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里的“弥利坚”形象与魏源的“托洋改制”*

  《海国图志》历来享有“开眼看世界”之誉，但其文本之复杂、思想之闳深却多因“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而被遮蔽。在该书分述各国情形的主体内容里，“弥利坚”部分历来备受关注。“弥利坚”是书内彼时美国的称谓，而因在此部分对民主政制等内容记述丰富、肯定突出，故如何理解相关内容，不仅直接涉及准确判断全书思想倾向这一文本解释问题，而且关涉理解与评估鸦片战争后晚清思想走向这一重大思想史问题。本文结合过往研究成果、《海国图志》全书内容与魏源整体思想，基于《海国图志》里的“弥利坚”形象所带有的思想性建构色彩，尝试将相关部分的思想精神解读为魏源在时代大变局下，以“托洋改制”的方式对其自身政治理想与晚明以降中国内生现代性思潮所完成的深度推进。考虑此建构性的“弥利坚”文本形象与真实历史的距离，本文保持“弥利坚”的称谓。

  自梁启超提出的晚清变革三阶段递进公式“器物-制度-观念”日渐流行以来①，《海国图志》被固化为虽开风气之先，思想内涵却局限于“器物”“坚船利炮”或世界地理概况的著作②。但梁启超曾指出魏源的西洋讨论有反君主专制色彩，尽管语焉不详，也并未以之打破其三阶段公式。③

  梁启超相关讨论的矛盾性昭示了后世魏源专研者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相较学界通识的“器物-制度-观念”三阶段公式，众多专研者却发现富于现代感的《海国图志》超出“器物”甚多，其中尤以弥利坚部分的民主政制内容最为突出，也最难以被三阶段公式涵盖与解释。冯友兰早在1953年即指出，《海国图志·筹海篇》的改革规划不仅涉及技术军用，还延伸至技术民用、工业化，甚至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优越性也“稍有认识”，“他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序）……这也许就是他的进步思想底最后的发展”。同时，他强调：“对于一个基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我们是不能期望过高的。”④若剥去冯友兰的阶级分析法，其对魏源现代思想深度与局限性的这种思想两面性的把握，几乎涵盖了所有后来研究者的相关判断：或既重视弥利坚部分的进步性又划定其局限性⑤，或仅仅强调其局限性⑥。

  与此同时，着眼于弥利坚政制与大清国政制或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别，围绕魏源对此种民主政制高度肯定的思想基础何在这一问题，后世研究者则较梁启超或冯友兰有所深化。冯友兰提出，魏源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故能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精神考察西洋现实，但论说较笼统。⑦后世研究者则深化于以下两个主要解释方向。

  一是聚焦中国内生现代性思想。李汉武在《魏源传》中考察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视域内的魏源在1840年之前的民主思考。⑧吴根友则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中指出，《海国图志》评价弥利坚政制“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⑨，是将明清启蒙思想里黄宗羲的“大公”思想“非常巧妙地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对接”。⑩

  二是聚焦魏源经学、诸子学，尤其是晚清公羊学的思维方式。李瑚在《魏源研究》里认为，魏源思想依据儒学和诸子学里的变革思想。11陈其泰、刘兰肖在《魏源评传》里提出，讲变易、议时政、重发挥的公羊学对魏源思想具有决定意义，并将魏源对弥利坚政制的肯定评价为“与公羊学说密切联系的、现代版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12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里认为，弥利坚政制备受魏源关注的原因，除了当时弥利坚对中国相对友好外，更由于：第一，两国在多方面类似，如官制类似，联邦制与郡县制类似等；第二，两国在政制上有“极大差异”，如“无君”或“选贤与能”的选举制与大清国的“世卿”所构成的鲜明对比。在整体上，魏源由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常州公羊学“大一统”观念出发而理解其政制。13

  总体上，先前的研究揭示了《海国图志》对弥利坚政制的讨论远超“坚船利炮”问题的现代内涵，折射了理解此部分思想的困难之处，也探索着从思想上打开此部分的理解路径。本文认为，要充分理解弥利坚部分，须首先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理解相关文本的含混性。研究者一般将此部分视作带有少量个人色彩的记录或转述，但相关文本实牵涉诸多魏源的主观考量，甚至带有创作色彩：其一，魏源为凸显此部分在《海国图志》中的独特思想位置，对全书有与之相配合的谋篇布局；其二，更重要的是，此部分的许多关键性文字虽被标识为引述西洋著作，实际上却由魏源进行了有倾向性的整理，甚至直接由他撰写。为了合理解释上述含混的文本现象，本文提出与“托古改制”同工而异曲的“托洋改制”问题：魏源依托19世纪世界格局，亦真亦幻地将弥利坚政制建构为带有其个人思想色彩的理想，而此理想与其个人以及晚明内生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一以贯之。

一、《海国图志》里“弥利坚”文本位置之鸟瞰

  如众所知，《海国图志》基于林则徐《四洲志》未竟稿14大加拓展，广征中西方著作数十种而成，“蕞而录之，旨则数千，稿凡三易”15。“旨则数千”四字是魏源对《史记》称《春秋》“其指数千”四字的借用，也提示着《海国图志》文本的曲折、复杂以及可能的思想深度，而“稿凡三易”则指其书自1842年50卷本扩充为1846年60卷本、1852年100卷本。三个版本均弥散着18世纪西方百科全书派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兴趣，但就弥利坚部分的思想精髓而言，50卷本已可见“托洋改制”的思想雏形，而百卷本则在进一步丰满弥利坚整体形象的基础上将“托洋改制”完整展开。16故本文解读以百卷本为文本基础。

  理解弥利坚政制在《海国图志》全书中的特殊思想位置，首先需理清弥利坚部分与全书另一叙事核心英吉利的文本关系。就文本结构与相关魏源导言而论，全书存在一条“志英吉利”的主线索。全书将世界按海域划分为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大板块，将临近各海域的诸国相关记述分系各板块，而诸板块前的魏源导言则显示了一条连接其中五大板块的主线索：“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志小西洋，实所以志大西洋也”，“志北洋亦所以志西洋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17“西洋”为大西洋板块，即欧洲主要区域。“志英吉利”表达了《海国图志》的核心问题意识：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1842年魏源沿着《海国图志·筹海篇》所要求的对侵略者“知其形”“知其情”的思路而“开眼看世界”，结果却从各种西洋资料中梳理出一个亘古未见的异质性世界霸主，各种资料共同记录着英吉利外掌世界性海权与遍及全球的殖民地，而内拥蒸汽动力生产体系、世界贸易中心地位、议会君主制的情形。18可以说，“志英吉利”完成了对19世纪“日不落帝国”世界性影响力与现代文明引领地位的勾勒，意味着“师夷长技以制夷”里“夷”这一字眼实为公羊学“实与文不与”这种文字上贬斥而实质上肯定的表达，也由此将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以异常尖锐且现代的方式予以呈现。

  正是在追问此严酷的经世危机的可能答案的时候，堪与此现代世界霸主相拮抗的、更为现代的弥利坚进入了魏源的视野，《海国图志》也由此以“志英吉利”为某种可称为“志弥利坚”的问题意识完成叙事铺垫。就篇章结构而言，南洋、西洋等五大板块均旨在“志英吉利”，而以弥利坚为重点的外大西洋（即美洲）部分并未出现“志英吉利”字样，可见弥利坚国家叙事的独特性：他国可视作从属于全书叙事中心英吉利，而弥利坚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就篇幅而论，弥利坚篇幅最大，多至5卷，而大多数国家为1卷或2卷，英吉利为4卷。这与它们在世界格局里的位置相匹配：英吉利是首屈一指的霸主，而弥利坚更富理想性与未来感。弥利坚部分云，该国由英吉利殖民地独立而来，其国家规模虽不及母国，但文明程度更高。就国际关系而言，好扩张的英吉利“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而好和平的弥利坚“令民视四海如一家，视异国同一体，遇列国纷争，劝和为尚”。19弥利坚的国内发展同样胜出：英军在全世界少有败绩却屡挫于弥利坚；英吉利科技领先世界，如其蒸汽船数量远超西班牙、法国等，而弥利坚“最精造火轮船”20。综合而论，若借魏源《默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的观点予以分析，英吉利接近世界范围内的“不王道之富强”，而弥利坚则更接近“富强之王道”。21也正是基于现代世界格局，《海国图志》所规划的未来外交重点之一即为联弥抗英，并由此建立能更广泛且深入沟通大清国与弥利坚的桥梁。22

  如前述，在《海国图志》的世界格局里，英吉利与弥利坚可谓双峰并峙。这一双峰并峙的情形折射着全书的双重旨趣：关心紧迫的现实危机与遥思未来理想。双重旨趣有着正如《海国图志》的《原叙》与《后叙》两篇序文之间的微妙差别：《原叙》的文风高度紧张，聚焦世界霸主英吉利带来的严酷经世挑战，“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出自此叙；而《后叙》相对松弛，以知性的笔调畅论着引人入胜的新知识、新世界。也正是在《后叙》里，魏源说：“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23容易被误解的是，“奕世”的含义不是“万世”，而是“累世”（如十世）24。换言之，此章程的未来历史命运并不违反魏源对法的必朽本性的认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25。尽管如此，相较《海国图志》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此语依然代表了全书对国家政制的最高评价。在此，《海国图志》的“志英吉利”最终指向了弥利坚政制。

二、魏源对“弥利坚”形象的理想建构

  《海国图志》里弥利坚部分的复杂性，在于其不仅描述了彼时弥利坚在世界格局中相对独立于英吉利世界秩序且蒸蒸日上的现实情形，彰显其“奕世无弊”的政制章程的重要性，而且以建构性的方式赋予弥利坚更为理想化的色彩。如魏源诗句言“读书不读我，辜负山中云”，弥利坚部分正是《海国图志》之“我”或者说主观评价表达得最为充分的部分，如早在1842年50卷本里，“武”“智”“公”“周”“富”“谊”六字即被魏源用以肯定弥利坚立国、立政、外贸、外交等诸多方面26，其热烈程度于全书中仅此一见27。为深入分析魏源之“我”所蕴含的建构色彩，本文基于对照此部分文本宣称为引述他书的文字与被引述的原始资料，如被重点引述的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28，讨论以下三重内容：与原始资料无实质性差别的引述，基于原始资料但由魏源的改写所凸显的新问题意识，与原始资料无涉而纯粹由魏源增添的文字。

  弥利坚部分的多数内容与原始资料无实质性差别29，涉及对早期美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简略而不失准确的记录。在政制问题上，相关记录涵盖了选举制、联邦制、总统“不久任”、法院行监察等诸多政制要点。

  弥利坚部分内蕴的核心问题意识——“无君”，则主要源自魏源自己的理解。汪晖曾以晚清公羊学对“大一统”的现实主义的理解，作为从整体上理解弥利坚部分的思想入口，但本文认为，魏源设置的思想入口是“无君”。就外部的写作有效性而论，因当时公羊学尚非显学，故“大一统”问题无法构成西洋新知与晚清思想界之间关乎痛痒的对话点。而“无君”则不同，在大多数对西洋认知贫乏的晚清士人的脑海里，与天经地义般的“君君臣臣”在根本上相反的“无君”，恰恰构成了自中国传统认知体系中走出，并走入西洋现代政制的思想入口30，如魏源友人即评价《海国图志》“直走龙堂割龙石”31。从文本内容看，魏源着意于《海国图志》涵盖所有西洋国家的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三大板块中安排一条围绕“无君”政制的文本暗线32。该线索内容繁杂，如《海国图志后叙》亦着重推荐的，凸显了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无君”政制的《欧罗巴洲总叙》33即在其中。限于篇幅，以下仅论述线索的精华部分——被魏源处理为理解近代西洋崛起宏观历史的根本枢纽的英吉利“无君”与弥利坚“无君”：

  （西洋——引者注）有二王曰“教化王”，曰“治世王”。治世者，奉教化之命惟谨。34

  （意大利——引者注）为天主教之宗国，代有持世之教皇，代天宣化。至今西洋各国王即位，必得教皇册封，有大事咨决请命焉……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

  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35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所谓的英吉利“无君”并非“无国王”，而意指“背弃教化王”。在前一则材料记录的西洋旧秩序里，教皇而非一般国家的国王才是整个西洋秩序的顶点。而在后一则由魏源自己所写的材料里，“不务行教”揭示了英吉利崛起的起点：旧秩序以教皇的“教化”为中心，而英吉利率先背离之。此场背弃不能径直理解为世俗化或宗教改革，因为英吉利对旧秩序顶点的背弃意味着真正的“无君”。《海国图志》对英吉利的此种“无君”相当重视，屡次记录其“辟天主教，不供十字架”等36。

  英吉利的“无君”虽与宗教改革相关37，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解放旧秩序里“奉教化之命惟谨”的“治世”38领域。如果此“治世”领域未曾获得独立，英吉利后来的“兵贾相资，遂雄岛夷”或是《海国图志》的诸多记录，如蒸汽动力大生产，掌控世界海权，贸易量全球第一，军队少有败绩等等39，将无从获得其现实立足点与发展空间。可资对比的是，教皇治下的意大利衰朽没落，在“治世”领域乏善可陈40。同时，像《海国图志》对英吉利“巴厘满衙门”41（议会，parliament）限制王权的记录同样在此被解放出的“治世”领域内部，故其历史意义不似其“无君”影响深远42。

  全书中堪与英吉利“无君”相比较的唯有弥利坚进一步的“无君”。如前述，西洋旧秩序由“教化王”与“治世王”构成，英吉利崛起于“去教化王”意义上的“无君”，但其议会君主制部分保留了“治世王”，而弥利坚则立国于“去治世王”意义上的“无君”。特别地，由于弥利坚源出于英吉利殖民地，其“无君”的对象恰为此“英吉利王”43：《海国图志》所录《独立宣言》即集矢于“英吉利王”44。于是，一方面，弥利坚保有英吉利“无君”所解放出的“治世”空间45；另一方面，一如英吉利“去教化王”而解放出“治世”，弥利坚于“治世”内部“无君”，取消了“治世王”，从而进一步解放出“治世”的力量源头——民众。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46

  魏源在拒绝承认弥利坚立国依靠政治伟人的同时，强调真正的“武”47来自“部落”（即“州”）与“黔首”48。与此一致，弥利坚富强之源亦被归因于地方与百姓。

  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与贤辟所治无异。49

  在此，“不立国王”的政制与“部民之勤奋”可谓一体两面。弥利坚既继承了英吉利“无君”改革的“治世”空间，更继承了英吉利“无君”改革的“无君”精神，无怪乎魏源以“志英吉利”铺垫“志弥利坚”。

  总之，“无君”改革被处理为关乎整个近代西洋文明崛起进程的枢纽，由此出发，足以鸟瞰近代西洋文明挣脱宗教秩序并解放出现实“治世”，从而不断下探政治根基与富强之源头的历史进程。在此宏观视域里，弥利坚“无君”的思想内涵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但绝不能忘记的是，“无君”这把理解弥利坚的钥匙却主要来自魏源自己。

  上述“无君”问题虽来源于魏源的思想把握，但并未脱离西洋政制的事实。而较此更具主观性的文本部分是魏源对原始资料的再创作。下文基于对《海国图志》宣称为引述的文字与作为其原始资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比较，以方括号标识引述中所插入的魏源原创文字：  

  国中衿耆议曰：……必立君长、定法制，乃可久安长治；［立君而继嗣不贤，或至暴虐，国亦终乱，将何以善后？］于是乾隆五十三年春，各省衿耆会议于费治弥亚，共推华盛顿为首，［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50

  此材料的文本背景为记录弥利坚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如何确立最高权力的运行原则，其原始资料述及了政府的必要性以及限制任期的规则，而并未讨论选举制的目标。但魏源增添字句，将选举制目标集中陈述为“公举贤者”51。

  ［立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一部中复分中部落若干，如知府；再分小部落若干，如知县。其国都内立六政府，如六部尚书，惟无工部而有驿部。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所有条例，统领必先自遵行，如例所禁，统领亦断不敢犯之，无异于庶民，而后能为庶民所服。52

  此段描述统领职权与政府结构的材料，正是冯友兰所关切的“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核心内容之一53，而魏源增添的是对其政制结构的全景式描述。从职能划分来看，弥利坚政制结构与大清国十分类似，其统领-首领-中部落首领-小部落首领结构与大清国国王-督抚-知府-知县结构并无区别54；但从人员任命而论，公选、公举自下而上的方式与精神则大相径庭。此描述隐含地等价于：若大清国包括君主在内的官制结构不变，但同时彻底更新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就将获得弥利坚式的政制，亦彼时最先进的政制。

  总之，此三重文本主观性由弱到强，共同建构了亦真亦幻的弥利坚形象。整体上，弥利坚之于大清国亦颠倒亦重合55：“无君”颠倒了名教，“不由上而由下”颠倒了国家用人机制，作为结果，国家却更靠近“选贤与能”的儒学理想。

三、“弥利坚”形象里的“托洋改制”

  汪晖指出，《海国图志》对弥利坚的肯定意味着对大清国某些弊端的批评56，但着眼于魏源的文本建构，它蕴藏着更具思想性的旨趣——作为“托古改制”变种的“托洋改制”。“托古改制”，即思想家为了“避制作之僭”57，亦真亦幻地描绘出一个古代，从而将个人的改革蓝图陈述为古代的社会现实或学问方式，其晚清特征多如王国维概括龚魏（龚自珍与魏源）时所言：“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58而“托洋改制”，即思想家亦真亦幻地描绘出一个西洋，从而将个人的改革蓝图陈述为西洋的社会现实。《海国图志·原叙》号称“以西洋人谭西洋”，作为弥利坚部分引述内容的知识性基础的原始西洋资料可视作“西洋之真”59，而前述亦真亦幻的弥利坚形象则可谓“其所陈夫西洋者，不必尽如西洋之真”。

  尽管弥利坚部分的上述文本现象符合“托洋改制”的外在特征，但若欲确证此“托洋改制”，决定性的步骤是揭示其蕴涵的政制理想虽依托西洋，但在更深层次上取决于魏源自己的且独立于西洋新知的问题意识。下面结合魏源整体思想来阐明“无君”“公举贤者”“自下而上”三者的思想根源。

  对“无君”改革意义的推崇，标志着魏源对晚明反君主专制思潮，尤其是李贽“无君”政治思想的现实化与制度化。古代中华文明本与源出雅典的西洋相异，思想家论及“无君”者甚少60，但晚明以降，如梁启超所称“反抗专制政体的话，创自黄梨洲王夫之，至龚魏更为明显”61。魏源思想确与晚明诸子一脉相承，如其《皇朝经世文编》即重点引述顾炎武对“天子一位”的阐发与唐甄《潜书·抑尊》要求削弱君主过高的政治权势地位的建议。不过，此部分思想未论及“无君”，故不如魏源《老子本义》发挥李贽“无君”思想来得彻底。

  昔之得一者……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故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故致数舆无舆……

  李氏贽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等，故不免以贵自高。……致一之理，庶人非贱，侯王非贵。今夫轮、辐、盖、轸、衡、轭会而成车，人但知其为车，而不知其为数者所会而成，初无所谓车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

  源案：“……夫贵高与贱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盖所谓侯王者，亦人见之为侯王耳，若推其极致，则积众贱而成贵，分数之初，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如会众材而成车，分数之本，无车之可言。至于无贵、贱、高、下之可言，则岂但以贱为本、下为基而已邪……”62

  原书于此尚录有王弼、吴澄等多家注解，他家均侧重于申说“贱下”之于“贵高”的本基地位，但并不否认高低贵贱的存在。与此倾向不同的是，魏源案语紧跟李贽注，明确提出共同体内部在实质上不存在高低贵贱，并由此潜在地否认了“侯王”这一政治身份有其真实的根基。李贽注的特色在于抓住“舆无舆”而阐明“无”的政治理论意味。据其理解，既然由轮、辐等各部分才合为一车，故开始时并无车。考其上下文，“舆”即“侯王”，其本由众多庶民组合而成“一”。因此，侯王即众庶之所合，故“侯王致一之道”就是“与庶人等”，而高下贵贱仅为人之所见，其实不曾存在。魏源案语虽因区分“分数之初”与“分数之本”而与李贽注略有区别，但其精神并无二致。“分数”，即名分数度，如孔颖达疏“数度”为“谓尊卑礼命之多少”63。“分数之初”着眼于政治名分形成过程，指出在上者原非在上者，而是由众人自下层层相“积”才得其高位；“分数之本”则着眼于理论本质，重复了李贽的所谓“初无所谓车”的论证与结论。需要注意的是，李贽、魏源虽未直接宣布“无侯王”，但其解释脉络里，“侯王-车-贵-高”均处于同一逻辑位置，是故李贽明指“无车之可言”，魏源提出“无贵、贱、高、下之可言”，就在逻辑上意味着“侯王”之名分并无真实根基存在。因此，以弥利坚“无君”政制为阶段性终点的西洋“无君”改革，在魏源眼里反较“君君臣臣”接近政治共同体内的人的自然本性，也由此而能释放出震撼世界的现代力量。

  “公举贤者”被建构为弥利坚选举制的目标，源于魏源将其视作中国社会用人公正化的未来理想寄托。尽管真实的中国历史与儒家“选贤与能”的社会追求存在巨大差别，但魏源《默觚》观察到了漫长中国历史过程中用人由私而公的进步：

  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孔子得位行道，必蚤有以大变其法，举四科以代豪宗。……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唐以后，乃仿佛立贤无方之谊，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64

  传统认知多以“三代”为政治典范，但魏源反对此观点，并要求重新评价相关中国历史里的“公”与“不公”。此问题意识与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同样重估中国历史，以封建郡县之变导致后世较“三代”进步的“生民之祸亦轻矣”的讨论65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发挥。魏源以孔子的变法理想为标准，揭示后世历史于“选贤与能”问题的日渐进步。他并未止步于重述《春秋》的“讥世卿”，而是将孔门“四科十哲”解读为某种可能的未来理想国家的人才储备——孔子若得位必“大变其法”，将任用他们以系统性地替换豪宗。同时，据魏源观察，此种“德位分离”的现象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逐步减少，由世卿制到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再到渐渐成熟的科举制，用人日趋公正。于此，“公举贤者”的选举制对魏源的意义是补足了上述历史进步链条里的未来环节——若中国也如此“公举贤者”，则用人公正将更进一步66，也将更接近于孔子曾为之努力但并未实现的儒家乌托邦67。

  “自下而上”被理解为弥利坚的政制精神，意味着魏源对共同体真正建基于民众自主的期望，而这是其对“民”的政治地位持续思考并获得推进的结果。魏源早年发挥明清经世学对民生、民隐的关心，尖锐批评儒林脱离民众的倾向，提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68的论断，但依然坚持以士人为万民忧乐的最终承担者69。伴随着其经世实践的深入与时局的流转，民众自主行动对于共同体的意义愈发被重视。19世纪30年代魏源参与谋划的票盐改革打破了自古以来官方对盐业的垄断，并赋予私商前所未有的自主空间：旧制度里，因国家负责生产、供货、销售等所有环节，销售环节内产生腐败与浪费，由此私盐横行且盐业连年亏空；而新制度里，国家仅负责于食盐原产地生产与供货，分销环节则全部开放给私商，由此盐价下降，私枭转为私商，国家盐税也扭亏为盈。鸦片战争后魏源更进一步，开始广泛肯定反侵略斗争中百姓的自发行动：《夷艘寇海记》对三元里义民自发抗英行为予以高度赞美70，一如《海国图志》对弥利坚民众自发抗英从而立国的赞美。于是，要求彻底重估百姓的政治地位成了魏源后期的政治哲学抱负之一，如其诗句言：“吾闻开辟初，天人去如咫。……谁绝地天通，苍生遂如蚁！……我欲呼云龙，上诉穹苍戺。……一翻重黎案，还复鸿钧始。”71漫长的中华文明史是沉重的，百姓的地位日渐卑微，而魏源则希冀文明的新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再平等。由此而论，魏源所期望的“自下而上”的政制精神，不仅指向未来新国家，更孕育着中华文明新生的可能性。

  综上，弥利坚形象里的中心问题“无君”以及“选贤与能”“自下而上”两个要点，虽就西洋现实有所依托，但均有独立于西洋知识的中国思想源头。侯外庐、萧萐父、沟口雄三等研究者均认为晚明以降中国已产生内生现代性思想，如萧萐父即指出此思潮虽因清代政治的阻碍而“难产”，但依然构成1840年以降晚清改革的“思想酵母”72。上述观点有助于说明魏源“托洋改制”的思想史渊源。魏源延续了晚明以降中国内生现代性思潮的诸多要素，如反君主专制，考察历史进步，提倡民本与早期民主精神等，并作出了呼应新时代的思想推进，如对弥利坚“无君”的突出，即可视作魏源面对中国内生现代性“难产”的困局而将李贽“无君”思想经由西洋弥利坚形象“借尸还魂”。若跳出中国思想史而由外部观察，此处则发生了中国内生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在思想上的“合流”，如李贽所提出的“侯王致一之道与庶人等”应当被理解为“平等”，尤其是“名分平等”，而此问题的实质十分接近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核心精神“身份平等”的概括73。因此，总体上说，魏源自中国内生现代性出发，将公羊学“改制”意识与西洋新知相结合，以《海国图志》“托洋改制”，从而阐发了属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四、魏源“托洋改制”与其他晚清改制思路之比较

  皮锡瑞言：“所谓改制者，犹今人之言变法耳。……近之船山、亭林、棃洲、桴亭诸公皆然。”74晚清今文经学思想家对此多有发挥，其中龚自珍的“托古始改制”与康有为的“托孔子改制”各具特色，可与魏源“托洋改制”互相发明。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取于“古”，但更准确地说，其《农宗》不是一般地托于“古”，比如三代，而是“托古始”，即托于文明史开端。该文提出，宗法制起源于农业生产，故“立宗”应根基于物质生产而由底层农夫开始。龚自珍为此设计了详细的制度，以期最终为儒学的“人伦五品”与帝王的“为天下大纲”在现实中寻找有生命力的根基。就“托古始”而言，《农宗》展开于对文明史开端的追问，譬如王侯、礼乐等诞生时，何以社会意识未发生混乱。据其解释，最早的政治领袖首先均是聪明有力的农夫，他们生产效率出众，故能利用剩余食物祭祀天地、管理他人，乃至确立礼乐刑政。于此，龚自珍自陈其政治精神与传统儒学迥异。

  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说于天。……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与有宗。吾则曰：礼莫初于宗，惟农为初有宗。75

  传统礼制自上而下，自天子至于士皆得立宗庙，相关礼制由繁而简，但庶人并无立宗庙的可能性76。而《农宗》的理解方式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制度与观念均为后起，是自下而上地形成的，而作为庶人里最大群体的农人才是“宗”的诞生处77。

  《农宗》的“托古始改制”与魏源的“托洋改制”相较有两异与一同。差别之一，所托对象不同：“托古始”是对一般的“托古”，如托于三代的深化，而“托洋”则是魏源的别出心裁。作为结果，“托洋”更具现实感，但也受限于西洋现实；而“托古始”对文明开端的追问包含更大的思想创发空间，但易流于空想。差别之二，理想社会的运行模式不同：《农宗》未脱离农业生产社会，但弥利坚工商业繁荣，科技强大，故“托洋”更具现代感。但同时，二者的政治精神是相通的——自下而上。龚自珍由农而立宗，实则是赋予中国传统宗法政治里缺乏实质政治地位的农人（庶人的大多数）第一政治地位，而这正与弥利坚根基于庶人选举制而赋予庶人第一政治地位异曲同工。其实，魏源不仅重视《农宗》一文，还专门评价其“此义古今所未发”78。在某种意义上，“托洋改制”实为魏源为其早逝的挚友献上的一次唱和79——弥利坚的“纸上苍生”80是一场“药方始贩西洋丹”。

  作为晚清改制学后劲，康有为继承着某些龚魏的根本思维方式，如其同样以改制为国家之“药”，并屡言“大医王药笼中何药不具”81。此“大医王”即康有为的“孔子”，而当他广取古今中西可资改制之“药”时，无论古今中西一律宣称为“孔子微言”之所有。在其“托孔子改制”82的话语里，“三世说”即为一典型。“三世说”旧为何休公羊学术语，何休基于《公羊传》以孔子视角为中心而将《春秋》242年划分为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和三世之间的《春秋》书法差异，又分别将此三世依政治的道德秩序完成程度称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古典“三世说”虽内蕴理想，但并未意图描绘现实世界的进步，因世界向好的演化首先发生于孔子有虚构性地在《春秋》文字内部进行的“拨乱世、返诸正”之中。康有为则博取明清经世思想与西洋新知，托孔子之名而行现代改革之实。依其叙述，孔子对此秩序性有所差别的“三世”各有其改革建议：“据乱世”秩序缺失，不得不实行君主专制；“升平世”社会渐渐进步，当用议会君主制；“太平世”民智大开，适合“无君”民主制83。

  由于广泛借鉴西洋政制，康有为“三世说”的核心内容与《海国图志》多有重合，但“托洋”与“托孔子”的深层次异同并不在此。二者所托对象的不同折射着两种思想旨趣。由于孔子思想深邃广博，“托孔子”有很大的思想自由度，如康有为《孟子微》所言“不物于物而造物”84。但同时，“托孔子”意味着极端的精英主义：康有为凭依孔子的所谓“黑帝之子，大地教主”的名义于古今中西间予取予夺，或进或退，以至于其改革的最终依据与其说是对真实世界情势的判断，不如说是其对自身卓绝才智的绝对自信。因此，依托着对真实世界格局思考的“托洋”尚可为其他应对世界变局的新改革方案预留空间，而“吾学三十之后已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的“托孔子”的“执定成局”最终却在张勋复辟中与现实脱节。尽管如此，康有为于孔子如何处理“三世说”内部高级社会理想与初级现实改革之间距离这一问题的讨论，却足以深层次展示康有为与魏源相似的一生：“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神思所注。”85

  据此理解，改革者身处乱世却心怀太平宏愿，故其当下实践相对保守，内心却关注迥异于现实的未来理想。此语实可视作魏源一生的注脚86：其所谋划的诸多晚清现实改革，如票盐改革、仿制西洋武器等均可视作“条理较多”的“身行乎据乱”，而《海国图志》的“托洋改制”不妨与这些现实改革迥异，因其指向“神思所注”的“心写乎太平”。

五、余论：“弥利坚”与晚清、民国思想走向

  前文提及自冯友兰以来，相关研究者常在肯定《海国图志》进步性、改革性的同时，又反过来强调魏源的思想局限性。但本文认为，从晚清“改制”思想内在结构出发，魏源思想的这种两面性既然是其“身行乎据乱”与“心写乎太平”的二重性的外在表现，那就不妨对弥利坚部分的思想做更具解放性的评价——如王国维所言，“以图变革一切”。譬如说，魏源对“无君”的聚焦与肯定，已在思想上将“君君臣臣”作为“天经地义”这一传统看法予以实质性摧毁87。正如冯天瑜所指出的，“无君”的《海国图志》弥利坚部分已然在实质上指向了辛亥革命意义上的无君“共和”88。

  从《海国图志》“托洋改制”问题出发，其所能透视的近代史问题可以比辛亥革命更深远。如前所述，亦真亦幻的弥利坚内部富强而民主，对外则“劝和为上”，并屡挫英吉利扩张89。弥利坚一次性表达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家“反帝”与“反封建”的理想。而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前，威尔逊当政的美国是民国时人争取国际公正的寄托，然而随着美国对英、法、日等国帝国主义行为的认可，作为理想寄托的美国形象崩塌，五四运动也由此开始。由此可见，谨慎地将中国人头脑里的西洋与现实政治世界里的西洋予以区分，有助于准确把握诸多同类型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内在逻辑——较憧憬、思考或学习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人自己所面对的那些活生生的问题更为隽永。

  萧萐父立足晚明早期启蒙思想研究而提出：“所谓‘冲击-反应’模式实属浮明误断”，“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中国文化主体的自我更新，所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向着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认同”，故晚清西学东渐的内在理路不能简单化为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体与用的对立，而应理解为“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会通融合”。90“中西文化”首先指中国内生现代性与西方外来现代性这两种有各自独立起源的现代性。本文对魏源“托洋改制”思想的研究表明，萧萐父的上述判断合于《海国图志》里弥利坚部分的实情。弥利坚部分对“无君”政制等现代内容详细记录、充分肯定，故而直接涉及如何判断全书思想倾向这一文本解释问题，且间接关涉如何理解与评估鸦片战争后晚清思想走向这一重大思想史问题。而本文的结论是，该部分不应单纯被视作对西洋新知的被动吸收，因为其中不仅发生着被西洋启蒙，也同时发生着以西洋启蒙，甚至是托西洋而启蒙。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虑《海国图志》对严酷世界局势清醒关切的基础上，识别魏源“托洋改制”这一特殊的思想方式与表达手法，将其还原为汉语思想界的、晚明以降中国内生现代性思潮的、魏源整体思想之中的思想作品，由此意识到魏源主动地、部分独立于西方现代性地思考着西方现代性，并与之发生有机思想交融，从而以富于思想魅力与历史穿透力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思想，同时将吸收了西方现代性的中国内生现代性推向鸦片战争以降的新阶段。

  *本文系“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资助编号：GZB20230550）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吴根友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张文江老师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