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药”：华北解放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的技术与人文*

  “换药”，又称“交换绷带”，是战伤救治中最为基础且常用的技术之一，涵盖观察伤口、清理异物、更换敷料等操作，旨在预防感染，促进伤口愈合。①现代医学认为，伤口的愈合是机体组织自行修复的过程，无需通过换药过多介入。然而，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将勤换药视为医务人员负责的具体体现，伤员则希望通过换药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与陪伴，换药由此成为医患良性互动的重要纽带。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卫生部门提出“创伤新疗法”，提倡减少换药频率以提高救治效率，但其理念被视为对既定医患关系的冲击，受到医患双方抵触。这种矛盾显示出技术理性与人文情感的张力，医疗技术的应用、变革与推广不仅依赖科学依据，还深受社会文化与情感因素的制约，中共军队的换药实践折射出战伤救治中技术与人文交织的复杂性。

  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既有研究着重于制度法规的颁布与实施，②也不乏探究其实际运作的精彩之作。③上述两个维度勾勒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基本轮廓，但对其技术与人文的双重属性缺乏应有考量。具体而言，这些研究仅将战伤救治视为中共军队后勤系统的一环，既未围绕具体的医疗技术展开相关探讨，④亦对医学的社会文化要素有所忽视。⑤例如，医务人员如何进行战伤救治？使用怎样的医疗技术？伤员经历了何种救治体验？技术的变革与推广遇到了怎样的难题？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正如美国医学伦理学家佩里格利诺（Edmund Pellegrino）所指，“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⑥这提示我们，只有将医学的复杂内涵纳入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讨论范畴，才能进一步丰富学界的相关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技术史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换药技术在华北解放区战伤救治中的应用、变革与推广，⑦呈现不同战争背景下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复杂面相以及技术实践面对的诸多困境。

一、“多换为好”：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的换药实践

  近代以来，由于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消灭敌人的手段日趋多样。不同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直接影响到战伤的类型。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近战、夜战、地道战等战术的广泛运用，有效削弱了敌军飞机与炮火的威力。这种作战方式使得伤员以枪伤为主，炸伤次之。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1944年2月统计，前一年伤员的负伤类型包括贯穿枪伤、盲管枪伤、炸伤、刀伤、刺伤和挫伤等，其中枪伤与炸伤占比高达82.9%。⑧由于枪伤与炸伤多为污染性伤口，伤口易感染化脓，通常需进行扩创（清创与初期缝合）手术以清除异物并切除污染组织，再通过换药维持伤口清洁，促进愈合。正如时任八路军野战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所言，“外科分为外科学及外科手术，手术是外科治疗手段之一部分，它不是包括外科之全部。外科通常的技术占治疗时间大部分的是换药”。⑨可以说，扩创手术与换药两项技术成为战伤救治中的关键环节。

  囿于客观条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实际运用十分有限。以全面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为例，不仅大型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寥寥无几，连普通的手术器械都极为稀缺。⑩钱信忠曾指出：“从卫生勤务到治疗技术，从火线救护到晚期治疗，中心问题是防止创伤感染。”然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加上敌人重重封锁，先进技术和优良设备很难获得，创伤治疗技术进步不快，故而在战伤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难。”11在这一背景下，扩创手术难以实现防止创伤感染的目标。曾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医院工作的韩金元在访谈中讲述：“当时做手术就没条件。”“不给打麻药，疼得叫唤，胳膊给你铰下来以后，拿出去埋了。伤口拿咸盐水洗了，裹上纱布，就算行了。”12这样的简陋条件在全面抗战时期十分普遍，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扩创手术依然难以得到广泛应用。13

  在这种条件下，换药成为防止创伤感染的核心技术之一。曾任鲁南军区第二医疗所医生的郭景龙回忆，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困难：“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医疗条件极差，医药缺乏，卫生人员数量少，技术水平低。”他坦言：“伤员住院后，只能采用换药的方法进行治疗，用手术方法，尤其是早期清创术，还不能开展，技术水平低，也不会做。”14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西海卫生所。指导员刘子坚回忆：“医院里没有一个真正会‘开刀’的外科医生……对外伤往往采取保守疗法，每天或隔天用食盐水冲洗伤口换药，到阳光下暴晒。”15这种状况反映了战时医疗资源匮乏和技术受限的局面。换药作为一种相对简便、低技术要求的治疗手段，成为战伤救治中广泛运用的外科技术。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共军队对换药的认识稍显滞后，普遍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强调通过频繁换药提升疗效。曾任红九军团医生的涂通今在回忆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伤救治时说：“在创伤处理上侧重于局部和药物……强调换药（交换绷带），认为每日换得次数越多越好，强调纱布条（上捻子）引流。”16这一理念在全面抗战时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纳入制度化管理，成为衡量医疗工作的规范之一。1942年，新四军卫生部颁布的《医务工作条例及规则》明确规定：“外科病人每天换药一次，在早饭后开始进行，特殊情况例外。”171944年2月，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在春季医疗计划中进一步要求：“轻伤每日换药1次，重的2次。”18

  尽管“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普遍推行，但并未有效提升战伤救治效率。实际上，高频率的换药不仅未能促进伤口愈合，反而由于频繁揭开纱布、撕拉创面，影响到新生肉芽的正常生长，在加剧伤员痛苦的同时，也延迟了伤口痊愈时间。长征途中，陈伯钧中弹负伤，他在日记中即谈到了接受治疗的诸多困惑：经过多次换药治疗，“我的伤口近日来脓水变多，医药无多大效果，真不知什么道理”。19张宗逊的回忆同样显示了类似的情况：“只会给伤员上药，而且药品也很少，也没有什么医疗器械，就用竹子削成竹签代替探针来上药，他们也不懂得严格消毒，虽然每天照例给我换药，换纱布，但我的伤口不见好转。”20经过漫长的治愈期，二人伤口才得以愈合。虽然药品、器械和消毒等因素共同影响伤口的愈合速度，但“多换为好”带来的劳而无功应是不争的事实。郭景龙对此也有反省，他指出：“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二所换药的指导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观点、老办法，这一老理论的核心是‘二勤’、‘三猛’、‘压烧刮’”。其中，“二勤”即“勤冲洗、勤换药”，“其结果是使一些不重的伤员久治不愈，增加伤员痛苦，延长了归队时间。”21那么，中共军队为何广泛采取“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其原因复杂，但换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22

  在革命话语的叙述下，战伤救治不仅是外科技术参与的医疗行为，也是医患双方阶级友爱的互动桥梁，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1940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指出：“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他只了解到一个革命的同志受伤、生病，与他除了治疗上的关系而外，再没有别的关系……是非常错误的。”23他强调，医务人员与伤员之间绝不仅是救治与被救治的单向关系，更是同属一个阶级的“亲密的同志关系”，因此医务人员应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予伤员充分的关心与爱护。1943年6月，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也提出：“除医药治疗外，精神治疗同属重要”，“这就要求医院每个工作者深入病房，接近病员，了解病情，确切追求病员心理，随时给以必要的解释安慰”。24这说明，战伤救治在当时不仅是一项技术操作，更是革命大家庭中展现阶级友爱的具体方式。

  因此，作为战伤救治中最为常用的基础技术，换药成为医务人员向伤员传递人文关怀的重要渠道。白求恩在《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中建议：换药前，“一进病室医生要向伤员们说一句愉快的话”，换药后，“医生问伤员感觉怎样，检视体温表，及病历等”，并要求“一等和二等看护生开始作舒适工作，他们扫炕，扫被子，并到外面抖被子，然后照样铺好，第三等看护生扫地倾倒洗手水”。25虽然这是相对理想的步骤设计，但通过换药向伤员表达关心的目的显而易见。在实际操作中，换药更成为医患双方的关键纽带。看护武应瑞回忆道：“没有止痛药品，看到伤员们痛起来的时候双手紧紧地抓住身底下的干草不停地叫爹叫娘，喊叫声真撕心裂肺，其状十分凄惨。”26伤员们的痛苦让武应瑞心有戚戚，尽力以关心和照料来减轻伤员痛苦，“我天天给他去喂水喂饭，换身底下的尿片和血棉垫片，隔个一两天为他翻身擦背，每当我们去给他换药的时候，他总是咬紧牙关忍受着巨大的疼痛一声不吭，我们问他疼不疼时，他总是对我们说：‘不痛！你们就放心地给我换吧。’”27

  作为战伤痛苦的承受者，伤员在换药过程中的体验同样不容忽视。时隔多年，裴周玉对负伤后的换药经历记忆犹新，他回忆道： 

  女护士解开绷带，取出血淋的盖布，用消毒盐水洗净伤口的血污，用竹片制成的镊子来捏出血痂。而后，她们用铁丝制成的“探针”缠上用粗布剪成的“土纱布条”，从伤口前孔一直通到后孔，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厉害的剧痛呵。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治好伤，重返战场砍杀敌人脑壳。因此，我咬着嘴，强忍着眼泪。“探针”和“纱布条”从伤口拉过时的剧痛，使我昏迷过去好几次，即使吃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等我苏醒过来，看见护士和其他同志都围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深知同志们的阶级情谊，为了早日伤愈出院，我硬着嗓子说：“还是继续给换药吧！”于是护士让我吃了几片止痛药，又用“探针”带着“纱布条”继续洗涤伤口。在医生护士灵巧熟练的双手细致操作之下，奋战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伤口内外的脓血等等洗净，在伤口里放好消毒“土布条”，上面用“纱布”包好，扎上绷带。医生和护士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离开我们“病房”。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我感到他们虽然技术差些，可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是值得感谢和表扬的。28

  裴周玉还说：“每次换药，他们总是小心精细地工作，检查伤情，和我们谈家常，征求意见，直到伤员满意了才能愉快地离去。”29从伤员的角度出发，换药期间医务人员的不辞辛劳与体贴入微，深深打动了他们。因此，伤员往往选择默默忍受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以回馈医护人员的关怀和照顾。换药由此成为沟通医患情感的关键桥梁，为战伤救治营造了温情脉脉的人文氛围。

  正因如此，“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不仅未受到医患双方的广泛质疑，反而成为衡量医务人员是否尽责的重要标准。1944年10月，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刊载了看护班长李新逸照顾伤员的事迹，报道称：

  他每天扛着粪筐，胳膊弯着篮子，篮子里放了换药用的器材，上面盖了草，到三个庄上去换药。除了一天下大雨外，他在十六天中就没有空过一次，所以有的伤员抬去是很重的，但过了五六天便能走了。以至庄上的老百姓都很奇怪，他们不懂得，这是由于李新逸同志勤换药和换药得法的缘故……这次彩号们回来，都很高兴，对李新逸同志，十分满意和感激。30

  这种对勤换药的倡导与褒扬，也反映了当时对医务人员行为模式的主流期待。31

  总而言之，在极为困难的现实条件下，换药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少数可行的治疗手段。尽管“多换为好”并未显著提升战伤的救治效率，但其背后的人文关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医务人员与伤员的情感诉求。毕竟，比起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调整换药频率与适当的人文关怀尚属卫生部门与医务人员的能力所及。“多换为好”也因此成为落后条件下中共对医疗技术的策略性调试，使战伤救治呈现出矛盾又和谐的复杂面相。这正如印度援华医生巴思华观察到的，“八路军的伤病战士……他们忍耐地期待着恢复，总忘不了和日本鬼子算账，在换药或洗伤口的时候，他们咬牙痛骂日本鬼子，以减轻疼痛”。32精神力最终成为伤员战胜强敌与伤痛的利器。

二、“少换为好”：“创伤新疗法”提出“换药”新理念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等大规模兵团作战，战伤救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从伤员数量看，据统计，晋冀鲁豫军区仅1946年至1947年期间即收治伤员147821名，远超抗战时期的水平。33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广泛使用，炸伤取代枪伤成为最主要的战伤类型。1947年7月据晋察冀军区统计，炸伤占所有战伤的56.4%，枪伤次之，占40.8%，二者合计高达97.2%。34这一趋势在其他统计资料中同样得到印证，炸伤日渐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首要难题。35相比枪伤，炸伤往往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创伤，救治难度也随之上升。1947年2月，冀南军区卫生部提到炸伤在临床救治中面临的诸多难题：“炸伤极度污染，坏死部极广，故在治疗上困难多，且常有气性坏疽和破伤风的特发传染”。36可见，随着战争形态的转变，战伤救治在救治规模与技术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尽管此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换药仍是术后治疗的关键环节。西北野战军在介绍换药的重要性时曾称：“任何一个伤口的治疗，交换绷带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有了好的手术，而没有优良的交换绷带，要使伤口得到满意的效果也是不可能的。创伤治疗中有80%的时间用于交换绷带。”371947年5月，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也强调：“换药是既平凡的操作，而又是医疗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因换药技术不佳，遭受了极大之死亡率……人力与药品之耗费不胜数计。”38这些论述表明，换药在战伤救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与土地革命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相比，虽然换药在整体救治过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基础性技术。

  面对伤员人数骤增、医务人员短缺39的局面，频繁的换药工作使中共卫生部门难以应对。1947年夏季战役期间，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卫生部谈到了换药带来的沉重负担：“伤员又大批的下来，到二十日积到一千多，光给才下来的伤员换药已忙得四日夜不得休息。吃饭也没有一定的时间”，40“一面换药，一面开刀，每天工作到二十二、三点钟才睡觉，夜里来了伤员又立即起来去治疗，平均每天睡觉的时间有六个小时上下”。41换药不及时成为常态，进而引发各种矛盾。421946年9月，胡可在日记中记载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排长张永发的负伤经历。张永发归队后抱怨：“伤员多，医务人员少，使有些重伤员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不应有的减员”，“换药不及时，一些伤员伤口化了脓。伤员们情绪不好，变得暴躁”，因此他们归队时“骂骂咧咧上路，有的打听着找回自己的部队，有的就去了后方单位，或者回了冀中老家”。43此类情形影响到伤员的正常归队，张永发等归队伤员关于医院现状的负面评价，也给前线官兵的战斗情绪造成消极影响。然而，“医院方面也有苦衷，人手少忙不过来，挨伤员骂，又挨上级批评”，44由此引发诸多矛盾。

  在此背景下，战伤外科技术的迭代更新成为缓解繁重换药压力的重要途径。1945年9月，钱信忠在综合苏联、美国、英国等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战伤外科经验后，45做了题为《战伤治疗的观念与技术》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创伤新疗法”的核心理念。46该疗法强调，伤口愈合主要依赖于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而非单纯药物作用。钱信忠指出：“许多同志认为创伤长好是因为上了好药，实际上是一种谬误之见，所有之创伤主要是靠人体之自愈能力，医生的技术是培植这种能力……责任排除自愈能力的障碍，不是祈祷式的用好药希望它快好。”47基于此，他批评了过去“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认为：“换药的目的是排除脓液，削弱细菌与毒素，清除外物及腐败之组织片，除此以外，无其他作用”，“一个无脓之肉芽创，多换一次药，使新生之组织细胞受一次损伤。结果延迟了治愈期”，“多换一次药好得更快，这种观念在今天来看是落后而不合乎科学的”。48因此，他提出“少换比多换好”的治疗理念，主张通过降低换药频率以促进伤口的自然愈合。49

  作为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战伤救治的效率取决于多重因素，比如无菌的换药环境、医疗器械的严格消毒、医务人员的认真负责等，都直接关系到战伤救治的实际成效。因此，“创伤新疗法”在强调适当减少换药频率的同时，也致力于纠正以往对换药质量的忽视。钱信忠指出：“换药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在于换一次药，而在于它占战伤治愈过程的绝对主要的治疗工作”，“假使重视了这一点，我们的伤员不知少受多少痛苦，不知要节省多少人力与物力”。50他主张通过改善换药质量，实现换药技术从量到质的转变，既可节约人力、物力，又能显著提高战伤救治的效率。

  随后，以“少换为好”为核心理念的“创伤新疗法”在华北解放区初步推广。1946年3月，冀南军区卫生部发出《关于交换绷带（换药）有关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换药不宜过勤。‘换药勤，痊愈快’是不科学的错觉，因为换药次数过多，则伤口刺激多，休息少，不利于痊愈。所以，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换药间隔时间。”51同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也进一步规范此项工作，强调：“一次处理好后非到伤员伤口有了变化，不准换药，少接触就少感染，就越快好了”，“部队全体卫生人员应深刻认识推行新疗法结果的威力。如与未用新疗法比，将不知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减除多少伤员痛苦……增强多少战斗实力（实无法估价）”。52

三、“不情不愿”：医患双方对“创伤新疗法”的抵触

  出乎中共卫生部门的意料，“创伤新疗法”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来自医患双方的重重阻力。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在报告中指出：“日寇投降之后，上党平汉战役起，本部提出推行创伤‘新治疗法’，除直接领导的医疗队成绩好些外，基本上还未推行得开。”“自卫战打响后，更明确提出普遍推行‘新疗法’，经过很多艰苦斗争的过程”，才取得一定成绩。53这表明，“创伤新疗法”的推行过程远非一帆风顺。甚至到1948年10月，华北军区卫生部依然在检讨：“外科治疗上仍是老一套作风，天天换药上纱布条，迷信药物的‘唯药主义’，不重视生理上的自然疗法，以致治愈率不高，治愈住院时间长……今后必须努力克服。”54究其原因，离不开医患双方对“少换为好”的抵触态度，“医生们不习惯，伤员们不愿不换药，闹没理”，55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难题。

  其实，从医患双方的视角来看，二者对“少换为好”的抵触态度自有其行为逻辑。就伤员而言，“勤换药”在过去的康复过程中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卫生部门提出“少换为好”时，不少伤员会质疑：“我身上穿了十多个窟窿，没一个不是换药换好的”，56对“不换或少换药”的技术理念持抵触态度。1947年11月，北岳军区卫生部的一份报告也揭示了这种心态，报告称：“当每个同志负伤后，他总希望得到适当的治疗，以便早日恢复健康，回到战斗的岗位上去，这是正确而普遍的心理”，“有时为使这种愿望实现，极力要求医生或护士，每日给他换一次药或多换几次药，认为这样创伤好得快。”57可见，伤员往往将康复速度与换药次数直接挂钩，而减少换药频率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延长痛苦与恢复时间，“不愿不换药，闹没理”正是这一逻辑的具体体现。

  此外，“换药”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样是造成伤员抵触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换药不仅是技术参与的医疗活动，也是医患双方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纽带。长期以来，伤员通过换药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与陪伴，在忍耐中等待重返战场。复杂、精细的技术理念对于工农伤员来说相对陌生，他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换药频率的减少以及医护陪伴的与日俱减。581946年12月，晋冀鲁豫军区和平医院分院的一份总结报告明确指出：“平汉战役，上党战役伤员有埋怨情绪，认为医生不每天上药是偷懒，不给换药是图省事等怪话。”59军医王增寿在回忆录中也谈道：“实行‘新疗法’并非易事，需要冲破各方面的阻力，尤其来自伤员的阻力，由于误解或其他原因，认为医护懒惰、怕麻烦，本来不痛，他非说痛。”60可见，伤员眼中换药频率的减少是医务人员责任心缺失的缘故，由此引发医患间的信任危机，阻碍了“创伤新疗法”的进一步推广。61

  与此同时，一线医务人员对“创伤新疗法”的态度也出乎中共卫生部门的意料。虽然减少换药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但与卫生部门的预设相左，医务人员成为“创伤新疗法”的反对者。1946年12月，钱信忠在总结当年卫生工作时指出：“好些老的医生，老看护长都搞不通。直到后期，组织检查的时候，冀鲁豫区尚未普遍实行，仍机械的三天两天换一次，而不知道不化脓就根本不要换”。62直至1948年4月，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仍批评道：“许多单位医生对新疗法的认识与重视不够，缺乏研究，不能正确有效的应用于实际，甚而有些人还存在着轻视新疗法，满足于过去的一知半解，拘于老一套，墨守成规等现象，因而障碍了新疗法的贯彻与推行。”63

  究其原因，除了医务人员医学素养与经验本身的局限之外，他们在长期换药实践中形成的责任感也起了关键作用。一直以来，“勤换药”被视为发扬阶级友爱、关心伤员的具体表现，并逐渐演化为衡量医务人员认真负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中共卫生部门提倡“少换或不换药”的新理念时，许多一线医务人员自然而然地表示抵触。例如，1946年12月陇海路战役期间，就有医生抱怨：“什么新疗法，是药品困难，人忙不过来。”641947年12月，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的检查也发现，大部分卫生干部都将“新疗法”视作单纯的节约手段，认为：“八路军穷，没钱买药，什么新疗法！”65在他们看来，“少换或不换药”意味着对伤员健康的忽视，对药品的盲目节省。基于对伤员的责任心与关怀，他们质疑：“为什么不换药，为什么不好好擦多多洗？”66“这是偷懒的办法”，“每天换药还不快好，隔上几天伤口坏了还得叫伤员骂。”67这类想法表明，换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已成为阻碍“创伤新疗法”推广的重要原因。正如钱信忠所批评的，“许多医生仍存在着狭隘的责任心，不换药过不去”。68

  实际上，中共卫生部门与一线医务人员之间围绕换药频率所产生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所处立场与关注的重点不同。对于卫生部门而言，推广新技术的首要目标在于提升整体战伤救治效率，强调的是全局性的战略效果。然而，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来看，钱信忠关于狭隘的责任心的批评则稍显苛刻。由于与伤员直接接触，医务人员在情感与距离上都更能体会伤员的痛苦与需求。曾任晋冀鲁豫野战第六纵队卫生部副部长的何正清的经历便折射了这种心态。他认为“不换药伤员太痛苦”，因此在上级推广“创伤新疗法”时，“只是随便的看过去就算了”，一旦听到伤员诉说疼痛或感到不适，他就让看护准备材料换药。69由此可见，医务人员在换药实践中积累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换药来减轻伤员的痛苦。

  综上所述，“创伤新疗法”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中共卫生部门与医患双方关于换药频率的认识并不一致。尽管三方初衷均是帮助伤者尽快康复，但在医学知识相对欠缺的现实条件下，医患双方常以朴素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倾向于通过“勤换药”表达和获取彼此的信任。正如王增寿所言，“‘换药’二字，在解放战争以前，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挣脱的禁锢”，似乎只有每天给伤员“上好药”“勤换药”，才意味着医务人员尽到职责，伤员也能尽快痊愈。70由此形成的两厢情愿式的医患关系，虽然在情感层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医学技术本身的科学逻辑，使得“少换为好”的新理念难以被广泛接受。

四、“情理兼顾”：“创伤新疗法”破解“换药”迷思 

  无论如何，战伤救治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伤员健康。尽管医患双方对“创伤新疗法”的抵触情有可原，但前述两厢情愿式的医患关系，实则以牺牲伤员健康与救治效率为代价。一味沉湎于医学的人文属性，明显不利于伤员的早日康复，更会在宏观层面影响战争的总体进程。正如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分院院长的穆九如所指，“卫生人员在换药的时候擦了又擦，沾了又沾，冲了又洗，洗了又冲，自以为细心耐烦尽了责任，彩号也觉着此人换的很好，其实错了。结果造成顽固创面，延长了治愈时间，彩号同志不能早日恢复健康，部队战斗力受了影响。”71他直言不讳地将这种两厢情愿式的医患关系，概括为“好心肠做了坏事情，要求错了就是害了自己”，72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当时战伤救治的实情。

  1947年，游胜华明确指出：“现在还作得很不够，很多医院还是用老一套的换药法，他们觉得老的好，其实老的不知害死多少人，现在我们要强调与强制施行这个方法，谁要是不实行这个方法，谁就是医学上的顽固份子，就应受到大家的反对”。73他主张通过组织力量的强制介入，强力贯彻“少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同年11月，联勤卫生部亦报告称，在第一后方医院，“虽然入院伤员总是天天要换药、上药，甚至达不到要求时打人骂人等，有种种的困难，但是基本上还坚持了这种原则，并没为此而放弃”。74

  然而，战伤救治作为技术高度参与的医疗实践，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组织力量的强制介入有一定限度。曾任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的吴之理的亲身经历正说明了技术推广的特殊性。他随军进入东北地区后，发现日本籍医务人员依旧以“在深伤口使用长纱布捻子引流”来进行治疗，而这与正确的技术规范不符。尽管他提出纠正意见，但“他们听不进去，照样上捻子”。75黄克诚在得知此事后也劝告：“不要干涉他们，改变原来的技术观念，并不是易事”。吴之理对此深有感触：“硬逼技术人员按你认为正确的去做，是不行的。”76这段经历表明，仅凭自上而下的组织力量难以彻底扭转医患双方对旧技术的固有认识。要推行“创伤新疗法”，必须多措并举、以理服人，在思想层面打通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传统观念。其中，“疗效”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理”，在推广“创伤新疗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伤员是战伤痛苦的直接承受者，早日康复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据中共卫生部门调查，伤员受伤后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伤是否能好？是否会残废？”尤其重伤员更渴望医生给出肯定答复，盼望能尽快转往医院并接受治疗。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要求迅速换药，且要求多换药……认为多换几次药好象好得快点”。77要让伤员真正接受“少换或不换药”的技术理念，关键在于让他们理解此方法的原理与疗效。1947年9月，冀中军区在《医院工作手册》中要求医务人员须向伤员说明伤口的具体变化、所用药物的作用以及“不每天换药”的原因，帮助伤员安心休养，加速康复。78为了便于伤员理解，医务人员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歌谣：“叫同志别着急，换药太勤有刺激，打好绷带不要动，伤口很快就长平……病在勇士身，疼在护士心，医生有指示，执行要认真。”79太原前线医院也贴有相应标语，内容是“伤口本是肉芽长，只要安心来静养，时时记住医生话，换药多了不沾光。”80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阐释，抽象的技术理念被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逐渐消弭了伤员对“少换药”的抵触心理。

  此外，相较于艰苦而漫长的解释工作，痊愈伤员的现身说法往往更能打动人心，也成为推动“创伤新疗法”的重要举措。1947年6月，关于永清战役的医疗报告指出：“在初期施行五至七日换药一次的方法时，伤员们是不高兴的。他认为这是我们对他的不关心，因此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使他明了：一是当面解释，一是换药的同志互相谈”，但报告同时强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铁的事实，教育他们（伤员）”。81王增寿在回忆“新疗法”的推广经验时也提到遇有伤员不理解，“我们只有耐心地解开绷带检查并解释，时间不久就有一批批迅速结痂治愈伤员出现，这些同志就能现身说法，帮助我们作政治思想工作”，“得到真正益处的伤员成了我们的好助手（活标本），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这些痊愈伤员的带动下，“迅速在病房形成遵守院规、服从治疗听从医生的话的良好的休养环境”，从而有力推动了“创伤新疗法”的普及。82

  作为战伤救治的直接执行者，医务人员对“创伤新疗法”的理解至关重要。然而，如前所述，在面对“少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时，身为技术工作者的医务人员，他们往往并未从科学、高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中共卫生部门与一线医务人员围绕换药多少产生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医务人员普遍医学素养不足。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共卫生部门开展了系统的战伤外科卫生教育。1947年5月，冀中军区卫生部创办《冀中卫生》杂志，集中刊登各种战伤救治技术文章，普及外科知识。针对换药技术，游胜华撰写了《换药法》，详细论述换药的目的、组织、步骤和技术规范等，明确指出：“换药的次数愈少愈好，一般以三、五天——七天换药一次。”83各地也纷纷采取措施，通过组织医学研究会、讨论会，以及创办医学期刊和报纸等形式，提高医务人员的外科知识水平。84晋中战役期间，华北军区卫生部更以工作组下沉的方式，“深入部队、医院、进行学术报告，座话会，示范，组织互相参观等方法，灌输新医学思想，开展新疗法学习。纠正过去对新疗法的盲目或曲解。”经由反复讲解、示范与观摩，“逐渐由思想而行动，由干部到战士，打下了今后普遍推广新疗法的基础。”85

  中共卫生部门也关注到换药背后的人文因素。“少换或不换药”偶尔被个别医务人员当作推卸责任、忽视伤员痛苦的借口。对此，中共卫生机关予以高度重视。1946年12月，钱信忠在干部会议上指出：“不换药绝不是说医生看护就没事干，对伤员不理不问，甚而发生不给伤员耐心解释，而简单生硬的说：‘上级命令不准换药’的严重偏向。”86他严厉批评医务人员“用新疗法找闲空”的做法，并强调医务人员应充分利用“新疗法”节省下的时间“更加忙碌地为伤员工作”，密切关注伤员的体温、脉搏、疼痛、出血、饮食、睡眠等身体指标，以尽快帮助伤员康复。871947年，冀中区卫生会议也再三强调：“换药次数少了，不是我们对伤员不关心，而是表示我们对伤员更加关心，因为减少了换药疼痛……而同时我们更应在各方面来注意创伤的局部变化，及全身变化。”88在这一指导思路下，“少换或不换药”不仅是技术理念的革新，也被赋予了维护伤员整体健康的深层次人文使命。

  总之，中共卫生部门多措并举，通过长期的耐心解释、疗效检验与人文关怀并重，成功扭转了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固有认识，科学、高效的医学知识逐渐成为战伤救治的共识，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无谓消耗。89同时，一系列科学而完善的医疗制度也得以建立。正如太行军区总结所言，“提倡新疗法后，大家开始重视换药工作，医生、护士穿戴上了消毒后的衣、帽、口罩，集中精力谨慎、细心地进行创伤检查与适当的换药操作。一切使用的器械、药品都进行严密的煮沸与蒸气消毒，每换1人用1盘敷料……3把镊子”，90在此基础上，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理念实现了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战伤救治效率也提高了。

五、结语

  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伤员清晰地感知着战争带来的创伤与痛楚。换药不仅寄托着他们恢复健康的期望，更体现了医务人员对其真切的关怀。由于与伤员直接接触，医务人员在情感上对伤员抱有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来看，换药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疗行为，更意味着肩负起恢复伤员健康的责任。因此，换药的多少成为衡量医务人员责任心的重要标准。关于换药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钱信忠概括道：“天天换药，成了顽固伤口，经年累月不愈。这段子弯路医生们多走过，负伤同志曾尝过；习惯成自然，没人反对；伤员愿意医生多关心他们一点，自己才放心；换药是医生们对伤员关心的最实在的表现；不管合理不合理，都有些两厢情愿。”91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对当时医患关系的准确评价。

  然而，战伤救治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伤员早日康复。面对新的技术理念，尽管伤员与医务人员基于自身的朴素认知，尝试维系以往两厢情愿的医患关系，但不可否认，频繁换药确实给伤员带来了极大痛苦，其背后的“温情脉脉”是以牺牲伤员健康与救治效率为代价。因此，为适应解放战争的现实需求，中共卫生部门最终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成功地重新塑造了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固有认识，使“创伤新疗法”得以顺利推广。1949年7月，华北军区在总结十二年来的卫生工作时，将“创伤新疗法”的成功推广视为战伤救治技术转型的关键节点，对其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报告称：“用大力推行新创伤治疗法，克服了陈旧的技术思想，提高了新技术水平，与治疗速率，故能减少了残废与死亡；有力地支援了华北解放战争。”92这一评价无疑从战伤救治技术实践的层面，为理解国共战局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上述种种也提示我们，医学技术的变革与推广须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寻找平衡，但不能过度沉湎于医学的人文属性；只有以技术的疗效为出发点，才能回归医学治病救人的本质，使战伤救治真正走向科学与高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子课题（政治志）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修改期间曾得李金铮、汪效驷、宋弘、刘桂海、徐传博、黄江军、余焜指正，并承蒙匿名专家提出建设性意见，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