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结构与机制*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同时部署了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要完成的一系列改革任务。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③文化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任务书”都已明确，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为改革任务的持续推进、建设目标的如期完成提供强劲持续的动力支持。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的结果。④本文借用这一思想，把文化强国建设视为一个由多种动力源所构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历史进程，通过讨论其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为探讨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精神动力：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作为当代中国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2011年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十余年来，关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权威表述，并未转化为量化的发展指数或指标体系，只是一系列描述性的阐释，包括“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信”，“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等。那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愿景？文化强国之“强”何以体现？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中来认识。

  我们常说，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个判断清晰标识了今日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也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愿景提供了时代背景。以今日中国所处的时空坐标，回望来路，我们已站在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上，彻底走出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百年悲情；展望前程，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不仅将为中国确立自身于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也将为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有利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文明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百年命题与“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交汇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愿景得以凸显，这就是：在重新审视五千年以来中国走过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及五百年以来世界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向内接续弘扬自身文明传统，向外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返本源而开新篇，创造出新的文明中心和价值中心，为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指引新的方向。这样跨越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愿景和文明理想，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展现出的是中华民族对于自己亘古亘今、其命维新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自信。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今日中国之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重要的表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树立，不能完全依托于激发人们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朴素情感和认同，更重要的是要把天然本能的文化情感升华为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文化信仰。因此，必须系统建构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脉络、精神特质等一系列基础性关键性问题做出清晰说明。首先，要依托中国考古学和文明起源研究的最新成果，破除西方中心的“文野”之分，说明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说明中华文明是唯一五千年未断绝的原生性文明，提出立基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的文明标准和文明理论。其次，要阐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特性，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特性之间相互嵌套、相互支撑、相互加强的内在逻辑以及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此来说明中国为什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什么没有出现一神教的宗教信仰，为什么能够长期维系“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为什么是“远人不服，则修文教以来之”的“天下”，而不是以军事征服扩张版图的“帝国”等等一系列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关键性问题。第三，要解释政治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文化中国的绵延不绝、其命维新为什么能够并行不悖，中华文明的旺盛生命力和主体性自何而来，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⑤。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明确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

  阐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道路，继承弘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当然不是为了重现昨日的荣光，而是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理解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未来中国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本国的人口资源禀赋、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基因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延续和推进。正是因为中国道路是从五千年文明史走出来的，有其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化根基，所以我们才能自信地说，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内生逻辑，是外部力量阻挡不了的”。⑥中国的道路自信，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对中国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严密论证，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的清醒认识，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信和实践底气，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够摆脱“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也能够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走出了一条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这条现代化道路“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⑦

  从五千年文明道路，到百余年革命、建设、发展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独立自主，今天走到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⑧的新阶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实质上是要求中国学术界突破西方中心论，走出“古今中西之争”，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对于如何阐释中国自身的文明和历史，20世纪以来的深刻变迁和转型，以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使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会扭曲自己，不用西方的理论和话语又不能说明自己。摆脱“理论依附”和“理论贫困”，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外在要求，而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内生动力。摆脱“理论依附”，意味着我们要超越从黑格尔、韦伯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偏见，超越“极权主义”“东方专制社会”“治水社会”等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解释范式，超越“民主-威权叙事”“冷战叙事”“文明冲突叙事”等一系列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虚幻叙事。摆脱“理论贫困”，意味着我们要系统建构在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基础上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文明交流互鉴”等理论，总结突破西方经验与模式对中国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遮蔽，向世界展现中国道路的发展成就和内在道理，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关于共同富裕、人民民主、和平发展、生态保护的价值追求和文明理想。

二、组织动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及其治理效能

  制度是保障国家和社会有序运行发展的一系列规则、规范、法律法规的集成，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以巩固完善制度体系和转化提升治理效能为出发点，在各领域按照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制机制等进行了系统性的、层级化的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改革体制机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具体到文化领域，在宏观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共同构成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基本框架；在微观层面，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配套形成了协同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工作抓手。如果说，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的是持久的精神引领力，那么，文化领域相关制度及其治理效能提供的就是坚实的组织保障力。

  当我们在讨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时，都会强调制度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运转提供必须的规则和秩序，能够规范行为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塑造稳定预期等等。然而，制度的重要性不能仅仅从其工具性价值来理解。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系统，是固化了的观念，是制度设计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制度理解为组织所拥有的一种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内涵着符号系统、认知规定和道德规范，为行为提供了价值皈依”。⑨因此，制度的内核应该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价值和信念，也就是全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制度存在的逻辑前提和道德基础。人们对制度的尊重和认可，实质上就是对制度所体现和维护的道德、价值和信念的确认与践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⑩进而言之，缺少共同价值观支撑的制度体系必然运行成本高昂、治理效能不佳，因为再严密的制度设计也会有漏洞，如果人们对制度本身缺乏尊重和认可，就一定会出现利用制度漏洞突破制度约束的行为。古人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对制度失效、治理失灵的最大讽刺；同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与人们的道德价值信念高度匹配的制度设计可以有效降低治理成本，推动人类社会至于善治之境。

  有了对于“价值是制度的内核，制度是价值的表达”11这一观念的认可，我们就能够理解文化领域一系列制度设计的用意之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刚性的制度支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实现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同向发力、双轮驱动；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工作导向在文化建设领域得以落地的根本保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等一系列原则要求明确了工作抓手；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为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产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和制度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之下，推动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原则和发展理念转化为刚性制度建构，从而使得文化强国建设获得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强劲的组织动力，也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国家社会治理效能的充分提升形成了互相支撑、互相促进、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2这段论述清晰表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必须根据时代条件和现实需要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的长期任务，需要不断调整优化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断探索建构能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体制机制，这也就决定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不可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也是一个需要整体谋划、综合协调，在动态调整中寻求平衡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要继续建章立制，填补制度空白，完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制度弹性和组织活力，避免因制度过密而造成“合成谬误”，以及治理成本的上升。制度是治理之基，治理是制度之效，制度的正义性来自制度所要维护和确证的道义，制度的合理性则体现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效能。只有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能。

三、发展动力：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其二是认为历史的逻辑起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矛盾运动过程，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来自人的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实践活动，所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这两个判断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历史的主体是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需要和人民意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确证，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史观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同时，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也已经反复证明，把人民史观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真正贯穿落实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实践中，是保证党和国家、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致胜法宝。因此，面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15

  “改革为了人民”，表达的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定信仰。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一切发展、一切进步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6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当代中国社会最能凝聚人心的普遍共识，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强劲的内在驱动力。这个共识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美好生活”。众所周知，西方数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在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极大推动了物质富裕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留下了政治经济不平等加剧、工具理性至上、人的异化、生态恶化等等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也重新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全面发展落实到具体的人的发展，就是要实现“身”与“心”的协调均衡，“人”与“我”的和谐共生，实现人的生活的安全丰裕、身心安定、人我和谐、美德充盈，实现人的文明素质和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升，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所追求的“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内涵之所在。

  “改革依靠人民”，意味着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改革的主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就是强调人民在文化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回顾四十多年来的文化改革发展历程，我们之所以能够突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和固化的利益格局，开辟出思想解放、文化兴盛的新格局，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基层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对于改革路径的自主探索，及时将基层在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和智慧上升为相关政策，并将之应用于指导、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同时，及时发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待和需求，不断调适优化改革的政策措施，争取基层文化单位和文化工作者对改革的支持和认同，从而调动更多人的改革热情和愿望，让“改革的包袱”成为“改革的主体”，把改革的“阻力”转为改革的“动力”。正是在人民需求和国家意志的互动对话中，改革汇聚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改革路径有机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改革合力。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继续坚持此前的成功经验，把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和自主自觉的基层探索协同配合起来，既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又有效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让蕴藏于亿万民众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蓬勃生机。

  改革成果能否“由人民共享”，是检验改革成果的金标准。“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7在文化领域落实“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首先要提升文化生产供给水平，充分满足人民对优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的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18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19这都是在明确指示，通过科技赋能推动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文化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提升优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水平的有效途径。其次，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大投入建设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补齐文化发展短板为目标，要求以合理均衡的城乡布局、精准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文化供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20就是着眼于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均衡性和可及性”要求。最后，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效，也要由人民来检验，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为评判标准。创造了发展实绩、满足了人民需要的改革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从“聚民智、汇民力”到“得民心、合民意”，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闭环，文化的改革发展在这个闭环中形成了正循环，文化强国建设就获得了用之不竭的强劲动力。

四、中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十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治理效能进行了框架性说明，阐明了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具体要求，擘画了系统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蓝图。其中，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性地位，纲举目张，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决定》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1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从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高度，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22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大原则之首。23上述重要文件从政治原则、历史必然、现实要求等各方面对为什么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全面贯彻党的领导做出了充分全面的说明，为我们理解党的领导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系统中，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所提供的精神动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及其治理效能所发挥的组织动力，以及来自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动力，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三角结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轴，发挥着联结、控制、推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功能。这个动力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治理结构。在思想引领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筑了思想和理论高地，掌握了引领时代发展的真理力量；通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塑造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指导行动的共同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通过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注入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在制度安排层面，通过坚持党对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通过文化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党的理论、主张、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和制度，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价值基石；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突破思想僵化和利益固化，激发制度活力，提升治理效能。在执政基础方面，通过确立、践行“两个先锋队”的政党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巩固了“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通过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和发展思想，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了“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党通过思想引领、制度安排、动员和领导人民，凝聚了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共识与合力，同时也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24

  作为中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文化改革发展汇聚动力，还要担负为文化改革发展架桥铺路、保驾护航、冲破阻力的责任。新时代的改革之所以被称作“深水区”的改革，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就是因为与改革初期相比，改革的难度、复杂性都明显增加了。最初的文化体制改革，是普通民众对休闲娱乐文化产品的内生需求和基层文化单位对改变既有文化管理方式、提升文化创作生产活力的自发要求共同推动的，文化管理部门的态度是鼓励“先闯先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改革的效果也是所谓“帕累托最优”25式的，所以，虽然改革进程中也有阻力和波折，但总的方向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到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面临如何把握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如何处理好“思想解放”和“统一思想”的关系，如何应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决定了当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时，思想的僵化、利益的固化，以及体制机制不顺导致的掣肘，也对改革形成了阻力。在如此多元复杂的文化格局之下，文化改革发展必须依靠能够代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具有巨大政治勇气和高度政治智慧的核心领导力量来推动，这个力量当然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只能依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26肩负起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责任。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的革命性变革，所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改革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以党的建设也是一场革命。27正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中，“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实现了统一，国家发展目标和党的建设目标实现了统一，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实现了统一。这是改革事业最大的底气和保障，也是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的正当性所在。“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28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百年奋斗中成长、成熟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必将淬炼出一支更为坚强有力的执政队伍，有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五、杠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动力结构中，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撬动整个系统运转的杠杆。党领导下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优化调整与文化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破除阻碍文化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释放蕴藏于亿万民众之中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就能够有力地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的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从而实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文化建设目标。在这个动力机制中，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第一推动力启动了整个系统的运转，使得各动力要素在层层传导、逐级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作用的联动机制，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正是因为改革发挥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改革是发展的动力”。

  改革推动发展，改革自身也需要推动力。四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改革的启动逻辑往往是“问题倒逼改革，改革解决问题”，所以有学者将中国的改革称为“倒逼式改革”。29显然，“问题”是改革的原因，“倒逼”启动了改革，但改革并不是完全由“倒逼”机制牵引的被动行为。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30所以改革必须是有擘画、有目标、有选择的主动作为，改革要往哪里去，如何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展开、长期推进，要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守正创新”，就是指导改革最重要的方法论。文化改革发展领域的“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31守住了这个要求，改革就不会犯方向性错误，改革的主导权就能够始终掌握在党的手中，我们就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改革道路。守正不是守旧，守正也要创新。公元1500年以来，改变世界的巨大进步力量主要来自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强国，创新还是关键。因此，“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32处理好了“守正”和“创新”的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坚持统一思想”和“鼓励解放思想”的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支持基层探索”的关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关系。这三对关系实现了有机统一，改革事业就获得了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的根本保障。

  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也是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首先，改革本身不是目的，改革只是手段，改革必须以发展为目的，以发展的实绩实效作为评价改革的唯一标准。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此前基层文化单位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假改革”现象。33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就是：在从上而下部署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地区、行业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改革举措，只是要求基层文化单位按照政策文件落实改革任务，那么很可能政策要求和基层文化单位的现实情况及利益诉求之间的匹配度不高，导致基层文化单位落实改革任务的意愿和动力不足，在落实改革任务的过程就会有意无意扭曲或偏离改革目标和要求，甚至出现“假改革”现象。因此，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不能以落实文件要求的方式落实改革任务，必须以发展的实绩实效为硬标准推动改革、检验改革。此外，能否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是关乎改革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议题。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社会急剧变革，往往孕育着政治不稳定的风险。34这对我们思考和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颇有启发。改革是伟大的事业，也是充满风险挑战的事业，既要勇于突破创新，也要善于稳中求进，只有在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改革事业才能行稳致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35

  我们强调改革以发展为目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6改革是一个不断解决旧问题，又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所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的性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必须“以改革到底的坚强决心，动真格、敢碰硬”；37但改革的推进策略应该是灵活可行的，改革的具体措施也应是循序渐进的、有弹性空间的，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问题为导向，及时回应现实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对改革措施进行动态调整，尽量减少改革阻力，降低试错成本。改革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通过建章立制填补制度空白，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制度创制也需要审慎和谦抑，不能陷入“制度迷思”，制度并非越多越好，制度运行是有成本的，降低治理成本才能提升治理效能。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38因此，关于改革动力和改革路径的思考和讨论也永无止境。而关于改革的思考和讨论，本身也是推动改革的动力来源。

  *本文系2024年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研究”（项目编号：24&WZD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