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家为伙：小农户农业机械化的社会基础*

一、田野与问题：青年农民的农机作业服务

  2020年6月夏收之际，一场温腾热燥的南风持续刮了一天多，华北平原河北省南部的简村①田里麦子瞬间干得断穗掉籽。53岁的简俊山丢下饭碗，开着电动三轮车冲向麦子地。不远处简俊山的侄子简晓铭（35岁）戴着潮牌墨镜与蓝牙耳机，驾着油光锃亮、红白相间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沿着机耕道朝着麦田驶来。车到跟前，简晓铭向简俊山点了一下头，未等简俊山指示田地范围，他便操纵机器，降下割台，熟练地开始收割。与此同时，跟着简晓铭一同前来配合农机收割作业的还有合伙人简晓年。简晓年的三轮车装有大田作业期间常用的一些快速维修工具，还有矿泉水、红牛饮料等供机手补充体力的饮料与方便食品。众所周知，无论是小麦还是玉米联合收割机作业都需要2—3人轮换。2000年，简晓年、简晓铭与简晓青合伙买了1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后又陆续购置1台小麦联合收割机、2台玉米联合收割机为村民提供收割作业服务。其中简晓铭与简晓青是主力机手，简晓年在两台机器之间来回流动，以替换他们俩吃饭和休息。

  在简村像他们这样稳定的农机合伙约有8个，主要为小麦、玉米等作物提供翻地、旋耕、灭茬、播种、植保、收割等作业服务。全村拥有农机约150台，包括小麦收割机7台、玉米收割机5台，深翻犁3台、旋耕机3台、玉米宽幅免耕播种机12台、小麦播种机15台，以及若干台18马力的小型拖拉机。在人口只有174户、958人，耕地2400亩左右的华北农村，综合农业机械化率几乎达到100%。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机手群体中，30—45岁年龄段的占比为75%。以往的研究在关注机手群体时，忽视了这一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即群体内部的老年农民机手与青年农民机手的差异。不同于老年农民，青年农民面临更大的家庭生计压力，进城务工远比留村务农收入高，但为何他们倾向于选择留村务农？在跨区域农机作业成熟的条件下，简村青年农民机手的合伙是如何形成的？这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进路

  （一）农业机械化的动力模式：国家供给与市场需求

  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机械化是其重要基础和标志（张桃林，2010），农业机械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尤其是将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业。为此，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尤其要强化农业机械的科技和装备支撑。学界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既有外部支持，也具备内在合理性。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与城镇化发展为当前的农业机械化奠定了技术基础（焦长权、董磊明，2018）。1959年，国家在县域范围内设立农机站与农技站，在人民公社建立拖拉机站，行使农机化的行政管理职能，并进行国家计划配给的农机具推广、农机手培训。虽然建立拖拉机站这一制度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终止，但县域层面的农机站与农技站仍被保留，并成为国家供给农业机械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在国有农垦区建立的自上而下的机械供给也是现存较为重要的农业机械化组织形式，可以称之为国家农垦机械化（李金铮，2024；曲晓飞，1997）。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农业人口流失，不可避免地要求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政府也对加快农业机械化给予了一定的制度保障②，尤其体现在购置农机的政策补贴上（王许沁、张宗毅、葛继红，2018；潘彪、田志宏，2018），故国家是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推手。

  但在国家视角之外，农业政治经济学将农业机械化视作资本对农业的占取主义过程（陈义媛，2019a）。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机械提供的农业服务本质上是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农业机械作业服务不仅分享小农户的农业剩余价值，机手也开始进入生产环节流转土地以稳定作业面积，后果是将小农户逐渐挤出农业生产序列，消解家庭农业（陈义媛，2019b）。显然农业资本化下的农业机械化通过加深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程度，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性质。农业机械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的制度供给与资本化的双重特性。

  资本化的农业机械化形式虽然构成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形态，但对于大国小农基本国情下的农业道路而言，显然不能成为优选之途。毕竟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之一，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有家在乡村，并在拥有土地承包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合法性基础上，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进而为工业化与城镇化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并大大减少了城镇化之后的人口治理困境。合理的农业机械化组织形式，应是在为农民保留承包地与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使代际城乡双向流动有序进行。这种城乡两栖的流动特点，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使农民进城务工有确定的目标，即为远在乡村的家及子孙后代更为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努力，也使城市经济更能承载周期性风险，避免陷入西方城市化陷阱。因此，农业生产发展应为候鸟式乃至两栖式的农民工流动提供更为便利的承接基础。换言之，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应采取合理的组织形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提高老年农民工返乡务农的生产效率，为其生活提供保障，我们姑且称之为“返乡农业”或“养老农业”。我们应在充分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与乡土社会现有的关系秩序、制度结构做有机融合，使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大国农业实现较为平稳的转型。

  （二）农业机械化的组织形式：外部服务机制与内生逻辑

  持小农立场的研究基于中西部地区的经验讨论农业机械化的组织类型，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聚焦跨区域作业的机械“麦客”，并从麦客的社会身份、与经纪人之间的庇护关系来讨论麦客群体进入异乡作业服务的外部社会机制。这些研究表明，即使有成熟的经纪人体系，外来机械麦客群体依然经常遭遇内外有别的乡土伦理限制（徐宗阳，2016）。二是聚焦乡村内生型农业机械化。内生型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特点是机手多为本地熟人，以村庄为基本作业服务单位，极少从事跨区域作业。这种内生型服务模式，虽然形成了农民主导的服务体系，但本质上与小农户的兼职经营无异（仇叶，2017）。有研究认为，内生型农机作业市场的产生条件与跨区域作业的麦客模式不同。在农业的耕作、种植、管理和收获等各个环节中，存在多样化的农机服务需求。在外部需求的推动下，规模化经营的农户逐步成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并凭借乡村社会的内生优势，实现了需求与服务的对接（李洪波、袁鹏、罗建强，2022）。

  就上述农业机械化类型而言，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生型的农业机械化组织，都是在需求-供给的经济学框架下展开。这一思路的本质是将农业机械化视作纯粹的经济行为，市场需求是形成上述两种农机作业服务供给的根源，同时供给也会反向刺激农民需求，因而在资本的驱动下工业剩余进入农业，资本争相逐利形成所谓内生型的农机服务。这样的研究路径强调分析外部市场的形成条件，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如何需要农机，外部的市场如何供给农机，甚至将熟人关系、经纪人关系运作视作一种工具式的策略性行为，并没有凸显两类社会群体的基础性作用，更没有将农业机械化还原到村落社会乃至农业生产的整体性框架中，陷入就现象而论现象的泥沼。

  （三）农业机械化的担纲者：农机手及其经营心态

  诚然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论不同，会呈现该现象的某种面貌，但这不应是现象叙事的罗生门。如韦伯所言，找到主体行动的核心本质，关键在于置于社会环境中考察主体行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多重关联，并对其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因果性解释，在社会行动中理解主体的动机和意义，通过解释性理解来概括其特质，以此达到对社会行动过程及其意义的解释。（韦伯，1998：9-12）。韦伯重点分析了古代罗马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中庄园及其奴隶群体是考察罗马社会转型的关键。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在农业生产演变过程中，成为推动古代诸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关键力量，如同“扳道工”般影响着历史轨迹（韦伯，1976：400-403）。

  因此，考察农业转型可从关键的农业担纲者入手，农业担纲者及其群体组织不仅掌握生产资料，制定经济规则，也维系着社会秩序（熊春文，2022）。考察关键农业担纲者除侧重外部条件，最为重要的是其内在发生机制。韦伯认为，在经济社会行动中，人们受物质欲望驱动的同时，也被诸如宗教、声望等精神欲望所驱动。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利益，而不是理念。尽管利益推动人的行动，但利益并非必然决定人行动的精确方向。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方式，与宗教观念所塑造的总体社会精神气质（ethos）密不可分（韦伯，2004：477）。换言之，人们在经济事务中对他人的行为方式也有一个伦理维度，如内外有别，同时一种经济伦理还会影响经济变革和技术革新的特定态度。即使受到基本一致的救赎利益驱动，也并非必然产生相同的经济生活态度。因此，考察某些关键社会群体的经营心态具有透视社会转型脉络的普遍意义。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除农业技术、经营主体等变革外，尤为重要的是新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及其经营心态的形成（熊春文，2017）。农业机械化的本质是一项技术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关键不单是整合需求、优化供给的经济逻辑，还涉及农业经营者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的配给主体问题上，关键不在于工业化提供了什么样的农机，而在于操控这些机械的人之间形成的协作关系如何通过合适的组织形式与现有农业生产体系相结合。除关注农业机械化的外部要素外，更应留心操作农业机械的机手这一关键的农业担纲者（徐宗阳，2021）。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机械化的引入是机手对原本分布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中的人的替代与占取过程（黄应贵，1978：31-38、46；黄宗智，2015）。机手的心态、技术协作以及辅助社会关系的配合，将影响整个农业机械过程是否顺畅（韩启民，2015）。现有研究着重分析农业机械化组织形式生成的外部结构，没有深入内部分析其关系形态，阐明为何是这样的组织形式能够生存下来。

  除结构条件外，机手内部关系处理也影响着农机作业的呈现形式。农村现有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协会等自发的农机合作组织，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农民内部经营关系联合协作的结果。农民因自身经济能力有限，在成本较高的农业机械面前通常采取互助合作乃至入股的形式，共同使用大型机械。这就和传统社会的共耕、搭套、伙种的行为一样，具有共担风险的合伙性质（张思，2003）。这样的行动，不只带着纯粹的经济目标，还有着面向他人的社会性意义。这些社会行动不仅被利益驱动，更被情感、伦理驱动（桑坤、李琳，2021）。基于此，本文试图呈现华北一个村庄青年农民农业机械合伙（以下简称“农机合伙”）的群体图像，以理解青年农民的行为动机与经营心态，从而展望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组织形式及其农业转型的可能。

三、代际分工与职业体面：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兴起的社会条件

  任何一种社会事实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情景之中。简村的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形成也有其社会基础。1973年的改土治碱工程给简村带来了方田与机械化，2010年“科技小院”入驻又使农民获得全程的小麦、玉米种植技术规程。这些都为大型农机作业带来了方便。父代老年农民与子代青年农民之间的土地之争也使青年农民不得不寻找其他生计，这为青年农民的农机合伙带来可能性。

  （一）方田与超前的农业机械化

  简村的农业机械化起步于改土治碱。历史上简村还属华北平原盐碱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村民多以“刮土淋盐”③为生。1973年政府组织由中国农业大学教师组成的改土治碱组进驻曲周县。前后历经5年时间，土壤盐碱化治理取得成功，简村的农业也实现新生。在这期间为平整土地，改土治碱组动用了大量先进农机，将简村的全部耕地重新规划为每单位150亩的网格化大方田，并使用大型链轨式拖拉机平整土地。许多村民在参与改土治碱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机械维修技术，如高凤九、周大文、简新华等人，他们是简村最早开始农机合伙的农民。在1983年实行“分田到户”政策之前，方田的客观条件决定了田间管理作业需要依赖大型机械，于是在改土治碱组的技术支持下，简村陆续引入大型链轨式拖拉机、链轨式联合收割机、深翻犁等适宜在方田进行操作的农机，大大提升了简村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简村的农业机械化进入小组联合与个体合伙阶段。土地“分田到户”后，许多大型生产机械也统一由村集体拍卖给个体，如改土治碱时期引进的链轨式小麦联合收割机卖给了简丰泽与简丰江。链轨式小麦联合收割机属当时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机械。但两人购入后，并没有经营太久，因为“分田到户”的缘故，很多大方田地不复存在，所以大型的链轨式小麦收割机难以派上用场，至今依然闲置。在这期间，简村的土地种植开始转向小组统一生产、家庭分别经营的方式。小组陆续更新农业生产机械如小麦排式收割机、小麦脱粒机等，这使得简村的机械化早于同区域的其他村落约10年。简怀义、简怀珍、简怀志三兄弟是村里第一个合伙买手扶拖拉机的，他们同属一个生产小组，手扶拖拉机主要用来开沟、翻地、运输等。

  1995年改土治碱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粮食收入，简村的农用机械率也达到高峰。因土壤改良，总耕地面积由2000亩增至3000亩，人均耕地面积也随之扩大。在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的技术支持下，粮食单季亩产由1978年的180斤提高至820斤，简村农民在交纳公粮之后，仍有相当可观的余粮。为方便农业生产，家家户户就卖掉余粮购买农机。在这期间，简村70%的农户都有1辆12—18马力的“小四轮”（小型拖拉机）。而在1996年，周大文、李金臣、简成西合伙花了7万元从石家庄买了村里的第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他们购买收割机主要受到实验站的影响，当时实验站采用联合收割机收割站内的小麦，效率很高，于是村民效而仿之。

  自1996年第一台收割机进村后，原有的单排式收割机、脱粒机很快被取代。这是简村改土治碱以来最长的麦季，前后持续了1个月之久。大家看到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的方便，都不愿意再下地收割，而是坐在地头排队领号等着机械作业，收割完后再用小马力拖拉机把粮食运回家。就这样在新式联合收割机的作用下，简村当年的小麦机械收割率达到100%。这也预示着周大文、李金臣、简成西的合伙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仅在本村收割，还为临近村落提供服务，当年就把购买机械的成本收回了一半。村里的其他农民也纷纷效仿，1996年至2005年一个土地规模只有3000亩的小村落暴发式地出现了近20台小麦联合收割机与玉米联合收割机，涌现了8个较为稳定的农机合伙（见表1）。

  回顾简村这段农业机械化历程，可见方田的存在为大型农业机械作业提供了可能，小农户乐此不疲地改善农业生产工具，在换代升级中将农业机械化不断往前推进。有研究认为，如此规模的方田耕地与机械化配比，一定会出现大批量的土地流转，产生规模性的经营主体（刘凤芹，2006），甚至青年农民农机合伙为稳定收割率会亲自流转土地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曹阳、胡继亮，2010；张露、罗必良，2018）。简村也的确出现了1个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1个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2个市级家庭农场，但其土地流转率一直维持在20%。由于村落80%的土地依然掌握在小农户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机械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农户并没有被挤出农业生产，他们拥有主导权，牢牢控制着村内的土地，并与其他经营主体形成生产上的协作与联合。如两个农民合作社因规模有限，委托小农户代育麦种，并以高出市场的收购价来兜底。此外，小农户与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协作帮助合作社完成国家要求的小麦、玉米全程机械化，植保提升等项目。小农户支配土地，青年农民农机合伙提供农业机械服务，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则对外争取项目支持，他们共同形成了简村农业合伙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拥有这些大型农业机械并且每隔几年就更新换代的甚至不是村庄里的规模农业经营主体，而是小农户，尤其是青年农民。这与学界已有的判断相悖。为什么是小农户且是子代青年农民，而不是父代老年农民成为农业机械化的主力？

  （二）父代的农地与子代的农机

  中国农业大学改土治碱组推动简村实现了方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以及科学的田间管理，而科技小院长达10年的技术输入又进一步使简村农业进入高产高效的发展阶段。简村直到2004年才开始出现超过10人的城乡流动规模，2020年村庄人口达1000人，外出务工的村民也不过80人④。20世纪80至90年代，简村村民仅依靠可观的农业产出即可换取较高的经济收入，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在小麦、玉米轮作体系下简村村民自认有规模方田与技术加持，而并未继续推进与提高，随着乡村被裹进市场经济大潮，受人口增长、粮食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技术红利边际效应递减。

  机械化率的提高与技术进步理应增加农民的农闲时间，促进其兼业化，然而简村青年农民却想留在家里种地，甚至出现了土地争夺问题。由于方田的土地格局，一个农户的土地往往连片成方。改土治碱及后期科技小院15年来驻扎村落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使父代老年农民熟练掌握了小麦-玉米的田间管理技术，再加上机械化的普遍应用使地变得好种，因此他们并不愿意放弃土地。2020年5月村里进行土地确权时，村委通知村民核对签字。笔者在现场发现，来签字确权的子代青年农民不足5%，其余皆是父代老年农民。父代老年农民看着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绘制的航拍耕地图，对着之前的土地承包合同，核对表格上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跟工作人员确认。当问及子代青年农民简晓铭为何没去土地确权时，他回应道：“我去干嘛，地又不是我的，都是我爸的。”⑤可以说，父代老年农民拥有土地的支配权。

  1992年村里最后一次“动地”后，就再没调整过土地，以至于1980—1992年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农民的土地份额均在父亲的户头之下，父亲是作为法定代理人与村集体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虽然父代会在子代成家之后将子代的土地分给他们，但由于单个家庭的土地连片成方，这等同于是从家庭的大块方田地里分出子代应得的小块土地。亲历过改土治碱前后的变化，出于对土地的珍视，父代老年农民情愿每年给子代青年农民送粮食，也不愿随意将土地分给他们，更不用说土地流转。他们生怕青年一代不认真种，糟蹋了土地。再加上以父代老年农民群体为代表成立的两大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为扩大规模，2012年将土地流转金提高至每亩1000元，是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的两倍，这让青年农民更加难以涉足农业生产经营。

  青年农民能够获取独立经营土地的机会越来越少，而随着大田作物的效益降低，粮食带来的收益显然难以再维系简村农户的日常生活。摆脱内卷过密化，找寻新出路迫在眉睫。为此，简村的小农尤其是青年农民进行了多种路径的探索，如尝试种植水果玉米、甜叶菊、西瓜等经济作物以提升市场价值，也尝试过规模化养殖家禽。但因对接市场能力有限，难以找到适合的消费群体，或因合伙人之间的协作不顺而陷入困境，加之外出务工不利，他们最后只在老年农民涉足较少的农机作业领域站稳了脚跟。

  实际上，老年农民并非不懂农业机械，早在改土治碱时期他们就开始接触农机，20世纪90年代村里各家各户又大量购置12—18马力的“小四轮”。笔者调研期间，还见到70岁的老人驾驶“小四轮”给自家方田开沟起垄。在简村现有的农机合伙中，也有一个合伙主要由父代老年农民组成，青年农民仅有1人参与。一辆小麦联合收割机动辄就要十几万元甚至二十几万元，虽有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但对于他们而言这依旧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农忙后机械只能闲置折旧，增加了农民成本，出村作业虽然可以增收，但需要机手有足够体力支撑。此外，大机械的驾驶技术要求也不同于小机械，如驾驶联合收割机至少需要两人轮换。驾驶2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与深翻犁作业时，机手要随时向后看，以确保行进路线笔直且深浅一致。因此，在投入成本、技术和体力要求都很高的情况下，老年农民并没有优势，这为青年农民创造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三）操作农机的体面与男子气概

  实际上，青年农民之所以选择农机合伙也是因操控机械较为体面。首先，农机作业的收益较高。其次，操作农机进行田间作业具有制度性准入门槛，机手必须参加培训，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农机操作规程和技能，并通过多科目考试才能取得农业机械驾驶证。相比之下，青年农民更容易满足制度化的考试要求。再次，操作农机是一项机械知识与技术高度集成的劳动。农业机械的技术复合性较强，机手不仅要能熟练操控机械，在田间作业做到小麦不漏籽、玉米不掉棒、深翻犁地走直线、开沟合墒要平整，还要掌握维修技能。好的机手就是技术傍身的手艺人。拥有农机也是家庭经济实力强的体现。“有几台农机在家里搁着，啥事都好办一些。在村里说话都有分量，找媳妇都好找。”⑥

  随着技术改进，操作农机的工作环境日益改善。以前农机简陋，机手暴露在外，一个农忙季下来，因为高强度作业，机手多半会黑一圈、瘦一圈，体弱的还会大病一场。当下青年机手购入的多是新式农机，驾驶室较为舒适，能遮风挡雨，还配备了空调，且隔音效果极好。

  最后，操作农机所体现出的男子气概与品质形象吸引了青年农民。青年机手多戴着酷炫太阳镜、无线蓝牙耳机，驾驶3—5米高的大型农机，特别威风。农忙时，无论是行驶在公路上还是机耕道上，无不引人注目，这给机手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发动机的轰鸣声以及钢铁机械震动的穿透力会点燃他们心中的男子气概（Campbell & Bell.， 2000；Coldwell， 2009）。作业时，麦子被喂入机械而载满粮仓，翻地时铧犁呼啸而过留下漂亮墒沟，旋耕过后土壤松软，这些都是机手的田园杰作，让他们很有成就感。而在村民看来，机手“一般都是实在人，跟土地打交道，人靠得住，性格也大气好处”。⑦这样的形象，既是机手性格使然，也是农机职业所需，甚至成为青年机手的群体气质。  

四、伙在家之间：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的技艺、家庭与生计

  历史上，华北农业生产上的合伙形式的结合关系最早可追溯到清朝档案记载的“伙种”“搭套”“共同租种”（郭松义，1989；张思，2010）。在上述合伙关系中，资金、技术乃至劳动力匮乏，从而产生合伙的必要基础。这种合伙关系延续至今，并以诸如合伙共包土地、家庭农场联合体的形式出现（桑坤，2020）。对于青年农民农机合伙而言，除共同出资外，他们的技艺、家庭之间的配合与生计分工尤为重要。

  （一）技艺为业：机手之农机农艺

  简村的农机合伙所涉作业主要集中在小麦-玉米生产环节。在这些环节，农机不仅购置成本较高，且折旧极快。往往第一年新买的农机10万元，第二年就折价到8万元。“像联合收割机、大拖拉机的折旧费，每年在2万元左右。也就是你今年买的农机没挣到2万元，基本就白干了。一台联合收割机的寿命也只有五六年，到第八年的时候已经是极限了，只能当废铁卖。”⑧国家出台了农机补贴政策，但补贴之后一半的小农户依然望而却步。

  就大型农机操作而言，长时间高强度密集式的劳作需要2—3人轮换，如果农机出现故障，往往需要几个人合力找到症结，再尽力解决。如2020年6月5日田间收割时，简晓青发现收割机异响，即刻停止收割，卸粮检查。他留在驾驶室重启机械，简晓年、简晓铭则贴着地面检查异响的位置。定位后，三人合力用工具拆解受损部位，更换备件，调试正常后复工。若无备件，简晓年就需赴乡镇或县城采购再换上。出村作业，更需要合伙人的配合，如简晓铭在车上作业，另外两人丈量收割田块的长宽以计算收割面积，并且随时提醒简晓铭不能超越农户的地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合伙成为青年农民较为稳妥的选择。

  除了需要解决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合伙人之间良好的技术配合，这也是合伙有稳定市场的根本保障。以简晓庆与简晓峰的农机合伙为例。他们两人合伙的主要农机是3辆200马力的东方红牌大型拖拉机、1台旋地机和2台深翻犁。简晓峰早年当过拖拉机手，他的旋耕深松技术在村内数一数二。简晓庆18岁时应征入伍，在部队的机械装备部服役，学了不少机械技术，而他本人也很喜欢捣鼓机械。2009年退役回家后，他原本在县里的保险公司上班，但因不习惯办公室的工作氛围便辞职回家务农。恰逢其父刚成立家庭农场，并带着家庭农场入股合作社。合作社需要好机手，在父亲的支持下，简晓庆便与同房支的简晓峰一起合伙买了机械，为村里提供翻地旋耕作业服务。

  冬小麦播种前深翻环节对机手的技术要求较高。简晓庆坦言，在翻地过程中脚踩的离合器需控制平稳，这样开沟（开墒）的深浅才能保持在35—40厘米，低于这个区间或高于这个区间对冬小麦的生长都不利。在翻地过程中，开沟要呈直线，作业幅宽一致，不出现三角地、留白区，不遗漏地边，地头整齐。尤为重要的是将墒沟顺利闭合，当地人称之为“合墒”。合墒好的机手，犁的地块平整，墒沟小，深浅一致，不会一边高一边低。此外，因简村的耕地为方田，为方便灌溉，农民常在地里起亩均8—10个小方畦，这样以方畦为单位便可避免直灌带来的不均匀。但小方畦给翻地和旋耕带来麻烦，翻地时简晓庆需每过一个方畦就回望一下，以免畦埂犁的深度不够，同时要尽可能保持机械匀速平稳，犁出来的墒沟呈直线。华北的田间多坟头、电线杆，机手要及时避让。

  翻地之后需立即进行旋耕整地作业，以避免土壤跑墒。简晓庆的犁地技术一流，犁的地平整，而且旋耕后土极为松软。为了使秋翻和旋耕的效果更好，简晓庆和简晓峰经过多次磨合，发明了液压悬挂升降夹，用来稳定铧犁和旋耕机升降高度。两人的技术在村民中口碑颇佳，以至于找他们来秋翻作业的农户都得提前排号。简晓庆会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再拍照发给简晓峰以便第二天出车作业早做准备。在两人配合下，每小时可秋翻、深旋2—3亩地。2020年翻地和旋耕的服务价格为每亩地70元。每年靠着一季冬小麦的秋翻，再加上平时零散外出作业，刨除成本，每人每年大约可盈利2—3万元。

  由此可见，青年农民走向合伙，个体资本不足是直接因素，但技术上的配合、分工是否顺畅，是决定农机合伙作业能否盈利的根本。青年机手技术相当，且在农业生产环节上有所衔接，就可以在相近的环节上形成作业服务的专业性与排他性。就农业的自然性而言，某些环节分割之后并不能形成较好的市场效果，虽然小麦播种前的整地环节被分割成翻地、旋耕两个部分，但在生产上依然属衔接较为紧密的一个环节，两者结合有助于提高效率。毕竟在半干旱的华北地区，翻地之后就需要立即合墒旋耕，以防止水分蒸发流失。过于细碎的分工，虽然可提高专业化程度，但于小麦播种并无太大益处。操作大型农机需多人协同，还要与农业生产节奏和机手的身体条件相适应，因此农机合伙不仅是机械化作业的必然需求，也是对农机手驾驶技术、技艺配合的客观要求。

  （二）合家为伙：机手之家庭配合

  除技术、资本因素外，青年农民的农机合伙本质是房支内部家庭之间的联合。简村为华北平原少有的同姓村落。虽然房支之间有着共同的祖先，但又细分为四个大房支、五个小房支，房支内部多聚集而居，同一房支往往固定分布在村落的某一方位。村落内部的政治秩序与经济格局也多围绕房支为单位展开。如表1所示，在8个合伙中，散伙的1个属同一生产小组，其余7个较稳定的合伙皆是同一房支，有的是堂兄弟关系，有的是翁婿关系。房支内部的血缘姻亲可以不必费力地建立信任，在田野作业时不必监督，也能将心比心地工作。农机合伙主要服务的多为本房支内部的小农户，这也是他们有固定收割范围，不随意超出边界的深层原因。显然这样的农机合伙将青年农民的小家庭扩大到他们所属的房支范围。从小家庭的生产单位扩展至大家庭的共同体，这为农机合伙的存续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实际上，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的背后也是家庭之间的配合，可以说是合家为伙、家庭结义。农机合伙作业服务之时也是农村最繁忙的时候。冬小麦夏收只需3天，忙碌而紧张的收割作业需要家庭之间配合。夏季天亮得很早，清晨较为凉爽，往往是收割的最佳时间段。凌晨4点左右，机手就起床磨合机器。他们的妻子忙着准备早餐。到了中午，各家相互协作，轮流为机手送饭。如简晓青、简晓铭、简晓年三人的农机合伙，便是妻子们轮流负责餐饮。虽定有轮流之约，但实则界限模糊。简晓铭与简晓青的妻子在村西童车厂工作，简晓年的妻子因身体缘故多留在家中照料孩童。若遇工厂赶工，前两位难以脱身，简晓年的妻子便挺身而出，甚至承担起整个麦收季的后勤工作。机手多半作业至夜幕降临，回到家妻子已准备好饭食、酒水及瓜果。工作期间机手通常轮流在一家吃晚饭，妻子同到一家帮厨。吃完饭，机手核对一下当天的收割面积、机械加油、维修的花销，便各自回家休息。

  （三）农工相辅：机手之生计结构

  简晓青、简晓铭、简晓年三人合伙除在本村服务外，还依靠简晓铭的人脉关系网络，每年固定到附近的永年、邱县等地收割。这些地方的耕地虽不是方田，但小麦成熟得早，收完村外再收村内，时间上不耽误。三人平均每年可收割小麦600—700亩、玉米800—900亩。刨去成本后，他们每年净收入约6—8万元，每人每年可分得2—3万元（见表2）。

  在农机合伙之外，青年机手还有其他生计来源。如表3所示，子代青年农民机手多在农闲之际修路、架电线、开货运车或种菜。修路每年收入为3—4万元，架电线为2—3万元，开货运车及搅拌车为5—6万元，在童车厂上班为6—7万元。

  以简晓青为例，他一年大约有60天忙收割作业，120天修路，60天架电线，80天干散活，真正能休息的时间约50天（见表3）。这样的生计结构看似不固定，但具有多元、灵活的特点。

  青年机手的妻子多半都在村西工业园区上班，可与机手生计形成配合，同时便于抚育孩童、赡养老人。村西工业园区以童车厂、色素厂为主。童车厂的工种复杂，涉及车座、车把、车篮、车凳、电池等环节的安装以及商标喷绘、打包装箱等。由于童车厂坐落在乡村，工厂会尽可能考虑农村妇女的实际需求，如接送孩子上下学，农忙时在家帮忙做饭，参与村里的“红白事”等。他们的工资按照工种的不同略有差异，但基本上每月2000—3000元，年收入几乎与一个农机手两季作物的作业收入相当。平均下来，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夫妻的共同收入每年在10万元左右。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他用“农工相辅”来描述这一模式的特征，这也是农村保持基本生计平衡所需（费孝通、张之毅，2021［1990］：12-18）。在简村夫妻共同编织的家庭生计结构中，青年农民的农机作业收入变得不可或缺，充分体现了“农工相辅”的意义，这使他们既能安心扎根农村，又能通过体面的经济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和人际交往。   

五、伙在义利间：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的利益与合伙关系处理

  一旦走向合伙，作为合伙人的青年农民面对的就不仅是资本及技术问题，还有合伙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与利益分配问题。当涉及关系处理之时，必然要求他们依循乡土社会既有的行动伦理来对待合伙人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农户。

  （一）作业服务的不计较与计较

  1. 作业服务的不计较

  虽然简村有很多农机合伙，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未形成恶性竞争，各自都有着固定的收割范围。收割价格依据市场情况共同协定，任何一方都不会私自下调价格，更不会故意抢占对方的收割范围。实际上，村内的机械服务价格远比村外高。以小麦收割为例，2020年村内为每亩65元，村外为每亩35元甚至30元，且村外的跨区域收割机比村内换代升级更快。那么，村民为何愿意选择价格更高、机械换代升级较慢的村内农机合伙进行作业服务？

  青年农民机手是靠技术吃饭，好机手的标准就是在收割过程中确保小麦不掉籽、玉米不掉棒以及收割过后地面整洁。农机合伙除要求机手技术过关外，对待村内的收割还需不计较。比如简村的农机合伙一般不在地头测量亩数，不当场收取作业服务费，而是等到秋后甚至年底村民卖掉粮食之后再算账。因此，收割时村民说多少亩就是多少亩，机手从不会较真去实际测量土地亩数。“有时村里人少一些田间地头几分地，我们也不在意，有个差不多就可以了。一些田间地头你都跟人家算得很清楚，下次谁还找你？”⑨这与村外的机手拿着卷尺计算分毫并要求先支付后收割形成强烈对比。这种熟人间的模糊算计法则，不见得就是低效益和不经济的，相反他们追求的是长远的关系平衡与整体的经济效益。

  这种不计较也使村民意识到找本村的人干更放心。首先，村外的机械虽然比村内新，但机手为了赶量，作业速度极快，常常不能保证收割质量，如出现小麦漏籽、玉米掉棒的问题，同时收割后遗留的麦茬高于10厘米对后期秋玉米播种极为不利。而村内的青年机手是给同村乃至同房支的人做活，虽然也讲究速度，但更用心、更细致，会极力避免出现这些问题。其次，村外的机手在最后一趟收割时，往往会通过改装粮仓夹带私货，顺走一些粮食。

  2. 作业服务的计较

  机手对村内并不计较，但对村外却诸事计较。虽然他们并不阻拦外地机械来村里收割，但如果外地机械破坏了村内固定的收割范围，打破了他们之间原有的平衡，那么他们便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持原有的秩序。

  2019年4月简村小麦出现白粉病和基腐病，导致了一场有关收割技术和村落收割秩序的冲突。在小麦发病之初，科技小院通过田间取土取苗测验，推测是上一茬作物玉米秸秆粉碎不彻底而还田导致的细菌感染。科技小院尝试小麦“四密一疏”的播种方式，以避开过于密集的玉米秸秆残留，并提出引进灭茬粉碎较为彻底的新式小麦联合收割机，并在500亩示范田做实验以便在全村推广新技术。2020年6月科技小院从农机公司引入最新款的联合收割机提高灭茬粉碎效率，同时为便于技术推广，给愿意使用新式收割机收割的农户每亩补贴25元。简村共有7台小麦联合收割机，除其中两台自用不提供作业服务外，其余5台均分布在不同房支，负责村落不同房支不同方位土地的收割。科技小院此次收割的范围属于简晓青、简晓铭等人常年所负责的区域。如这一范围内出现低价格，那么村内其他机手会认为简晓青、简晓铭等人存在私自降低收割价格的嫌疑。一旦降价消息传出，其他农户必然会要求机手跟进，这就容易引发全村农机合伙的恶性竞争。简晓青甚至还跑到科技小院门口扬言：“如果你把新机器弄进村，我就把它搞坏。”⑩

  当时科技小院的负责学生初来乍到，对村内复杂的关系以及隐形的收割秩序并不悉知，其初衷是想引入新技术解决小麦基腐病问题，但补贴收割的做法因触及乡土社会的隐形规则而遭到机手抵制。一旦开始降价，为争抢收割量，动摇的机手也会跟风降价。价格战下，唯有机手受伤，而且机手间易生嫌隙，日后协作村内收割市场就更加困难。为缓和矛盾和确保技术顺利落地，科技小院找到简怀义作为中间人调解矛盾，承诺不在村里大面积收割，仅在合作社的示范田中收割60亩，而且也一改先前给予农户补贴的说法，按照机手约定的价格正常收取费用。此外，科技小院还承诺将引入的新式收割机放在农机合作社为全村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这才勉强平息冲突。

  可见简村青年机手不仅在意当前利益，更在意长久的关系平衡与人情稳固。他们并不排斥外来新事物，排斥的是市场竞争对他们合伙关系的冲击，即排斥外来新事物对现有整体秩序的破坏。恶性的价格竞争会让村里的机手之间产生冲突，不仅伤害青年农机合伙之间的情感，也会使农机作业因为价格竞争导致薄利无法持续下去，甚至导致农机合伙解体。如果失去农机服务的收入，很多机手可能要外出寻找生计。这也提醒我们需重新理解农民对新技术抵制行为背后的心态与观念。

  （二）合伙内部的“算”与“不算”

  农机合伙的机器数量通常要比机手少1个，这样方便人手轮换休息及机械维修。对于农机合伙而言三个人最适宜，不仅收益分配好处理，而且出现矛盾总有一个人能调解说和。

  简村曾先后存在15个农机合伙，机手认为，对于好的合伙而言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首先是合伙人之间相互对脾气、处得来，即为人处事的习性相和；其次要真诚实在，处事不能计较太多，经济上不能算计太细。“如果任何事情都算计得很清楚且经常计较，那么这种合伙关系就是亲父子也难以长久。”如周大文、李金臣、简成西三人合伙仅4年就散伙了。随后周大文与女婿重新买了小麦联合收割机独立作业，李金臣、简成西则因没能找到合伙人，就买了小麦播种机和玉米精量播种机，专门为村里提供播种服务。三人散伙的关键原因，除作业意见分歧外，主要是相互之间爱计较，算得太细。周大文技术娴熟，临到麦场，为了多收几亩麦子，他在车上作业的时间就多一些。时间久了，周大文就觉得自己的作业量大，应分到更多收益，而简成西、李金臣则认为自己虽然上车少，但在车下测量记录收割面积、攀谈关系、替换维修也不比他付出少。

  而像简晓青、简晓铭、简晓年的农机合伙则从200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他们三人合伙能够长久，除了有持续可观的收益之外，关键在于他们里里外外关系处理得当。他们虽出自一个曾祖父，但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就已分开发展，可算是叔伯堂兄弟。他们都是本房支，相互之间不计较、不算计。

  三人中，简晓铭较为年轻且驾驶技术最好，收割速度快且基本上不会掉籽掉棒，他每日收割亩数是另外两人的两倍。在麦季和玉米季，除吃饭、上厕所、机器维修以外，简晓铭可连续在车上待一天不用人替换。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一流机手，赶到麦季，农户都想找他来收割，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他来安排第二天的收割任务。虽然简晓青、简晓年年长一些，但二人从来不会对简晓铭的安排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简晓铭有过硬的收割技术与关系处理能力，是三人合伙中的招牌，深信有简晓铭在可以为合伙带来更多收益。简晓铭从不居功自傲，三人一直平分收益。

  简晓年和简晓青的驾驶水平相对逊色，麦季时一般轮流驾驶。特别是简晓年，驾驶技术是三人中最弱的，麦季忙时他几乎不上车，以防驾驶不当损坏机器，影响收割量。尽管简晓年作业时间有限，但机械维护、后勤服务由他全权负责，这活并不轻松。有一次，三人在村西收割作业时，收割机下面筛网的齿轮出现磨损，无法正常区分籽粒与糠，简晓年立即赶往县城甚至邯郸市购买零件，待深夜11点修好后，结束收割作业才回家吃上晚饭。三人合伙购买农机存放在简晓年家旁边临时搭建的仓库里，平日里都是由简晓年及其家人看管。

  合伙难免会有分歧，处理矛盾的方式就很关键。简晓青和简晓年经常因意见不合吵得不可开交，但简晓铭不爱吵架，他常等他们吵完，再拉着他们去喝酒吃饭，缓和两人的关系。他们之间即使有矛盾也都是“对事不对人”，“抬杠后，不计较那么多，上午吵架，下午该干活干活”。11简晓铭与简晓青爱抽烟，简晓年并不抽烟，但也不介意将两人抽烟的钱算作他们共同的支出。赶到收割季节前需要买柴油、维修保养，谁手里有闲钱谁就先出，或者多拿一些，等到年底再统一算账。他们三人并非在每一季作物收割结束时就立即算账，而是到年底统一算，一般每人每天收割多少亩，自己会有一个账本。   

  今年我和晓铭一人一天，他（简晓年——引者注）基本没上场，要是计较就不行了。年底我们算账的时候，谁都把自己的账本拿着，看看微信的支付记录，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也不会去查证。12   

  如果哪家遇到急事，其他家庭则会尽力相助。2020年简晓青的大儿子简鲲鹏打算年底结婚，需要准备一笔彩礼。简晓年与简晓铭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没有将当年小麦和玉米两季的收益分账，而是全部先拿给简晓青使用，帮助他解决资金压力。

  （三）处事不计较与经济上不算计之义理

  从上述两个案例比较研究中，我们可发现，农机合伙的本质并不仅是利益的分配形式，更为核心的是关系的处理方式。处事不计较与经济上不算计，不是抽象的形式表达或者道德感召，而是具体实在的行动。这意味着农机合伙的前提并非仅出于利益考量，即付出多少则收益多少，而是先有彼此间的身份关系，再有合伙的后续。换言之，简村农机合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以普遍带有差序格局的关系伦理为先决条件的合伙，即机手首先会找具有五服关系的家内成员作为农机合伙对象，这会减少信任成本，在此基础上再重点考量彼此为人处事是否对脾气，倘或处不来，即使亲兄弟也无法维持合伙关系。

  处事不计较，亦喻示合伙人习性相近，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不计较，处处肯为对方考虑。经济上不算计，并不是说合伙人之间不该算经济账。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合伙一样，农机合伙成员之间的“算计”是天经地义的。但算经济账的前提是关系，并不是利益。这样的算计要求既算自己的账，也算别人的账，把别人放在整体关系中考虑。算账的前提是恰当处理合伙人之间的投入与利益分配，而不是一笔糊涂账，或者是机械平均主义，否则易使合伙关系走向破裂。   

  如果你找的合伙对象是一个爱计较、算计的人，那么后来的合伙肯定会出问题。但如果你找的合伙对象是一个合得来、不计较、看关系不看钱的人，那么后来即使出了矛盾，他也会首先想到双方的关系而不去计较这些。大家搁伙计虽然都是为了钱，但要是讲钱不讲情义，这样的人搁不成伙计。13   

  简晓铭不会因自己收割作业量大而认为应该多分收益，他在计算自己的付出与收益时，同样考虑到假若没有简晓青轮换，没有简晓年及其家庭的后勤保障，自己是难以完成如此大规模作业量的。这种把他人算在内，不算计、不计较的做法既不是道德的触动，也不是舍己为人的施善，而是将差序格局的兄弟乃至熟人关系的伦理之义放在前，将经济利益放在后的经济结义。这即是农机合伙的内在行动伦理。

  由此可见，合伙本身除需要有相当的资源禀赋之外，更需要合伙人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到处事不计较、经济上不算计。有学者发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人情来往有着算计的心态。如果为发家致富的理性投资或精打细算的节俭生活而算计，这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甚至是会过日子的象征。但即便如此，算计也必须讲究情理相称，不能逾越人情伦理的约束和限制（阎云翔，2016：231）。如果太过算计而不顾人情，那么即使一个人能力再大也难以在村里与他人相处，更难以与他人达成合伙的经济行为。费孝通认为，熟人社会亲密社群的团结“就依赖相互间拖欠着未了的人情”，“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因为如果不相互拖欠也就无需往来了”，“而清算是陌生人之间的行为”（费孝通，2007：68-77）。在简村的农机合伙关系中，基于差序格局的行动伦理，合伙人之间尽管有分工上的差异，却不能按某一标准进行精细算计。正是依靠彼此配合，他们才能完成收割作业。均分收益象征着他们一视同仁、关系平等，不算计意味着不占他人便宜，也不认为自己吃亏。如果在合伙关系中过于贪心，那么无论其实际付出如何，只会给大家留下“财迷”“不会做人”的坏名声。而最受村民认可的做法是能在经济收益与人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六、结论与讨论

  在农业转型背景下，对于农业机械化的讨论，学界多关注农机跨区域作业团体的运作方式以及农业机械化背后的资本化特点，而未充分关注农业机械化的担纲者——农机手群体，尤其是农机手群体内部的组织过程及经营心态。本文以华北一个村落兴起的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现象为分析载体，考察农机手群体的年龄组成、父代与子代的经营取向，青年农民从事农业作业的技术习得过程、家庭配合与农工相辅的生计结构，尤其重点讨论了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内部的关系处理方式与经营心态。

  简言之，由于外出务工时间较晚，且在大城市缺乏竞争优势，简村的青年农民选择返乡，以农业为主谋求生计。父代老年农民因科技小院驻扎进行技术输入，再加上改土治碱时期规划方田，使得村落农业机械化得以不断升级。方田、农机与技术的社会化服务让地变得好种。父代老年农民为防止土地流失，“把控”着耕地，试图保留方田的完整性，即使有着较高的土地流转金也不愿轻易放弃。因此，在难以扩大规模获取更多土地的情况下，子代青年农民先后尝试经济作物乃至养殖业，以拓展生计空间，最后在父代老年农民处于劣势的农机社会化服务领域找到了生存空间。而子代青年农民投身农机领域，也是因为在农业生产环节这项工作收入高、技术集约性强，且较为体面，能展现男子气概。

  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的成功，除他们在技术、身体素质、年龄上有优势外，更重要的是机手家庭之间的良好配合，家庭内部生计结构的农工相辅，尤其是基于家庭的关系处理方式与良好的经营心态。青年机手“合家为伙”，才使得他们能够在有限的劳动时间与经济收入下与其他生计方式形成农工相辅的配合，维持家庭赡养、抚育的运转。中国的家庭不仅是以亲属为核心的生活团体，还是共同拥有生产工具、相互协作的生产单位。因此，家庭可以定义为谋求共同经济生活的亲属团体（王跃生，2020）。农业具有季节性与周期性，必须依托家族或者家庭之间的联合（如姻亲关系等），才能更好地进行农田耕作、水利设施维护等农业生产活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家庭乃至家族之间的联合有着维持生计的重要性，甚至成为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行动范围。在长期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家族内部的角色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如不计较、不算计等）逐渐成为农民熟悉的社会秩序。

  简村的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看似是个体之间的联合，实则是房支、家庭之间的合伙。它要求内部关系亲密和地位平等，甚至遵循内外有别，对外计较而对内不计较的关系处理原则。通过对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内部关系的考察，可发现简村的农机合伙虽因小麦、玉米作物轮作需要而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合伙的方式解决了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资本、技术等问题，但深入合伙关系内部，支配合伙得以长久的并非仅是利益分配均等，而是处事不计较与经济上不算计。前者强调互动中悬置关系的习性，后者强调在利益分配时算自己的经济账，同时也把别人经济账算在内的关系整体性，是人与人之间将心比心的“感通”。

  虽然简村的农机合伙生于乡土，但并不意味着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营特性。西方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合伙通常以契约式的资源利益交换为基础，注重合伙主体之间的互惠性，如知识和技术的交换、管理和人力的交换（威廉姆森，1985：47-49）。乡土的农业合伙更受到地域、房支、人情等社会底蕴的影响，合伙人之间是一种非契约式的合作关系。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合伙，其行动单位是个体，因而将个体放置在理性的经济关系中，更倾向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讲求个体竭尽所能以提升团体效率。但由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伙，利益始终在关系处理中处于决定性地位，个体的利益则取决于其为集体所作的贡献及所带来的效益。这激励了个体行动，也使个体更为理性地考量自身的付出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甚至让团体内部陷入竞争的紧张状态。这在效率之外少了些具有黏合意味的价值理性，更为重视利益的公平而非关系的整合，也不容易构建信任机制。加之合伙人之间并无太多利益之外的其他社会关联，因而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合伙关系易结也易散。而这种基于家与关系本位的农业合伙，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更将关系作为合伙目的，而不是首先强调利益。换言之，这样的合伙伦理是注重主体间性，强调合伙人之间是平等的主体而非实现目的的客体，合伙是出于关系的伦理而非工具策略。这样因关系伦理而具有的先赋性信任，超越任何法律政策手段所规制的约定。在中国这样的合伙关系伦理，不仅出现在农业领域，更活化在工业、商业乃至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面向，以如曲尽人情的形式体现出来（付伟，2018），成为支配中国人建立合伙关系的基础。

  费孝通晚年在讨论拓展社会学传统界限时，强调心态的研究。他认为不同地区发展的差异根本并不在于制度、法律、规章，而是人们日常细微的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这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看起来很细小琐碎，却是一种活生生、强大的力量，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原因。社会学的研究不能只见社会不见人，不重视心态（费孝通，2003：435-438）。近来学界提出将“人”带回社会学，并重点关注家庭本位之下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其中家是一个可以延伸拓展的单位，个体将其他业缘、地缘等经济社会关系类比为差序格局内的父母、夫妻、兄弟、朋友等“伦”，从而按照相似的“理”加以差序化处理（周飞舟，2018）。简村的合伙关系多发生在房支乃至村落熟人关系内，合伙人多依照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原则行事。若处事不计较、经济上不算计，互为对方考虑，合伙就能长久，反之则走向散伙。本文由农机合伙的外在结构条件步步深入至内在关系的行动伦理，通过对处事不计较、经济上不算计行为的剖析，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对人行动的理解，为回应将“人”带回社会学，做了有限努力。

  回到青年农民农机合伙可发现，不同于以往对于小农户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知，简村农业发展的独特性在于，在农业生产的某些关键领域，在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化上走在前列的是简村的小农户，尤其是青年农民，而非规模化的经营主体。青年农民抓住老年农民难以涉足的大型农机社会化服务环节，并以此为基础谋求与村落其他经营主体的协作关系。青年农民农机合伙的出现，表明农业并非“末”“贱”，而是有着生活方式的极大吸引力。返乡的青年农民并非需要投身市场效益好的经济作物，流转土地，扩大规模替代老年农民群体。他们也可在粮食作物上发挥年龄与技术优势，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找到家庭农工相辅的生计配合，从而扎根乡土，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接续农村社会传统，实现乡土重建。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一直是大国小农社会的难题，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是如何完善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从而使其家庭经营逐渐呈现现代农业的特征。简村的农机合伙表明，得益于合伙这一农业社会化服务，小农户不一定在农业转型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也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效率低下者，相反在技术输入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情况下，他们极有可能出于对农业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喜欢而钻研技术，并且在农业转型中依靠合伙方式，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形成生产协作，成为技术、农业机械化的引领者，并进一步推动农业转型。农业具有季节性，农机折旧快，农机合伙大大降低了风险以及整个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的组织成本，并在不冲击农村社会结构，无需大规模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提高了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使小农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之间实现了较好的融合。同时，还能在家庭内部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及非农兼业化，这对于稳定农业农村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具有重要的基底意义。在农业合伙关系中，既有文明传统以家为本的伦理意涵，也有现代市场的经营特性，因而构成农业现代转型的重要社会基础。进一步，这也意味着作为中国社会亘古不变的农民及其家本位的行动伦理，足以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绽放出新芽新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SH03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2&ZD189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小农户生产与农业现代化有机衔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ASH007）和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GZQN2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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