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阶级与世界革命*

  20世纪20年代，围绕着国家主义的问题，知识界曾经展开过一次争论。争论的参与者，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1919年7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人发起筹建，汇集了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大批热血青年，成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中心。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及未来应当达到的理想状态上，会员的观点并不一致，这导致学会内部逐渐走向分化。以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等为代表的左派，走向了共产主义，组织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成立）；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代表的右派，走向了国家主义，组织或参加了中国青年党（1923年12月成立）；此外，还有一部分会员走向无政府主义或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①这场论战，即主要发生在以上三个团体之间，一些独立学者亦有所介入。论战各方围绕自己的观点，先后进行了数个回合的阐发，断断续续长达数年。

  当前，关于这场争论，学界还鲜有关注。②但事实上，这场争论是明确“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的起点。作为后发进入现代世界的中国，其所面临的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强调精神性联合与抵御外侮的德意志国家主义，对于有救国志向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视为时代性的事件，亦可视为对时代危机的直接回应。然而，早期的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了国家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内在危机，并从他们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想出发，对国家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历史的走向来看，现代德国在大兴国家主义之后走向了对内专制、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极其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一历史结局尚未显现的20世纪初，便斩断了国家主义思潮在中国流窜的苗头。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对国家阶级性的强调、对平等民族主义的阐述、对世界主义的坚持，今天在思考国家建设问题时仍可取法。鉴于此，本文拟对这次论战的核心脉络进行梳理，对各方观点进行述评，希望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救亡图存：应时局而生的国家主义

  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李鲁之等留法学生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24年，曾琦、李璜等人返回中国，于上海发展组织，并创办《醒狮》作为机关刊物。在《醒狮》第1期刊发的《醒狮运动发端》一文中，陈启天写道，中国当下处于“家内……有小窃大盗暗偷明抢，家外又有面似平和心实不测的强盗争图侵略”的局面，因此，急需一场运动来唤醒国人。由于中国的绰号为“睡狮”，故将运动命名为“醒狮运动”。陈启天直接点明：“醒狮运动，就是中国国家主义的运动。”③此后，《醒狮》先后发表了李璜、陈启天、曾琦等人的数篇论文，对国家主义的内涵、实质、目的、精神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④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倡导国家主义的学说？李璜写道：“吾人感于国内割据之形势已成，外来之侵略方兴未艾，而异说纷起，国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非以国家主义齐一国人之心志，将无以挽此危局。”⑤陈启天写道：“国家主义的精神……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不可不急于扶植起来。”⑥陈逸凡也写道：“今后世界，惟有实力能战争者能言和平。……弱国无外交，要讲国际平等，非自己先发愤图强不可；要发愤图强，非提倡国家主义不可。”⑦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兴起，与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自清朝覆亡以来，对内，政局始终陷于混乱之中，军阀割据，地方自立，没有强大的、整合性的中央政权；对外，列强的侵略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抗争之情，急切地需要在某种“主义”的引导下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在经历巴黎和会的耻辱之后，这种诉求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要讨论国家主义，首先便需要定义“国家”。李璜写道：

  国家（la nation）是甚么？一定的人民，占有一定的土地，保有一定的主权；而此人民本其自爱的心情和其生活的条件，此土地也，不容人侵夺，此主权也，不容人干犯；有前人时时缔造的艰难，即有后人世世保守的责任，有一种特殊文化的贻留，即有一种相当感情的回顾；因而国家不独有其实质，又复具有其灵魂。⑧

  可以看到，李璜所讨论的“国家”，是“国族”（nation）意义上的国家。因此，在他看来，国家之所以能够成立，其要素不仅在于经济所需的实质，更在于他所提到的“灵魂”。这种灵魂，来自集体性的回忆。李璜认为，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国家观念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观念，便不会有针对列强入侵的反抗情绪。然而，在他看来，这种观念还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还没有上升到国家主义的层面，而国家主义者要做的，恰恰是将含混变得明晰。

  然则中国人便能说都有了国家主义（la nationalisme）吗？曰未能。主义者有一定明瞭的意识，不徒恃盲目激刺的感情。……所以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便是要将这种含混状态的国家观念，加以明确的解释，诱进之使为意识状态的。⑨

  在李璜看来，国家从静的方面看即制度，从动的方面看即文化，从实质方面看即文物，从精神方面看即信仰。制度、文化、文物、信仰，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几个面向。其中，信仰，或灵魂，是国民对国家的热爱与归属，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方面。既然在面对列强倾轧的时候国人都被激发起了激烈的反抗情绪，那么，这种反抗情绪便意味着我们已对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有了模糊的感知。因此，在当下，最重要的便是将这种感知变为明确的国家主义精神。

  李璜意识到，国家主义是随着现代世界格局重组而出现的。在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国家主义没有产生的空间，它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应乎时势而生的。国家主义需要有历史的土壤，历史的积淀构成了国家主义的基础。“并不是少数人可以不问社会情形，随意杜撰，随意移植的：历史不同，境地两样，心情便异。徒有主张，不能共喻，不能相生，便不能同往。”⑩但李璜也指出，虽然国家早已存在，但国家主义的发生不过是近百余年的事。这是因为拿破仑为了征服世界，用兵力将许多国家压制在他的威权之下，于是被压迫的国家由这种境地生出了“国性”的问题。“国性”乃是国家的人格，它超脱于经济生活之外，是比经济生活更高的要求。本着这个特殊的生活志愿，可以发现特殊的生活状态，因此由内而外，皆认识得一个群体的自我，这便是国家人格的构成与表现。

  李璜所认为的“国性”，具有很强的心理色彩，此后，他又使用了“志愿的统系”“智识的本体”等概念，大致所指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李璜并没有将英、法等国视为“国家主义”的源头，而是选择了“被压迫的国家”，即德意志，以此与中国当时的境况形成呼应。在李璜看来，国家主义既是理智的产物，也是情感的勃发，它一旦产生，便可以成为巨大的动员力量，共同抗击外敌。

  随后，李璜给国家主义作出了更加清晰的定义：

  国家主义乃是对于其所属的国家而特有的一定的志愿……

  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要求……

  国家主义乃是疾视一切所有不以国家的旧信仰为根本的学说……

  国家主义乃是反乎国际主义而言……11

  此处提到的“反乎国际主义”，下文还会进一步分析，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国家主义者如何将国家提升到“信仰”的层面。李璜再三强调，国家主义是人类的“天性”。“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是本乎天良而又缘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思。”12“国家所以能够成立的要素不独在经济所需的实质，特别在历史所付的灵魂。……无论何人，他的人格绝不只受经济生活的支配，他有社会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感情的生活。”13这一点，在另一位国家主义倡导者陈逸凡那里得到了呼应。在题为《国家主义之今夕观》的演讲中，陈逸凡提到：“‘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的感想，是与生俱来的，是有生命者所同具，便是国家主义的源泉。”14在国家主义者看来，国家是现代社会最可实现的集体性生活的场所。

  有了这个社会，个人的活动便有所依据，分功劳作，有相当的场合，有选择的范围，尤其是有了这个社会，便可以将先人的恩惠流传下去，个人的精神才有所依归。所以国家这个字在精神上言之又称为祖国（la patrie），祖国这个祖字便是表示依恋之意，所谓安身立命之地是也。15

  国家主义者深信“人为社会的动物”这个原理。既然人是社会的，则该当处处顾到人的道德是含有社会性的。质言之，忘却了社会的一种伦理主张，便失了他的道德的价值了。……中国守着个人道德数千年，太固蔽了一些。国家主义的道德便是要将家族道德之义推而广之：爱己爱家的精神本来不错，不过在二十世纪的今日要其能安身立命，以保妻子，则非善推其恩以爱护国家不行。此所以国家主义的真精神为今日中国国民所必具也。16

  从“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国家主义者为爱国找到了必要的依据。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道德之所系，而在当今，既然“社会”的外延已经扩大到了国家，那么，爱国也就成为必然，国家也进而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再进一步，对国家的道德责任，还需要国民将此前附着于其他社会组织之上的责任抛弃。在李璜看来，真能爱国者，即是能牺牲其一己私利以为国家之公利者，这即为国民道德之极致。反之，自命清高，只顾自身干净，便是国家主义道德的仇敌。也就是说，国家主义者将国家视为最高的目的。

  在李璜看来，德意志是国家主义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应当效仿的榜样。“德意志人本其民族民权之共同志愿以攻拿破仑，及外力既去，关税法律统一而德意志人民便相结不解，以至于今，在患难之中而联邦尚毫不有分裂的现象。”17德意志人民既有共同利害的感觉，又有共同相保的志愿，而这两点，都是当时中国所欠缺的。因此，国家主义者主张，要对国民展开相应的教育，一方面要在国外国内的暴力之下收回经济权、法律权而统一之，另一方面更要极力训练团结全国国民，滋长同属于国家的共同志愿。

  国家主义便要全靠这个全民共同志愿，把中国建设起来，使各行省区域本自由意志，重与联合一过，成为一个不但形式上统一，而且精神上统一的国家。因此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统一乃是民意的统一，所主张的联治乃是民意的联治，而最反对少数武力的统一与多数军阀的联治，更明白些说，便是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而反对独夫或一阶级的专制。18

  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并没有对“全民政治”给出具体的设计方案，而更多地强调通过教育来唤醒国民的爱国精神。在政策上，他们也基本照搬了德意志的路数，对内主张统一关税、发展保护性的国家经济，对外则排斥具有依赖性的亲善主义。“国家主义所有对外政策是仗着全民自家的力量，以期完全独立的自决，而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的解决。国家主义所有的对内政策为团结全民共有的志愿，以求真正民主的自治，而不赞成任何阶级的专制。”19

  可以说，基于自身在法国留学的经验，国家主义者对民主、民意、自治等怀有感知与欣赏的态度，并将其用作反对独裁及军阀的武器。从表面上看，他们受到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影响，试图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为国家主义展开合法性论证，但显然，他们混淆了社会、道德、国家等关键性的概念，将社会性等同于国性，又试图从人的天性及心理层面为国家主义找到精神依据。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进行渐进式改革的时间与条件，因此，应当像普法战争时的德意志一般，用巨大的精神性力量迅速统一全国，一致对外，摆脱困局。随着一战后西方列强本质的进一步暴露，这种救亡图存的吁求在中国达到了顶点。“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国拼命，在帝国主义中间杀出一条活路来。”20在这样急切的吁求下，国家主义者将国家视为超越人民的目的本身。对于这条道路所蕴含的危险，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也试图通过将防卫型的国家主义区分于攻击型的军国主义来为国家主义辩护，21但从理论上，他们无法解决带有排他性的国家主义如何与包容性的内外秩序共存的问题，这亦成为其他派别对国家主义展开批判的首要之点。

二、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国家：共产主义者的批驳

  1924年《醒狮》发刊之后，迅速在青年中间引起了反响，国家主义风行一时。不到一年，《醒狮》的销量便达到两万份以上，南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大学生纷纷响应，一些国家主义的小团体也相继成立。可以说，在当时苦闷的社会环境里，国家主义迎合了爱国青年救国的热望，故而一时风起云涌。22国家主义思潮的流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几位领导人的注意。以1923年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为阵地，共产党人同以《醒狮》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展开了论战。参与这次论战的共产党人主要包括恽代英、萧楚女、郑超麟等。作为这场论战中的一员主将，恽代英撰写了《国家主义者的误解》《评醒狮派》《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与李卿君论新国家主义》《答程受光：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什么》等论文及通信，并通过编辑丛书、编辑杂志、发表演讲等方式，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全面的反驳。

  《国家主义者的误解》在1924年刊于《中国青年》第3卷第51期，是目前所见共产主义者最早对国家主义者进行反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恽代英一一驳斥了国家主义者所宣称的“爱国”的理由，将其重点放在“国民应有一种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及“以为被压迫者的自卫可以为主张国家主义的理由”这两点之上。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恽代英指出，人类从诞生起就有各种不同的集体形态，从部落到家庭、都市，再到国家，人们会由于经济的联结而热爱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国家作为共存互助的经济单位，也会令人产生对国家的感情。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国家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当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实现了联合，国家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人们会热爱自己经济上所属的组织，那么，他们也完全应当有超越国家的感情。此外，当时的中国经济或是陷于地方主义的窠臼，或是依附于外国资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在这种情况下，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斩断一切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等于重复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绝不可取。爱国精神必然与物质生活相关，精神衰败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物质上的匮乏，所谓“与物质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只是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由此，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上救济中国，恐怕终如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23

  针对第二点，恽代英反驳说，要讨论“被压迫者的反抗”，首先需要明确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他写道：

  今天居于压迫者地位的，本来只是产业进步国家少数资本家同的他们走狗（应为“同他们的走狗”——引者注），他们在国内压迫工人与一般平民，在国外压迫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所以压迫弱小民族的，并不是英国，美国或日本，只不过少数英美日本的资本家同他们的走狗；要反对他们，不是讲国家主义，拿一国去敌对一国，因为他们国中的工人平民，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怨。反过来说，今天被压迫者要反对他们的仇敌，还应当使殖民地弱小民族与产业进步国家工人平民联合起来，以共同向那些资本家同他们的走狗进攻。24

  在这段话里，恽代英很清晰地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立场，即阶级先于国家，阶级立场超越国家边界。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固然是现实存在的，但这种压迫并不是源于某个国家，而是源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因此，面对外敌侵略，我们应当看清其中的本质，而不应当用国家作为理由来反对其他国家。在1925年7月发表的《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一文中，恽代英写道：

  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我们反对拿一国的历史文化的偏见，去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更反对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防害无产阶级解放的争斗。25

  恽代英认为，醒狮派主张的国家主义，是抽象的“中国”与抽象的“爱国主义”。萧楚女也指出，国家主义者所宣扬要保卫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早已亡国多时，所存在的，只是地理上的符号而已，因此，国家主义者宣扬的“爱国”，根本没有所指涉的对象。中共关注的，是一般“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共产党所倡导的全民族解放，首先就要让人民中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换句话说，在共产党人看来，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合法性，如若国家的性质是恶的，代表的是压迫阶级的利益，那么，人民便没有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道理。只有在推翻压迫者的基础上建立的，保障平民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才是人民应当保卫的国家。

  共产党人意识到，虽然在当时的情境下，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一再强调，不存在脱离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爱国热情”，国家主义者对于“爱国”的倡导，看起来很振奋人心，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危险。萧楚女精辟地指出：“我们虽不妨在向打破国界那条路上进行时，为了方便的缘故，为了容易集合群众以举行革命的缘故，以主张国家主义为一个手段；但我们却不可单纯地主张国家主义，竟以国家主义为目的。国家主义只可以为一种革命之‘术’，却不可以为我们底要求之本体。”26如德意志这样的少数军国主义国家所倡导的国家主义，错误地将国家本身视为目的，而没有意识到国家本身亦当受更高的道德准则制约。这样发展下去，便难以遏制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另一位早期中共思想家郑超麟也参与了这场论争。在1925年发表的《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帐》一文中，郑超麟指出，醒狮派所“贩卖”的国家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是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有关。在民族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已经知道国家的混乱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阀造成的，因此，他们对于国家主义提倡的一些观念，如排外救国、国家整合有着某种盼望。然而，与恽代英、萧楚女相同，郑超麟认为，这实际上是借革命之名，曲解了革命的真正意义。他写道：

  我们知道中国的被压迫民众起来做解放运动，决不是因为他民族轻蔑中国的文化，侵犯中国民族的夺严（应为“尊严”——引者注），如以前小资产阶级学者所解释及现在国家主义者所解释一样的，乃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将中国殖民地化了，使中国人生活在难堪的条件之下做纽约、伦敦大托辣斯业主的牛马，他方面帝国主义又可以利用一部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去收买本国工人贵族之一部分，以延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爆发。27

  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义和团一样盲目排外，而是需要将反对的对象拆分开来。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是殖民地化的问题，因此，共产党人主张，我们与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压迫国家本身）的无产阶级都处于同样的命运之中，需要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推翻头上的压迫。只有国际主义，才是唯一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势不两立……马克思主义提出国际主义来抵制所有的国家主义。”28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必须意识到，“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第一个国家之援助，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不会胜利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民族运动必定如以前几次运动之成为流产”。29中国的民族革命，从一开始便是世界民族革命的一分子，因此，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指挥。

  共产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主义者表面上的口号看起来很吸引人，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其倡导者背后的阶级本质及政治目的。国家主义者在倡导其学说的同时，还在进行各种政治活动，他们所在的中国青年党试图通过强调国家之于民众的绝对权威，为自己的政党找到群众基础，进而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其主张遭到共产党人的批驳与国民党官僚的拒绝之后，国家主义者又试图将其思想“贩卖”给各地军阀。这种看似维护国家统一，实则分裂国家的做法逐渐被清醒的民众看出，而国家主义者也由于只是高谈口号，却缺乏具体政策且言行不合，逐渐失去了早期的追随者。30

  也正基于此，恽代英将其观点称为“士大夫救国论”31，认为国家主义者与群众“相隔甚远，万无接近之可能”32。刘峻山则更是直接将国家主义者称为“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认为他们绝对不是站在民众的立场，而是“高坐在大学讲席上，高谈贵族的国家主义，并没有亲身去做一点卫护国家的工作”。33共产党人认识到，如果任由国家主义者来领导这场革命，那么，革命的成果最终将被资产阶级所窃取。正如郑超麟指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只是表面上打着“民族”的幌子，一旦革命胜利，便会开始剥削国内的无产阶级，压迫别的弱小民族。法国拿破仑压迫西班牙，德国俾斯麦割据阿尔萨斯，意大利干涉土耳其，都是如此。从自卫到侵略，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必然走向的道路。34萧楚女也指出，国家主义的实质即在于对“自族”的夸大及对“他族”的轻蔑，从现实发展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走向侵略他国的道路。35国家总是在与他者的对抗之中巩固自身边界的，这是国家主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化解这种矛盾的唯一方式，便是坚持世界性的无产阶级联合。

  可以说，从一开始，在思考国家问题的时候，共产党的出发点便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正如萧楚女所言，虽然应当承认国家在当前存在的必要性，但革命的最终方向当是向着世界主义行进。共产党人很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也相信国家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他们相信跨越国界的阶级联合的力量。国家只是无产阶级实现其理想政治形态的工具，只有这个意义上的国家，才是值得保卫与热爱的。当下掌握在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手里的国家，从根本性质上便出了问题，如若一味强调对这个国家的爱，便会迷失方向，反而将敌人当作朋友。国家绝不能成为目的本身，而只是通往更高目的的手段，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形成了根本性的分歧。

三、建国之路：争论之关键及意义再析

  在前文中，我们就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正如前文所言，这场争论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初期，围绕着如何建国、建什么样的国等关键性问题展开的。在下文中，我们将结合一些相关人士的论著，进一步明确这场争论的意义，并讨论这次争论是如何奠定共产党革命及建国之路理论基石的。

  如若国家不能作为目的本身，那么，国家是否可以不存在呢？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海风于1924年11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评李璜先生底“释国家主义”》一文。在文中，他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论述，从阶级论的角度，指出国家从一开始便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之产生，是由强者欺压弱者而形成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既建筑在拥有权力的强暴者的基础上面，故处处无不以压迫平民为能事。”36对于李璜此前提出“一个国民从呱呱坠地以来，受着国家的泽惠”的报恩说，海风更是加以激烈的批评。他写道，我们现在的一切吃穿用度，以及“享受之文物，恩被之文化”，均是老百姓自身劳动及“先觉先知者”的遗留，而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

  此后，针对李璜推崇国家主义的理由，即德意志用此来激励人民，反对《凡尔赛和约》对其的压迫，海风亦给予了反驳，认为之所以会有对外的侵略，恰是源于国家主义之祸。“假如没有国家主义侵逼凌辱弱者之惨祸，也就没有国家主义激起人民‘复仇雪耻’之雄心。”37由此，海风在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画上了等号，并将二者都视为革命的对象：“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为的实现人类自由，恢复人类已失之天赋人权。自由之大敌，就是资本家，就是帝国主义者，也就是国家主义者，今革命而不反对国家主义，还要主张国家主义，那非争自由的革命，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是极可羞耻的革命！”38在海风看来，欧洲近百年来时局的混乱，国家主义便是始作俑者，而所谓用国家主义来抵抗外侮的德国，实际上也将之作为自身侵略他国的正当性理由。因此，海风主张应当消除国家的界限，培养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世界主义者，这样便可以在自由的基础上达致和平。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回应。在《教育建国论发微》一文中，余家菊指出：

  信仰个人主义者，以为惟个人为真有，国家乃幻造之虚名也。若从此说，则个人亦将为幻造之虚名，惟构成此个人细胞为实有。其不中理可以常识定之。盖孤立的个人为绝对无有之事，而群体之行动，亦有以异于各个人单独之行动之总和。吾人坠地即生于一人群中，此人群之衣食言语风俗习惯，乃其数千百年之祖若宗所创造而遗传者，与其他之人群显有差别。又吾人生于此群长于此群，与之同其休戚而共其荣辱，以较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又自有间。故认个人可为孤立的生存者妄也。39

  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无政府主义者错误地认识了个体的观念，以此将国家视为“虚名”，而在现实中，脱离群体的个体是不存在的。从“人是集群的动物”出发，国家主义者批评了这样的个体观，也用社会学的方式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李璜指出，原始社会中的法与图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并不是少数派的专权，也不是愚民的工具，而是由于全体人民的信仰而自然发生的。从原始社会到国家，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集体生活的需求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随着民主制度的普及，曾经的专制国家也纷纷衰微，国民的公意成为立国之本。由此，“在国家这个社会之内，人人平等而得着相当的利益，则在爱国这个信仰之下，也是人人平等而去为相当的牺牲”。40

  正如前文所言，李璜将国家视为社会的一种现代形态，从而为国家的必要性进行论证，这显然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将社会学所倡导的人类之集体性等同于为国家之必然存在的辩护，进而将爱国视为与人类本性相关联的情感，这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在揭露国家的剥削本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站在了同一阵线。正如郑超麟指出，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的产物，无论它是侵略的还是自卫的，其本质都是为资产阶级争夺商品、劳动和投资的市场而服务的工具。41另一方面，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共产党人虽然批判国家的阶级压迫特性，但这种批判针对的是西方建立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是与西方列强不同的国家。“我以为要打破崇拜欧美的迷信，不在拘泥于赞美自己的民族性，而在揭破欧美社会的污秽龌龊，并不惜痛与一般洋奴学者以惩创，使他们不能迷惑国人。”42国家是现代世界基本的政治单位，我们不需要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抵制国家，而是需要采取国家的形式，同时避免西方国家的弊害。

  将“阶级”提升到“国家”之上，中共由此明确了自身革命的两大任务：一是寻求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二是为历史上受到压迫的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谋求合法的政治地位。在这个时候，中共虽然还没有明确形成与国内少数民族有关的民族政策，但显然认为少数民族也与工农阶级一样属于“被压迫者”，因此，需要解放并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在这一点上，中共与秉持汉族中心观的国民党又形成了根本性的分歧。

  同样是在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与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孙中山对一战之后西方列强狼狈为奸、瓜分世界的行径极其不齿，对于他们所宣称要构建的国际秩序的侵略本质也有清醒认识。基于此，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认为这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真正贯彻，也是“世界人类的大希望”。43孙中山对霸权主义的警惕，实则是意识到了李璜等人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的内在危机，也意识到了我们需要在建国的同时提防走向西方的老路。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在历史上倡导和平、仁爱、信义等道德，这与西方列强的“霸道”构成了本质区别，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会走向西方的侵略之路，而是会扶持弱小国家，抵抗列强霸权，进而建立起与当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44遗憾的是，虽然孙中山在对外问题上具有世界主义的立场，但他在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时候，又片面地走向了汉族中心论，没有承认其他少数民族的身份。45从这里也可看到，只有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才能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真正走向和平与平等的道路。

  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萧楚女明确指出：“原来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民族，这是矛盾的民族主义；醒狮派奉之。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于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是平等的民族主义。”46同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目标：

   封建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包含着两个意义：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一是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并且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例如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前者固含有世界革命性，后者乃是世界革命运动中之反动行为。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47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消亡视为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这个时候的共产党人意识到，国家在中国还远未到可以消亡的地步。我们需要国家，但需要的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才拥有最广泛的联合力量，这种联合，既包括与外部同阶级的联合，也包括与内部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联合。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更是清醒地认识到，在面对外敌日本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对于内部的少数民族，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争取。在处理回族、蒙古族等问题的时候，共产党人一再强调，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是受汉族压迫的，而当下的大汉族主义，更是使得日寇有了挑拨、诱惑、分裂的空隙。48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平等的民族政策，只有在承认民族身份基础上达致的平等，才是形成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保障。对外反对侵略秩序、追求世界和平，对内反对大汉族主义、倡导民族平等，这种辩证统一的内外政策，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国之路，也是共产党人始终追求的目标。49

四、结语

  国家主义之争是我国迈向现代化道路早期一场至关重要的争论，它明确了“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一核心问题。在一些基本立场上，争论各方是有共识的，如应当唤起中国人的爱国之心，应当结合中国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国情走出自己的道路，而核心的分歧，则在于对“国家”的认识以及对它的价值判断。

  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在于反个人主义的国家至上论。它是19世纪后期诞生的一种民族主义新形态，与以法国大革命为原型的契约式国家观有着本质区别。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自身的终极目的，一方面压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另一方面也反对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并将军国主义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它在德意志的极端运用曾使其迅速赶超英法诸强国而崛起，但最终因专制和侵略而走向了毁灭。5020世纪初，在抵御外侮和推动现代化的双重重压下，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也试图模仿现代早期的德意志建立“强国家”，这一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其必然性。此前，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同样从以卢梭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民权派转向了强调强力救国的国家主义。51此后，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重拾国家主义，并将其与威权主义相结合，为强力领袖的出现背书。52可以说，自我们走向现代化道路起，国家主义思潮或明或暗地不断浮现，这也是我们在独立自主的建国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理论命题。

  共产党人对国家主义者的反驳，主要从阶级与世界两个方面展开。在反对国家至上论的同时，他们也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个体自由而造成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共产党人坚持集体性生活的必要，但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性应当基于阶级联合，而非基于某个特定社会、特定国家。应当将国家作为目的本身，还是只将其作为实现更高目的的工具，这种理论张力实际上内在于每一个多民族国家，而通过与国家主义者的这场辩论，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阶级先于国家，以世界革命带动民族复兴，以民族平等作为团结之本的立场。这也是我们建设自身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在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讨论中，西方学者往往将我们国家独立的过程视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并强调战争在民族主义动员中的重要作用。53然而，通过对国家主义之争的梳理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国家建设并非简单的对外部侵略的回应，也并非仅受激情驱使的民族主义运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便对自己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应当如何处理内部多样性群体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切的思考，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性方案。在这场论战展开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对我国各少数民族也尚未有实践性的体认，但共产党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对外联合世界上的其他被压迫民族，对内反对大汉族主义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是中国革命的核心目标。这种认知，在当时的时代无疑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也成功避免了我们陷入某些西方国家的军国主义窠臼。此后，随着革命的推进，中共也不断丰富并完善对于相关问题的认知，最终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则是西方与苏联民族理论“中国化”，并与中国历史上的文明结构及天下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与国家主义者的论争是中国共产党明确何为“中国道路”的起点，其理论及现实意义仍旧值得进一步挖掘探讨。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曙光计划”项目“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脉络及世界意义”（项目编号：23SG27）、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JZD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