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转义：石狮市的迎神赛会与乡村篮球竞赛*

一、引言

  2022年9月12日至16日（农历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间，每晚7点50分到9点，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的灯光球场都举行激烈的篮球竞赛，球场中的座位早早被观众们填满，场外也铺设起一条街道的小吃摊位，为前来观看竞赛的人群服务。球员、村民、商家和观众似乎都在这个场合中互相激发着热情。这场名为“美江杯”的企业篮球邀请赛，一共有6支队伍参加，分别名为永星俱乐部、世纪广告、锦亭门厂、聚力世兴达、东店篮协、集英护农狩猎，分为两组进行比赛。

  举办这场比赛的名目是“大禅祖师文化节”，为了庆祝沙美村最重要的挡境神（社区的保护神）“清水祖师”的诞辰。清水祖师生于农历八月初十，在以往的年岁中，村民们常常在这一天组织前往安溪县清水岩谒祖进香，此后的几日间会敬演几场戏剧，以作酬神。2022年，这场盛事增添了一个热闹的环节，即在当地备受欢迎的篮球竞赛。

  将球赛与迎神赛会相结合，在今天的石狮地区并非孤例，而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模式。篮球运动约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华南，它自被发明以来就是一项大众化的运动，对场地和费用的要求都不太高，因而传播非常迅速。及至1950年，石狮市就曾以农历七月“普渡”为名义举办过球赛，使篮球开始与地方节庆产生关联，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节日、庆典和迎神赛会中都增加了篮球邀请赛的环节，使二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结合。

  在仪式研究的经典理论中，对身体运动、竞赛游戏的讨论历来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仪式过程中的体育竞赛，往往被认为可以通过特定方式进行身体技术的展演，从而构建出一个有意义的情境，来集中表达仪式的情感和象征。然而，篮球运动自传入中国以来，它的身体实践中承载的是现代性的教育意图，而迎神仪式所表达的，则是传统民间信仰的时空结构、符号象征以及文化逻辑，这二者在意义上并非天然相融。因此，它们的结合就向仪式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

  传统民间信仰仪式与现代体育运动之间的结合何以可能？它是经由怎样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其所传递的文化意义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以此为思考起点，首先需要简要回顾体育人类学与仪式研究的相关成果，并从沙美村大禅祖师文化节中的“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这一个案出发，考察篮球运动在石狮地区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讨论篮球竞赛与传统迎神活动之间从对立到融合的意义转型过程，以考察民间信仰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变化。

二、体育竞赛的现代性与地方性

  自19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们在民族志中记录和分析了各种不同文化中的体育运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仪式研究的视角出发的。泰勒（Edward Tylor）首先将体育运动置于游戏的范畴之中，讨论了它的起源问题；其后，歌美（Alice Gomme）、库林（Stewart Culin）等学者继续拓展了这个问题，将游戏的产生与宗教仪式相联系（杨长明等，2021：597-603；Dyck， 2004）。

  这一阶段的研究被视为一种“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中，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现代的体育运动往往具备仪式性的特征，而在工业社会兴起后，这种特征被弱化乃至消失了，体育的重心转移到了赛事记录和经济产值上（Besnier & Brownell， 2012： 444-446）。范可在讨论现代体育的兴起过程时也强调，“现代体育的兴起可以用波兰尼的‘脱嵌’作为一个隐喻性概念来解释。只有游戏或者比赛之类的民俗活动不再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迎神赛会之类，现代体育方可能具备产生的条件”（范可，2022：68-82）。在这种范式下，对传统运动和现代体育的理论解释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传统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往往依附于仪式活动，现代体育则被认为是独立的场域。

  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人类学领域出现了后现代的范式转向，体育运动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也获得了更丰富的解释。在讨论现代体育，或者说是西方体育运动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时，学者们发现，现代体育与地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罗宾·福克斯（Robin Fox）较早关注了这个议题，他讨论了棒球的传入给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社会带来的影响。传统的普韦布洛社会看似十分和谐，但这种和谐只是被有意营造出来的表象，实际上，当地的人际关系中充满猜疑和恐惧，两个人之间一旦出现公开的语言冲突，就有可能导致村落的内部分裂，指控他人行使巫术是尤为严重的。因此，普韦布洛的社会制度强调人际之间的和谐合作，尽量消除对内部不和的公开表达。同理，为了避免社群之间的冲突，当地的传统竞技比赛都不会以两个固定的社群为单位举行，而是通过另外的方式选拔队员，竞赛的队伍本身也不是永久性的。但是在棒球传入之后，这种传统被打破了，当地成立了两支互相竞争的球队，每年固定进行两次比赛，这导致了大量的公开争吵和冲突，打破了社会原本的和谐表象，即使议会出面调停，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福克斯提出，棒球的传入在此前基本上没有竞争的社会制度中加入了竞争的元素，使得过去被压抑的矛盾在这个特定的竞争场合不断得到宣泄（Fox， 1961： 9-16）。

  在另一些案例中，现代体育的传入并不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其中。研究者认为，体育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义解释，世界各地在接受了外来殖民者的体育运动项目后，常常会对它的意义进行挪用和重塑，甚至反过来利用它来对抗殖民者（Besnier & Brownell， 2012： 447）。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经讨论过板球运动在印度的本土化过程。板球由英国殖民者带入印度，对于印度而言，处理殖民时期的遗产是其重要的课题。板球最初是维多利亚精英文化的一部分，殖民地官员认为，对板球的推广有利于传播英国崇尚的价值观。同时，印度上层阶级也出于对维多利亚文化的向往而支持这一运动。但是很快，板球运动与印度的民族国家观念产生了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体宣传、电视转播、商业推广和政府的支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板球完成了从体现殖民者价值观念的运动到承载印度民族感情之载体的转变（Appadurai， 1996）。

  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板球运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起初，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将这一运动引介而来，希望当地人能够将精力投注在体育比赛上，从而替代他们对猎头行为和部落战争的兴趣。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接受了这项运动，但随即用自身的文化逻辑对它原本的规则进行了改造，在人数、服装、得分方式等方面都做出改变，甚至加入吟唱和舞蹈的元素，以模仿传统的战争仪式。正如纪录片《特罗布里恩群岛板球》的副标题所言，它可以被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一种巧妙回应”（Leach & Kildea， 1975； Foster， 2006）。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体育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意义转型，这也是人类学后殖民反思中的重要议题。如萨林斯曾关注过的，全球化并非必然带来文化的全面同质化，相反，现代性在很多地区被再生产为地方化、多元化的文化。为了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文化上的本土主义者们往往倾向于强调自身民族文化的连续性，不断试图复兴仪式性的文化活动，并借此将西方文化整合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Sahlins， 1993）。闽南地区的篮球运动可以作为另一个案例来讨论现代性和地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这一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

三、球赛迎神：“美江杯”与沙美村的清水祖师信仰

  2022年9月举行的“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是沙美村清水祖师诞辰庆典中的一个环节。9月5日（农历八月初十）凌晨，沙美村的村民们抬着神轿，携着香烛，集体前往安溪清水岩谒祖进香，这个活动是为了通过在祖庙中的祭拜，重新强化神明的灵力。次日一早，这座神轿又回到沙美村，在整个村子里巡游一周，以表示其神圣力量对境域平安的护佑。其后，9月7日至11日间，每晚都有村民出资邀请的来自厦门、晋江的高甲剧团在村里表演。演出全部结束后，就轮到篮球邀请赛开幕。在接下来的五天中，球赛把这场庆典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在这个流程中，进香、割火、巡境和高甲戏演出都是传统仪式的既有环节，篮球竞赛则是其中的新元素。篮球竞赛如何嵌入这一传统仪式，对这个过程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民间信仰与现代生活形式交互融合的方式。

  清水祖师信仰是闽南四大民间信仰之一，祖师公其人是宋代的有德高僧，生前曾有修桥补路、救死扶伤、设坛祈雨等功绩，被后世奉为神灵。这一信仰在福建传播广泛，分灵各处，沙美村祖师公宫就是其分灵之一。

  沙美村的北面是五虎山，村子正好座落在山的南麓尾部，因而被命名为“山尾”，后改为“沙美”（闽南语谐音）；另一说，沙美是“金沙”和“美江”的合称，前者指其临海的沙滩，后者指穿过村落的东、西两溪。沙美村祖师公宫是村中的一座古庙，不久前刚经历过重修，金漆红柱，在日光下色彩明亮。关于它的历史，庙中有碑文记载：“明朝年间，洪水泛滥。高厝滨海浮沉香木，上书‘高厝关帝、沙美祖师’。村人迎木刻师像供奉于金沙古地，师灵异伟绩，有求必应，保境安民，村人崇颂。今因地势变迁大，而则水淹宫内外，乡贤捐资重建。”（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祖师公宫，1985）高厝指今石狮市外高村，金沙古地即沙美村。明清时期，闽南沿海村落常有海上漂来神木的传说，村民往往将这类木料雕刻为神像，沙美村的故事也与此相类。按照香木上“高厝关帝、沙美祖师”字样的指示，外高村和沙美村的村民将拾来的“神木”一分为二，一半雕刻为外高村英济庙中的关帝神像，另一半则雕成沙美村的清水祖师神像。

  后来，这座香木神像在“破四旧”运动中被毁坏，殿宇被用作生产队的仓库。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重新兴盛，1985年庙宇得到重修，2000年年底再一次扩建，达到了今天的规模。庙中一共供奉八位神明，位于主位的是玄天上帝。在村民从海上迎来神木之前，这座庙宇原本是供奉玄天上帝的一座小庙，改建为祖师公宫后仍然遵循原本的规制，将玄天上帝供奉在主神的位置，清水祖师和观音菩萨分别位于玄天上帝的左右两侧。如今，庙中有一位僧人负责日常洒扫看护，庙宇的仪式活动组织则由“沙美村老人会”管理。

  2022年，村民们商议再次重修神庙，因为庙宇的油漆又有脱落。按照当地的习俗，为庆贺修庙成功，这一年举行了盛大的进香活动，而且此后几日，由老人会出面组织了大禅祖师文化节，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

  沙美村历来有舞狮的传统，村里还成立了石狮市沙美狮阵武术馆，由于舞狮活动具有驱邪祈福的意涵，每逢村内或附近村落的迎神赛会，庙方常会邀请沙美狮阵前去庆祝。此次“美江杯”篮球赛开幕的时候，狮阵也被当作开幕表演，似乎显示着这一赛事与传统的仪式形式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并藉此产生了更紧密的连接。

  关于沙美村第一次在清水祖师的名义下举办篮球邀请赛，村党支部书记解释说，此前神明诞辰时都只邀请高甲剧团演出，虽然高甲戏在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宣传推广，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群，但是，“相对来说，戏还是老人居多，中青年毕竟还是少，球赛的受众就更广了，老中青都可以”。①在周边的村落和社区，也有不止一位村委会或居委会干部用相似的理由解释了在迎神赛会中以篮球比赛取代戏剧演出的原因，永宁镇第三社区居委会主任就认为，“现在看高甲戏的人比较少，一场高甲戏下来基本上都要一万块以上，以前我们都要请过来演三个晚上，就是一些老人，还有个别爱好的，一场戏下来，基本上只有二三十个人在看，比较浪费。篮球赛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男女都喜欢看，在我们这边比较流行”。②

  “美江杯”虽然是在2022年首次举行，但在闽南地区，以节庆、酬神为名义举办篮球比赛渊源已久。据《石狮篮球史话》，在石狮市范围内，最早有记载的是1950年的普渡节赛事，当年的农历七月，华侨捐资举办过“宽仁杯”篮球锦标赛。“普渡”的风俗在泉州长期盛行，而石狮的活动尤其热闹，筵席场面盛大，且时间往往长达一个月，当地有谚语称“闻名龟湖大普事，刣鸡如鸟”，形容杀鸡的数量之多，如同天上的飞鸟。1987年石狮建市以来，为了抑制这种铺张的现象，政府部门一直倡导移风易俗、神事简办，其方法之一就是由市文体局与主办“普渡”的村落共同策划举办文化体育活动，以取代以往的大型筵席、戏剧演出等。2005年左右，蚶江镇锦江村即有举办球赛以促进佛事简办的方案和活动。2009年，锦亭村在进行十三年一度的大型“普渡”活动时，举办了“锦亭杯”篮球邀请赛，此后，2010年蚶江镇莲塘山前村十八年一度的“普渡”、宝盖镇塘边村十三年一度的“普渡”，都曾举办过篮球邀请赛（曾华福、蔡明阳，2014：33）。

  在今天的石狮市，迎神赛会与篮球运动的结合已经非常普遍，几乎成了新的定式。与篮球相比，传统的什音、南音、高甲戏等表演在内容和形式上与酬神仪式更具一致性，在意义上更是密切相关。风俗改易后的今天，球赛已经成为迎神赛会仪式过程中的一环。那么，篮球竞赛与迎神赛会的结合产生了何种互相诠释的效果，是否改变了篮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本身的文化意义？

四、现代教育与国民身体：篮球运动的传播和在地化

  篮球运动在石狮地区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中，被赋予过多重的文化意义。篮球是一项很晚近才出现的运动，1891年被美国人发明，其后迅速传遍全球。彼时的中国正试图从内外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模仿是其所选择的路径之一。与此同时，在华传教士也尽力扩大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现代体育运动正属于他们有意推广的新事物之一。篮球作为现代体育项目的一种，最初就是在教会学校中广为流传的。1895年，篮球经由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与它的发明时间只相隔数年。其后不久，1905年，香港的皇仁教会学堂也传入了篮球，随即在华南被广为学习（谭政，2017：109-110）。

  篮球的传入首先受到近代来华传教士体育教育理论的影响，在他们对“人”的理解中，强健的身体也是上帝造物之优良品格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过度轻视身体和劳动，实际上造就了不健康的国民（张慧杰，2010：20-22）。这种意见在当时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中被广泛接受。因此，包括篮球在内的各种西方体育运动在教会学堂普及后，迅速影响到了诸多国立学堂。

  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也与近代篮球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他们一方面认为篮球有助于培养个人的身体和品德，同时也强调这种运动的普及可以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1935年，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的《体育季刊》在其发刊词中分析道：“体育之为用，不仅锻炼个人之身体，抑且为延续民族生命之要素……近几年来，因强邻压境，国势垂危。而国民之精神体魄，又复萎靡不振。有识之士，心焉忧之。故盛唱体育救国之说，以图振奋。”（王正廷，1935：10-11）这份刊物一方面介绍了各种体育运动的训练方式，同时也反复呼吁以体育促进民族的复兴。在此刊物中，吴德懋提出：“篮球的运动是体育的一部分，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因为篮球运动的目的直接是健壮身体，增进技术；间接是训练道德，发展智力，增进社交能力，以培养健全的公民的一种教育。”（吴德懋，1935）《勤奋体育月报》创刊时期相近，宗旨也有相似之处，强调民族体育的军事化和大众化（马崇淦，1933：1-2），刊物中有一篇题为《吾国应采用篮球为国民游戏》的文章，同样为篮球运动赋予了砥砺国民的意义（庄文潮，1936）。这一时期，身体的概念已经不仅关乎个人的品性，也关联着兴国家、旺民族的政治意涵。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体育被政府和民间推广并接受，自1910年召开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③开始，篮球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石狮地区的篮球运动传播中也可以找到些许线索。

  在我国东南地区，除了基督教会的影响之外，南洋华侨也是篮球运动普及的主要推动者。石狮地区的篮球运动就是由华侨首倡。自20世纪30年代起，归国旅菲华侨使篮球从学校向更广阔的农村传播。1930年，石狮永宁金埭村举行过一场篮球比赛，由旅菲华侨黄念打组建“金星”篮球队，建灯光球场，举办邀请赛并设置奖项。《石狮篮球史话》强调，“这是开创石狮篮球走向规范化、正规化的先河”（曾华福、蔡明阳，2014：11）。黄念打的事迹见于金埭黄氏家族编写的《金埭黄氏家族近代杰出人才专辑》：“黄念打，生于光绪庚子年，系属长房份，自幼聪明好学，擅长英语，热爱家族事业，长期受任垊市名商詹杉个商行之要职，多才能干。抗日期间，深具一生爱国爱家精神，曾一度归乡，组织金鳌金星篮球队，开展文体活动，积极响应抗日救国运动。返菲后，更热忱投入抗日行伍，参加过垊市抗日先进组织，积极抗日。垊市沦陷后，不幸被捕而壮烈牺牲，其爱国精神，永垂不朽。”（金埭黄氏宗祠，2011）对于黄念打而言，在家乡推广、组织的篮球运动，与他所参与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进行，在自强救国的意义上有很大的关联性。在他之后，当地的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学校、青年会、妇女委员会等，以及众多华侨们，都继续组织不同规模的篮球赛事，使得篮球运动逐步在石狮乡村得到广泛普及。

  简言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篮球运动最早传入的时候，表达的是传教士对身体的理解和教育实践；随后，知识分子和华侨们引导了其文化意义的转向，篮球作为大众化的现代体育运动，不仅被认为有益于国民的身体，进而与强国、救亡的运动相关联，从纯粹的培养健康的人变得更具迫切的实用意义。

  “体育”这个概念，19世纪末自西方引介而来，篮球运动在传入之初一直从属于这个概念，被叙述为新式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无论其意在强身健体或是救亡强国，都与现代化的思想线索紧密缠绕。20世纪初期，中国的体育界曾出现过一场“土洋之争”，讨论从西方引入的新式体育运动与中国传统体育何者更适合当时的中国，篮球作为新式体育的一部分，被一些保守者认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有某种程度的隔阂。在这场争论中，认同传统体育的知识分子提出，武术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之一，但应该对传统武术进行科学化的改造，剔除其中与巫术、鬼神相关的“糟粕”，同为传统体育项目的龙舟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苑城睿、戴国斌，2023：135-142；向军，2020；宋强，2016）。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体育的原初意义并非强身健体，而是依附于传统的信仰和节庆，被化约在其仪式意涵之中。但即使是支持发展传统体育的知识分子，也力图剥除这些对身体和运动的传统解释，并把传统体育重新叙述为现代体育的一部分，传达对身体的新式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前期，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信仰和仪式，都与西来的现代体育思想有相当程度的对立。20世纪初作为现代化体育思想重要载体的篮球运动，在今天能与民间信仰仪式相结合，进入地方的迎神赛会，其中必然经历了复杂的意义重构。

五、现代体育的意义转型与再嵌入

  今天的乡村篮球竞赛被戏称为“村BA”（模仿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CBA［中国职业篮球联赛］而命名），已遍及全国各地。在论及石狮地区“村BA”的特点时，研究者强调，它与节日和宗教祭祀的结合极具当地特色（王子涵，2022：69）。在《福建日报》的新闻报道中，受访者也同样特地指出了这一点，“很多事情也随着篮球而改变。‘看球的人多了，打球的人多了，喝酒的人就少了，打架的人也少了。’龚松林笑着说，‘野球’甚至把村里逢年过节都要请的戏班子都‘干’倒了”。“在闽南村里办比赛，必须有喜事作为契机，小孩周岁、老人生日、学校建成、祠堂落成、三年除孝等都会成为办比赛的原因，而最隆重的要数各种传统节日。”（肖榕，2022）看来，在今天的石狮，广义上的“节”和“庆”都可以作为举办篮球赛的契机，迎神仪式也属其列。

  这种现象在石狮地区的最初缘起，是1950年举行的普渡节篮球赛。那时候，篮球还没有与传统的文化意义产生勾连。1965年的晋江县政府文件记载：“农历七、八月是过去‘普渡’及其他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的时期。近二年来，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破除封建迷信的宣传教育和革命的文化活动，我县的‘普渡’及其他封建迷信活动大大减少，有些地区基本杜绝，并把这些封建迷信日子改为劳动生产日、爱国卫生日等，开展正当健康的革命文体活动。”（《制止搞普渡及其他封建迷信》，1965）“普渡”习俗在这一时期仍然属于必须废止的活动之列，而为了抵制这种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传统习俗，就需要借助“现代的”文化形式来进行革命宣传，包括举行体育赛事、宣讲革命故事、播放革命题材影片等。篮球运动作为“健康的”体育运动，与迎神、酬神的信仰意义仍然是对立的。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为包括篮球在内的现代体育赋予革命性并加以推广，非常适合用于取代“不健康的”旧习俗，而且与政府自身的现代主义革命主张也是并行不悖的。这是篮球运动与节庆、酬神产生的最初关联，此时它们的关系还不是合作，而是替换。政府出于移风易俗的理想主义愿景，试图以现代化的文体活动转移民众的兴趣，取代以祭祀仪式的形式举行的旧式活动。

  自传入以来，篮球运动在石狮乡村经历了长年的积累，获得了极高的普及度。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间信仰的复兴，传统节庆和迎神赛会逐步恢复，政府的文化策略在新的思想语境中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严格地禁止民间信仰活动，有些信仰和仪式更是得到了积极的承认和保护，被认为具有遗产价值。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体育与传统节庆曾经的对立性不再被提及。在“普渡”“佛生日”时举办的篮球赛与宗教仪式不再非此即彼，反而呈现出密切的结合，两条历史线索在此汇集，融入同一的意义空间。

  在不同的村落，以神明诞辰的名义举办篮球赛时，规模、形式有很大的相似性，但这种竞赛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出于什么契机产生的？社区管理者们多以为已不可考，或有些时候只是源自相当偶然的事件。石狮市永宁镇南门社区的情况就是一例，这个区域的挡境神是“章元帅”，在其庙宇章帅府对面，建有一个戏台和一个篮球场，两者的空间有一部分是重合的。现在，这两种活动都相当活跃，篮球赛不时举行，每逢神诞也会上演高甲戏。但当地人说，在20世纪90年代，这座庙宇重修时，其管理者和建筑团队曾发生过一些冲突，建筑师傅由此心怀不满，在庙的一面墙上画了一只下山猛虎，并在农历虎年、虎月、虎时点了虎眼。这被认为在风水上是十分凶险的。点过虎眼之后，南门区域就逐渐出现了一种说法，一旦在南门区域演戏，当地就会出现灾祸，导致居民无故患病、受伤或是死亡。因为无论演出什么种类的戏剧，基本上都会用到锣鼓，而鼓声被认为可以震动阴阳，叫醒鬼神。一旦打起鼓来，这只被赋予灵力的“老虎”就会被吵醒，危害这一区域的居民。因此，在寺庙完工后的近十年间，南门地界再也没有演过戏。于是，章帅府的管理者决定用篮球赛事代替戏剧作为酬神的活动。每逢神明诞辰，庙里都会组织村际篮球比赛。直到再一次重建庙宇，削去了老虎的壁画之后，社区才恢复了戏剧演出。④这一事件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对于村民而言，戏剧和篮球赛事所承担的功能已经非常相似，都具备酬神的作用。虽然戏剧演出在迎神仪式中具有深厚的传统根基，篮球赛的出现尚且不能完全替代其意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已经可以部分地相互协商与转义。

  在今天的石狮地区，越来越多的村落直接以地方神明或节庆来冠名篮球赛。沙美村的大禅祖师文化节就是一例，类似的活动还包括石狮市锦尚镇东店村的“恭迎普渡公文化节”篮球邀请赛、晋江市龙湖镇后坑村“城隍杯”篮球邀请赛，等等。而且，在这些以“文化节”为名义的迎神赛会中，篮球竞赛往往与戏剧、舞狮等各种传统的身体技术展演同行并举，例如，在沙美村这个有着舞狮传统的村落，狮阵表演被作为“美江杯”篮球赛的开幕表演，在仪式上具有高度的连续性。

  人类学对于身体与仪式之间的关系，历来有诸多个案探讨，戏剧、舞蹈和竞技都可以作为仪式的一环，承载着仪式观念的表达。如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在《安达曼岛人》中所讨论的，社会可以通过仪式习俗来引导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倾向，在当地的媾和仪式中，参与双方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宣泄敌对情绪，达到在仪式中化敌为友的目的（拉德克里夫-布朗，2005：179-187）。在传统的迎神赛会中，南音、高甲戏、舞狮舞龙等表演都是其中的重要环节，承载着仪式观念的表达。篮球竞赛进入仪式过程中，并与其他类型的身体技术构成可以相互替代或同时演出的关系，或许就表明，这一时期篮球竞赛中传达的身体观念，开始真正全面地与民间信仰的文化意义相融合。

  篮球与信仰的关系变化，还有一个外在因素不可或缺，就是二者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在石狮的乡村中，许多篮球场都建造在祠庙的周边，与附属于祠庙的戏台建筑相邻。以沙美村为例，村中共有三个篮球场，都是华侨、村民捐建的，举办这次大禅祖师文化节“美江杯”企业篮球邀请赛的群兴篮球场建于1975年，就坐落在祖师公宫的右侧。又如永宁镇南门社区章帅府的庙前空间，篮球场地设置在戏台的正前方，与观众看戏的广场重合。传统戏台直面庙门的设计，使得台上的表演同时起到娱人和酬神的作用，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庙宇正前方展开的篮球竞赛，或许也可以与庙中的神明形成对话。谈及选址原因的时候，当地人大多认为，篮球运动需要一定的场地，而村里的建筑物非常密集，只有神庙和祠堂周围有较多的开阔地，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而从民间信仰的研究出发，庙宇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庙宇是汇集各方人流的传统公共空间，“从福利、紧急救济到市场、社区欢庆、朝圣、娱乐、友善社交、非正式政治聚会和旅行”，不同种类的大规模活动都在这一场所中举行，并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韩书瑞，2019：20）。篮球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活动，在祠庙周边举行，也是符合传统空间格局的。

  戏台的建造依附于祠庙，因为它的演出功能与酬神、敬祖的仪式意义是紧密贴合的。而篮球运动在起步之初完全不具备这一意义，本没有与酬神相联系的意图，在特定历史语境里，甚至是用来取代敬神活动的。然而，这种相反的意图却在后来被顺利逆转，或许部分源于祠庙与篮球场在空间上偶然却又天然地形成了高度的连续性，为日后在仪式过程上的连续性预设了外在条件。

  相比于戏剧，篮球竞赛既可以作为节庆酬神活动的一环，也对维系村落社区认同具有一定的功效。很多镇级和村级的比赛会对邀请职业外援做出限制，保证队员主要由本镇、本村的居民构成。例如，2023年“泉郡南门外廿一都莲塘村恭迎普渡公民俗文化节庆典”镇级篮球邀请赛就做出了如下规定：“本次比赛以本镇（街道）出生地或户籍为主，可以两名国内外援，国内球员每天可以更换。在本镇、街道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能提供工作证明可以参加比赛。”（莲塘村老年人协会，2023）球队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组织，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共同体内部性的象征。尽管很多球队由企业冠名，但企业只是为球队提供部分经费和装备，球员自身并不以此维生，竞赛仍旧是作为一种业余的娱乐与节庆活动而存在，区别于独立的商业化竞赛。在评论比赛的胜负时，村民也更多是谈论社区的组织能力和声望，并支持自己社区的队伍。村落社区中挡境神的进香、巡境活动本就具备强化社区认同的作用，而球队的组织、训练与竞赛都配合着这一仪式活动，彼此融合，相互强化。

  另外，篮球竞赛的对抗、竞争性质，恰恰也是迎神仪式中的常见元素。闽南民间迎神赛会中的巡境仪式常常伴随着铺境社区之间的械斗，这种现象自明清以来就十分普遍，社区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关系可以通过仪式性的冲突得到集中的呈现。现代体育赛事也有相似的竞争性质，今天大型的体育竞赛常常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出现，成为对真正的对抗和冲突的一种替代性表达。当然，现代的篮球竞赛和传统的闽南械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在械斗现象已经趋于消亡的今天，体育竞赛中的身体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表达出类似的仪式性对抗因素。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篮球运动与以“普渡”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出现相关性，虽然最初是出于改造传统节庆的目的，但接下来，篮球比赛和迎神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使两者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构建了现代和传统两种时间的连续性。篮球赛成为传达信仰文化的新的表达方式，与此同时，传统信仰也附着到了一种现代载体上。

  在这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篮球运动最初传入中国，传递的是所谓“现代”的身体概念和知识。此后，随着它与处于颓败危机中的中国所发生的救亡运动相结合，个人的身体迅速被化约为国民身体的一部分，强健的身体与强健的民族性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体育运动因而产生了新的象征价值，被赋予了救亡的意义，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表达形式。在这一过程中，篮球运动的传播发展与后殖民研究者所提供的案例有一定的相似性，将西来的现代化理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分与合，以及国家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呈现出来。

  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出现了不同于这一框架的意义线索。篮球运动持续兴盛，渐渐不再强调民族意识所赋予的意义，而是呈现出更多元化的面相，其中的一种路径，即是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突出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会关系。比赛本身虽然并不具备超验性的意义，但在地方挡境神的名义下举办，作为敬献给神灵的表演的一部分，就具有了面向超越性的暗示意义，同时，也没有丢失这项运动强身健体和竞赛的功能。另外，篮球赛的组织过程也是对村落或角落社会关系和集体信仰的再度确认和强化。以迎神赛会为名举办的大量村级篮球赛，带来了篮球文化的不断活跃，促使各个村落都积极组织自己的球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团结乡邻的作用。在这一地方性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不再被明显地表达为区隔或对抗，而是相互关联与融合。

  当篮球竞赛以民间信仰为名举行，它就从最初的政治化语境中脱离出来，不再与国家的文化符号紧密结合，也并不与西方的文化殖民产生对话关系。相反，在赛事的组织上，社区承担了主要的工作，政府仅仅扮演监管的角色。并且，正如后殖民研究者所指出的，体育的意义具备高度的可塑性，往往会在地方的文化实践中被重新解释。虽然篮球竞赛最初是作为现代观念的载体而出现的，但它自身所具备的游戏性，以及其仪式性对抗的外在形式，都使得它能够更容易与迎神仪式相结合，从而嵌入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和象征体系之中。

  从当代的地方性实践中，我们更能够识别出民间宗教自身对其所处时代新事物的接受和消化能力，它所经历的这种自我革新过程，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例如，今天的民间仪式中，烧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香料和烧香敬神的行为也都曾是舶来之物。在明代，香料一度被认为是“番香”，并被禁止贩运，经历了国家与地方的复杂文化博弈之后，最终人们还是日渐接受了焚香通灵的习俗（王铭铭，2005：140-144）。也就是说，在外来文化与民间信仰的碰撞中，政府的本土主义主张往往并不能抑制民间对舶来品的接纳和重新解释，并且，这种文化转义现象的历史动力并不在于现代化的出现，而是内在于民间信仰的文化结构中。后殖民理论下的体育研究往往从政治性的视角出发，强调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和改造，而在石狮地区的案例中，民间信仰对篮球竞赛的地方化挪用，更多源自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呈现出另一种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和解方式，与后殖民思潮下的讨论既有可参照之处，又可以引出超越这一框架的新线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3CMZ042）的阶段性成果，曾在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社会人类学：学科前沿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分论坛上发表，感谢张力生、杜树海、徐飞倩、张帆等与会学者提出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范可，2022，《现代体育运动的兴起与若干相关社会理论》，载《西北民族研究》第6期。

［美］韩书瑞，2019，《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上册，孔祥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埭黄氏宗祠，2011，《金埭黄氏家族近代杰出人才专辑》。

［英］拉德克里夫-布朗，2005，《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莲塘村老年人协会，2023，“泉郡南门外廿一都莲塘村恭迎普渡公民俗文化节庆典镇级篮球邀请赛”海报。

马崇淦，1933，《本报旨趣》，载《勤奋体育月报》第1卷第1期。

石狮市永宁镇沙美村祖师公宫，1985，《重建沙美大禅祖师公宫碑记》。

宋强，2016，《集美学村体育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谭政，2017，《篮球运动及其入华滥觞考略》，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王铭铭，2005，《说香史》，载《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王正廷，1935，《发刊词：有强健之体质然后有勇毅之精神》，载《体育季刊》第1卷第1期。

王子涵，2022，《文化自信视角下乡村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项对“村BA”篮球赛事的社会学研究》，载《文化学刊》第12期。

吴德懋，1935，《篮球训练法》，载《体育季刊》第3期，转引自郑燕武：《民国时期我国篮球运动发展的原因探析》，载《传承》2013年第8期。

向军，2020，《礼仪竞技：传统龙舟赛的内在动力及其现代适应》，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肖榕，2022，《根植厚土，“村BA”江湖里的晋江故事》，载《福建日报》9月19日，第008版。

杨长明等，2021，《早期人类学对体育运动相关研究的贡献》，载《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第5期。

苑城睿、戴国斌，2023，《国家在场的身体知识：民国时期武术近代化的身体谱系》，载《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1期。

张慧杰，2010，《近代中国教会学校体育发展史研究（1840—1949）》，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制止搞普渡及其他封建迷信》，1965，晋江市档案局，档案号：0052-001-0001979-0042。

庄文潮，1936，《吾国应采用篮球为国民游戏》，载《勤奋体育月报》第3卷第5期，转引自郑燕武：《民国时期我国篮球运动发展的原因探析》，载《传承》2013年第8期。

曾华福、蔡明阳，2014，《石狮篮球史话》，香港：风采出版社。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89-113.

Besnier, N. & S. Brownell, 2012, “Sport, Modernity, and the Bod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41, pp. 443-459.

Dyck, N., 2004, “Getting into the Gam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port: Introduction,” Anthropologica, Vol. 46, No. 1, pp. 3-8.

Foster, R. J., 2006, “From Trobriand Cricket to Rugby Nation: The Mission of Sport in Papua New Guine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23, No. 5, pp. 739-758.

Fox, J. R., 1961, “Pueblo Baseball: A New Use for Old Witchcraf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74, No. 291, pp. 9-16.

Leach, J. & G. Kildea, 1975, “Trobriand Cricket: An Ingenious Response to Colonialism,” video record, produced by Off. Inf. Gov., Papua New Guinea.

Sahlins, M., 1993, “Goodbye to Tristes Tropes: Ethnograph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5, No. 1, pp.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