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原上的嘹亮村歌
文 / 吕丽 图 / 吕丽 孙恒
在内蒙古辽阔大草原的腹地,有一个地方被称为“歌的海洋、舞的故乡”,它就是鄂尔多斯。这片热土的中心,木凯淖尔镇,有着“红色柳林区”的美誉,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桃力民抗日根据地的行政属地。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内蒙古地区的第一首村民“共创型”村歌也诞生于此!
我是一名“90后”基层干部,生于内蒙古乡村,幼年时随打工的父母进城读书,不过每到假期总会回到木凯淖尔镇乌兰其日嘎村的姥姥家。毕业后,我通过公务员考试回到乡村工作,但家还是安在城里,这一百多公里的距离在我为人母后成了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返回城市还是留在乡村?这是一段痛苦的思考过程,我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不断寻找答案,直至遇到“爱故乡·村歌计划”团队,我才下定决心留在乡村。此前,我已经通过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当地培养出了十支村文艺队,正是基于对音乐社会工作的认可,我开始在全镇推进村歌计划,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组织伊克乌素等14个村集体创作了14首村歌。可以说,是村民们那一首首村歌唤醒了我作为农民工后代的初心,让我对家乡人民生出感恩之心,树立起为乡村振兴服务的理想。
其实, 集体创作一首村歌并非难事,难的是如何将村歌传唱下去,让更多的人接受并喜欢它。的确,村歌为村庄的公共文化搭建了一个可能的展演平台,农牧民一边为集体的文化创造力感到欣喜,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没有政府和村干部的重视怎么办?没有活动经费怎么办?没有指导老师怎么办?没有人组织怎么办?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只有将农牧民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出来,上述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我开通了视频号“老命子”,随时随地记录农牧民的文化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自媒体的运用增强了群众文化的参与感、获得感,特别是结合节日唱村歌的活动非常受欢迎。“这不是咱们老家的亲戚吗,你看他们唱村歌拜新年的视频呀!”“咱们这文艺队唱村歌庆五一的视频都发到陕西去啦!”每个村民的微信群都在转发集体唱村歌的短视频,外出的村民也通过手机看到了家乡人的新面貌,纷纷向村里发回祝福和鼓励。村与村之间在网络上互相学习、竞争,大家也越来越主动地传唱村歌。一些村文艺队队员通过网络自学广场舞,一些队员将过去的节目重新编排演绎,一些老人们开口唱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歌曲……在群众文化上获得的共情让农牧民逐渐变得自信,大家慢慢发觉:“即使老了,我也可以创造文化,因为文化就是我的生活”。群众文化主体性开始觉醒,这种觉醒与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文艺遥相呼应,是乡村振兴时期群众自我宣传与教育的有益实践。
在木凯淖尔镇19个嘎查村社区中只有1个蒙古族聚居的嘎查察汗敖包,他们用蒙古语集体创作了村歌《眷恋的察汗敖包》。蒙古族老党员巴图吉亚夫妇全程参与了这首歌的创作,出于对村歌的热爱,即使年过七旬,他俩仍自筹经费组织了一支木凯淖尔镇爱乐文艺队。队员都是周边的农牧民,平均年龄六十多岁,巴图吉亚给队员们购置乐器,队员们自掏腰包聘请老师指导教学。在节目编排上,他们集思广议,运用共同创作的方式把蒙古族民歌和汉族的民乐、快板,以及红色歌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结合起来编成节目,自制演出道具,自费购买服装,全方位呈现出蒙汉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地方特色。巴图吉亚说:“在木凯淖尔镇,我们这些蒙古族和汉族就是一家人,忙碌时我们互相帮助,有空时我们一起玩。我们的队员都老了,但仍想办法搞文化,一方面为了让乡村里的老人们快乐,另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传承,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只要是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就要传承。”
作为整个项目的推动者,我发现光是村民唱自己的村歌还不够,于是开始带动各村文艺队学习其他村的村歌,从本镇的村歌扩展到外省的村歌,并通过短视频传播。乌兰其日嘎村文艺队学唱陕西村歌《红枣枣》,当地泥河沟的村支书武江伟看到短视频后说:“没想到我们的村歌在内蒙被一群村民唱得那么好听,实在太感动了!”乌兰其日嘎村文艺队还线上参与了四川省“唱村歌过大年川渝村歌大联欢暨葫芦村村歌会”。通过这次视频直播,村民们不仅了解了四川的文化,还在这种交流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文化。村歌成了一种媒介,让农牧民不出草原就交上了五湖四海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村民们通过不同的村歌感受到了村庄文化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并重塑着新时代村庄的集体意识。
村歌计划团队在桃力民村走访调研
村歌计划团队在察汗敖包
乌兰吉林村文艺队队员骑着摩托车去参加唱村歌活动
乌兰其日嘎村文艺队线上参与四川省葫芦村村歌会
木凯淖尔镇爱乐文艺队在召稍村的公益演出
乌兰其日嘎村文艺队参与木凯淖尔镇村舞大赛
召稍村、乌兰吉林村文艺队自发到镇政府扭秧歌、送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