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协作：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实践*

一、引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全面部署，并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妥善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②与停留在学理层面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和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逻辑推定的跨越，也突破了党过去对现代化建构的一系列思想成果，是一次理论上的全面超越”。③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条全新道路，它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成为全球追求的发展目标。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化是指由工业革命引发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指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④在多元政治力量交锋的世界体系中，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战略选择。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但他们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深入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弊端日益显露。相关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鲜有成功的案例，⑤甚至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因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这也决定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元化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于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探寻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⑥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迈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⑦

  现代化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经典议题，中外学者围绕现代化的类型、动力、指标、路径等做了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建基于资本逻辑之上，强调以资本增殖和自由市场竞争推动现代化进程，这一发展理念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进行资本压制。与此同时，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也会投射到西方国家内部，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群体极力维护自身在诸领域的绝对优势，并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群体持歧视和排斥态度。西方学者就此炮制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⑧并试图以此理论解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体性和统一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会加深各民族间的矛盾与隔阂，甚至会成为撕裂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力量。对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推动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民族群体共同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普遍难题，甚至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分裂和瓦解。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区域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边疆地区的诸多少数民族被认为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⑩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实施了多种形式的帮扶措施，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但总体而言，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各民族仍存在较大发展差距。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国56个民族和14亿多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1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着力建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致力于推动各民族在团结互助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都强调要重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繁荣发展问题。在1999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没有民族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实现了全国的现代化”。12其后的历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都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问题。在2021年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3正是缘于妥善处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当前，学界对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研究多停留在政策解读、理论推演与指标建构层面上，相关的实证研究则较为匮乏。党和政府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其中，东西部协作既是推动各民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实践路径。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献，厘清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策支撑。与此同时，聚焦东西部协作中的具体实践案例，探讨其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理路，并以此充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案例。

二、各民族团结互助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推崇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政治上主张有限政府，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维护市场竞争。14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采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在团结互助中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团结互助：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保障

  在20世纪上半叶，全国各族人民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甚至基本的温饱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15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国内各民族之间、民族内部各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1931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明确主张消灭民族歧视，建立起民族平等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是在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凡是居住苏维埃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汉人占多数的区域，亦须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权利义务，而不加以任何限制与民族的歧视。”16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重申“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并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抵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17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理念不仅体现在政策层面，而且被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并留下“彝海结盟”等民族团结的佳话。

  中国共产党施行了一系列赢民心的民族政策，从而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嵌入革命事业之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而努力。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进而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消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党的民族政策由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逐步转移到建立在解放、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了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境内各民族凝聚为共同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彻底改变了过往一盘散沙式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局面。195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教育并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民族间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观点，克服各种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19平等友爱是民族关系的基础，同时需要各民族团结互助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其中明确了国家建设中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20《共同纲领》和《宪法》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法律，明确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

  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社会历史、经济基础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西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面临重重阻力。如何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难题。党和政府始终重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着重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强调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1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废除剥削和压迫制度、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逐步引导少数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一跃千年”，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少数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使少数民族自身跨越到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意味着各民族间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22由于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单纯强调民族平等并不能使少数民族获得独立发展，而必须强调建立在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民族团结互助。各民族间只有团结互助，才能使各族群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宪法，其中明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23在此次宪法修订中，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内容。

  在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定为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并强调“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2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深入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202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25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成为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政治保障。

  （二）东西部协作：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少数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帮扶政策，包括对口支援、财政扶持、兴边富民、精准扶贫等，其中，最能体现各民族团结互助精神的是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工程。在1979年4月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乌兰夫强调，“必须坚持国家帮助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方针，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26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状况，此次会议最终确定了东部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境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方案。其后，东部省市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指出：“发达地区应当继续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这是一项历史使命，应当坚持做好。同时，在自愿结合、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联系。”27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东西部地区之间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开展各民族间的互助行动。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很难实现“齐步走”。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扶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8在“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党和政府先后实施对口支援、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深入推动西部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可以说，对口支援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成为践行“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制度内容。

  1994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199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明确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等东部较发达的省市与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西部民族省区开展扶贫协作。2016年，在总结东西部扶贫协作二十年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进行优化调整，实现对全国民族自治州和西部贫困程度深的市州全覆盖。与此同时，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引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心由省市层面逐步下沉到县（区），乃至乡镇和村级社区。

  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工作中的任务就是要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开展调研，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和现代化”。292020年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民族地区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30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31我国东西部协作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强力结合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在社会各界的帮扶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就现代化的各项指标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各项指标仍落后于东部地区。《中国现代化报告2020——世界现代化的度量衡》一书披露的2017年中国地区现代化指数显示，民族八省区平均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93.2（标准指数为100，下同），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3.0，综合现代化指数为37.2，而同期全国平均的第一次现代化指数为99.7，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3.8，综合现代化指数为45.5。32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民族八省区现代化指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仍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如若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资源调配，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将持续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西部民族地区将会持续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扩大。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的意见》，再次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要求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建立起长期固定的结对帮扶关系。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由“东西部扶贫协作”调整为“东西部协作”，意味着东西部地区之间不再是单向度的道义型援助，而是东西部之间道义与效益兼顾的新型协作关系。西部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资源优势、空间优势和文化优势，不仅能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要素支撑，而且为当前构建国内大循环格局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说，东西部协作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33

三、东西部协作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内在理路

  长期以来，我国东西部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地区间的发展差距问题，防止因发展失衡影响到民族关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同时我国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现代化进程不可能齐步走，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支持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现代化”。34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既需要本地各族群众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内生动力，也需要国家政策和东部发达地区给予支持。从制度设计和工作实践来看，府际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是当前东西部协作的重点内容，这些协作实践在提升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实现人口现代化、提升民族地区市场化水平等方面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东西部府际协作提升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5治理现代化也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36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否拥有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治理现代化对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受专业人才、财政经费、治理理念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效能。

  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在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中，各行政区划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进而导致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间缺少横向联系纽带。特别是在面对艰巨而复杂的治理难题时，往往需要在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间开展横向府际协作。府际协作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治理碎片化问题。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东西部省、市、县（区）各级政府间层层结对协作的治理模式。东西部府际协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行政区划垂直管理体制的内在缺陷，37同时有效提升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

  东西部协作框架下的党政干部交流培训，是提升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自1996年正式启动东西部协作以来，东西部结对地区互派了大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挂职交流。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加强人才支援”作为东西部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帮扶双方要选派优秀干部挂职，广泛开展人才交流，促进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术互学、作风互鉴”。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期间，东西部协作双方互派干部1.6万人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分别是过去二十年总数的2倍和7.5倍。38在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价办法》中，明确将帮助西部协作地区培养乡村振兴干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通过东西部各级政府间的结对协作，东部地区的先进治理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植入西部民族地区，进而有效提升西部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经济现代化通常也被称为产业现代化，涵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等多个领域。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经济现代化是现代科技要素的生产函数不断提升的过程，涉及整个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升级。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构，才能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和服务业在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较低，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为促进区域间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39东西部产业协作是推动产业梯度有序转移的有效机制，为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鉴于西部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协作成为东西部协作中的核心内容。2015年至2020年间，超过2.2万家东部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1万亿元，40有效推动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的意见》将产业协作作为帮扶重点之一，要求“协作双方要通过共建产业园区，进一步推动产业向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通过东西部产业协作，不仅能将西部地区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而且有利于构建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国内大循环格局。在东西部协作的推动下，西部民族地区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微型工厂”和现代产业园区。东西部产业协作，有效带动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并为西部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培育了内生动力。例如，在粤桂协作中，两地立足自身优势，深入开展产业共建行动。2022年，两省区启动粤企入桂“双百”行动计划，积极引导广东企业到广西投资建厂。粤桂协作探索出“一县一企＋微车间”的产业协作模式，不仅解决了广西各族群众的就业增收问题，也将现代产业植入广西民族地区，有效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仅2022年，粤桂两省区在33个协作县共建帮扶车间37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9万多人。41广西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毗邻广东的地缘优势，重点做好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和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基地建设。粤桂两地积极引导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制药、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转移到结对帮扶地区，形成结对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性产业外溢效应。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产业协作通过引导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有效推动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一步畅通了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东西部劳务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实现人口现代化

  与西方国家以资为本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逻辑的现代化发展模式。42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43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追求。人的现代化不仅涉及人的能力、素质、行为和观念等自我世界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关系世界及人的周围世界的现代化。44概言之，人的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过程。人的现代化既是现代化向前推进的前提和基础，又是现代化追求的终极目标。只有全体人民实现了现代化，这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劳动对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曾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45对人类个体而言，劳动是维系生存发展和人生意义的重要载体；对人类社会而言，劳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源动力。在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劳动是个体获得生存资料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劳动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提升人口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当前，受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尚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东西部劳务协作不仅带动了各族群众脱贫致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族群众实现人口现代化。

  笔者曾对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的劳务转移人员做过较长时段的追踪调查。怒江州曾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境内的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属“直过民族”。2016年至2020年间，珠海市结对帮扶怒江州。怒江州就业机会有限，劳务协作成为珠海市结对帮扶的主要工作内容。怒江州各族群众学历较低，劳务转移人员大多只有小学、初中学历，甚至相当一部分劳务转移人员是文盲或半文盲。从2019年在珠海市务工的1580名怒江州少数民族劳务转移人员的学历构成来看，文盲、半文盲的有61人，占人口总数的3.89%；小学学历的有484人，占人口总数的30.83%；初中学历的有895人，占人口总数的57.01；高中（中专）学历的有110人，占人口总数的7.01%；大专以上学历的有20人，占人口总数的1.27%。46在进入珠海市就业之前，怒江州各族群众以务农为主，很少接触现代工业生产活动。通过东西部劳务协作进入珠海务工后，怒江州劳务转移人员不仅掌握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而且很快适应了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怒江州福贡县傈僳族劳务带头人坡相夺如是讲道：“我们怒江州劳务转移人员学历水平低，许多人普通话都不会讲，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来到珠海务工后，我们这些老乡进步很快，很快就学会了说普通话，许多年轻人都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在现代工厂的培训管理下，我们老乡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坡相夺，怒江州福贡县劳务带头人，2021年10月2日）与此同时，东西部劳务协作重视劳务转移人员的就业培训工作，从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上提高各族群众的劳动素质。东西部劳务协作畅通了各族群众的就业渠道，并将各族群众纳入现代化生产体系之中，进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族群众的人口现代化。

  （四）东西部消费协作提升民族地区市场化水平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是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民族地区的农副产品，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市场价值。然而，受产业条件、市场环境、交通状况等诸多因素限制，西部民族地区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存在较大困难。市场流通性差是西部民族地区农副产品市场化的主要障碍。相关研究指出，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小散乱”的传统生计维持型的农业经济，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升级和产品增值。47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西部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不健全的条件下，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以充分激发市场经济活力。

  东西部消费协作旨在通过制度化、组织化、市场化手段，48引导社会各界，尤其是东部地区市场主体购买结对帮扶地区的农副产品。在东西部协作框架下，作为帮扶方的东部省市积极搭建线上、线下购销平台，帮助西部被帮扶地区的农副产品进入东部市场。例如，广东依托自身的市场优势，成立了“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和“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网”线下、线上交易平台，积极帮助西部地区农副产品进入广东市场。通过东西部消费协作机制，东西部地区之间建立起稳定的产销衔接模式，畅通了西部民族地区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据统计，2022年我国消费帮扶总额近4300亿元。49东西部消费协作有效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切实把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

  东西部消费协作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机制，同时也是培育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东西部消费协作发展出“黔货出山”“桂品入粤”“滇品入沪”等典型模式。例如，贵州出产诸多具有民族特色和生态价值的优质农副产品，但有限的市场销售渠道限制了地方产业的发展，严重影响各族群众的就业增收。自2021年广东与贵州建立结对协作关系以来，广州、佛山、珠海、惠州结对帮扶城市通过发动单位集体采购、网络平台带货、设立农特产品专馆（如贵荟馆）等形式，帮助“黔货”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东西部消费协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调节的不足，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手段激发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0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各民族在共担、共建、共享中协同推进，各民族要自觉肩负起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担当。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各民族共同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环节。在推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通过多种途径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现代化建设。东西部协作打破了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划的阻隔，重构了东西部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并通过府际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等多种机制畅通了各类要素在东西部地区间有序流动。数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东西部协作带动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东西部协作既是国家贫困治理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实践路径。

  中国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现代化实践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不仅有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路径依赖，而且在实践过程中打破了西方“文明冲突论”对人类文明的桎梏。51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认知多是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资本和市场作用的结果。这一认知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进而导致现代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失衡的局面。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历经数十年的探索，始终受制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依赖而未能找寻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没有单纯依赖资本和市场逻辑，而是将现代化实践置于团结互助与和合共生的传统发展理念之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着力维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推动全国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现代化道路，为多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西部协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BMZ007）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广东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与民族事务治理研究”（项目编号：GD24CSH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