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研究的两个理论视角：记忆与叙事*

一、问题与背景

  一直以来，口述史都存在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的张力。在科学史观下，口述史是历史业余者的爱好。而在坚持口述史立场的学者看来，它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事实；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史料，它可以在个体层面增进历史的真实，并对正统历史进行补充。不过即便如此，口述史仍然面临各种质疑。

  金大陆批评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有些只是简单印证了当年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的内容，而在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包括新知识的生产和新理路的展示等方面乏力。他认为，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由于缺乏（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维度，恰当地说它只是一种口述记忆研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很难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史料出新”做贡献。这里所谓社会学的口述记忆研究，便是社会学对口述史料的“记忆-建构”过程的考察。他指出，社会学若能对此深入探究，将有助于口述记忆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①金大陆的质疑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个人史是否应该完全被排除在“历史”的维度之外？这决定了口述史是历史还是口述记忆。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口述史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口述史料。金大陆也指出了这一点。历史学的口述史研究，尤其是传统史观下的口述史研究，依然将口述史料是否为真作为争论焦点。当然，这是口述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历史学，都需要正视这一点。但是，仅关注这一问题还不能够全面看待口述史料的价值，以及其所推进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那么，如何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口述史料呢？事实上，背后需要一套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思想。本文特别突出两种理论视角——记忆和叙事，以推进对口述史专业化路径的思考。

  毋庸置疑，口述史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倾向，这便是其在非专业化方面的表现，在口述史的实践领域尤为常见，践行口述史方法的不仅有学者，还包括新闻记者，且在不同学科领域都有口述史的踪影，例如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档案学，等等。这说明口述史作为方法具有广泛适用性，但同时隐含着被庸俗化——运用上泛滥无归，解释上缺乏深度——的危机。美国口述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在国内影响较大，它更多展示了口述史的大众化而非专业化的特点。②

  当然，口述史本来就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③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大量使用了口述材料，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包含了其作为战争亲历者的经历和很多其他亲历者的口述内容。口述史方法在其他方面也被广泛使用，例如伏尔泰曾遍访旧朝廷臣、仆役、大领主等，记下了“他们谈话之中相互吻合的事实”，米什莱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将那些“走入乡间酒肆就可以听到的农人、商人、老者、妇女，甚至孩童的回忆”所汇成的材料，与官方资料做对比。④

  正是由于口述史的广泛适用性及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使其具有了独特的价值——翔实记录非正史中的民众声音。这些声音有很多是私密性的，往往无法求得旁证，而与科学史观所认可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之间有抵牾之处。在19世纪末，日耳曼科学历史学派排斥“不够客观”的史料。兰克的追随者们将历史学由文学形式转变为严谨的专业学术，同时口述史被蔑视为民俗、神话一类的资料，只配让热心有余、专业知识不足的业余人士参考。他们认为，口述史过于主观，是由伪造的、充满成见的回忆打造的。这些质疑与口述史的价值坚守一直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它的价值坚守是“我们以往认定的历史——君王妃后、条约、发明、大战役、斩首、凯撒、拿破仑、哥伦布，都只是形式化的正史，大部分都是虚假的”⑤，而一般平民大众的非正式历史——他们如何谈论自己的工作、爱情、饮食、狂欢、困境和忧伤等，才是真实可感的。

  这种价值坚守推动了口述史初期的专业化发展。1948年，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5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设立了口述历史档案馆；195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有了类似机构；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大学成立。从口述史的价值坚守视角来看，“访谈成了批评的工具”。⑥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占主流的口述史内容主要还是来自政界、商界和社会名流，直到70年代，新一代的美国历史学者才开始撰写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书写底层社会历史，今天已经成为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宣称。当然，口述史是具有包容性的，既可以访谈底层，也可以访谈精英。诸如此类的包容性也是其专业性被质疑的缘由之一。本文则从记忆和叙事的角度为口述史的包容性赋予专业性内涵，为口述史料的收集和处理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工具／视角。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体现了口述史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呈现了口述史在专业化道路初期阶段的特征。里奇主要总结自其在1988年—1991年间的口述史研究实践，具体内容包括如何开展一个口述史项目（包括访谈和录音等），口述史教学，个别研究者的角色以及工作伦理，等等。⑦由于过于强调口述史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甚至让人以为口述史方法是万能工具，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其专业性为代价的。事实上，口述史学科也一直面临这样的处境，例如在国内，口述史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各学科和各领域，但做口述史的学者各自为战，也缺乏基本的章程和规范。简言之，这一学科面临如下困境：学科定位不明确，缺乏专门的人才，没有正规的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依托，等等。⑨

  尽管口述史作为一门学科被提出来已有近百年的时间，但自始就被质疑的非专业性问题在今天的口述史实践中依然比较常见。大多数口述史学者都是边干边学的，不一定非要有某个特定的学位，而如何做一个口述史项目，也没有一定之规。作为一个专门的方法，口述史不仅涉及如何做口述史的实践问题，还涉及如何看待口述史料的理论问题，后者关涉如何收集更优质的口述史料的方法论问题。

  对于推进口述史的专业化问题，学者们孜孜以求。《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就是里奇建立口述史实操规范的一个尝试。之后他又组织编写了《牛津口述史手册》，对研究文献的关注更新到2009年，涉及口述史研究的更深层次的内容，包括“采访的本质”“回忆和历史”“理论和解释”“技术影响”“法律、道德和归档的迫切需要”“口述史的呈现”等，由参与口述史实践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完成，呈现出“口述史研究者共同体”的意味。⑩“理论和解释”等议题，可视为口述史专业化的又一次迈进，但也存在结构松散、涉及面过广等问题，这是口述史研究进一步专业化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在国内社会学界，口述史研究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广泛运用以来，社会学者同时采用了叙事分析和记忆研究两种理论视角，如方慧容、孙立平、郭于华、应星、王汉生、周晓虹、周海燕、陆远、胡洁，等等。11学者的自觉努力事实上推进了口述史研究的进一步专业化，但少有研究去系统总结这两种视角对于口述史研究的意义。

  在现实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口述史料，在今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互联网增强了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加大了信息数量激增的可能性，在广义上，人人都是口述者，乃至记录者。12数字技术改变了口述史实践，新媒体存储了大量动态的口述史信息，包括语气、停顿、声调以及其他表演性因素，它与传统的笔录乃至语音转录都有了很大差别，意味着口述史的开放性以及参与广泛性的进一步增强，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口述史的专业性。当然，口述史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准入门槛的降低。13在口述史发展的新阶段，迈向更加专业化的口述史研究，不仅需要访谈技巧以及实操过程，更需要相对完善的方法论和理论视角。

  有鉴于此，本文将讨论焦点放在推进口述史进一步专业化的问题上，并以“记忆”和“叙事”的理论视角来回应这一问题。对口述史专业化的进一步讨论，也是为了回应历史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一些口述史实践仅仅发现了庸俗化的历史知识。对于收集来的口述史料的特征，学界已经有了共识，即细节性、生活性和情感性，这是口述史料的优势，但同时它也面临着琐屑性、碎片性、肤浅性的尖锐批评，例如有人提出，集体口述史采集自大众，极有可能强化了多数人对于社会变迁思考的肤浅形式，尽管这些变迁事件是一些人所亲历的，但基于个人经历的见解不见得是更全面深刻、富有建设性的洞见，反而可能是社区建设的噪声。14这类资料还经常被批评缺乏结构，相比于宏大历史而言，甚至在直观上看不到其存在的意义。

二、 口述史研究中的记忆视角

  通过采访得到的口述史料本身就是一种个体记忆，因此以记忆视角来梳理和解释口述史料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口述史中的记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过去，记录却在当下的叙事，因此口述记忆是一种记忆重现／建构的过程。

  由于口述史是坚持个体视角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自下而上和非结构性的特征；又由于个体及其经历的不可复制性，个体记忆的信度和效度易被质疑。在回应这一质疑之前，需要认识到口述史和个体记忆的内在特点。

  首先，在个体记忆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们的意愿，也就是说，口述者讲出来的往往是他们的意愿。口述者本质上不关心“实际发生的过去”，只有对他们的现在有意义的东西以及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样的考量并不适用于传统历史研究。15

  其次，记忆研究通常对记忆事实的方式以及这些事实的变异更感兴趣，并不大关注事实本身。16但是，即便不是事实本身，这样的信息也是有其价值的。从记忆理论角度看，个体记忆与口述可以提供探究时代、复杂的自我和社会关系的思路和方法。自传式记忆、集体记忆（某个群体的历史意识）、公共记忆（某个群体缅怀过去的方式）三者有差别，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再次，个体记忆本身具有某种突生性（emergent nature），这是个体记忆上升到集体记忆的机制。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本质上也是在强调个体记忆的突生性。17在口述史研究中，立足于个体记忆的口述史料并不是为了说明个体的心理，而是为了说明现存社会的特征。突生性就是集体本相或社会本相，18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文化情境。

  综合来看，口述史和记忆研究这两个领域虽然研究的议题很不相同，却能相互兼容，口述史依靠人们的证词了解过去，记忆研究关注记忆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塑造人们对过去的理解。19借助对记忆研究的探索，可以为口述史的进一步专业化提供理论视角。

  20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集体记忆范式和文化记忆范式。这两种理论范式为如何看待口述史料，乃至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史料（如口述和文字）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的代表性人物是40年代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哈布瓦赫，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是80年代强调文化记忆概念的阿斯曼夫妇。那么，记忆研究在哪些主要方面推进了对口述史研究的思考？

  （一）从集体记忆范式到“记忆的微光”：口述记忆及其伦理

  记忆研究的两大范式——集体记忆范式和文化记忆范式之间有很大的交集。按照阿斯曼夫妇的看法，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中的一个类型——交流记忆，它的特点是延续三代，时间上不超过一百年，依靠在世的人来传递记忆，事实上就是一种口述记忆。由于与现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权力和利益因素被关注得较多，如有学者提出“我们记不住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20权力机制构成集体记忆解释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集体记忆范式更可以用哈布瓦赫的观点来概述：个体记忆受制于现在的处境。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社会力也是一种权力。对此哈布瓦赫也有一种自觉。他指出，社会就是那个“以弗所的寡妇”，不惜吊起死去的丈夫来拯救活着的士兵情人，所谓“吊起死者拯救生者”，是社会权力发挥作用的一种普遍形式。21以弗所的寡妇来自时代久远的一个故事，她在贞节方面远近闻名，但丈夫去世后，很快就有了一个士兵做情人。当这位士兵因看守的罪犯尸体少了一具而要面临可怕的刑罚时，她毫不犹豫地吊起丈夫的尸体来充数。22

  这则故事出现在哈布瓦赫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作为记忆研究社会科学化的一个案例，哈布瓦赫借此表达：社会总是在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将过去抛下，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口述实践中的个体也常常是这样的，人们更愿意讲起有助于构筑自我认同的事迹，且不断调整自己的讲述。

  在理论上，哈布瓦赫解释了遗忘行为发生的客观原因和心理基础：一个人独自回忆起别人没有想起来的东西，就像是看到了别人没看见的东西一样，会显得突兀和不可理解，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社会合法性。他说出了遗忘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而没有问及如此遗忘的对与错。

  事实上，这里面也暗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记忆研究的伦理转向。伦理问题在口述史研究实践中频繁出现，其中之一是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议题。从记忆与遗忘的关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忆是非常态。有学者指出，“过去是常新的，它不断地变化，就像生活在不断前行。它的某些部分，就像沉入了遗忘的深渊，却会再次浮现，其他部分又会沉下去……现在指挥着过去，就像指挥一个乐队的成员。它需要这些声音而不是那些。因此过去一会儿显得很长，一会儿显得很短。一会儿发出声响，一会儿它又陷入沉默。只有一部分的过去会把影响发挥到现在”。23

  对于社会的记忆与遗忘，哈布瓦赫对以弗所的寡妇的解释，部分回应了其中的一些难题。他借用这一寓言讨论社会为何会遗忘，这是一种科学视角的记忆研究。而社会伦理视角则关注人们是否应该遗忘。从这一角度进入的记忆研究，存在一种记忆／口述的批判：对于被忘记的东西，社会是“不义”的。尼采说，人忘掉大部分的事情就是为了去做一件事，这对于被他抛在身后的东西是不公正的。24由是观之，记忆的伦理视角关注的是：忘记过去是对的吗？记忆伦理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质疑吊起死者拯救生者这样的遗忘行为。

  在个人口述史实践中，经常会发现一些“记忆的微光”现象。所谓记忆的微光，多出现在个人于无意识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讲述中，是个体表达和社会结构性挤压之间的一个状态，它更切近口述史的实践样态。被访谈人提供的信息很多是记忆的碎片，而不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事实上，这种碎片的信息往往更体现了生活的本真，是人们生活过后留下的真实痕迹。它们潜藏在身体的各处，是过去生活的留守者和见证者。在普鲁斯特看来，我们的胳膊和腿都充满了沉睡着的记忆。它们等待被重新激发，而这些记忆何时被激发是无法预料的，它们的出现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偶尔喝一口很多年前曾经喝过的茶，吃一口曾经吃过的点心。25这口茶和这块点心，会激发记忆的微光，它们不仅是过去的见证，还是个人情感的再现。在社会科学视角的挤压下，很难将这部分内容完全“打捞”上来。这些微光一部分和记忆伦理问题相关，一部分是生活本真的状态，后者涉及人的存在本质以及生活本质的表达。强调其记忆伦理的一面，是因为社会科学视角对它普遍忽视。而这种状态，与口述史中经常遇到的讲述碎片化的情况类似，表现为口述史料经常被质疑为“琐屑”，缺乏宏大历史的恢弘气势。但坚持记忆的微光和历史的“琐屑”，在于固守另一种被忽视的生活真实。

  强调记忆的微光以及历史的“琐屑”的意义，秉持价值立场，可以被视为记忆研究伦理转向的意义之所在。这就是一个社会该如何正确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社会的撕裂，进而构建一个道德共同体。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过去与未来是辩证的关系，即没有过去的人，是很难有未来的，而如果仅有现在，人则是轻薄的，无方向感的。同时，在处理过去的问题时，不能只有宏大视野，而没有“微小的实践”，对于个人而言，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很多时候不在于历史叙事如何壮观，而在于基于个体的综合实践建立起的踏实感，也就是潘光旦所说的“位育”，即安所遂生。26

  由此也可以看到，口述史方法论和理论视角的进一步专业化，不仅在于要探求口述史料到底讲述了什么（这是科学史观强调的），更在于要探求这种讲述对于社会建设的意义（这是记忆伦理视角强调的）。口述史料中充满了碎片化的信息，如能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发掘（例如借助个体记忆的突生性特征），也可以发现其对社会建设的价值。

  （二）集体记忆的拓展与文化记忆：口述与文字的差异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中还包括另一个意涵：“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27这就是著名的记忆的社会框架论思想，即社会决定个人的记忆。社会框架是指一种社会性的因素，带有很强的涂尔干色彩。而这一观念正是后世学者从集体记忆转向文化记忆的过渡桥梁。其中关键人物是扬·阿斯曼。他的文化记忆理论尤为强调记忆的社会性，不过是更好地纳入了历史维度。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一再指出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范式的差异，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时间上的差异：文化记忆借助物质性载体，如文字等，可以跨越千年的时间；集体记忆则局限于个人的身体和寿命，一般不超过三代，即一百年的时间。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联。如果说涂尔干-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专注一种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力，那么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的一个关注点则是文化力何以促成社会的集体记忆。文化力是社会力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扬·阿斯曼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如何记忆过去，是由社会中的文化本身决定的。例如古埃及的循环时间观与基督教文明的线性时间观是不同的，这导致了两种不同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概念暗合着这样一个转变——由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力转变为人类历史中的文化力。

  这种社会力和文化力之间的差别，在知青口述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通过对知青口述史料的梳理，以及比对有知青经历的作家的文字，发现知青集体记忆呈现出两种记忆类型，这便是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这两种记忆都表达了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力之所在，但关系型记忆更多是一种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意义上的社会力，而义务型记忆则属于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意义上的文化力。前者经常在口述实践中呈现出来，后者则多出现在阿斯曼意义上的文化记忆现象中，其反思性的维度增强。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自我认同或集体认同，后者则带有冲破认同的力量，这便是解构和反思认同。

  以关系型记忆为例可以说明集体记忆中的社会力。所谓关系型记忆，在这里是指为维系既有的社会关系与平衡各种利益，即便过去经历了各种苦痛，人们还是倾向记住过去的积极因素。这种关系带有情谊的特点，事实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具体表现为知青互助，以及老乡与知青之间的互助，而且这种关系型记忆会刻意回避冲突和紧张。例如，笔者访谈的“老三届”知青CYF28的记忆困境，就是如何在一本（非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不突出自己的伤痛回忆，她选择了在内蒙古插队时被同村大哥大嫂善待的记忆。

  她难以忘记过去的伤痛，但还保持与插队所在地的关系，与插队同学也保持密切联系，如他们经常聚会。在权衡利弊后，她精心选择了过去的“温暖元素”，压抑了自我（伤痛方面）的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合过去的伤痛，并有利于社会团结；在深层次上，它维持了既有的体制和利益关系。29

  这种关系型记忆是立足于记忆视角对口述类史料研究的核心发现。而在文字类的资料中，还能发现一种义务型记忆，它加入了更长远的时间观，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关心未来，带有极强的反思能力，这是知青群体中文字记忆的一个特征。

  口述史料是人们口头表达出来的社会现实，而有关知青经历的文字资料则是用笔记录下来的。文字记录的知青经历（尤其是知青作家的文字）具有更深远的反思性意涵。义务型记忆，是指向子孙后代的，这就需要破除认同层面的迷思。例如忏悔的知青，严格来说，他们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而是期待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有关知青群体，笔者关注较多的是“文革”时期的“老三届”知青。他们普遍出生于1947年—1952年，是“文革”时期的在校中学生，即从初一到高三，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笔者在田野中关注他们，主要在于这批知青的前身多是红卫兵，他们普遍经历了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知青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他们日后讲述更多的是知青生活，后者构成这代人的主流记忆。其中一个模式是“青春无悔”：即便经历了下乡生活的失落，回城的艰辛，以及各种曲折，但是对于下乡这段岁月，他们不后悔。这一“无悔”逻辑借助一些机制得以构建，如知青个体之间的“共苦”心态等精神性现实，以及回城后的生活更为优越等物质性现实。这类记忆是口述史料研究的一个发现，它着眼于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10年左右，当这批知青普遍退出工作舞台后，其中一些人鼓足勇气突破了“青春无悔”话语，但提出的不是“有悔”记忆。事实上，“无悔”和“有悔”一直内在于知青群体，是知青口述记忆（“青春无悔”模式）的一体两面。一些勇敢者提出了“忏悔”记忆，这是击碎认同神话的举动。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1951年出生的北京知青王冀豫作出忏悔，他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而不是为了忏悔而忏悔。简言之，他是通过“认账”的逻辑重新建立起一套内心世界的秩序。这种记忆并非来自外界的压力。30王冀豫的忏悔最初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后来凤凰卫视对他进行了采访。

  这种深入的叙事往往开始于一种文字形式的历史叙事。文字记忆有独特的优势，就像费孝通提到“敬惜字纸”的意义：人们要对写出来的东西负责任。31相比于口述，文字往往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是能够传给后代的，而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目的下的产物。在口述类型的记忆中，人们是为了当下的利益、自我认同以及社会秩序等各种功能性存在，而文字则有一种省思的力量。事实上，梁晓声的小说《知青》，相比于知青口述，甚至让我们更深入地看到了关系型记忆中的人性温暖意涵，并认为这是人类文明可持续的重要机制，它比知青口述类记忆中的温暖意涵表达了更为深刻的内容。

  人不但无法选择出身，更无法选择所处时代。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于是人类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即使在寒冬般的年代，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而那，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32 

  这里强调口述记忆和文字记忆的差异，在于指出口述史料在解释世界和理解世界时的局限性。口述史研究不能忽视文字类资料，后者也是推进口述史研究进一步专业化的一个入口。

三、对口述史料的解释：来自叙事分析的启示

  口述者的回忆也是一个叙事文本，它具备叙事的主要特征：内容与结构、功能与意义、边缘与主流，等等。而叙事分析一直是多学科关注的理论视角，叙事分析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视域。在社会学领域，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质性研究。

  口述史访谈被一些学者视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演，也是一种特别类型的叙事，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不同时间的自我之间的关系，例如事件发生时的自己，讲述时的自己。33而以口述者为主体的资料，也带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性，从这个角度看，它类似自我民族志。自我民族志是个人的、可感知的，同时既是整体的，也是碎片的。简言之，它是自我的求索，也是社会的反映。34自传式主体是混乱多样的，甚至是语无伦次的，处于互动情境中。一般的个体口述文本是杂乱无章的，但表演式的自传故事则是相对统一和明晰的。35面对不同类型的口述史文本，需要一个理论视角，叙事分析便是其中之一。36

  在叙事分析中，也存在着非专业化和专业化之间的张力，这对于我们思考口述史的专业化与非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叙事理论最初在文学研究中被普遍运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变成一个跨学科的议题。37目前来看，它不仅是小说分析的理论，也是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等重视的理论视角。叙事理论中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分视角，对于处理口述史料的结构与细节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启示，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形式的追求是口述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因为日常生活本身是杂乱无章的，就如同我们收集到的口述史料。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研究者而言，专业化的视角尤为重要。这里所谓的专业化视角主要体现为一种结构性思维，即探索口述史料的叙事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找到其中潜藏的结构，才能赋予口述史料一定的意义形式。有学者在讨论艺术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谈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在谈论艺术，而只是在谈论经验；仅仅当我们谈论形式，以及作为形式的艺术时，我们才开始作为艺术家／研究者在说话。38事实上，能够提供形式，也就意味着具有专业化的能力。

  在这里，形式即秩序，而理论分析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寻找形式和秩序。例如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公正”，39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40弗洛伊德的一神教的文化创伤，41等等。形式也可以是“视点”，体现为看问题的某种立场和方法，因为口述史料本是混乱不堪的，而提供形式则是一种理解的追求，也是认识口述史料的视角和方法论。

  探寻形式，也是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在诉求。人们为追求理解，常常去寻找事物中蕴藏的形式，这是科学思维的体现。列维-施特劳斯在《神话与意义》中指出，科学只有两种行进途径：不是归纳法，就是结构法。首先，如果发现在某个层次上存在相当复杂的现象，有可能化约为另一层次的较为简单的现象时，科学就会采取归纳法。其次，当我们面临的现象过于复杂，而无法化约为较低层次的现象时，我们就只好去探索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尽力去了解它们所构成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独创的系统，以谋求逐渐理解这组复杂的现象，这就是一直以来语言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所做的工作。42

  本文认为，上述讨论为口述史的深层专业化路径提供了启示。叙事分析中的形式思维，为口述史料的意义探索提供了入口。而口述史研究事实上就是借助叙事分析、记忆研究等理论和方法论，探寻口述史料背后的形式和意义。很多经典社会学家做的也是类似的工作，例如涂尔干对社会神圣和社会力的探索43，齐美尔对社会关系的形式的探讨44。而对形式的追求，本质上就是一种科学思维。关于这种广义上的科学思维的前途及普遍适用性，列维-施特劳斯是这样表述的：现代科学似乎不仅能够循着一贯的路线前进，还能够拓宽其进路，包容许多以往存而不论的问题。45可以说，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属于他所说的被拓宽的新进路之一。同时，他审慎地指出，科学永远不能给我们所有的答案；我们所能尽力去做的，就是非常缓慢地增加我们所能给出的答案的数量，并提升其品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舍科学（思维）之外别无他途。46

  第二，叙事理论讲述的不仅仅是形式，还包括内容。由于口述史料中包含了大量“琐屑”，这里以“细节”称之，细节是意义追求中不可或缺但又易被宏大叙事所忽视的部分。叙事分析中，尽管结构和形式是主流，并被认为代表了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因而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但在面对生活性本身时，内容／细节是不容忽略的存在，有些学者尤为强调这一维度。例如，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它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一种形式的美学；其关心的是内容，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倏忽有如朝霞的生活瞬间，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人们不自觉的手势和其他飘忽无常的印象，正所谓“风吹树叶，自成波浪”。47

  本雅明也看重碎片化叙事的意义，热衷于超越理性的感受，转而强调体验，提出传统理论体系的局限，以此提醒人们以辩证思维来正视规则的“例外”，可以说，本雅明的方法真正质疑了传统理论的范式和抽象化方法。48这类叙事理论为处理现代小说叙事的丰富细节、细腻情感提供了视角和方法论。面对科学思维在当代的强势地位，甚至有学者指出，重要的不是形式（文学的文体，如诗歌、小说、散文），而是它传达的意义和细节，以及具体方式。49

  叙事分析在实践中一直存有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张力，而社会学者重视口述史方法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其在内容方面的丰富性。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寻求形式是其主流，但本雅明等人的叙事理论对于社会学的结构分析是一个冲击，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社会学者的关注。社会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了它往往围绕宏大叙事，在这一视角下，缺乏的不是形式，即变化中的不变或差异中的相同成分，而是对细节性信息的意义甄别。细节性信息归属于叙事中的内容维度，在当代一些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强调。例如，詹姆斯·伍德在《最接近生活的事物》中，将细节视为最真实的生活性本身。50其中涵盖了整全的人性内容，背后预设了一套复杂的人性假设（生物人、社会人、文化人等混融），这对于社会学学科的社会人假设是一个补充。

  注重细节的叙事分析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也得到了运用。如应星提到，在叙事分析中，设法在那些日常生活中被触动、被冒犯、被侵略的瞬间，在无名者与权力相撞击的“光”中，窥见边缘人群的模糊身影，而后才可以尝试撰写福柯所谓的“生命的诗”。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特意用场景、插曲、旁枝把一些无名者稍纵即逝的身影留下来，使他们出于偶然而存留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文本中的尴尬、沉默和无助等呈现出来，这是“理论味”／形式之外的叙事效果。51应星所强调的正是叙事分析中的关键细节，而非结构或形式。为推进口述史的专业化，关键性细节不应该被忽视。它往往是一个切口，用于理解社会叙事的多维意涵。在正统社会学的分析中，细节往往是稀薄而不被重视的，导致社会学文本缺乏人性的温度。而正是由于社会学学者在口述史料的叙事分析中，将细节作为一个突破口，才发现了一些突生点，如周晓虹发现口述记忆中的“既视感”52，刘亚秋发现“记忆的微光”53，等等。在叙事分析中，可以尽最大可能保留口述史的多义性，而这也为讲述细节留出了空间。

  当然，仅有细节而无形式或结构，也无法讲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应星在反思社会学的叙事分析实践时提到，仅掌握“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而缺乏专业化的知识和敏锐度，就无法做出震撼人心的社会学研究。专业化知识包括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素养，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情节、背景的刻画赋予某个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54可以说，形式意味着一种专业性，而内容同样不可或缺，即便后者有其非专业性的一面。对形式和内容（细节）之间关系的处理，应该成为口述史专业化的着力点。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张口述史研究不仅仅是实践（知晓如何做口述史文本），更是一种方法论和理论（知晓如何理解收集来的口述史料）。研究者只有通过对口述史方法的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才能更全面说明口述史方法在学界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下的口述史研究中，相比于热火朝天的口述史访谈实践，学界对于方法论和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仍有很大的空间。自口述史学科产生以来，一直存有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张力。专业化表现为口述史从传统史学中独立出来，强调自身的方法论和价值立场的特殊性，而非专业化则是口述史作为方法的广泛适用性及可能的风险。诚然，口述史的专业化和非专业化不是截然二分的，就如同理论和实践不能完全分家，但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张力，它也是推进口述史进一步专业化的着力点。与口述史料有着天然亲和关系的记忆研究和叙事分析为口述史专业化提供了深入的路径，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记忆理论中的集体记忆范式和文化记忆范式的区分，可以看到口述记忆与文字记忆之间的重要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口述记忆多涉及与现实利益有关的内容，它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表征，但往往难以提供深入的反思内容；而文字记录则可以跨越千年之久，突破认同的迷思，保有未来的空间。这两种记忆之间的区分，对于反思口述史料的局限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第二，从叙事理论的形式与内容的张力中，可以看到形式思维方法为口述史料的解释提供了专业化的视角，但本文强调更要看到口述史料中的细节的力量，这是口述史料之所以被社会学者重视的重要缘由，而且挖掘更具深意的细节，能体现出更高的专业素养。在广义上，记忆也是一种叙事，记忆、叙事和口述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系。叙事理论为口述史料的专业化解读提供了很多潜在的可能性。

  在走向口述史的专业化路径上，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这也是口述史料的内在特点：自下而上（权力角度）和自内而外（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这是推进口述史料理论解释走向深层的重要机制。

  在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口述史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记忆-叙事的范式进行的。以孙立平为首的土改口述史研究小组偏向于叙事理论，例如“无事件境”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埃利亚斯的“事件”理论55，“心灵的集体化”研究侧重对符号权力的分析56。以王汉生为首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生命历程”研究偏向于记忆理论，但也兼具记忆-叙事的特点。王汉生等人指出，知青个体通过叙事，将自己与国家历史相联，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自我定位。57以周晓虹牵头的“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和“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等项目，也将记忆-叙事作为口述史专业化的利器。周晓虹的口述史研究力图探索如下问题：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实现对一个时代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理解，同时激活命运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实现代际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58

  当下，记忆研究在社会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掘，但叙事分析在社会学的田野实践和理论提升方面仍有待深入。对叙事理论中的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讨论，有助于解释口述史料中的丰富层次，以及与结构之间的张力。对此，有些学科有了较为成熟的讨论，但社会学视野下的叙事研究，一定要基于某个具体而深入的田野，而非理论上的空谈，如此才能在田野考察和理论对话的过程中推进实质性的研究。毋庸置疑，社会学的口述史实践就是叙事分析的广袤田野，这类叙事分析立足于科学思维，并重视无限丰富的细节信息，如此便可以在形式与内容的碰撞中，不断深化口述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层次。总体言之，记忆和叙事理论的加入不仅可以深化口述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而且可以推进广义上的质性研究。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ZD2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老师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