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再阐释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的转换，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了对应的关系。在危机爆发的情势下，发达地区工人运动的分裂主要取决于各国左翼政治派别在政治运动形式上存在的分歧，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他们对这次大战的性质做出的不同阐释。在第二国际解体的过程中兴起的齐美尔瓦尔德左翼激进团体，一般都用帝国主义的批评视野来概述一战的政治经济动因，不过在此团体中，似乎只有列宁将相关的批评实践转译成“世界革命”的政治构想，并且使这些构想在第三国际的框架下获得了物质性的保障。

  本文试图以瞿秋白为线索，探析在第三国际语境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通过何种路径传入中国的。瞿秋白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在继承列宁等人的批评方法的同时，也从中国的主体位置，进一步扩展了相关命题的阐述范围。瞿秋白以唯物主义理论视野对中国的客体性展开了分析，并将其延伸到有关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另类政治构想上。这一构想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改写、调整和置换，但是，在这种构想中所蕴含的理论视野、政治主体关系等要素，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帝国主义理论与主体位置的转换

  1916年问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对帝国主义问题多年研究的集中表述。在当时的帝国主义研究领域，这部著名论著既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也没有提出与以往不同的理论范畴，不过，列宁依据综合性的研究视野，重新阐释了“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内涵。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这种阐释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历史视域下，列宁发掘了压迫关系的新类型，如他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①据依附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等人的相关论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视角从一般的阶级关系，转移到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体系上。②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对立关系，现在不单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空间内的剥削关系上，而且也在帝国主义的范围内，以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对立显现自己的含义。

  其次，在一战期间，列宁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是民族压迫的时代，但是他在根据政治经济地理条件，将民族运动划分为“欧美发达地区”“欧洲东部”以及“近东和远东的殖民地地区”这三种类型的过程中，仅有最后一个类型被视为拥有“独立”的政治革命潜能。③换言之，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言，民族自决权不单是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应当遵守和推行的政治原则，而且它们本身在帝国主义时代之下，开始呈现出先进的革命价值。基于这种历史判断，列宁认为这类民族解放运动应当被组合到世界革命的政治构想之中。在第三国际的全球革命战略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初处于辅助性的位置。但是，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兴起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以失败告终之后，随着十月革命的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所谓“东方转向”。1920年，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

  殖民地的分离和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为了世界革命的完全成功，这两种力量的共同行动是必要的。④

  1921年，瞿秋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与了四个国际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他首次接触到第三国际语境中的“东方问题”。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谈到参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在克莱摩的走廊上遇见列宁时，他跟这位“诚挚果毅”的革命家“略谈几句”，列宁提示给瞿秋白“几篇东方问题材料”。⑤不久之后，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列宁在克莱摩的走廊上给出的“提示”，成为瞿秋白理论探索的一个核心命题。从整个革命生涯来看，“东方问题”在瞿秋白的理论实践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在瞿秋白的相关研究中，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提出的理论构想、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尤其是前面论述的列宁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与民族自决权相关的一系列文章，这些论著提供的认知框架、理论话语等要素，成为他的主要参照对象，并且在多个层面上对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与此同时，将瞿秋白在“东方问题”上做出的贡献局限于译介的层面上，也并不准确。相比于列宁、布哈林等人，瞿秋白在“东方问题”上展开的理论探索发生了“主体位置”的转换。换言之，如果说在列宁等人那里，对于“新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把握使得被压迫民族成为革命时代全新的政治势力，那么，瞿秋白的研究视点从帝国主义的一般性质转移到了特定的政治地缘关系上。具体来说，瞿秋白是通过将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矛盾关系转移到中国这样一种边缘的政治地缘关系上，来探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诉求以何种形式转化并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实，自中共二大以来，第三国际脉络中的帝国主义理论被首次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共革命理论的核心探讨对象之一。而在这一持续性的探索过程中，瞿秋白的相关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历史环节。

  结合马克思和卡尔·施米特有关“空间概念”的不同阐释，汪晖用“概念横移”来概括主体位置的置换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汪晖认为，在20世纪的历史中，“时间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所谓‘空间革命’为前提的”，基于这种理论概括，他进一步指出，“概念横移”的“功能就是在共时性的框架下，将不同时间轴线中的历史内容转换为可以在同一套话语中加以表述的现实”。⑥在中国马列主义研究领域中，“概念横移”一般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在这些经典文本中，毛泽东着眼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位置，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理论范畴转移到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当中，通常被认为在左翼政治思想中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表述和认知框架。但我们同时可以发现，主要源自19世纪欧洲思想传统的左翼“普世性”话语体系，早已被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革命理论家置入中国这一特定的政治地缘空间，并加以运用和改写。虽然从瞿秋白的例子来看，他在许多地方并没有像毛泽东的经典文本那样形成极为完整和严密的表述，但是其革命理论独特的地方在于，在他的笔下，主体位置的置换往往是在对话关系中显现出来，即在历次与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论争中逐渐得以完成。我们不妨说，这些论争在更为细微的历史层面上展现出这一历史过程的丰富内容，并且帮助我们获取了对中国左翼革命理论实践所蕴含的认知机制、话语体系等的某种历史性认识，即通过考察其形成过程，将今天耳熟能详的概念、历史书写方式等作为问题重新“历史化”，再现其“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

  从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下把“民主的联合战线”确定为总体革命路线，一直到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这段时间里，瞿秋白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的改组工作，成为“一个链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以及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枢纽’”。⑦在这一时期，瞿秋白的工作既包括具体的行政工作，也做了不少左翼理论的阐释。假如把瞿秋白这一时期撰写的文章纳入国共合作的历史语境当中加以解读的话，我们可以说，他在这一时期集中探讨的一个潜在主题是为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国际的联盟”才能得以实现。而从第三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来看，这也是政治合作形式下中共力求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中，瞿秋白等人在理论上需要完成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瞿秋白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具体分析与第三国际的帝国主义理论话语关联在一起，积极投入革命理论工作之中。

二、现代世界的客体——与东方文化派的争论

  在为社会主义联盟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性表述的过程中，瞿秋白面临的争论对象之一是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历史脉络里，对于东方文化派的命名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年，瞿秋白、邓中夏、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梁启超、张君劢、章士钊等人的政治构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东方文化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之下，通过重新激活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对充斥着西方社会政治关系、理性主义的“现代世界”进行了批评性的反思。从这种反思入手，他们以中-西、古-今为比较框架，突出东方文化的特殊性，强调它在社会政治形态、伦理道德、世俗文化等层面上与西方文明存在差异，而对这种差异性的发现，促使他们重新构想东方文明乃至人类整体的另类发展道路。

  在此次论争中，瞿秋白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出发，对东方文化派各式各样的政治构想展开了批评。其中，他主要通过界定物质生产关系与社会伦理、思想之间的历时性关系，将东方文化派的基本主张归结为“历史的‘堕性律’”。⑧从物质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东方式的宗法社会文化，以及东方文化派对它的辩护，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倒退，换句话说，与整体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东方文化派的思想主张处于脱节、迟滞的位置。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瞿秋白指出：“宗法社会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所谓‘东方文化派’的学者还在竭力拥护”。⑨从表面上看，瞿秋白对东方文化派的批评延续了“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立场。虽然在理论话语、批评分析视角、总体历史观等层面上，瞿秋白与“五四”时期的主流范式存在分歧，但是两者的反传统姿态都是建立在一种进化论的叙述上的，亦都是在进步-落后的二元关系下，把“前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摒弃在“现代”思想谱系之外。

  不过，瞿秋白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除了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还包含帝国主义这样一种理论向度。这两种理论视角都蕴含着进化论的历史观，但我们也需要对两者加以区分：前者在历史进化叙述模式中，通过完全否定空间意义上的差异性，将文明／民族问题仅仅看成某种普遍社会形态中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后者将差异性的空间维度作为切入点。简言之，帝国主义的理论维度即使立足于“物质力的自然发展”的普遍历史视野，也需要重新追究个别地缘空间（如东方文明、中国等）的社会样态。颇有意味的是，从这种批评视野下，瞿秋白并不仅仅从某种普遍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把东方文化派归为一种过时、落后的思想流派。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认为东方文化派的“难题性”在现时历史语境中已经完全失效，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做出阐释时，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死范畴”：

  此种物质力的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一纸唯心论而打消，决不能以仁爱的空名来限制，其实已经容不得你“预防”，——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长成，外国的已经现成。帝国主义无孔不钻的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之中。你爱和平，他却不爱；你讲诚意，他却不讲；你自己老实，他却不老实呢。

  中国的文化，——宗法社会，已经为帝国主义所攻破；封建制度，已经成帝国主义的武器，殖民地的命运已经注定，现在早已成帝国主义的鱼肉。⑩

  通过将中国政治经济现实解释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半殖民地国家，瞿秋白使中国的地位从文明论的本质性对立关系中转移到了由帝国列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基于这种认知框架，中国从一种停滞于固定时空关系、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变成了由资本主义世界决定和支配的客体。从这个视角来看，瞿秋白对东方文化派的批判，主要体现在有关中国现状的认识上。具体而言，东方文化派在本质意义上对东、西方文明加以区分，认为两者之别体现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对立范畴上，并且强调中国文明在伦理、文化等方面上占有优势，这些观点在瞿秋白的批评中被称为“历史的‘堕性律’”，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讨论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历史语境，对中国的地位及其在帝国主义的历史动力之下所面对的困境作了错误的认识，而以形而上学的思想范畴来代替对具体政治经济关系的探析。正如在批评章士钊的“非代议制的农村立国主义”时，瞿秋白指出：“中国的农业国早已受帝国主义的强奸，破瓜而成官僚商业资本国”，而章士钊的政治方案“却能变已嫁的少妇成处女”。11沿着这一思路，瞿秋白认为自从中国被迫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任何一种有关伦理、文化的本体论都完全失去了批评的能量及其对社会的“良性”作用，而在“新时代”的统治下演变为其政治经济剥削关系的意识形态外壳。

  在帝国主义的批评视野中，像中国这样的政治区域，仍旧被看作由“复数”的生产关系、政治权力结构组成的社会形态，因而也并没有完全取消残存的“前现代”要素在整个社会中的现实性基础。但是在调动帝国主义批评话语的过程中，瞿秋白关于中国的分析赋予了复数性要素以新的内涵。首先，他指认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占有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也就是说，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次，这种主导地位的更换，不仅瓦解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经济基础，而且对残存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重组，在新的历史动力的影响下，彻底改变了其基本的性质和特征。瞿秋白曾经写道：“古时的群寇，大半还根据于所谓‘农业社会’而发生；独有现时群寇发生的原因里却已掺入帝国主义的新动力。”12从这点来看，“新”与“旧”、“现代”与“前现代”等此类二元关系，在瞿秋白那里，都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的总体视野之下得到认识和探析。虽然在这类关系中，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对等关系，但是它们在“政治社会反作用”的视野下，组成了有“促进”“逆流”“阻碍”等多重发展方向错综复杂的现实图景。其实，瞿秋白在自己的表述中往往给像“封建主义”这样的概念加上“畸形”“现代”“中国式”等形容词，以特指这类“普世性”的概念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语境下所独有的义涵。

  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跟瞿秋白一样，认识到了当时全球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并对其表达批判的态度。早在1903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就从美国工业体系经历的集中化过程入手，指出“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13不过，与梁启超、梁漱溟和章士钊等人在后“五四”时期“转向传统”相比，14在瞿秋白那里，中国的特性不但没有被当作与西方世界相对立的另类社会政治形态，反而是全球帝国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其构成相互支配的附属关系。依据这种历史认识，瞿秋白以“历史的‘堕性律’”来概述社会政治形式的“历史残留”（及其思想界的辩护者），后者甚至被看成是由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关系所引发的产物。因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在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把中国推入了现代世界，而且也使其脱离于“一般历史轨道”，使得旧式政治社会关系（如地方军阀、封建剥削关系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地重复。基于这种批评方式，瞿秋白在提倡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还强调应当“颠覆封建制度，掘帝国主义的根，绝帝国主义的命”。15

三、帝国主义的不同压迫方式——政治经济的畸形结构与“去依附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国际霸权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威尔逊提倡的“国际联盟”及其相关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九国公约”等国际政治构想，一般被视为美国、日本这两股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争夺霸权地位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从此以后，美国主导重建的国际权力秩序对民族自决权问题开始表示出的某种宽宥态度，与第三国际的“被压迫民族”政治构想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缘于此点，瞿秋白从苏俄回国之后随即展开的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探索，包含着另外一个对话对象，关涉革命派与改良派（或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此处，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政治形式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多指向中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选择哪种发展道路：要么在世界革命力量的联合中对抗性地脱离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要么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开启自身的“现代化”工程。

  跟东方文化派相比，革命和改良这两种政治路线在许多问题上拥有相似性，两者都将有关中国的讨论从东方的特殊性转移到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上，16进而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主义视角探讨中国的社会问题。这种相似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层面都显现出来：譬如，两者都以“共和国”为基本范本，提倡通过推翻各种封建势力，建立现代民主体制，并且在这种体制下推广“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权利体制；又如，在经济方面，这种现代性诉求体现在现代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民族国家的金融体系、商品市场的建立上。总之，在革命与改良这两种政治方案中，中国的出路都被设想为通过脱离“前现代”的历史阶段，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但是，这两者之间也存在分歧，最直接地体现在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问题上。这类问题涉及非常具体的国际政治关系，但背后也隐藏着关于中国主体地位的不同认识。瞿秋白于这一时期撰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太平洋问题与美国钱袋里的中国》等一系列文章，重新界定了“帝国主义”概念所覆盖的讨论范围，将其从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扩展到政治和经济的范围之内，进而以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境况（以及相关的“落后性”）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

  瞿秋白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讨论，与列宁等第三国际代表人物的帝国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在这种互文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是，瞿秋白通过参照列宁对不同性质的帝国主义霸权的分类，来区分施加于中国的不同压迫关系。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用非常形象的比喻说明了金融资本时代之下的全球不平等关系。他指出，金融资本“从一头牛（即被压迫国家——引者注）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在“资本输出”的诉求下，以贷款、利息等形式取得的利润；而第二张皮，关系到通过“商品输入”“掠夺资源”取得的利润。17基于这一角度，列宁还把相关的命题延伸到国际外交政策上，强调在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关系以多种政治形式显现出来：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18

  瞿秋白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层面来阐释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瞿秋白认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转变导致传统宗法社会崩溃，并在中国社会中孕育了一种新的社会阶级关系，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但另一方面，瞿秋白也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的，19因此，相比于英国等西方早期兴起的工业国，中国新兴的阶级力量处于畸形的状态，意指中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与支配下形成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在瞿秋白的论述中，这种畸形状态具体呈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商业资本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有不平衡的比例，以及与之相关的官僚商业资产阶级占据核心地位；其二，中国工业发展存在薄弱性。关于这个问题，瞿秋白认为，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免于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干涉之机，中国工业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但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得以恢复，中国工业资产阶级仍将处于劣势地位，也无法成功完成其“资本积垒”（即资本积累）的历史阶段。20颇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论述中国经济结构畸形状态的时候，不单将其成因归结到工业规模、科技发展和管理水平等要素上，也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天然优势如何通过关税权、政治军事干预、财政权等多重手段得以保障和加强，进而不断再生产这种畸形结构。概而言之，在瞿秋白的阐释框架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畸形状态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趋势下出现的必然性现象，它并不完全取决于某种一般意义上的落后性或过渡状态，而主要是由全球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关系所决定的。从这种观点出发，瞿秋白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中国这样一种被压迫的民族国家来说，要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过程，只有脱离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政治控制，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联合起来，才能得以实现：

  每一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只限于一定限度之中，只能做帝国主义之下的不独立的附庸。

  只有与苏维埃俄国联盟，实行经济协作；只有自立平民的政权，平民的共和国，方能达到此一目的。21

  从依附地位的角度上，瞿秋白对中国的半殖民地情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首先，他以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冲突为切入点，来论述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动因，他强调：“中国的所以不亡，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罢了”。22其次，基于这类竞争关系，他对它们不同形式的侵略方式加以区分，其中，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分析坐标。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质，瞿秋白区分了“产业资本主义”与“财政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前者的扩张主义动力体现在从边缘地区争夺市场以及垄断该地区的原料上；而后者把经济的干涉范围扩展到“移植资本”（即剩余资本的输入）、债务控制权及文化侵略等方面，它们依靠托拉斯、国际银行体系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政治机制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瞿秋白以美国和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兴起的两股政治经济势力为例来解释施加于中国的不同的压迫：一种来自处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它通过使用军事侵略、政治阴谋等强制性政治手段，加入太平洋区域的帝国主义竞争关系中。另一种来自一战中获益最大的美国，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入“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且也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时代的典型经济结构。故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形成的帝国主义压迫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依赖金融资本的控制权，使得其政治军事形式的压迫失去了物质性的根源。基于这种认知框架，瞿秋白从中国的位置来衡量这两股势力的压迫强度时，首先指出：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之形式方法可以因时因地而不同；然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合此殖民地于其自己的经济机体，其普通性质又总是反乎一切“自由”原则的强权，——自军事的政治的以至于纯粹经济的，往往形式上愈缓和，而实际上愈狠毒。23

  接下来，瞿秋白还提醒中国进步人士：

  中国人民居然妄信美国的“人道主义”，只做傻子。因侵略形式之不同，竟为所迷惑，而单只反对日本。可以醒了！！24

  如果说瞿秋白在这一时期对不同形式的侵略所展开的讨论，直接回应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区域提出的新的国际秩序框架，那么，今天我们回顾他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展开的研究，也可以发现令人惊艳的历史洞见：一方面，他指出在20世纪的历史中，美国逐渐掌控的国际霸权导致了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压迫关系的出现；另一方面，在瞿秋白的笔下，这种预言式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近代历史所证实。在《太平洋问题与美国钱袋里的中国》中，瞿秋白用颇为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美、日两国侵略中国的不同形式，他说：“日本拿的是刀枪”，而“美国拿的是银行家的钱袋”。25在这一比喻中，以“刀枪”概括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无须质问的“常识”；至于“银行家的钱袋”，正如温铁军等人已经指出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遭遇的失败，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亦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进行金融改革，全面进入以美元为主的外汇本位币制密切相关——“这一币制的‘彻底’改革是中国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却由于该币制内在的依附性和脆弱性，不仅使民国经济从此踏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覆亡”。26

  另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中共的历史上，反帝国主义革命路线的思想起源可以被追溯到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筹备工作。27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界定中国革命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28，参与此次会议的陈独秀、张国焘（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瞿秋白）等中共代表，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将反帝国主义革命路线的内容传达到中国国内。半年之后，中共中央在马林等国际代表的协商和指导下，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路线写进二大通过的宣言中。在其中，他们提到“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并且开始提倡应当为颠覆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阶级的压迫关系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期取得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29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瞿秋白于次年亲自参与了有关反帝路线的制定。他为中共三大起草党纲草案，而该文件经陈独秀的修改后在党内发布。

  中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延续和推进了二大的革命路线，将中共的革命实践范围从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党扩展到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参与。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三大通过的纲领更多以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为切入点，阐明了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时代所经历的衰落过程和阶级分化，以及背后隐藏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方面，对民族革命的独立诉求，带来了更为深入和具体的认识。仅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来看，三大通过的纲领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样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分成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30等具体的列项。另一方面，对畸形政治经济结构的凸显，同样关涉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力量的重新评估。由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关系等缘故，中国的工业处于落后的状态，三大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案强调中国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31而这一点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形式，推动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进而使得国共合作的筹备过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避开具体革命战略的正确性不谈，而主要来看反帝革命路线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在二大到三大的推进过程中，中共革命理论家对中国半殖民地地位进行的阐释，以及从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独立自主的目标设立上赋予中国革命运动以具体的内涵，是党在20世纪完成“去依附化”的思想源流之一。在中共领导下完成的“去依附化”之历史进程，可被视为20世纪的奇迹。种种历史材料也表明，中共领导人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独立的诉求始终持有相当自觉的意识。32虽然在偶然和必然的历史要素影响下，这种诉求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亦较早脱离了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框架，但瞿秋白等人通过帝国主义理论的认知范式，重新界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对话关系。

四、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阶级关系和平民政治

  从阶级关系和平民政治这两个讨论对象入手，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在中国早期革命实践中，“概念横移”所蕴含的具体内容。众所周知，在全球学术界中，关于中国20世纪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元叙述，尤其是其中的阶级分析视角，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实际上，自瞿秋白生活的年代以来，已经有学者提出种种质疑，强调马克思等人以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为模板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一种拥有特殊社会经济结构的地缘空间，并且沿着这种质疑否定阶级斗争等政治范畴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用”，到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流传广泛的历史“常识”，尤其在被苏联学者称为“小布尔乔亚的汉学界”中，类似的学术话语不断得到再生产。33然而，我们在承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特殊历史经验之间有密切关系的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类观点往往忽略了列宁对金融时代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新解释所创造出的“新主体”，使得既有的讨论范围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基于瞿秋白等人的相关论述，这种转变在科学和实践的维度上都得以彰显。

  其一，政治经济分析视角。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说，“工厂”这样一种发达地区的现代社会空间是核心的分析单元。马克思等人在这种空间中发掘出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性矛盾，并且将其转换成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性依据。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框架下，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地位首要体现在现代帝国主义体系的结构性诉求上。在这个层面上，这种不平等地位具有普遍性质，构成金融资本时代的“内核”；而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地位中，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不过就是金融资本时代的“内核”在特定地缘空间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在帝国主义的框架下，主体位置由普遍至特殊的转化过程，使得阶级分析的核心范畴不再主要落实在“工厂”这样一种现代空间中，我们需要解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力量进入“前现代”空间，原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何种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如何辨别新出现的阶级分化。

  由于分析视角的转换，有关资本主义压迫关系的讨论，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对性质转移到了被压迫民族的客体地位以及这种客体地位的种种转化形式，如民族政治经济结构的依附关系，资产阶级的薄弱性与农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或许更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关系体现在土地问题上。据萨米尔·阿明的解读，马克思以英、法等国为例，讨论在资本主义时代土地关系的变化，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力量渗入“前现代”社会空间的过程对原有的政治经济体系起到破坏性作用，终结了其“前现代”的社会形态；但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各个研究方案中存在的差异性，也使得我们意识到，随着这种历史转化，“前现代”社会的瓦解并不是遵循统一的规律显现出来的，而是多少带有偶然性的特征。因此，阿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从各个具体方案中分辨出资本主义的利益关系是以何种途径渗透到“前现代”社会，又是通过与何种权力阶层结合起来导致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改组。34

  从这一角度来看，瞿秋白等人将阶级话语纳入有关中国社会的分析当中，既没有忽略中国的特性，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自从资本主义力量起支配性作用以来，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甚至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农村社会并没有出现典型意义上的地主阶级，而是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在资本利益与既有社会权力结构的碰撞中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从而在乡村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变成剥削关系的枢纽。35实际上，顺着这种分析视角推演，我们也能认识到以地区为分析单位的实地考察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为何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36由于中国领土辽阔，社会政治关系多元，资本主义势力在入侵其“前现代”空间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高度统一的典型阶级结构，而是基于偶然性的逻辑，带来了多种形式的阶级分化。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实地考察，从特定的社会空间中辨识帝国主义压迫关系的具体转化形式。回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中共通过不断创造新的话语，来描述这种阶级分化的特殊性。37

  其二，政治敌我关系。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中，民族解放运动被赋予了主体地位，使得其政治革命逻辑发生了变化。与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脉络相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政治主体的指认方式是把矛盾的内核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转换为帝国主义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而这种敌对关系，既包含了阶级划分，也超越了它们的固有界限。从民族内部的视域来看，民族解放运动的敌我关系展现在买办阶级与本土进步力量之间的对立上——前者是国际资本主义力量与本土经济政治结构间的连接点，而后者要在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抗性关系中获取自身的主体性。缘于此点，在帝国主义的基本坐标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主体是在“阶级联盟”的逻辑下被建构起来的。虽然在这种联盟中，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阶级（如工人）可以替换被压迫民族的政治主体地位，即半殖民主义的中国。

  在阶级联盟逻辑中，“平民”概念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平民代表社会／国家人口比例中的大多数，但是在瞿秋白等人的论述中，它的具体含义不像“公民”这个起源于西欧18世纪至19世纪的政治主体构想那样，与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理念组成对等关系。支撑“平民”概念的政治理念，同样与帝国主义构成呼应关系。我们可以说，平民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历程中出现的一种客体性的社会存在，因此也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被召唤的对象：

  各帝国主义者对远东侵略的形势转变了种种花样，可是有一件事是至今还没有改换的：便是中国民族——大多数的平民始终还是受着压迫和剥削；六十年中所变更的只是压迫者的人和压迫的方法，而中国民众的受压迫和受剥削这件事实，是没有变更的；不但没有变更，而且剥削的范围更大了，压迫的程度更深了。因此，这六十年中中国平民的倾向革命、需要革命，也是没有变更的一件事实。38

  通过“平民”的概念，民族解放运动以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为坐标赋予政治主体以社会内核，也使得其与“一般”的民族运动区分开来。在第三国际的框架下，民族运动被设想为一种非典型的、以平民／多数人为基本单元的政治权力形态。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话语来说，被压迫民族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中，通过平民的维度，显现出自身的革命内涵（或曰“非资本主义性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来看，中共的革命政策已经凸显了平民维度的重要性。中共三大除了提出与劳动问题、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相关的决议案，亦首次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并论及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39此后，先是中共三大通过的纲领提出“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等目标40，开始重视农民的革命动员和民权诉求，再到192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开始推行“耕地农有”的主张，这类革命诉求获得了更为明确的政治表达。41概而言之，通过推行上述政策，中共试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范围内，吸纳包括工人、农民等阶级和青年、妇女等群体在内的多数平民的革命能动性，使其变成既拥有“草根基础”又蕴含民权诉求的进步政治运动。

  基于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构想，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再阐释过程，对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沿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脉络，中共政治实践推进的本土化过程无论从理论批评视域、政治主体构想还是革命动员逻辑等方面，都带来诸多新的因素，使得中共革命运动以独有的面貌出现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与此同时，如果通过瞿秋白等人的论著重新追问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某些特征。从瞿秋白的线索来看，马列主义的基本命题传入中国的方式，通常是在与社会已经广泛流传的政治理念、思想概念等的结合上发挥出自身阐释的能动性。也就是说，像“帝国主义”“民族解放”“平民”等概念，并非瞿秋白等人的发明，而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广泛流传于知识分子、都市青年等社会群体中的“现代话语”，这套话语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已经开始起到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历史功能。不过，在中国语境中，马列主义的理论实践对于这套话语的接纳，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其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上。恰恰相反，它通过将其与阶级话语、唯物主义历史观等相融合，在既有的框架下改写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对其意义链条重新编码。故而，马列主义的传播过程在中国语境中带来的关于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关系的全新认知，并不完全在话语层面上呈现出“新”的内容；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旧”的形式中，阐发出自身的批判能量，并且将其转化成革命实践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