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转型与现代化理论：经济思想史争论再审视*

一、引言

  中国与原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方式上的明显差别吸引了从事制度比较研究的诸多重要学者，这种转型为分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重要样本，后者采取的符合西方主流理论预期的全面私有化和价格放开等“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较长时间急剧且不可预计的衰退。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四十年出人意料地获得平均每年超过9%的经济增长率。对此，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经济治理中心负责人什韦纳尔（Jan Svejnar）曾将原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转型进行比较。他发现，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表现完全是灾难性的。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降低国家补贴和实际利率上升引起的企业信用紧缩，废除中央计划导致的产供销之间的组织混乱，从控制经济向一个非充分管制的垄断结构转变带来的诸多问题等。与之相比，中国几乎避免了上述所有的问题。①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围绕中国市场转型展开的争论一直不断，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中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主体意义的现代化道路。

  对此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回应。一种回应来自秉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者。比如在杨小凯、“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Wing Thye Woo）看来，如果没有认识到经济改革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那么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必定会误入歧途。他们将俄罗斯视作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案例，而将中国当作缺乏宪政改革的经济改革的代表。“双轨制”产生了非常高的宪政转轨的长期代价，这种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在维持精英阶级政治垄断条件下推行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政府服务质次价高。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本质上是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全球贸易规则趋同的过程。②杨小凯等学者强调的中国市场转型的“后发劣势”观点实质上呼应了当时流行的历史终结论，二者皆认为唯有建立在私有化基础上的彻底的市场转型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另一种回应与其相反，他们高度赞扬国家经济战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持此立场的重要学者是新结构经济学代表性学者林毅夫。在林毅夫看来，杨小凯等学者事实上是在为“休克疗法”的惨败做辩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都不是必须先实现英美式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能够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就能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就能够快速稳步接近发达国家；相反，如果试图赶超，经济就会出现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不仅难以实现后发优势，而且将出现各种制度扭曲，这才是“后发劣势”的关键。③对林毅夫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发挥作用，而在于如何发挥作用，国家的经济战略应该建立在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上。

  上述两种对中国市场转型意义的不同理解，实质上显示了处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关系的两种学术选择：是将中国市场转型的基本事实纳入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解释，还是从悖论现象出发，通过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从而尝试构建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关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评论道：“斯密的《国富论》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得如火如荼；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该革命惹来贫富分化；凯恩斯的《通论》写于举世经济大萧条。然而，从人类历史来看天下大势，这三段时期皆比不上中国改革开放那么重要。”④诚哉斯言，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疆域和悠久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转型在短短四十余年间走完了人类文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傅高义（Ezra Vogel）更是将这种转型称为“中国自汉帝国形成以来经历的最根本的转型”⑤。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市场转型的重要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重返经济思想史。

二、市场转型方式的争论  

  杨小凯等学者和林毅夫所进行的争论，不过是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围绕原苏联东欧国家与中国在市场转型方面所进行的激烈争论的一种代表。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市场转型中政治基础的作用。而要讨论中国市场转型的意义，便不得不对转型前的计划经济运作机制有基本认知。

  对计划经济运作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的代表性学者是科尔奈（János Kornai）。科尔奈长期任教于哈佛大学，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他的相关理论曾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在科尔奈看来，计划经济的典型问题就是经济激励机制扭曲。这是因为，纵然不考虑信息扭曲问题，仅是收集和整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就足以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计划体制下管理者力图将分散在各个方向上的零散信息集中起来，掌握在下级部门的信息必须向上传递，但掌握信息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动力传递信息，或可能因为懒惰而不愿意传递信息，或以扭曲的方式向上传递符合自己利益的信息。如果经济任务要以传递上来的信息为基础进行设计，就必须在利用信息之前建立一套激励机制。计划经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充满摩擦、功能紊乱、效率低下和内部冲突等各种乱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可相容，要想实现市场转型，就只能彻底放弃国家干预。⑥科尔奈对社会主义体制转型的理解与杨小凯等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具有实质一致性，要想消除经济激励扭曲，必然要放弃社会主义体制。

  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为何符合新自由主义理论预期的“休克疗法”带来的是原苏联东欧国家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而采取渐进式转型方式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对此，林毅夫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的目标，而是是否认识到转型前经济体系中扭曲的内生性本质：首先，转型经济中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脱离政府的补贴和保护，这些企业就无法在竞争性市场中生存，尽管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蓬勃发展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但在最初无法抵得上因为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破产带来的损失；其次，“休克疗法”带来大规模的破产和失业率急剧增加，为避免这样的结果或出于国防安全等考虑，政府只能继续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和保护，即使企业已经私有化，但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未能解决，所以陷入原苏联东欧国家经常出现的“有休克而无疗法”的尴尬局面。⑦与之相比，中国市场转型充分考虑了转型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因而避免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和衰退。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市场转型有效协调了改革的紧迫性和社会的可承受性。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市场转型不是立刻消除价格扭曲，而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逐渐减少国有企业补贴需求，消除价格扭曲，并取消行政分配，以及将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正是通过这种谨慎和渐进的方法，使得中国在保持稳定的过程中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林毅夫强调，经济研究应该放松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这将有助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经济战略要建立在符合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⑧尽管林毅夫与杨小凯等学者在中国市场转型方式的理论意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二者都认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预设，即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而国际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两种市场转型方式的争论自然涉及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三、市场与分配不平等：斯密与马克思

  尽管何谓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主张争论不断，其中的关键原理还是获得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比如，曼昆（Gregory Mankiw）在其影响甚广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的解释，就曾结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市场转型而对自由市场理论高度评价道： 

  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是20世纪世界上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支撑中央计划的理论是，只有政府才能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大部分曾经是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制度，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尽管市场中存在的是分散的决策和利己的决策者，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促进总体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合意的市场结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⑨

  要理解自由市场理论，便不得不回到斯密（Adam Smith），而斯密的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判断之上的：首先，分工提高效率。有了分工，相同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合作，纵然是“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其次，人类行为激励来自自私天性。“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第三，个人追逐自我利益会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加。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但仍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其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个体追求自己利益往往使其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⑩可以看到，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主要建立在对人的行为特征所进行的演绎上，而伴随着英国成为霸主后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市场理论成为经济学主流。

  对市场主义假设最有力的挑战者首先是马克思（Karl Marx）。他从当时欧洲社会出现的阶级分化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如果自由市场真的能够实现所有人生活的改善，为何还会出现这一问题呢？与斯密强调的在市场经济中个人追逐自我利益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明显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市场中的人并非斯密所预设的同质化的抽象群体，市场体制无法克服社会阶级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而且市场愈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马克思从如下三个判断出发，对自由市场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商品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商品的奥秘在于它将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次，资本主义制度的秘诀是不断榨取劳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能来自流通领域，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又不能离开流通领域，只能来自一种独特的商品——劳动力，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第三，无论是延长工作时间，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目标都是榨取剩余价值。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增殖的秘密为资本对别人一定数量无酬劳动的支配权。11伴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的学说成为对市场主义挑战最大的理论。

  可以看到，从认识论上而言，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明显不同。

  首先，是否将人视为同质化的“理性人”。“理性人”在价格信号和“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逐自我利益能够推动社会公益，市场在完全竞争状态下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斯密的继任者们努力证明存在着一般均衡状态，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边际使用价值和生产成本等同，价格是实现均衡状态和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唯一方式。12斯密的继任者们将数学工具引入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中，并将市场理论形式逻辑化，希望寻求确定性规则并将自由市场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学理论应该除了满足易于处理的条件以外，还应和真实世界相符，13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未能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实质上进一步扩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

  其次，是否将经济理论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再现。这种认识论深受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尽管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复杂情形，但也只是试图将复杂情况纳入理性主义框架中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实现“易于处理”，即使它重要、真实，亦很难被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正视。

  第三，是否将市场视为纯粹的私人领域。自由市场理论将市场仅仅视为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基本原则是私人自治，他们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认为国家干预只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市场并非万能，将市场仅仅视为私人领域带来的明显问题是忽略财富分配等问题。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强调市场完全竞争，然而市场参与者并非同质，起始状态不同，获得资源和信息等能力自然存在差别，结果就是市场中占据权力者成为真正的赢家。

  二者的关键分歧在于，斯密认为市场竞争会使得每个人的状况都能改善，然而马克思认为市场中的人并非同质化的人，从分配的角度而言，每个人在市场中的获益明显不同，市场体制会带来经济不平等，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但是，马克思仍然承认市场体制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重要功能。那么，除了分配不平等外，市场体制本身是否出现失灵呢？事实上，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自由市场理论带来更大挑战。

四、市场与经济失序：凯恩斯与哈耶克

  杨小凯等学者从西方主流理论出发，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只能采取西方自由市场体制，却忽略了西方自由市场体制自身曾经遭遇过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其典型就是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克服这次危机的罗斯福新政针对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政策。然而，对罗斯福新政在克服危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争论不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扩展，一些学者从新自由主义立场对罗斯福新政展开批判，其依据的仍然是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理念。比如斯迈利（Gene Smiley）认为新政计划损害了经济效率，尤其是破坏了资源再分配和产权制度，加上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以及政府增加了税收等，所有这些政府干预市场运作的举措带来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商业信心。在他看来，罗斯福新政是政府干预市场失败的典型，改革举措打压了美国“大萧条”中的投资和经济复苏。14显然，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

  上述观点遭到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 的强烈批评。在曼看来，像斯迈利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天真幼稚的，如果罗斯福新政没有干预财产权利或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生活保障，美国一定会遭遇更加糟糕的经济衰退，资本主义将失去合法性，罗斯福新政使得民众在政治公民权上又获得了社会权利，从而巩固了美国的民主体制。15经济体制效率和政治认同从来就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正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对“大萧条”展开深入分析的最重要学者是凯恩斯（John Keynes）。他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另一位强劲挑战者。与马克思批判市场体制但承认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凯恩斯直面市场调整中有效需求不足这一严重弊病。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关于凯恩斯的经典传记中对凯恩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分歧，曾敏锐地评论道：“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的逻辑，而凯恩斯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的逻辑……凯恩斯称之为‘储蓄偏好’的行为主要源于对将来的担忧，而不是对将来生活能够过得更好的憧憬，投资也不再以理性的算计为主要动力，而是被‘动物本能的精神’所驱动。不确定性给将来带来一种永久的阴影，对经济进步是一大障碍，只有用激动人心的事件来刺激经济，才能使它从循规蹈矩中走出来。”16凯恩斯对自由市场体制缺陷的诊断，关键在于他直面经济世界的不确定性问题，尤其是解释当时社会中出现的大量工人失业的问题。

  凯恩斯对自由市场模式的诊断首先从对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谷（Arthur Pigou）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入手。在凯恩斯看来，古典学派所假设的情况是各种可能均衡状态中的一个极端之点，不能代表实际生活中经济社会的属性，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因为，古典学派关于就业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的：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的边际负效用。在古典学派理论中，就业资源数量关系由上述两个假设前提所决定：第一个前提提供就业需求曲线，第二个前提提供就业供给曲线，而就业数量则取决于边际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等于边际就业所带来的负效用之点。但是，古典学派的两种失业范畴并不能概括全部失业现象，因为总有一些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却无工可做，这该如何解释？

  当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一实际，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凯恩斯的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就是“有效需求”，由此概念出发，凯恩斯构建起关于国家干预市场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庞大理论体系。所谓有效需求，即是令Z为雇佣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为Z＝Φ（N） ，该公式可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D为企业家雇佣N个人时所预期的售价，则D和N的关系可以写为D＝f（N），该式可以称为总需求函数。在N的数值既定时，如果预期售价大于总供给价格，那么企业家就会有积极性将就业量加到大于N，如有必要，企业家还会在相互竞争中购买生产要素从而提高成本，直到Z和D相等为止，这样就业量就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而有效需求就是指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相交时D的数值，此时企业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古典理论假设总需求价格永远同总供给价格相等，但实际上有效需求不是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无穷大个”同样可被容许的均衡值。凯恩斯强调，在实际工资既定时，可能有的劳动供给量仅仅决定就业量的最高水平，有效需求不足便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就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这必然会阻碍生产，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积极干预市场，才能创造需求来解决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17凯恩斯的理论对西方经济政策产生深刻影响，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面临诸多冲击，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这有一系列原因。首先，政府使用财政政策来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并未成功。其次，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加。第三，越南战争经费扩张造成通货膨胀，结果就是全球过量需求不断增长，政府采用预算赤字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大幅度增长带来全球需求不断上扬；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应付工会推动的工资增长，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带来经济周期里持续的失业率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在1971年崩溃，1974年能源价格上涨四倍。最后，政府试图控制物价和工资却因为工会强势反对而失败。人们将这些灾难皆归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造成的。18社会现实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思潮的变化，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了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扩展与几位西方强势政治人物和著名学者的推动有着重要关系。先是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并在数月内彻底改变了那种不考虑失业问题的货币政策而迅速遏制了通货膨胀；随后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79年5月当选为英国首相，下令限制工会力量并终止国家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惨状；接着是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全力支持沃尔克在美联储的改革行动，同时出台一系列特殊政策限制劳工力量，为工业、农业和能源开采松绑并释放金融的力量，于是以强调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国家从社会领域退出的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经济政策的主流思想。19在强势政治人物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对经济政策产生诸多影响。同时，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学术界进一步扩展。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这一特殊奖项披上诺贝尔奖的光环，但和其他奖项不同，它被瑞典银行界精英牢牢掌控。同时，由朝圣山学社衍生出的各种资金雄厚的智囊团，如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和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20伴随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的强势扩张，新自由主义很快在世界扩展，无论是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还是在理论界都占据支配地位。

  本文以新自由主义核心人物哈耶克的相关著作为例，尝试分析该理论如何将政府和市场关系尖锐对立并意识形态化。哈耶克的理论建立在以下“信条”之上。

  首先，自由主义根植于欧洲文明，放弃自由主义就是放弃欧洲的文明认同，没有经济自由，就绝不会拥有政治自由。社会主义趋向不仅是与欧洲的过去，同时也是与西方文明整个演进过程彻底的决裂，而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就是个人从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21哈耶克将自由市场模式与欧洲文明认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将自由市场模式视为欧洲文明的专利，其他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的经济体制皆被视为专断且低效率的体制。

  其次，国家对市场干预必然会带来经济低效率。现代社会的复杂分工使得分权成为必要，由此必然涉及协调，由于没有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因此要完成这种协调就不可能通过有意识地控制，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自动地记录所有个人活动有关结果的某种工具并以此作为个体行动指南，而提供这种记录的只有经济竞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没有其他任何方式可替代，任何对市场的干预行为都不过是人类的“理性的自负”。22哈耶克以能否进行经济核算作为区别经济是否理性的关键依据，由此将国家和市场尖锐对立，实际上是将经济的社会功能排除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考虑之外。

  第三， 唯有自发秩序才能获得理性结果。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且只能从由演化而来的交往方式中产生，这种方式得到的不是有关具体事实的无数报告，而是各种具体条件如有竞争力的价格，为达成全面秩序，就必须使这种信息相互交流，而价格是资源配置达到均衡状态的唯一途径。23哈耶克的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他也被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视为精神领袖。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实际效果和理论预期明显背离。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扩展并未对全球经济发展真正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总增长率为3.5%左右，甚至在艰难的70年代，这个数字也不过下降到2.4%。然而，在随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仅为1.4%和1.1%，自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差不多跌到1%，尤其是采取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面对的是灾难性的结果，90年代，俄罗斯人均收入每年下跌3.5%，大量人口陷入贫困，导致男性预期寿命减少5年。在许多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要么产生滞胀，要么带来短促的经济增长和随后的经济崩溃；在非洲，新自由主义则未能带来任何积极变化。中国经济每年近10%的增长率与俄罗斯经济每年3.5%的负增长率的对比十分触目。24新自由主义的迅速扩张带来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底层民众在基本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实现相应诉求，这种变化自然加剧了美国底层民众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加剧了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自2010年以来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与欧洲在1900年—1910年的财富差距相似，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人群拥有约50%的全球财富，而最富的10%人群则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80%—90%，在全球财富分布图上处于下半段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还不到全球财富总额的5%。全球最富的0.1%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平均大约是1000万欧元，约为全球人均财富6万欧元的200倍；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的平均财富是300万欧元，这是全球人均财富的50倍。25财富分配不均，不仅严重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且对全球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推波助澜，加剧了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

  第三，新自由主义的消极后果还包括因金融市场不稳定而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全球性资本主义始终未能找到避免大幅度波动的良方，尤其是在金融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有十余个联邦部门，除此之外还有五十个州政府对银行保险业进行监管。尽管有这么多监管部门，但是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会让银行卷入过度的杠杆投资，而是容忍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它以金融衍生产品为基础，这些金融衍生品太过于复杂而难以计算其精确价值，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本应带来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深刻反思，但是美国国会在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忽略了一般性补救举措，如提高银行储备金率或硬性规定金融机构的规模，反而求助于一套相当复杂的新规则。26缺乏足够监管的金融市场体制无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这也是为何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发生这类危机，而这种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衰退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实质上显示市场主义理论在冷战后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与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处的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看到，杨小凯和林毅夫尽管争论不休，但在关于市场转型的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他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同样是作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那么，市场理论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又是如何影响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论意义的认识？以下本文就将目光转回解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代表性理论上。

五、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论意义

  杨小凯、杰弗里·萨克斯，以及胡永泰等经济学家否定中国经济转轨是创造一种新体制，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27所以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转型并不具备独特的理论意义，更谈不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构成挑战。

  要讨论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论意义，不妨首先分析中国市场转型的基本举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市场转型，这种改革针对的就是赶超战略带来的弊病。

  与西方工业化带来了农业人口转移和城镇化不同，中国工业化带来了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十亿人口有近八亿依然生活在农村，工业化并未有效吸纳大量的农业人口，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体系中的企业大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且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忽略，因而对劳动力需求不大。从1952年到1978年间，全部劳动力增加了1.91亿人，但企业和服务部门的增长仅吸收了37%的新增劳动力，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数量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新增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已经超过1952年农业劳动力数量的70%，但是可耕地面积因工业化的持续进行，实际增长有限，农村失业人口数量庞大。28赶超战略下资本密集化的重工业对劳动力需求有限，无法吸纳大量新增人口，大量劳动力剩余带来的结果就是，劳动力边际使用价值递减，其典型表现就是工资或人均报酬无法实现明显持续增长。

  与城市一样，农村可耕地面积的有限增长无法有效吸收这些新增人口，其结果就是改革前尽管单位面积产量明显增加，但是人均工分值并未实现明显增长。国家通过集体化的生产队接管了家庭经济决策权，以极其详细的生产和征购指令来指挥生产队，传统人力以及化肥、拖拉机、电泵等的密集使用，带来单位耕地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这些投入原本有可能使单位工作日的收入大幅度增加，然而农业劳动力的不断增加阻止了这种增加的实现。这是因为，劳动力供应抑制了为节约劳动而资本化的动机，迫使农业朝劳动过密化方向演变，资本投入增加，但是每茬作物的劳动力投入增加得更快，边际劳动力的净收入因此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每个工分的现金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终在同一水平徘徊。29农业集体化无法吸纳大量的新增人口，这些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无法实现人均工作日报酬的普遍提高，所以自然就会陷入普遍贫困中。

  赶超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这种高积累、高投资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将投资大量用于生产资料而忽略对生活资料的投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有限。尽管重工业建设和工业经济增长较快，然而消费领域发展极其落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住房拥挤、质量低下的问题。1952年一个零售商所服务的人数是81人，每676人可以有一家餐馆，但到了1978年，一个零售商所服务的人数达到214人，每8189人才摊到一家餐馆。从1952年到1978年，资本形成的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0.4%，1978年是1952年的13倍，但居民消费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只有4.3%，1978年仅为1952年的3倍。30由于消费品市场不存在真正的竞争，因此也不会存在改进服务质量和引进新产品的情况，从1955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购买粮食和棉布都需要票证，基本消费品的短缺程度更是高于苏联，苏联在二战后已经废止多数商品的配给。31虽然人民可以短期做出牺牲，“勒紧腰带支援建设”，但不可能长期如此。所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刚刚复出就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再不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举措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和尊重社会自主性来增强经济活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转型的关键举措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发展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来吸纳新增就业人口；采取分权让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农户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提升工农业生产效率；注重“两条腿走路”，重视对生活资料的投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市场转型的实际情形往往是困境倒逼改革，偶然带来意外出路。如萧东连所分析的，城市体制和国有部门是当时经济改革的重点，但由于受到体制约束和社会压力，国有部门改革并未实现重大突破，正当国有部门改革受阻时，非国有部门的改革却获得突破：大批下放的人口返城加剧巨大就业压力，迫使决策者必须在现有企业和单位之外广开就业门路，这种现实性考虑成功地化解了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个体经济及民营经济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城镇非国有经济在体制外开始生成；改革在非国有部门的突破还得益于对外开放的进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决策层就开始有组织地对各国情况和经验进行系统地考察，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也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32上述这些带有偶然性的变化，成为推动中国市场转型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动力。

  概括而言，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制度改革红利等多因素的交汇，这是解释中国市场转型的代表性理论的实践基础。

  解释中国市场转型的代表性理论，首先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理论。林毅夫认为中国成功实现市场转型，关键在于国家采取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他认为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禀赋结构，只有当产业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33这一解释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而林毅夫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新古典理论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

  解释中国市场转型的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流派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此类解释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降低了交易成本，产权清晰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国家从经济领域退出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带来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张五常。张五常的系列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学者中产生很大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从原来的政治等级性约束转移至市场界定权利，私有产权与市场对改进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很重要的，中国经济制度牵涉着一个广泛而复杂的合约结构。34对张五常而言，只有市场界定权利才能降低交易成本。该流派依据的实际主要是体制改革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尤其是现代产权体制的建立带来了经济增长。

  第三大理论流派可以被称为“地方政府竞争学派”。此派实际上是由新制度经济学衍生出的一种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学术流派。目前来看，该派可谓势头最盛，已经扩展至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代表性学者包括政治社会学家戴慕珍（Jean Oi）和魏昂德 （Andrew Walder）夫妇，以及经济学家钱颖一及其合作者罗兰·热拉尔（Gerard Roland）、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此流派关注到中国市场转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所展开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伴随中国和俄罗斯等经济转型国家的经验现象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以热拉尔和温加斯特等人为代表，开始探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5这些学者主要围绕着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机制展开深入分析，试图总结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论意义。

  此类研究的更大启发在于，它将学者的目光从性质争论转移到对功能的关注上。以“中国式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解释为例，温加斯特等人主要回应的问题依然是为何没有彻底私有化的中国经济改革却能实现平均每年9%的增长奇迹。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私有产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改革，经济回报就会受到政治掠夺的支配。然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表现与这些理论形成鲜明对比。在温加斯特等学者看来，从各级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分析，政治分权与西方联邦制有许多共同之处——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还是后者在其管辖范围内对其所管辖的经济事务有主要控制权，以及该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持久性——所以，这种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性因素。36这样的论点可谓是既照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事实和制度特性，又考虑到西方主流理论，当然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欢迎，该论点很快成为解释中国市场转型的经典理论。

  但是，上述这些市场主义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单一地归为市场化改革。无论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还是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抑或依据市场主义逻辑运作的地方政府，这些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国家和市场的复杂互动，及其对市场转型产生的深刻影响。尽管这些解释对西方主流理论的核心变量有所修正，明显区别于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模式，但这些解释实质上仍然是将西方市场体制作为中国市场转型的范例。说到底，上述解释仍然是用西方理论讲述中国故事。

  其次，上述这些解释很容易忽略中国市场转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过程。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难以简单依赖市场化加以解决，尤其表现在今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只手”，即地方政府和市场都出现诸多新变化。地方经济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也未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房地产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带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推高房价，催生房价泡沫化风险，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很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这也会将生产性资本挤出而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融资，从而导致债务规模快速扩张，长期债务的过快增长将导致负债主体的偿债压力过重，可能触发大规模债务违约，引发经济与金融危机。依赖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明显问题是贫富差距加大的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长期位于0.4以上，2019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约占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社会结构趋向于“金字塔型”的失衡结构。37地方政府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在提高经济安全性以及缩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等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同时，作为“另一只手”的市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的两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明显动力不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均陷入长期低增长的状态之中，这就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减少，“出口-投资”联动机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减弱，资本积累增速放缓；受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问题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减弱等因素影响，国内投资需求较为疲软，使得资本积累增速减缓；劳动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深化，劳动供给增速下降，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将更加显著。38总之，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只手”的地方政府和市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皆遇到诸多变化和挑战。因此可以看到，国家正对市场转型中积累的问题进行积极回应，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求地方政府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改变过去主要围绕GDP增长作为官员考核指标的做法，重视民生领域改革和支持企业改革创新等。而国家治理体制为有效解决发展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能够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得到切实执行。

  问题在于，如何超越市场主义理论，依据市场转型的复杂实践构建起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既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契机，也是一件充满挑战的智识之旅。

六、将国家能力构建放回历史

  杨小凯和林毅夫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府发挥的作用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不过二者皆主张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唯有依靠市场才能实现发展。从这种理念出发，二者皆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经济发展必定对立。比如在林毅夫看来，赶超战略下以政策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由行政力量把各种有限的资源直接配置到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就会抑制非优先发展产业部门的发展，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很低。39这种认识依然是从市场主义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建设，赶超战略和经济发展真的彼此对立吗？显然并非如此。

  第一，这种发展战略并非没有带来发展。它首先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为中国经济奇迹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国家没有采取优先发展更加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而是将资源投入机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部门，最大限度地将所有投资都投入重工业。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主要通过政府控制大部分经济，并且运用控制权将资源不断投入新建工厂来实现。因此，国家投资急剧增长，并超过国民收入的25%。这些投资绝大多数投往工业领域，80%的工业投资又投往重工业，国家持续大量的投资使得1952年—1978年工业产出年平均增长率达11.5%。此外，同一时期工业产出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18%上升到44%，创建了汽车制造等全新工业。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仅带来工业的迅速发展，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国家有能力动员财政和其他资源，为维持投资效益提供不断的财政支持。40赶超战略的重要成绩就是中国由此建立起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这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除了工业建设以外，这一时期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比如，这一时期建成了交通运输网络，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 8.6 万个水库，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的比例由 1952 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41没有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打下的坚实基础，单一依赖市场激励机制很难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

  第二，重工业赶超战略来自苏联，这种赶超体制当时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主要优势就是能够有效应对资本主义生产危机问题。正如魏昂德所分析的那样，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就经历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但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中。从1928年开始实施“一五计划”到与德国开战前，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8%，而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美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当时这种体制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未来有清晰的规划，围绕这种清晰规划，可以有效统一思想和经济行为模式。国家通过计划的方式向企业下达每年增长的生产计划指令而确保满足有效需求，同时由国家提供融资，通过与国家生产相匹配的国家银行体系来分配投资和生产资金，避免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因为总需求和金融市场不稳定而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问题。42赶超战略的重要结果就是避免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带来的经济波动和破坏，这对当时经历了连年战乱的中国的脆弱经济尤为重要，赶超战略推动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

  第三，赶超战略所构建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计划体制不同，相对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竞争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是学习苏联，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有诸多不同，国家集中统一分配的物资远比苏联少得多。中国把物资分为三类，即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统配物资”，由中央各部分配的“部管物资”以及由地方分配的“三类物资”。“文革”后期，统配物资与部管物资加在一起只有 217 种，这种分权的计划体制和毛泽东因厌恶官僚体制而一再发起分权运动有重要关系。43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和波动远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如何与市场结合方面进行过诸多探索，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改革阻力过大。

  所以，赶超战略对中国经济改革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国家能力迅速增强。关于国家能力，尽管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简而言之，可以将其概括为国家将决策和意志转换为行动的权力，迈克尔·曼将国家权力分为两类：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专制性权力无须遵守例行程序，无须和市民社会中各个集团进行制度化的协商就可以采取行动，国家专制性权力几乎没有受到限制，比如早期一些欧洲国家君主的绝对权力。而基础性权力是指逻辑上在整个统治领域内能够有效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工业社会得到极大发展，国家渗透到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中，比如财富评估、课税、养老金等政府补助。基础性权力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尤其重要，真正决定了国家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中央专制权力较弱，但是基础性权力相较于之前，变得非常强大。在曼看来，传统中国虽然中央权力集中度比较高，但是基层渗透力比较弱，基层渗透力而非中央专制才是决定国家能力真正的关键。44曼的重要洞见在于，应该重视基层渗透力，尤其是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在工业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体制下，中国的国家能力迅速增强。这是因为，赶超战略主要是通过指令性计划经济来实现的。这种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包括：政府拥有所有大型工厂、运输企业和通信企业，农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和经济管理权；政府对企业发布指定生产目标的命令，并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资源和物资；政府控制价格，建立政府调控占主导的经济体系；通过党管干部制度，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上一级领导对下一级员工的个人表现和工作效果进行监督和奖惩，党组织控制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和最终的激励体系。同时，国家控制银行体系，价格、利润、货币以及银行业都在这一体系中，资金流动被指派去适应计划而非独立地影响资源分配。政府控制了价格体系，制定了相对较高的工业品价格和相对较低的农产品价格，通过价格扭曲带来国有企业的盈余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体制使国家拥有为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其他优先战略调动资源的财政能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已经将预算收入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这一税收水平远高于战前国民政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45这一时期的国家能力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后制度优势的发挥奠定了深厚基础。

  显然，市场转型并非脱离真实世界而进行，市场主义解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略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市场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本身同样需要制度成本，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改革前的赶超战略和国家能力建设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和物质基础。更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的国家能力建设奠定了中国强大的调控体系的基础。西方国家通常是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需求政策为主，主要聚焦于短期内的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不仅包含总需求政策，还可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手段对总供给进行调控，不仅包含短期政策，还可以通过五年规划等中长期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这种调控体系不仅具备常规时期对经济波动的平抑能力，而且在危机时期还拥有强大的应对危机能力，46而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基础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奠定的，然而这一重要事实未被纳入现有理论框架并被认真对待。

七、中国市场转型与现代化理论构建

  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市场转型争论的更大背景是，伴随着冷战结束，如何理解现代化道路的秩序和方向？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不得不提到以历史终结论而在当时炙手可热的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1989年为《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夏季号撰写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随后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福山凭借此文暴得大名。福山的核心观点实质上很简单，即若从宏大的哲学意义的历史而言，这些事件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预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会通往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此前所有政体形式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而最终走向崩溃，西方政体不存在这些内在矛盾，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的终点。47这种普世性现代化立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尔奈、塞勒尼（Ivan Szenlenyl）和斯塔克（David Stark）为代表的以东欧国家转型经验为基础构建的新古典社会科学理论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48但是，所有这些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研究延续的依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为现代化标准的普世性现代化立场，历史终结论属于典型的乐观派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的最大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它对西方社会的乐观态度，而是理论构建脱离真实历史实际。福山自己坦诚，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哲学抽象而非真实意义的历史，49福山继承了黑格尔（Georg Hegel）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普遍同质国家”思路，但将哲学讨论高度意识形态化，而作为普世性现代化典型版本，这种论点的核心在于，它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终点的普遍性连续过程，力图从一般的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寻找一个有意义的模式，并将西方政治体制奉为圭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违背了现代化发展的基本事实。

  问题在于，在普世性现代化理论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形下，我们如何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这就涉及普世性现代化理论与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表达性知识，还是实践性知识。普世性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视为脱离具体环境且克服具体历史传统最终走向同质化的过程，这种知识实质上是一种脱离具体环境的高度形式化的知识。与之相反，实践性知识则是在具体实践中生成的，它的特性就在于和具体环境紧密相关，这种知识关注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抉择。它关心的不是如何将知识普遍化，而是希望解释主体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行为逻辑。显然，这种知识更注重的是实践的逻辑，而不是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现代化。

  其次，现代化理论是以单一理念为主导，还是承认不同范畴融合的可能。普世性现代化知识的明显问题在于，它围绕资本主义道路构建起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如实质非理性／形式理性、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等来解释现代化，结果就是认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方式，否定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而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知识恰恰需要我们直面实践中不同范畴并存的基本实际，它不是以单一理念来理解现代化，而是重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范畴之间的互动、冲突与融合的基本事实。

  第三， 现代化理论是回应西方理论所关心的问题，还是回应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可以看到，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依据中国现代化实践提炼概念和范畴。它主要回应的是实践中迫切需要解释的真实问题，而不是将目光主要放至回应西方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

  事实上，面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所遇到的挑战，福山也对他早年的普世性现代化立场进行深刻反思。2014年，福山发表一篇回顾自己提出历史终结论二十五年后，如何重新思考现代化道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福山似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前途颇为悲观。他颇具启发性地将西方政治体制比喻为一部电梯，在他看来，这部电梯如今存在两个明显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国家都会登上这部电梯。在经济增长起飞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第二个问题是，这部电梯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都会变得保守和僵化，现在不确定的是西方这部电梯是否处于下降中。50尽管福山仍然坚持人类政治秩序未来会最终走向趋同，但此番反思至少说明他深刻地认识到，良性政治秩序的形成并非单纯依靠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就可以实现，政治基础在制度运作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应对经济发展中的监管问题，还是处理市场分配中的不平衡问题等。51

  不过福山并未阐明的是，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和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普世性现代化理论，二者在理论前提上至少有如下三方面不同。

  首先，自发秩序是否必定带来理性结果。新自由主义强烈反对国家干预是建立在个人理性的有限性的预设上，国家干预只能带来非理性的结果，但是同样的预设也可以带来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否定：既然个人理性本身就是有限理性，那么个人有限理性的无限加总，又如何带来社会总体理性？事实上，市场自发秩序所带来的系列问题本身就说明市场体制长久发展需要国家的调控与应对，不能因为国家干预带来问题就走向另一种极端。而国家能力概念并非单一地强调国家权力，它强调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的实际效果。

  其次，制度是否可以通过移植和复制就可以发挥效果。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明显问题在于，它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构筑为一套理性模型，进而将这种模型视为关于现代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化标准，任何与之不同的现代化探索皆被否定，甚至被视为违背现代化的。这种理念将现代化视为西方的专利，具有强烈的独断性和排他性。然而，在现代化实践中，制度运作无法脱离具体的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纵然是市场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同样是具有制度成本的，而国家能力概念则启发我们应该关注制度如何发挥作用，而非仅仅局限于制度形式上。

  第三，现代化是否能脱离国家认同。新自由主义将现代化的理解限定于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任何带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化路径仿佛就具有挥之不去的“原罪”。这种对现代化的狭隘理解忽略了国家认同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如何发挥作用，纵览各国现代化历程，如何在推动个人权利保护的同时又能实现国家认同，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国家能力概念则启发我们，在关注向地方分权和实现财产权利保障的同时，应该思考作为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的国家认同如何对现代化道路产生深刻影响。

  若从微观视角来看，国家能力对中国市场转型产生的深刻影响首先明显体现在人事权方面的集中。在任何时候，参与人如何进入晋升竞争和确定政治晋升的标准都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设计的核心。而从干部选拔和晋升标准就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工作的重点，尽管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干部的晋升和考核标准、竞争方式以及官员的退出方式等皆有明显变化，但是其中不变的就是国家在人事权方面的集中。52从1988年开始，全国试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年度工作考核制度，考核对象包括全国地（市）、县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党委和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和领导干部，对县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由上级领导机关负责，同级党委的全体委员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参与的考核制；对地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则实行首长负责的考核制。对于干部进行绩效考核的制度逐步完善，成为中央控制和保证领导干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53人事权的集中使得国家能够实现将市场转型和经济发展的目标真正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政策执行，这也成为中国市场转型成功的重要政治基础。

  国家能力对市场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则是国家在财政体制方面的权力集中。计划经济时期的财税体制属于典型的中央集中体系，这套体系是由中央政府设定支出优先事项并批准地方预算，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无论是公务员工资、养老金和失业福利水平，还是教育标准以及保健标准等都如此。在支出分配方面，中央政府负责国防、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和司法制度等国家机构的管理，委托地方政府负责提供日常公共行政和社会服务，如教育、公共安全、卫生保健、社会保障、住房和城市服务等。54虽然这套中央集中的财税体制在改革初期发生了诸多转变，然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明显承接了中央财税集中的特点。这次改革迅速改变了当时中央财政连续赤字的局面。相较于财政承包制，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过去围绕着收入基数和包干基数讨价还价的局面，地方政府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创造更多的财税收入上，国税系统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财政体制的重大变革，中央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征税机构，这对于确保中央税收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这次改革还改变了之前长期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收支的制度，让政府一视同仁地服务和支持企业，让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税收环境。55财政体制集中为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并为推动地方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构建良好的市场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此，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解，需要正视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已有诸多学者开始尝试依据中国市场转型的复杂实际提炼相关概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和周黎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的启发性在于，二者皆强调将西方理论置于其历史情境中，将对中国实际的分析与西方经典理论进行对话，以此重构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性概念，这种研究进路对构建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黄宗智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史视角出发，由于其在农业经济史领域长期耕耘，他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往往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在他看来，现代中国国家能力构建主要依据的是农业经济，这和西方国家所依赖的工业资本主义明显不同，国家建构是由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来完成的，这种方式带来的重要影响是改革，而不是简单学习西方现代化模式，是通过采取中央放权的方式来激发社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种改革方既不能通过“放任”模式来认识，也不能通过“极权国家”模式来理解，更不能仅通过韦伯型科层制体系来分析，这种改革方式实质上来自传统中国的第三领域和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这种治理传统由中央设定“发展是硬道理”的大目标，同时通过中央高度集权化的组织体系设定“目标责任制”，凭借官员晋升激励机制来激励地方官员。此外，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改革期间国内外新兴企业的大多数的劳动力，他们没有或缺少法律保护和福利保障，这使得国内市场后续发展动能不足，未来需要真正将全民“共同富裕”的理念贯彻于经济实践中。56黄宗智对中国市场转型的解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运用详实丰富的经验证据对二元对立观念带来的误导进行深刻反思，而他对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的关注，也引起学术界对有关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

  周黎安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他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视国家治理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早期研究主要受财政联邦制理论启发，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认为地方官员围绕 GDP 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57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上，尝试说明中国特色激励机制的理论含义。他提出的以“行政发包制”来分析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理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该概念受企业理论的启发，但他颇具启发性地将其改造为理解有关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扩展了经济学分析范围。58近年来，周黎安用“官场＋市场”来概括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一理论模式整合并发展了他之前的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理论，扩展了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进路。59周黎安的研究的重要特点在于，他善于以简约的概念将复杂的中国实践和不同脉络的西方主流理论整合起来，以此实现关于中国实际的研究和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有效沟通。

  上述二者的研究皆显示广阔的学术视野，他们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实践，揭示了政府和市场互动的动力与机制。黄宗智的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理论和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官场＋市场”理论具有实质的契合性，二者皆深入揭示了中国的政企密切合作，既不是简单的政府干预，也不是简单的市场调节，恰恰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这类从中国市场转型的实践出发，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进路的更广阔意义在于，它将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形式主义认识论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西方的认识论传统中，从柏拉图（Plato）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康德（Immanuel Kant）等，二元论长期占据支配性地位，这种二元论的典型就是将世界区别为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比如康德就强调，我们无法认识本体世界，只能认识现象世界，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则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基于理性对客观世界所构筑的知识亦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启蒙运动以后，人从上帝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并取代了之前的上帝的位置，这样一种基于理性抽象所构筑的知识必定是脱离具体环境的普适性知识。60形式主义认识论和基督教传统有着紧密关系，因为基督教并不区别特殊情形，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且拥有相同的命运。61与形式主义认识论相反，实践性知识是一种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实践性知识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行动者的行动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发生，实践性知识是在具体经历和实践中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人脑通过抽象思维产生的普适性知识。其次，这种知识是弱理性的、高自发性的，行动者在获取这类知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思考，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自然习得而来。同时，这种知识是变化的且具有弹性，表达性知识的重要特点是寻求确定性，是发现通则性的恒定规律，确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实践性知识则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一种随着情势发展而不断调整的知识。62从这一角度而言，围绕中国市场转型经验所构筑的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必将对现代化理论的更新带来深刻启发，而这种根植于实践又带有重要理论含义的现代化理论，也将为人类如何实现更好发展贡献重要的中国智慧。

八、结语

  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显示既有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代表性解释主要依据的还是市场主义逻辑，这类解释忽略了中国市场转型背后的政治基础。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理解应该放置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脉络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没有采取和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而是将资源投入机器工业等资本密集型部门，最大限度地将投资投入重工业，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发展战略并非没有促进发展，它带来的重要影响不仅是工业经济迅速发展，更为深远的是由此有效实现了国家整合，大大增强了国家能力。但是，单纯依赖国家能力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中人均工作日劳动报酬的提高，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大多数企业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不大，吸纳的就业有限，尽管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却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必须探索如何构建一种既保证中央权力集中，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治理体制。

  而中国市场转型的实质正是国家通过分权来实现治理体制转型。一方面国家积极培养市场竞争机制，推动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创造；另一方面，国家借助分权行政体制提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保持在组织人事和财政方面的权力集中，这种“集权-分权”的治理体制保证了国家能够将意志力转化为行动力，既实现了中央权力的集中，又能够发挥地方的创造性。这种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既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奠定了深厚实践基础，又深刻启发人们正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海外中共学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项目编号：21VSZ145） 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