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就业？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带动就业，这是讨论此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①，但深入的理论与机制探讨尚缺。回顾历史，可看到一般生产力②的发展不一定带动了劳动者的就业。在某些时期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区域的生产力发展阻碍了其他区域的劳动者就业。例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廉价工业品向外大量倾销，冲击乃至摧毁了其他区域的手工业，严重打击了中国和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劳动者就业。在当下，诸如无人驾驶等升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应用对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将产生何等影响，这样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历史和现实都提醒，应慎重、客观看待生产力发展和劳动者就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我国实际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不同于发展一般生产力，进而制定更好的保障、促进劳动者就业的方案。

  习近平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③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要旨是实现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关键核心领域的突破，在不断缩小我国生产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实现生产力的各个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平衡与充分发展，而不只是单一地发展某个方面。习近平还强调，新质生产力要带动传统产业实现创新升级，走特色化、绿色化发展之路，绝不能把传统产业弃之不顾：“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④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界定的重要论述包含着什么样的促进就业的逻辑？这是研究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思考的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新时代我国必须努力实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扩大劳动者就业、促进实质性共同富裕的目标兼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⑤本文提出并探讨以下问题：一般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就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有力地促进就业，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促进就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与就业之间呈现什么关系？面向当下和未来，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的逻辑是什么，应该如何保障新质生产力更好地促进就业？

  针对这些问题，结合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影响就业的重要历史启示，下文紧扣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聚焦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的发展情况及其对就业的影响，首先分析一般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的相对发展关系及其对劳动者就业的复杂影响，以此提出新质生产力内涵之“新”所在，接着讨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分析在新阶段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的逻辑，最后探讨保障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的必要机制。

二、一般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就业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⑥不论技术升级和生产要素的组合变得如何复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由这三个基本要素展开，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第一，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提升，如具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知识水平、更熟练的生产操作能力、更密切的生产协作能力等；第二，劳动资料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如生产工具种类的增加、生产工具的集成优化、机器在各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型生产机器的发明与应用、新的能源动力的应用、物理和信息联结网络的深化、生产机器运行的自动化等；第三，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如新型生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产品生产数量的扩大、新型产品的发明和生产、劳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劳动所受时间局限的突破等；第四，以上三个方面的组合。

  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的发展都是一般生产力发展的体现，三者的发展可能较为平衡与充分，也可能不平衡不充分。从一二十年乃至数十年的短中期时长来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力某些基本要素的提升可能较为滞后或不充分，生产力发展不一定带来劳动者就业的广泛扩大，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阻碍了就业。

  （二）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的相对发展及其对劳动者就业的影响

  1.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提升相对滞后

  如果社会已开发出更先进的劳动资料，也有潜力开辟出更广泛的生产领域，但许多劳动者受制于健康状况、知识水平、生产操作能力或协作能力等的局限，无法利用这些升级了的劳动资料开展更有效率的生产，也无法进入更广的生产领域，则至少对这些劳动者而言，就业是无法因之而得到扩大的。相反，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如果另一部分有着更高劳动素质的劳动者有能力利用升级了的劳动资料，从而提高产品整体产出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他们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或相近产品，从而压缩劳动素质较低的劳动者的产品市场份额，进而阻碍这些人的就业。

  劳动者实现从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向现代化生产领域转移，必要前提是提升原已形成并适应于传统农业生产环境的劳动素质。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依赖大量体力投入和感性经验知识，使用简单的手工工具，协作范围也比较有限，总之传统劳动素质的小农局限性较强，无法实现与现代化大生产无缝对接。传统劳动者学习现代生产知识，掌握利用现代生产工具，形成紧密的生产协作能力和关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较长的摸索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不同人所能得到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顺利地提升劳动素质。此外，从实际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各国传统劳动者逐步提升劳动素质的过程中，一个分布于各国内外的现代化生产部门已经形成且不断发展。由于现代化部门中的劳动者具有更高的产出效率，因而他们的生产将对传统劳动者的产品市场份额造成强大的竞争和挤压，阻碍其实现就业。

  2.劳动资料升级和供给相对滞后

  教育条件的普及和升级有助于扩大具有更高劳动素质的劳动者规模，但如果缺乏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劳动资料供给，劳动者在更高层次的就业就无从保障，甚至他们即使接受了更多的现代知识教育，也只能“回到”类似传统小农性质的简单生产中。

  现代劳动资料的形成与西欧资本主义的数百年扩张历程密切相关。现代化的大机器由数量众多的零件组成，这些各式各样的零件或原型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投入应用。针对工业革命时期涌现的大中型生产机器，马克思已富有洞见地指出，这些机器的形成应追溯到14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⑦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资料相比工业革命时期又进一步升级，且这种升级呈现为指数级的加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信息技术领域存在摩尔定律，单位面积的集成电路规模大约每两年就要翻一倍。掌握了更先进劳动资料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特别是为了保住自己相对于其所认为的重要竞争者的领先地位，有动机通过多种方式抑制先进的劳动资料及生产技术的扩散，为竞争者的劳动资料和技术升级之路制造瓶颈障碍。这也就导致，劳动资料升级相对滞后的国家的劳动者难以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开展具有更高效率和劳动报酬率的生产。

  当然，并非所有劳动者都需要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劳动资料相结合才能够实现就业，但不能否认，现代劳动远远超出了只使用小型工具的阶段，更多地必须与大中型劳动资料相结合。然而，大中型劳动资料的购置成本高昂，由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许多劳动者特别是乡村劳动者很难独立甚或联合承担大中型劳动资料的购置成本。缺乏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大中型劳动资料，劳动者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就业障碍自然多了一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趋于分化。原因在于，先期从市场中获得更多收入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城市的大型市场主体）能够购置更大规模和更先进的劳动资料，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取得进一步的市场竞争优势，继而又从市场中获得更多收入，得以再购置新的劳动资料、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此实现一轮接一轮的劳动资料积累与升级，不断扩大竞争优势。由于资源总量有限，在此过程中，小生产者的劳动资料占有份额很可能受到压缩。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然要体现为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节约⑧，劳动资料往少数市场主体的集中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快速提升，节约的不仅是这些市场主体及其掌控的企业的劳动投入，而且经由产品市场竞争，对小生产者的劳动产生了挤出效应——区别在于，对于前者，节约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的提升，对于后者，节约则意味着就业和劳动收入的被动“缩减”，即受挤压。

  3.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相对滞后

  纵使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得到提升，所利用的劳动资料也实现了升级，如若劳动对象的范围无法得到拓展，劳动者的就业同样难以扩大。传统农业劳动的时空局限性很强，近现代非农生产的扩大（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总体上为劳动者在小规模土地之外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受制于动植物自然生长规律的农业生产，非农制造业乃至于某些服务业（如现代的信息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似乎是无止境的。然而，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非农产品消费需求毕竟有限，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低收入人群难以表达出充分的有效需求，这造成快速增长的产能相对于市场有效需求过剩的状况，以及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有限市场中激烈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还随着不同地区劳动者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而变得愈加激烈。现代劳动并非简单的自给自足模式，无论城乡，大部分劳动产品最终都要进入市场，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再生产才能够得到维续，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有限性自然就限定了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边界。对于某一国家或具体地区而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市场竞争抑制了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即阻碍了该地的劳动者扩大原有产品的生产规模或进入新的生产领域。

  特别是，乡村地区人口和劳动资料较为分散，产品生产效率很难达到和城市相同或相近的水平，来自城市的产品对乡村工业、手工业产品等构成了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城市相对于乡村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如果劳动者只在乡村内部从事生产，就很难获得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由此，前往城市寻求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成为许多乡村劳动者的必然选择。不能忽略的是，劳动者前往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要面对生活、居住、家人照料、子女教育等诸多巨大现实成本，这些成本同样构成对其扩大就业的阻碍。后发工业化国家在追赶先发国家的过程中需动用巨大的行政干预力量，特别是通过行政干预调动乡村资源支持城市重工业发展，由此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下来的二元经济结构和面向乡村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在二元结构下，乡村劳动者向就业集聚地流动，参与新的生产类型的成本较高。

  实际中的阻碍不止于此。现实中各国、一国之内的各地区内部和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市场不统一，就业信息和就业渠道并不公开透明，许多劳动者进城从事体力型就业往往也必须经过亲友、老乡的介绍，很多生产领域（此处排除涉及国防安全的领域）具有垄断性或封闭性，并没有开放给广大的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动者。除了劳动市场的分割，国内和国际产品市场的分割也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随着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非经济因素的不断介入，国际产品市场的分割可能趋于强化，不仅对出口导向型或出口份额较大地区的市场拓展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对劳动者前往这些地区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三）新质生产力内涵之“新”所在

  综上所述，如果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提升、劳动资料升级、劳动对象范围拓展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则不利于广泛扩大就业。由此反推得到的命题是：只有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实现平衡与充分的发展，也就是出现以下局面——广大具有更高劳动素质的劳动者能够利用规模更大、各组成部分集成更紧密、效率更高的劳动资料，进入时空范围更加广泛的生产领域——生产力的发展才意味着劳动者就业的广泛扩大。正如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顿（T. S. Ashton）所指出的，工业革命的长远意义是为英国不断增长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提供了衣食和就业机会⑨。从渔猎、农耕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诸如英国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劳动者技能已有质的变化，劳动资料大为升级，劳动对象范围以及就业范围的确已实现了非常显著的扩大。作为正在追赶的后发国家，我国只有解决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才能为广大人民创造更长远和充分的就业、生活和全面发展条件。从这个角度思考，有助于更好理解为何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历史进程中出场的要旨。

三、我国生产力发展与就业扩大的新阶段

  （一）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

  新质生产力有明确的内涵界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等同于发展一般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各个基本要素毫无疑问已实现了量与质的巨大提升，由此劳动者的就业得到了显著扩大。同时应看到，我国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的内部及相互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潜藏其中的就业隐患仍然很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劳动者的素质提升尚有长足空间。一方面，我国60%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以下⑩，他们在利用先进劳动资料、开拓新的劳动对象上存在巨大劣势；另一方面，我国能够站在世界前沿参与竞争、开拓新生产领域的人口占比并不高，如2020年我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只有1601.9人，远低于高收入国家4476.3人（美国为4451.8人）的水平。11总体上，我国大多数劳动者仍是世界前沿生产领域的“受影响者”，而非“开拓者”。

  其二，人均拥有的劳动资料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且不同领域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利用差异巨大。例如，我国每十万人拥有的铁路、公路里程远低于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参见表1），而且，我国的工业母机、科研实验设备、大型农机具、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等高端装备相对于发达国家竞争力不足。在内部差异方面，我国农业劳动者人均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远远低于非农劳动者。第一产业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落后于非农产业，简单按投资的货币金额计，2003年—2022年期间我国第一产业人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从0.01万元增长至0.72万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则分别从1.01万元、1.28万元增长至7.97万元、10.24万元（参见图1）。我国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利用差异巨大，意味着不同劳动者在拓展劳动对象上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条件。

  其三，总体产出效率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产出效率差距既表现在我国人均产值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上（按购买力平价法，2020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高收入国家的31.8%）12，也表现在谷物等重要大宗商品与发达国家的产出效率差距上，更表现在高附加值产品（如汽车）与发达国家的产出效率的差距上（参见表2）。而且，我国内部不同领域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巨大，如2020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人均产值比第一产业人均产值高出2.7倍。13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总体产出效率差距，以及存在于国内各产业的产出效率差异，既说明我国劳动者普遍需要提升生产效率，也说明劳动者（特别是第一产业劳动者）的劳动对象亟待优化调整。

  其四，生产同质化、中低端、高能耗特征还比较明显。按总人口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产出的布、塑料制品、水泥、成品钢材分别达到32.53米、53.86千克、1696.23千克、938.45千克，每百人产出的家用电风扇、彩色电视机分别达到16.74台、13.9台14，诸如此类规模庞大的低附加值、同质化产品的出路离不开外贸市场，其受国际环境影响大，面临的市场风险不小。这些产品的生产能耗较高，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强度水平，即生产一个单位经济产出所用能源，比高收入国家高出68%15。这些产品生产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报酬率较低：202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8115元，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4072元，而当年美国雇员月平均工资达4502美元16，这不仅显示美国雇员的平均工资至少是我国城镇就业人员的4倍以上，而且表明我国内部不同劳动者的报酬率差距很大。存在的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组合亟待深度优化。

  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17如果我国生产长期停留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层次上，则内部凝聚力和发展后劲难以进一步增强，很容易受外部牵制乃至支配，甚至已取得的成果也无法长远维持。这意味着，我国生产力发展进入更加追求“量质并进”，创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新阶段，未来必然要进一步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量与质及各个基本要素的深度优化组合等方面实现“综合跃升”（而不只是“单方面提升”），为广大劳动者长远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劳动报酬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二）新阶段兼顾不同类型劳动者就业的生产力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旧动能、新旧产能动态更替的过程。在我国国情背景下不能也无法选择性地忽略的是，现实中劳动者群体内部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劳动者在受教育程度、利用先进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范围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具有递进累积的性质。受教育程度更高、更熟悉并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也更早进入现代城市部门的劳动者的领先优势（掌握更先进的劳动资料、面向更广阔的劳动对象范围）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更能够进入新的生产领域乃至于世界前沿生产领域。相比之下，长期从事重复型、简单操作型生产，或服务于生产流水线上某一个环节的劳动者，其劳动技能实现升级的前景黯淡，一旦精力不济、体力优势丧失，从工作中被清退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产出的规模庞大的中低端产品相对于社会需求的过剩有上升的态势，外贸环境的不确定因素也增多，由此引起的企业主动精简员工的策略行为很不利于在这些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总体上，我国大量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和劳动资料利用没有随着以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明显的质的跃升，就业局限在体力型、重复操作型岗位18。特别是，我国有约4.8亿乡村人口（2023年）、2.7亿乡村就业人员（2022年）19和3亿农民工（2023年），其中多数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以下；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以下的农民工占比达66.7%，高中或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大约只有30%。20乡村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体力型生产的大龄或老年人口受“局部”经验的影响较深，学习精力下降，对于适用于未来工业化社会的新生产知识、“通用”知识的学习掌握能力较低，面临着从传统生产向新生产领域转移的困境。对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通过发展生产力促进劳动者就业，尤其需要关注大龄或老年劳动者的实际学习能力和就业需要。

  我国迫切需要打造新产能、新动力，但旧产能及其中就业的退出应以新产能及其中就业的可及性提升为前提条件，不能无条件地运用市场淘汰机制来“清退”旧产能及其吸纳的就业。占据资源优势或创新优势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市场份额与利润，其结果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利益单向受损。例如，如果大型企业利用其规模、技术设备和渠道优势，不断挤压市场上众多小生产者的产品销售机会，则一家独大的结果是众多小生产者经营亏损，而大型企业因其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对削减人工费用的极致追求，自身又吸纳不了多少就业，将造成广大小生产者利益持续受损。需要牢记，小生产者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67.4%，支撑近3亿人的就业21；广大乡村还有庞大数量的小农户和大龄、老龄劳动者。诸如此类的“旧产能”及其吸纳的就业的退出尚需较长时间，不宜操之过急，应慎重避免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名对广大小生产者的就业造成不合理的排斥。

  根本上，就业若出现“高端者愈高，低端者愈低甚至出局”的两极分化局面，是完全不符合新质生产力内涵要求的。就此而言，未来我国的就业政策应做到“提增量、保存量、分流量”，即在为具有领先优势的劳动者创造进入前沿生产领域的有利条件的同时，兼顾那些无法或很难进入新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就业需要，通过扩大公益性低成本培训、先进劳动资料、就业信息及就业服务的覆盖面与可及性，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就业壁垒等方式，使得弱势劳动者避免遭受就业排挤，进而通过发展结合了传统精华和新科技的特色生产与细分领域，帮助他们逐步实现就业分流，扩大就业。

四、新质生产力广泛促进就业的逻辑

  综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相关分析，新质生产力促进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逻辑归纳如下：首先，新质生产力由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引导，要求创造前沿就业岗位。习近平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包括“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22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掌握更前沿的科学技术，立足自身实际优化劳动资料，促进产业升级，能提升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为我国创造大量前沿领域的就业岗位，长远摆脱为世界生产大量低附加值、低劳动报酬率、高能耗产品的地位。

  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我国应掌握更多关键核心领域的成果，为持续创造更多就业提供保障。现代化生产建立在能源、信息、材料、重大尖端装备等关键核心领域取得突破的基础上，掌握先进生产力必须依靠关键核心领域重大成果的不断涌现。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23持续掌握关键核心领域的成果，使我国在向前沿生产领域迈进时能够有效避免“卡脖子”，为更多劳动者持续进入前沿领域从事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立基点是生产力各个基本要素平衡、充分发展，发展方向必然是兼顾不同劳动者群体，广泛促进就业。新质生产力强调三个基本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综合跃升，内在要求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得到普遍提升，而不只是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提升；要求劳动资料普遍更新升级与先进劳动资料在各生产领域、各地理区域、各劳动者群体中大范围扩散应用，而不只是在局部领域、区域、劳动者群体中应用；要求广大劳动者（包括弱势劳动者群体）的劳动对象范围得到拓展，而不只是某些优势劳动者的劳动对象范围得到拓展；要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者彼此促进、组合深度优化、作用协调互补，而不只是某一基本要素单兵突进；要求实现各项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而不只是某部分资源的充分、高效利用；要求全体要素的生产率及各要素之间的综合生产率普遍提升，而不只是某一要素或某一要素中某一部分的生产率实现提升。依据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广大劳动者能够普遍提升劳动素质，采用更先进的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范围，社会就业相应地就能够广泛扩大。

  再者，新质生产力强调带动传统产业实现创新升级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突出在巩固优化原有就业岗位的基础上增加优质就业岗位。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贯彻“协调”“共享”理念，因而必然不是要喜新厌旧式地以新型产业代替、挤压传统产业，置传统产业及其中的劳动者于不顾，而是要以先进的生产力创新带动传统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劳动报酬率。据统计，2022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13%24，传统产业以及在其中就业的劳动者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和最根本依靠所在。当前我国传统产业存在低端、同质化的问题，一些大宗商品“卖货难”现象比较突出，只能不断地降价或寄希望于所谓“头部主播”来帮忙“带货”，这一问题表现于低价网购平台的不断壮大和所谓“头部主播”攫取天价“带货”费用等方面。习近平特别就乡村产业指出：“从全国面上看，乡村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问题是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品种、品质、品牌水平都还比较低，一些地方产业同质化比较突出。”25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些地方一窝蜂地发展诸如砂糖橘、中药材等产业，不注重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生产无法有效满足升级的市场需求，最后导致同质化的产品集体价格跳水。城乡传统产业的同质化问题阻碍了生产者或企业利润的提升，甚至压缩了利润，反过来阻碍就业的扩大。因此，以新质生产力带动城乡传统产业实现创新升级，基于新型数据要素，通过深度覆盖的数字化技术有效链接市场供需特别是国内市场供需，有效改变生产同质化、低端化、一味“卷价格”的局面，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品利润，有助于创造出更多有特色、有市场、有增收潜力的就业岗位。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发展的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26，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创造出大量特色就业岗位，是落实这一重要指示所不可或缺的工作方向。

  最后，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题中之义就是在城乡创造更多具有就业容纳能力的绿色就业岗位。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27，人类活动是自然生态循环中的重要一环，城乡的生态、生产、生活环境都需要劳动者参与和维护。习近平多次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28“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9一方面，发展各类新兴绿色产业和新能源产业，能够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蕴含很多生态智慧，如重视资源的节约投入和循环利用，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本身也能够容纳大量的劳动与就业。传承发扬经过实践检验的传统智慧，特别是在新的科技条件下发扬精耕细作、勤俭节约的农耕传统，使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能够在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减弱农药等农用化学品施用强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扩大就业岗位的储备，创新开发绿色清洁生产的“就业稳定器”。

五、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保障劳动者就业的必要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30那么，将新质生产力促进就业的内在逻辑转化为现实成果，确保新质生产力成为就业的强大推动力而非阻碍，特别是不能成为弱势劳动者实现就业的阻碍，需要什么机制？以下从促进新旧生产力有序更替，解决可能出现的就业挤压问题，以及广泛面向不同类型劳动者促进就业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思考，并尝试列出一些举措。

  （一）合理规划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式，推动各地区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在全国总体发展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能源、信息、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打造出新的生产优势，应是坚定不移的追求，绝不能因别人说我国在某些新兴领域生产过剩，我们就自认过剩并放弃对可能正在形成的生产优势的巩固。客观上我国存在一些低附加值、同质化产品产能过剩问题，习近平曾指出，我国农业存在结构性供过于求现象，一些大宗农产品总量过剩。31但毋庸置疑，总体上我国和世界先进生产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仍处在紧迫的追赶状态。他人对我国在某些新兴领域的“过剩”定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标签化、脸谱化策略，试图将我国长久乃至永久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生产地位，不足为凭。当下我国大多数的生产并非处在“新质”范畴之下，必须着眼长远，毫不犹豫地推动新兴领域的发展。

  然而也要看到，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异非常明显，并非各个地区都能够通过快速集中大量资源，在新兴领域分得一杯羹。新兴领域的市场前景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一个地区无视本地资源禀赋和实际特点，试图强行在本不牢固的根基上创设出一个新兴生产部门，很可能劳而无功，浪费大量宝贵的公共资源。习近平明确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为各地区提供了科学务实的指引。例如，中西部地区基于本地资源特点，合理结合新的生产要素、技术条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而形成特色化产品，促进本地劳动者就业，有效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虽并不显得高端，但同样务实有效。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远的、系统的工程，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考核一个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投入与成效，应将转型升级地方传统产业、带动传统产业人员就业的重要程度与发展新兴产业相提并论。对脱离地方实际，炒作概念游戏，浪费公共资源甚至利用新概念损公肥私的行径，要深入研究、识别，并提出应对举措。全国各地区（如各县域）有必要探索、建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联动机制，建设信息和技术协作平台，促进全国层面的产业发展信息和共性技术流动，使各个地区在定位产业时能够更加有的放矢，避免陷入与其他地区“卷”同质化赛道的局面，也促使关键共性技术扩大外溢范围，与更多地区的特色资源相结合，形成特色化产业。

  （二）以市场竞争激发创新，同时注重兼顾发展成果共享

  新质生产力突出技术革命性突破而非模仿式创新，这样的生产力质态并非有明确方向和目标的行政计划所能够“规划”出来的，不是少数坐在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所能够“构想”出来的，其出现的前提是广大市场主体在回应、发掘、探索乃至开辟新的市场需求过程中充分竞争、激发创新活力，在丰富鲜活的现实场景中不断累积取得技术革命性突破的创新因素。人类自18世纪以来的几次技术革命，莫不与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竞相创新有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充分的市场竞争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但不能忘记的是，竞争是激励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最根本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非追求创新本身，更非增进社会公众的福利本身。

  习近平指明，“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32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无限制地将手段置换为目的，将竞争泛化到一切领域，乃至于对低收入者的就业造成严重排斥。这要求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以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为身处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劳动者保驾护航，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其次是合理地为竞争划定边界，形成竞争发展与共享发展并存的局面，在涉及广大弱势劳动群体33的生产领域强调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而非突出竞争性淘汰机制。例如，针对乡村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形成企业和农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企业干自己擅长的事，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34可以预期，未来我国新业态的竞争将愈趋激烈，在这种趋势下，对于发展可能引起广泛就业替代的新生产或新分工，公共部门有必要提前充分公开有效信息，引导相关行业有序开展讨论，及时做好就业预警和受影响人员的就业托底准备，尽量避免对弱势劳动群体造成急剧的就业冲击。再者是增强忧患意识，构建新旧产能联动机制，注重先立后破、不立不破，至少不应急于破。考核一个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作投入与成效，应将对小生产者的就业带动举措与带动效果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不能只看重规模化生产。最后是在全社会倡导竞争适度、逐利有节、成果回馈社会的健康良性文化，激发更多市场主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带动父老乡亲就业增收的积极性。

  （三）提升各职业层级、各年龄段劳动者素质

  劳动者数量庞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人口老龄化的事实决定了我国必须实施提升各职业层级、各年龄段劳动者素质的方案。这样的方案应广泛覆盖分布于城乡各个生产领域、有着不同受教育程度、处在不同年龄层的劳动者，分类提升其劳动素质，完善“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新条件。具体来说，面向青少年的教育实践应更加强调理论学习与现代化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摒弃单一的书本和概念灌输模式，切实重视实际观察和动手能力的培养锻炼；对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的青壮劳动者，应逐步构筑适应自动化、智能化时代要求的职业培养体系，帮助他们跟上前沿生产领域的发展趋势，逐步提升职业层级；对于在乡村工作的青壮劳动者或大龄返乡者，需帮助他们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及其延伸产业要求的工作技能；对于在乡村务农的老龄劳动者，需帮助他们学习利用各类新型、轻型设备及智能化设备，减轻劳作负担，并力所能及地参与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对于乡村少年儿童，结合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的政策，为其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餐饮营养条件，为其一生的人力资本积累打下良好基础。

  （四）较大范围提升劳动资料利用的便利性和资源共享程度

  提升资源共享程度，使弱势劳动群体有更大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利用先进劳动资料，是保障其就业不被排斥于先进生产力之外的必然要求。为此应不断完善以下机制：牢牢坚持并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使农村集体能够掌握更多先进劳动资料并助力于集体成员的就业；推动新型城镇化，进一步合理促进人口在城镇或县域中心地带集中，推进以常住人口为依据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实践，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使更多劳动者有机会通过低成本流动，近距离结合及利用先进劳动资料，从而增加就业；完善信息设施建设和配置，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劳动资料的共享程度；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行动、“四好农村路”建设等，合理地为基础条件较差的社区创设更多设施和生产设备支持条件；针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支持鼓励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结合老年人生理、心理条件和实际需要，探索、开发更多适老化生产工具，为老年人合理参加劳动创造条件。

  （五）全方位、分阶梯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

  在整体层面，我国应坚定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积极有为地扩大国内外市场，以统一大市场带动城乡就业。在微观层面，不同劳动者的劳动素质以及对劳动资料的占有、利用存在差异，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自然也会存在差异。习近平指出：“有不少地方的农户，因自然条件限制，生产活动即便只能解决自身温饱问题，那也是对国家作出的贡献。”35针对我国还有大量劳动素质不高的劳动者，人均占有资源非常有限的实际情况，应支持大龄、缺乏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弱势劳动者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更充分就业，相应的保障机制包括：完善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规范平台算法规则，为灵活就业者创设并完善参与平台规则讨论的渠道；有规划、有方向地保留小规模农业、小手工业和小商业等传统就业岗位，结合新的技术条件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适度合理的升级，在创新传统生产的同时促进就业；维护城乡老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如维护乡村老年劳动者在细碎地、边角地上开展适度劳动的机会，明确规定不能以发展规模化经营为理由排斥老年劳动者的合理就业；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产业等，创造更多需要较多劳动投入的绿色就业岗位；支持、鼓励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等关注低收入劳动者的需求，开发能够带动弱势劳动群体就业的低成本技术和设备，降低他们参与城乡特色产业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