6年，中国的二手服装出口额（2.1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至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二手服装出口的第一大国，出口额跃至8.5亿美元。①中国正在取代西方发达国家成为非洲、东南亚、中亚等地区二手服装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许多非洲国家的服装消费更多来自国外进口的二手服装而非新衣。以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肯尼亚为例，绝大多数当地居民并不会消费本地生产或是进口的新衣服，而更倾向于在市场上购买来自欧美、日韩，以及中国的二手服装。二手服装的价格相对于新衣更加亲民，大部分相对贫困的肯尼亚人都能够负担得起，不过这种消费习惯又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对于肯尼亚的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来说，即使其收入足以购买新衣，他们还是更倾向于消费二手服装。究其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外国二手服装大规模进入肯尼亚本土市场以来，二手服装已经深刻嵌入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系统，并衍生出了一套独特的消费模式与价值体系。因此，二手服装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商品与消费，而是一种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贸易体系影响下的被非洲国家在地化（localization），并被赋予了本地价值的特殊商品。

  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会生命史》一书的导论中指出，“物”与商品并不能画等号。一件“物”本身的价值及其作为商品的状态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动与变化之中。他主张运用一种“物的社会生命史”（social life of things）的视角来检验商品及其价值。在这种视角下，商品并不是“物”的唯一属性。“物”，可以是潜在的商品，但商品化后的“物”仅仅是其生命史的一个阶段，并且“物”的流动要遵循特定的“路径”（paths）进入或者退出商品化，这些路径则受到特定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此外，阿帕杜莱还指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特定的“价值制度”（regimes of value），即单件商品的价值并非固定的，而是根据特定的场景、时空，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而改变。②相较于马克思的过于注重生产的价值理论，阿帕杜莱主张关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整个过程。伊戈尔·科普托夫（Igor Kopytoff）在针对商品文化价值的讨论中指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商品的生产是一个文化与认知的过程：商品不仅要从物质上被生产出来，还需要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 ③商品本身并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群与社会文化条件成为或者解除其商品的属性。两位学者对于商品与价值的讨论给作为“物”的商品赋予了一种社会生命。商品不仅仅作为一种物品被交易与消费，它们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此外，对于商品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其作为被生产出来的客体的属性，还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具有社会生命的存在，以变化、流动，以及过程的视角来审视其整个社会生命周期。

  运用“物的社会生命史”的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跨国二手服装贸易。在跨国贸易网络中，二手服装的属性在“物”与商品之间不断切换，同时，其商品属性与价值也在每时每刻发生变化。与一般服装贸易不同的是，二手服装起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在它进入国际市场以前，本身也并不具备商品价值。它们大多是被居民淘汰后，以捐赠或是低价售卖的方式被慈善、公益组织或私人回收组织所接收。在经过一定的筛选后，一部分二手服装被重新分解为纺织纤维，再次进入生产领域，另一部分品相较好的二手服装会在当地慈善商店进行售卖。除此以外，这些慈善组织为了支付回收、分拣、运营，以及仓储的成本，会将剩余的二手服装打包销售给跨国贸易商，以维持自身的运作。因此，从居民的角度来说，二手服装本身并不能算作商品。即使是以低价处理的二手服装，其销售行为本身也并非主要为了获利。然而，跨国二手服装贸易的魅力在于，一件被上任主人抛弃的物品，在经过跨国网络的层层处理与改造，进入非洲市场后，成为重新被赋予了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商品，并在非洲当地形成别具一格的二手服装消费文化与市场机制。

  本文基于笔者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2016年6月— 2017年2月）与中国上海（2017年6月—2017年8月）的田野调查，并运用“物的社会生命史”的概念来分析中国与肯尼亚之间的跨国二手服装贸易网络。在此网络中，起初作为“物”的二手服装被一步一步地商品化，同时，其自身的属性与作为商品的含义也被网络中的其他不同角色不断界定和修改。随着二手服装在这一贸易网络中的流通，它们又被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审视与定义，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新的价值不断注入其中。除此之外，本文更着眼于来自外国的二手服装在肯尼亚的在地化过程。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并不是被动接受来自外国的二手服装，相反，当地社会与居民也在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结构不断塑造着二手服装的消费文化与市场模式，从而演化出一套独特的经济系统。

二、互联网经济下的中国二手服装回收与出口

  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来看，中国的二手服装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晚。自2009年起，才有中国的二手服装出口到国际市场的数据。实际上，2008年前后，就有来自非洲的商人到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制衣厂询问是否有购买二手服装的渠道。次年开始，陆续有面向出口的二手服装的分拣与打包工厂在珠三角建立。不少企业家在了解到这一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产业后，逐渐开始在2010年前后进入市场，来自湖北的杨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我一开始是从事欧洲的出口贸易。但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市场大规模萎缩。因为欧洲消费能力的下降，很多跟我合作了许多年的老客户都破产了，或者转向成本更加低廉的供应商。我那个时候特别着急，每天焦虑得睡不着觉。后来到了2010年有一个非洲客户来到广州跟我谈生意，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非洲有很大的二手服装的消费市场，我觉得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在当年来肯尼亚和乌干达考察了一个月。结果发现，的确有利可图。所以，回国后就从广州的一个厂子订了一批货发到肯尼亚来卖。结果，没想到卖得特别好！两个集装箱大概四十吨的二手衣服，不到一个星期就全卖完了。后来又从国内发了五个集装箱过来，也是不到一周就全被当地人买光了。所以我在2011年就决定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这个生意上来。我在广州自己建了两个二手衣服的打包工厂，自己发货自己卖。那个时候了解这个行业的中国人比较少，竞争小，利润也高。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就可以卖出十三四个集装箱。（访谈时间：2016年8月，访谈地点：内罗毕）

  笔者在内罗华进行田野调查时，中国的二手服装出口商（由于其商业行为旨在向当地出口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因此尽管该群体在肯尼亚工作，但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出口商更为准确）透露，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进入这一领域，且国内的二手服装打包工厂已经从2010年左右的十几家，迅速发展到上百家的规模。迅速增长的二手服装出口，刺激了国内二手服装的回收产业。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统计，2012年我国家庭与工业部门每年产生2600万吨废旧纺织品。④相较欧美发达国家12%—16%的回收利用率，我国每年的回收利用率不高，大约为10%。与欧美国家以慈善或公益组织为主进行衣物回收的模式不同，中国的一些二手服装回收业务更具商业化与互联网经济色彩。

  以国内最大的二手服装回收平台“飞蚂蚁”为例，其业务紧紧围绕互联网经济展开。2017年6月笔者在上海采访了卢先生（“飞蚂蚁”的创始人之一，化名）。他详细介绍了该公司对于衣物回收的理念与商业模式：

       人们现在普遍还是以老思路来看待衣物回收，认为二手衣服就应该捐赠到山区去，而我们从事回收的组织就应该是公益组织，不求回报，也不能赚钱。可问题是，社会上每年产生的二手衣服要远远超过捐赠的需求。以我们上海为例，光上海一年产生的二手衣服，拿出其中10%就足够捐赠全国的贫困山区。另外，绝大多数所谓的贫困山区现在也并不是真的穷到连衣服都穿不上，他们更多需要的是发展上的帮助，而不仅仅是解决温饱。如果真的想要应对二手衣服的问题，就必须得转变思路。因此，我和大学同学在毕业后就在上海创办了“飞蚂蚁”这个平台。我们的理念是用互联网公司的模式来进行衣物回收。我们平台和快递公司合作，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预约免费上门收衣的服务。收上来的二手衣服我们一部分会卖给回收工厂做成工业纤维，另一部分会出售给愿意采购二手衣服的人。但是我们主要的收益其实并不来自这些渠道。我们真正想做的是通过这个回收平台积累流量，并引导顾客到我们的网店进行消费。每次预约收衣时，顾客都会收到我们网店的打折券，他们可以拿着打折券在我们的店里消费。此外，我们的公众号和网店每年还能产生不少的广告收入。我们现在公众号有几百万的订阅者，每天也有上万人在我们店里消费。所以，别人听到我们是回收二手衣服的就都以为我们是个公益组织，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实打实的互联网公司。

  在上述的回收过程中，旧衣物虽然从原所有者手中转移到“飞蚂蚁”这一网络平台，但这个过程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交易。首先，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经济交换，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直接用金钱收购二手服装，而仅仅将其作为一种获取流量的渠道，从而推广自身的网店平台。其次，原所有者在将旧衣物转交“飞蚂蚁”的过程中并非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为了处理掉被淘汰的衣物。因此，平台收集旧衣物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商品交换，二手服装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作为一种为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商品而存在。事实上，如果剥除互联网经济的外衣，去除流量，二手服装本身对于“飞蚂蚁”的直接经济价值并不高。

  在笔者同来自“飞蚂蚁”的报道人交流的过程中，卢先生和公司的其他管理者透露，尽管该平台会将回收上来的二手服装出售给采购商，但其中的收益仅占公司总收益的5%—10%。而且，这部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用来支付回收衣物过程中所产生的物流与仓储成本。因此，从“飞蚂蚁”的角度来看，尽管其的确从销售二手服装的过程中获取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其目的并非依靠销售盈利。这一模式同欧美的公益回收组织一样：将回收上来的旧衣物出售给采购商作为维持自身运营的一种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在这一流转过程中，被出售的二手服装仅仅作为一种维持组织运作的流通物而存在，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为了利润而进行交换的商品。

  在二手服装的供应链中，不管是欧美的公益回收组织，还是“飞蚂蚁”这样的商业公司，更多扮演的是收集者与转运者的角色。它们将社会上的二手服装收集起来，再以各种形式转移给国际贸易商。然而，如果将二手服装贸易网络当作整体来看待，不管是以公益还是商业模式运营的衣物回收业务都在为整个网络进行着“打捞积累”（salvage accumulation）。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认为，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模式：“资本主义形式的价值被不断转变为资本价值”⑤，在其著作《末日松茸》中，她将“打捞积累”定义为：“主导企业在不控制生产条件的情况下积累资本的过程。打捞不是资本主义过程的点缀，而是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一个特征”⑥。她在对美国俄勒冈州松茸采集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采集者大多数都是20世纪7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后来到美国的东南亚移民。这些移民对松茸的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希望通过采集回归与家乡相仿的自然环境，重新实践自身的文化，缅怀并抚慰自己因战争而造成的流离失所。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虽然他们并不是全球松茸供应链的生产工人，但他们的采集行为及其成果却被松茸供应链所“打捞”，成为在国际松茸市场中被不断输送的产品。

  与这一现象相仿的是，二手服装的回收本身，并不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对于居民来说，不管是捐赠或是淘汰旧衣物，其行为并非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出于环保或避免浪费等动机。然而，这一行动却被从事跨国二手服装生意的资本所“打捞”与吸收，使其获得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三、作为原料的二手服装：分拣与打包

  当旧衣物被慈善组织，或是“飞蚂蚁”这样的商业回收公司销售给从事二手服装贸易的企业后，它们就进入了跨国二手服装贸易的下一个环节：分拣与打包。

  在专门负责分拣与打包的工厂中，二手服装会被分拣为不同类别（比如衬衫），经过消毒后被打包成不同的二手服装包裹（以下简称“包裹”）。在这一过程中，被回收的二手服装，转变为工业意义上生产包裹的原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跨国贸易中，真正的商品并非单件的二手服装，而是被打包好的包裹。一般来说，按照全球标准，一个包裹一般重达45公斤，然而在某些国家，也可能达到75公斤，但并不常见。由于单件衣物重量的不同，同样45公斤的包裹可能装有200件左右的衬衫，也可能只有100条左右的牛仔裤。

  衣物的分拣与打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这背后，其实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对于非洲市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二手服装都会成为受欢迎的商品。非洲消费者对于二手服装有着自己特定的需求与品味。这就要求打包工厂必须了解这些“地方知识”，才能够生产出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非洲学者欧卢米德·阿比姆博拉（Olumide Abimbola）指出，英国的二手服装出口商与西非的零售商之间，存在着一种“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由于着装理念与消费文化的不同，在英国打包好的衣物在西非销售时，销路并不好。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的出口公司雇用了一批来自贝宁从事二手服装销售的“实习生”。他们为英国出口商在二手服装的分拣上提供建议，以保证出口到非洲的服装符合当地人的口味。⑦

  尽管在笔者采访的中国出口商中，并没有人像他们的英国同行那样聘请非洲人来协助其评估什么样的中国二手服装更适合非洲市场，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同的非洲国家设有自己的销售公司。销售人员会不断把当地消费者对于服装的偏好反映给母公司，以帮助企业分拣出更适合非洲市场的服装。

  笔者在肯尼亚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一位在当地从事二手服装出口的中国销售人员向笔者展示了他们公司的产品手册。整本手册有三百余页，其中根据材料、款式、季节、性别等因素将二手服装分为十几个大类、百余个小类，并配有详细的模特照片。肯尼亚客户可以根据手册选择他们想要购买的包裹，销售人员也会根据客户的反馈，将其所需要的款式反馈给国内，工厂再根据客户的需求打包特定的包裹，出口到肯尼亚。

  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分拣与打包的过程中，单件二手服装并非直接作为商品而存在。在这一环节中，真正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是包裹，而被打包好的二手服装仅仅是这一商品的原材料，而并非商品本身。以手机的国际贸易为例，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是作为电子产品的手机整体，而非组成这一产品的电子元件。

  实际上，根据非洲市场的偏好进行打包这一行为，可以看作出口商提升产品“质量”的一种方式。卖相更好，质量更高，更符合非洲市场的二手服装需求的包裹，可以在当地卖出更高的价格。然而，许多中国出口商并不会选择将最好的衣物打包在一起，而是会将高质量与品相一般的二手服装混合打包成品质普通的包裹。究其原因，出口商及其工厂收集来的二手服装良莠不齐。如果只选择最好的衣物打包，许多低质量的二手服装将不得不被抛弃，这将大大提高其生产成本。因此，他们选择这种打包方式实际上是为了刻意压低包裹在非洲市场上的售价。许多在肯尼亚的中国出口商向笔者透露，在当地市场，来自英国的包裹往往价格最高。一个装有200件左右衬衫的包裹可以卖到200美元—300美元。由于肯尼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来自英国的二手服装在款式上与当地对于服装的要求相对契合，而且，英国的二手服装整体来说质量相对较高。因此，需求量较大，价格高企。然而，同样是来自中国的装有衬衫的包裹，往往只能卖到130美元—160美元。其原因就在于出口商刻意拉低包裹的质量，从而压低产品价格，以价格优势同来自欧美的包裹在当地竞争。

  从二手服装的社会生命史的角度来看，在分拣与打包的这一阶段，其属性第一次发生了转变，由被淘汰的 “物”，转变为商品（包裹）的原材料。中国的打包工厂根据肯尼亚的市场偏好进行打包与定价的过程，反映出包裹不是简单的“中国制造”，而是持续接收并吸纳肯尼亚本地知识的结果。换句话说，二手服装在肯尼亚的在地化，并不是在其到达当地市场才开始，而是在中国工厂进行分拣与打包时便已经发生。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服装本身的物理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历经这一过程，并最终生产出的包裹，已然根据肯尼亚人的着装标准，被注入了肯尼亚消费者所需求的价值。

四、新自由主义改革与肯尼亚二手服装市场的兴起

  自1963年独立之后，同当时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以乔莫·肯雅塔总统为首的肯尼亚政府强力地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期摆脱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依赖，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为了推行进口替代的工业政策，保护国内的工业企业，肯尼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例如，对外国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实施进口配额和升值货币等。在此政策的影响下，肯尼亚本土工业避开了外国公司和进口产品的竞争，飞速发展。

  在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任职的14年里，肯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6.6%的速度飞速增长，其本土制造业的工业附加值的增长率更是高达每年10%。然而，就像其他施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肯尼亚的国民经济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遭受重创，国内经济发展停滞，国际收支出现严重赤字，政府举步维艰，不得不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金融支持。作为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肯尼亚实行激进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lan），例如产业结构调整，削减政府开支，以及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由贸易等。其目的是在肯尼亚推行私有制经济，倡导市场竞争，并施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策略。⑧

  在施行进口替代政策的时期，肯尼亚将纺织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大力扶持。1963年，肯尼亚全国仅有6座纺织厂，到1983年，纺织厂的数量达到52家。⑨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肯尼亚本土的纺织业与制衣业遭受了来自海外产品的巨大冲击。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81年到2008年的27年间，肯尼亚制衣与纺织业的工业增加值从1981年顶点的13%下降到4%。与此同时，大量来自外国的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市场。⑩

  美国人类学家凯伦·特兰博格·汉森（Karen Tranberg Hansen）指出，二手服装大规模进入非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时被大量生产，战后大量积压的军服被欧美中间商以较低的价格采购并贩卖到非洲，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例如赞比亚、肯尼亚等国。1120世纪70年代，随着肯尼亚周边国家先后陷入战乱，来自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难民不断涌入，肯尼亚的边境线上因此建起大量的难民营。尽管，当时肯尼亚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纺织业，禁止进口外国的二手服装，但随着难民涌入，为了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一些慈善组织开始将欧洲的二手服装以捐赠的形式送入肯尼亚，作为一种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手段。然而，这些二手服装一部分被难民出售给收购商，以换取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另一部分则通过一些地下渠道涌入肯尼亚国内市场，成了商品。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开展，二手服装的进口以自由贸易的理由而被合法化。

  为了保护并发展本土纺织工业，2016年东非共同体（the East African Community，包括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通过了一项在2019年完全禁止二手服装进口的联合声明。12然而，该声明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由于东非共同体的大部分国家为美国《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的受益国（南苏丹于2015年被移除），其大部分产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零关税的优惠，美国认为联合声明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威胁东非共同体取消该项禁令，否则将会把不遵从的国家移出《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受益国名单。由于肯尼亚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紧密，肯尼亚于2017年退出了联合声明，继续允许二手服装的进口。

  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2016年—2017年，肯尼亚的二手服装进口额约为1.26亿美元，2021年这一数字达到1.7亿美元，成为整个东非最大的二手服装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向肯尼亚出口的二手服装也在逐年递增，2017年中国出口到肯尼亚的二手服装总额为3800万美元，2021年该数字增长到7200万美元左右。中国的二手服装占肯尼亚进口二手服装的百分比从2017年的30%增长到2021年的42%，13几近占据肯尼亚进口二手服装的半壁江山。不断增加的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也在不断改变肯尼亚当地的二手服装经济。

五、成为“米图巴”：中国二手服装在肯尼亚的在地化

  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二手服装有着不同的称谓。在赞比亚，二手服装被称为“萨拉乌拉”（salaula），它是本巴语的一个词，意为“从一堆东西中挑选、翻找”；14在尼日利亚，以进口的港口之名来命名二手服装——“奥克里卡”（okrika）；在刚果，二手服装被叫作“sola”，意为“选择”；在肯尼亚，二手服装被称为“米图巴”（mitumba，斯瓦西里语），其字面意思是“捆”，指来自国外的被塑料包装打包好的二手服装。二手服装在非洲的不同称谓揭示出这种商品在这片大陆的普及程度，也体现出其作为商品在各国市场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会在肯尼亚东部的蒙巴萨港卸货。在接受海关的检查后，它们会被装上卡车，以陆路运输的方式送到位于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附近的仓库储存。这些仓库不仅仅发挥着储存二手服装的功能，同时也是包裹的批发与交易的市场。

  根据质量、种类，包裹会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到仓库的不同位置，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肯尼亚批发商来此进货。其中，较为富有、产业较大的批发商可以一次性花费数千美金从中国出口商手中购买数十个包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拥有自己的商铺与卡车，可以将包裹运回自己的仓库，并在那里以零售的方式卖给其他从事二手服装买卖的本地零售商。另一些财力较弱的个体户一般会骑摩托车来仓库进货，他们的资金有限，一般只能支付几个包裹的价格。笔者在二手服装仓库的田野观察中发现，一些最贫穷的肯尼亚人也参与了包裹的交易。

  案例一：旺吉鲁（Wanjiru）是一位生活在内罗毕基贝拉（肯尼亚最大的贫民窟）的单身母亲，二十多岁。她每天都会乘坐巴士前往批发二手服装的仓库，并在这里花七八十美元从中国出口商手里购买一个最便宜的包裹，再步行将包裹背回基贝拉进行销售（内罗毕的一些巴士不允许携带货物）。虽然这个价格的包裹质量比较差，其中大概有60%的衣物卖不出去，只能当作破布处理，但她依然可以从中赚取一二十美元的利润。旺吉鲁需要养育3个孩子，每天她会从收入中拿出十美元左右为家人购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并将剩下的收入储蓄起来。尽管本钱微薄，利润不高，但每天一个的包裹生意还是帮她支撑起了自己与孩子的生活。她对笔者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从每天一个的包裹生意中攒到足够的钱，然后到内罗毕的其他二手服装市场租一个零售摊位。这样可以赚更多的钱，也可以给她的孩子更好的生活。（访谈时间：2017年1月，访谈地点：内罗毕）

  对于另一些从事这一生意的肯尼亚商户来说，售卖二手服装不仅是为了维持生计，还是实现其人生价值与抱负的一种渠道。

  案例二：基奥妮（Kioni）曾经是一名就职于肯尼亚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的职业女性。在与一位肯尼亚富商结婚后，她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然而，她并不满足于婚姻生活。她对笔者说：“在我们基库尤人（Kikuyu）的文化中，做生意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不仅仅意味着获得物质上的满足，还意味着我将收获他人对我的认可与尊重，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受过教育的肯尼亚女性尤为重要。”基奥妮自2014年开始从事二手服装生意，尽管曾供职于银行，实际上她的个人储蓄并不多。丈夫提出要为她的生意提供启动资金，但被她果断拒绝了。基奥妮认为，既然决定从事这一行业，就应当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白手起家。创业初期，她很难负担得起来自欧美的昂贵包裹，中国的包裹相对实惠，为她在货源上提供了新的选择，她可以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拿到更多的二手服装货源。一开始，她的商铺每天只能卖出两三个包裹，然而凭借着中国包裹的成本优势，她的生意迅速扩大。2016年，笔者采访她时，其商铺每天可以售出二三十个包裹，她因此成了一名较为成功的独立女性，并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她与孩子的医疗保险以及日常开支都由自己来承担。她对此非常自豪，并向笔者透露：“虽然我的丈夫比我更加富有，但是在家庭关系中，我们两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当我们的朋友提起我时，不会认为我是丈夫的妻子，而是一名成功的二手服装批发商！” （访谈时间：2017年2月，访谈地点：内罗毕）

  以上的两个案例表明，来自中国的包裹在当地市场上不仅仅是一件“舶来品”，相反，中国包裹的出现，为当地二手服装市场提供了新的选择，并且其自身也逐渐嵌入肯尼亚国内的经济网络，对肯尼亚国民及其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储存包裹的仓库中，来自中国的服装时刻接受着肯尼亚商人的评估与挑选。尽管包裹在分拣与打包过程中参考了非洲市场的需求，但并非所有出口的包裹都能够迎合肯尼亚人的口味。究其原因，包裹的交易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购买包裹的批发商来说，采购包裹是一件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其整个过程类似中缅边境的“赌石”行为。由于二手服装被紧紧地捆在一起，外部又被半透明的塑料袋所包裹，这使得购买者很难准确判断包裹内衣服的质量。直到这些包裹在零售市场被彻底打开以前，没有人可以准确地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件可以被卖出去的“好”衣服，而好衣物的比例又直接影响到包裹在当地零售市场的价格。以二手衬衫包裹为例，一件品相较好的二手衬衫市场价格为20美元，如果一个价格为200美元的包裹里高质量的衬衫比较多，有20件可以在市场售卖，那么对于销售者来说，其利润大约为200美元。但如果买到质量不好的包裹，只有不到10件品相好的衬衫可以出售，那么销售者很有可能为此赔钱。因此，肯尼亚的批发商必须拥有极高的判断包裹质量的技能。

  出于获取更高利润的考虑，中国出口商往往不允许肯尼亚商人在仓库完全打开包裹，而只允许他们隔着塑料袋，或者撕开一个小口来评估内部衣物的质量。而在这一评估与挑选的过程中，包裹的商品属性及其价值再次发生了改变。笔者在田野观察中发现，尽管绝大多数中国出口商给包裹设定了固定的价格，但他们往往允许当地客户在评估完包裹后，在一定范围内讨价还价。这一谈判与评估的过程会根据肯尼亚的本土标准，不断修正二手服装的商品价值。此外，肯尼亚客户对包裹的评估与挑选，实际上也是将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在地化与商品化的过程。作为中肯之间二手服装贸易网络的一环，严格意义上来说，在仓储环节，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还没有进入肯尼亚的消费市场。堆积如山的包裹，必须在接受肯尼亚客户的评估与检验后才能确定其价值。而这一挑选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肯尼亚的本土价值体系来审视中国的二手服装。在经过挑选并被定价后的包裹，尽管其“产地”在中国，但其产品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已经被肯尼亚的本土标准替换，由此完成了其在地化的过程。阿帕杜莱认为，“物”在成为商品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循特定的路径。15肯尼亚客户依照当地价值标准对于中国包裹进行挑选，其实就是包裹由仓储物变为符合当地价值的商品的必要路径。完成了挑选与交易的包裹，也正式从来自外国的二手服装变成了符合肯尼亚本土价值的“米图巴”。

六、从“米图巴”到“卡梅拉”：肯尼亚二手服装的零售与消费文化

  随着二手服装贸易的合法化，肯尼亚各地都出现了各种以买卖二手服装为主的市场，位于首都内罗毕的吉空巴（Gikomba）市场是肯尼亚乃至整个东非最大的露天二手服装交易市场。吉空巴市场原本并不是专营二手服装的场地，而是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它的出现与内罗毕的城市化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随着肯尼亚政府实行国有化经济策略，铁路被收归国有，并重新成立了肯尼亚国营铁路公司（Kenya Railways Corporation）。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政府在当时的内罗毕北部地区为该公司建了家属区。随着人口的涌入，吉空巴市场也顺势出现。其毗邻内罗毕市内最大的公共汽车站马查克斯（Machakos）汽车站。该车站是肯尼亚乡村地区同首都内罗毕之间的主要交通枢纽。当地人也将该车站戏称为“人民的机场”。由于便捷的交通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吉空巴市场很快成了当地主要的农贸市场之一。随着二手服装在肯尼亚国内市场的流通，该市场也逐渐从农贸市场转变为肯尼亚全国乃至东非最主要的二手服装批发与零售中心。笔者在吉空巴市场进行田野调查时，不少当地的二手服装商贩向笔者透露，吉空巴市场每个月的货物吞吐量大约为500个—600个集装箱，约为一万余吨。

  如今，吉空巴市场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肯尼亚境内。由于周边不少国家禁止进口二手服装，或是对二手服装进行管制，因此，在肯尼亚的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隐性的二手服装走私网络。不少商人在肯尼亚的边境地区走私二手商品到相邻国家，例如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而货物大部分来自肯尼亚的吉空巴市场。

  实际上，将吉空巴称为二手服装交易市场并不准确。除了二手服装之外，该市场还销售大量的二手鞋子、箱包等商品，甚至还包括某些奢侈品牌。有西方媒体将其戏称为肯尼亚的“第五大道”。16

  尽管二手服装（包括包裹）在肯尼亚被统称为“米图巴”，但当地对零售的单件二手服装有着另外一套名称与评价体系。其中质量相对较好，能够直接作为商品出售的衣物被称为“卡梅拉”（camera），源于英文“镜头”一词。这一称谓意为这类二手服装就如同被镜头所捕捉的新衣服一样，其质量与款式并不亚于新衣服。“卡梅拉”又被细分为两个不同的档次：“first camera”，指拥有最高品质的二手服装；“second camera”，指质量与款式相对较差但依然受欢迎的二手服装。在当地市场上，一件“first camera”级别的衬衫可以卖到20美元—30美元，而相同款式的“second camera”的价格大约为10美元—20美元。实际上，这样的价格与商场里售卖的新衣服差别不大。

  人类学家特伦斯·特纳（Terrence Turner）指出，卡雅布人（Kayapo）对身体的装饰是一种区分个体与他者的“社会皮肤”。同时，身体的表面是社会、社会自我和心理生物个体的共同边界，其成为社会化的象征性的舞台。17肯尼亚人对于二手服装的偏爱，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其实也表现出他们对于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于后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某种反抗。美国文化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情感的消逝”（the waning of affect）。18文化生产者的个人特征及其自我表达因机械大生产技术的流行而消失不见。在当代的服装时尚产业中，快销时尚成为一种主流。以西班牙快销品牌“飒拉”（ZARA）为例，一件衣服从设计、生产到投放市场，仅仅需要15天。19然而，这样一种在大工业生产模式下，以“快”为特征的服装产业，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对于服装产品的个性需求。这一模式将对服装具有个体需求的顾客统一纳入被动接受其产品及设计的群体性消费者，这样一种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与时装产业实际上并不能够满足肯尼亚人对于服装的文化需求。

  在肯尼亚人的服装消费文化中，独特性（uniqueness）是其购买服装的一个重要指标。许多肯尼亚的消费者（包括能够消费得起进口服装的中产阶级）向笔者透露，他们对于作为“工厂货”的新衣并不满意，除了经济元素之外，他们不愿购买新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没有个性。虽然新衣的款式时刻在改变，但是消费新衣服无法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相反，它意味着自己作为个体与他人的同质化。二手服装却能带给他们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尽管二手服装同样由工厂生产，但在吉空巴这样的二手市场，来自全世界的二手服装被汇聚在一起，这使得肯尼亚人在衣物的消费上可以不被特定的品牌、款式、地域，甚至时代所限制。他们可以从市场上挑选到自己偏爱的特定服装，并根据个人品味将其组合搭配，从而形成只属于自己的着装风格。这样的一种消费模式，实际上是将二手服装及其搭配变为极具个人风格的“社会皮肤”，从而将作为个体的身体同他者区别开来，并在社会的层面展现出与众不同的自我。因此，吉空巴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二手服装的交易平台，它同时也是肯尼亚人构建自我认同与个体性的重要渠道。

  也是在吉空巴市场中，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完成了其在跨国贸易网络中的最后一次商品属性的转变。笔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开包”，意为将批发来的包裹打开，并将其中的二手服装进行售卖。在这一过程中，单件的二手服装从作为整体的包裹中被拆分出来，由包裹的原料转变为单件的商品，并在当地零售商贩的挑选与评估中被重新赋予价值。

  作为肯尼亚乃至东非最大的二手服装批发中心，每天都会有数以万计来自内罗毕各地的个体商贩来到吉空巴市场进货。与批发商不同的是，这些个体商贩采购的是单件的二手服装而非包裹。从每天早上五点开始，吉空巴市场里便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个体商贩。不同类型的包裹都有特定的摊位。这些摊位的批发商往往专精于某种特定的服装，例如，一些摊位只售卖二手牛仔裤，而另一些批发商只经营卡其裤。此外，经营同一类型服装的批发商也会因包裹的来源地区而加以区分。例如，某些批发商只售卖来自加拿大的衬衫，其隔壁的批发商专门出售来自中国的衬衫。

  批发商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将包裹带到自己的铺位，来采购的商贩则早早聚集在这些铺位周围。在开包之前，批发商会拆去包裹的塑料袋，并允许零售商贩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不超过一分钟），用手电筒快速查看其中的衣服。有经验的商贩可以在十几秒内判断这一包裹的好坏，并在心里记住哪些是高价值的“卡梅拉”，哪些是不值得购买的破衣服。检查过后，个体商贩会和批发商敲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

  在批发商观察到自己的商铺周围聚集了足够多的商贩时，他会突然之间割开捆绑衣服的塑料条，并将包裹里面的衣服全部倾倒出来。紧接着，周围的商贩一拥而上，迅速争抢他们认为高价值的“卡梅拉”。争抢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推搡与咒骂声。一个45公斤左右的包裹，不到一分钟便被争抢一空。在挑选完衣物后，个体商贩会按照之前约定好的价格向批发商支付现金，而铺位上无人问津的二手服装会被批发商重新打包，并出售给来自肯尼亚农村地区的批发商。在那里，这些包裹会被重新开包并销售。

  包裹开包的过程实际上是单件二手服装再商品化的过程。它们从组成包裹的原材料，被重新评判与估价，并经过零售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后，重新进入了消费市场。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远渡重洋，在这时才正式进入了肯尼亚的消费市场，成为肯尼亚人满足自我个性，区别自我、他者与社会的“社会皮肤”。

七、从城市到乡村：肯尼亚二手服装生命史的终点

  肯尼亚的二手服装贸易不仅仅活跃于内罗毕这样的大城市，在肯尼亚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自欧美和中国的二手服装同样也是农村市场交易的重要商品。一般情况下，一个包裹中的二手服装经过城市零售商的挑选，仅有二三十件品相较好的可以在内罗毕的几个主要二手市场中进行售卖，例如吉空巴市场和托伊（Toi）市场等。其中绝大多数剩下的质量较差的服装会被重新打包，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到内罗毕附近的郊区城镇。在那里，包裹中的二手服装会被当地零售商重新评估。根据笔者的田野观察，在郊区售卖的衣物质量与款式明显差于市中心所销售的衣物，且同种类服装的价格也往往比城市里的便宜一半左右。而且，大多数时候，一个包裹中的二手服装仍然无法在郊区售罄。剩下的还会再次被打包，成堆地搬运到卡车上，继续分销到肯尼亚的广袤农村地区。笔者通过在肯尼亚西部省（Western Province）的一个大型农村集市的观察与访问了解到，当地市场出售的二手服装绝大部分来自内罗毕以及其周边地区。在这里，单件衣服的价格仅为一两美元，质量低劣。在这些市场周边，还有一些小型工坊，专门加工并处理二手服装。卖不出去的衣服会在此被加工剪裁，有一部分会被作为被子、枕头等的填充物，剩下的则被丢弃或焚烧。来自全球的二手服装在这里走向了其社会生命史的终点。

八、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物的社会生命史”这一角度着重讨论了来自中国的二手服装进入肯尼亚消费市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二手服装从无价值的“物”一步一步被再商品化与在地化，其作为“物”的属性与价值也在贸易网络的各个环节被不断地定义与改变。在人类学对于“物”的流动的讨论中，“物”从来不是仅具有物理属性的客体，相反，它承载着明显的社会与文化属性。而不同社会对于“物”的不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今的跨国贸易网络。以二手服装为例，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被淘汰的二手服装本身不再具备穿着价值，而穿他人淘汰下来的旧衣服这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种“不体面”的表现。然而，在肯尼亚，二手服装不仅可能成为高价值的商品（比如，品相、质量较好的“卡梅拉”与商场里售卖的新衣价格相近），还是当地人凸显个性，构建自我，划分个体与社会边界的“社会皮肤”。这样一种对于同一物品的认知差异，形成了二手服装跨国流动的原动力。除此之外，二手服装的跨国贸易网络不仅仅取决于供求，也取决于网络中不同角色对于二手服装的不同价值评判。在商品化的过程中，二手服装及其包裹，在不断地接受不同角色的审视、评估与挑选，这一行为贯穿了二手服装的社会生命史。每一次评估与挑选，都在重新定义二手服装的属性，并赋予其新的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来源于商品交换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而且还被注入了符合肯尼亚本地需求与标准的社会文化价值。中国的二手服装在肯尼亚的影响也不局限于其商品属性，日益扩大的中肯之间的二手服装贸易本身也在持续影响并重塑着肯尼亚本土的二手服装市场结构。正如本文所呈现的，买卖中国的二手服装还是肯尼亚底层居民的一种维生手段，是肯尼亚女性追求自身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一种渠道，是肯尼亚消费者构建自我的“社会皮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非之间的跨国商品贸易及其交换网络对非洲本地社会的影响是多维的（multidimensional）、多层次的（multilayered)，与具有多种面向的（multifaced）。

  自2017年后，随着中肯二手服装贸易的扩大，许多中国商人不再局限于向肯尼亚出口二手服装，还开始向当地的二手服装零售市场进军，这一行为引起了当地商业社会的巨大反弹。许多肯尼亚商人向政府请愿禁止中国商人进入二手服装的零售行业。与此同时，随着肯尼亚本地制衣产业的发展，开始有声音质疑来自中国、欧美、日韩等地的二手服装极大阻碍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这些问题在笔者的田野中都有所涉猎，但限于篇幅，无法在此文中展开讨论。希望未来有机会在其他文章中与学界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