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战”到“世界大战”：一战在华反应的思想轨迹与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事件，对于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来说，则是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影响国际格局的开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先被动应对后主动参加大战并积极谋求自身正当权益，却很快由希望而失望，发现自己即便成为战胜国也还是被西方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排除在外，“公理战胜”“世界大同”终成泡影，就不得不有所调整和转移，将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来实现自主和平等。在此过程中，中国与“世界”若即若离，对以是非而非强弱处理国际关系的追求与期待愈挫愈勇。对这场大战，时人先是普遍称之为“欧战”，后来逐渐变成“世界大战”。①称呼变化的背后，既是“世界”这一概念近代涵义主观性的体现，②更深刻影响了国人形成自我定位、国际认识和未来规划的思想轨迹。聚焦名称的变化，把握背后的事实，勾勒一战带给中国的思想革命，有利于认识一战对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历程中的关键意义，乃至更好地理解此后中国政治和思想变革的基本走向。

一、 一般描述：旁观欧战心态下的“世界战争”与“世界大战” 

  发生于1914年到1918年的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集团间的大规模战争，今日通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当然是后来的叠加倒叙，而“世界大战”也并非当时通行的称谓。时人普遍以“欧战”相称，“欧战”所指更加明确和客观，“世界大战”则相对模糊却包含更为主观、主动的判断和意识。从“欧战”到“世界大战”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范围和量级，更与中国人对大战形势与前途的判断和希望有关。

  “世界战争”“世界大战争”“世界大战”之类的表述在一战前已经出现，这与“世界”一词近代新涵义的特点有关，即一方面实指地域上的全球范围，但有时又作为当时少数先进和强大国家的代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形容词，具有抽象含义，言其广大不拘于一国。日俄战争期间，《东方杂志》论道，“日俄战事既开，世界万国虽纷纷宣布中立，要其各挟一帝国主义从而伺其后”，所以“世界战争亦非彼族所敢轻道”。③所谓“世界战争”，意为国际间的尤其是大国  强国之间的，区别于一国内部的战争。《申报》则综合各报之意称：“俄国似决意累及法国，令其与于战事，如此则成一世界大战。”④此类泛称在当时并不少见，都是泛指或虚指，既非特定也非实有，且不涉及中国。

  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关联，最初均为预测。1906年，《民报》的一篇文章判断若中国不能自立，就会导致“各国争欲均势力于中国”，“常足以激成世界之大战争”，⑤虽与中国直接相关，却是虚拟。在此前后，由于列强在华势力之深广以及争夺之激烈，时人常常感到世界的焦点在东亚甚至中国，日本人亦持此念。⑥伊藤博文就曾对记者说：“远东一隅，列强或间接直接酿成一世界之大战。”⑦《申报》放出消息称法国若“遇有世界大战”，必会占领琼崖岛（海南岛）。⑧这些判断和表述或与后来的史实相反——世界大战并非起于中国，或有着惊人的相似——日本趁大战占领青岛，都将虚拟的世界大战与中国相关联。

  1913年，《东方杂志》刊出商务印书馆编辑钱智修的译作《世界大势变迁论》（译自巴克尔［J. Ellis Barker］的《十九世纪及其后》），称“欧奇纳河The Ergene River畔之战，实为世界大战争之一”，⑨此即埋下一战导火索的巴尔干战争，无意中衔接了“世界大战争”之名与一战之实，却仍为泛指而非特定。1914年7月底一战爆发，8月6日中国宣布局外中立。很快，《欧洲战事汇报》在上海创刊，参议院议员陈时夏等为主要撰稿人。其第1期刊发的《论欧洲战事与中国之关系》指出，“自此次战后，世界局面必一大变”，“数十年势均之局必自此次战事而破”，当下政府应该“趁列强战争之时，集精会神，整理内政，开诚布公，与人民更始，求满清失败之原因以为鉴，默观世界大势之所趋，改政治之方针以应之”。⑩陈时夏尽管已经意识到战争会有世界性影响，却不称之为“世界大战”，并以局外人的心态看待大战，关注内政改革，恰与官方的中立态度相呼应。同期还刊发了陈时夏的《世界百年未遇之大战争》，称过去欧洲战事“关系多在直接交战之一二国，初未有如此次战事关系之大”，此次则“远东人之感觉，直无异于和瑞比西之民”。11陈时夏有关大战与远东关系的论述，稍有夸张，实际上是消息传递便捷，东亚可以及时获悉。“世界百年未遇之大战争”只是一种描述，不同于作为专称的“世界大战”。换言之，范围广、关系大并不是一场战争可以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充分条件。该刊第2期发布宣言，称已经添聘编撰员数人专记各国战事，译述员专译各国著名报章，并且“注重言论以及各国之历史地理大势，裨阅者可以洞悉各国之国情，将来则可成为一部欧洲大战史”，指出“此次欧洲战事为世界未曾有之大战争”，12却仍称其为“欧洲战争”，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名称的有意识转化，日本的反应似乎更快。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25日其控制的朝鲜总督府机关报《每日申报》就将传达世界各地战争电报的第2页新闻“全欧大战乱”改名为“世界的大战乱”。13虽然尚未形成“世界大战”的特指，但迈出了从“欧洲”到“世界”的有意识一步。稍后，中国开始明确特指此次战争为世界大战。10月4日，《大公报》报道称“世界大战，运输窒塞，大连输出之豆油所受之打击颇巨”，14这还是主谓结构的用法，与命名不尽相同。11月，范源廉发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认为“值世界大战之今日，于吾所期养成国力之教育，实为最良之时机”，15依然还有主谓结构的痕迹。《申报》称为“此世界大战争”，16将一般描述定位成具体指称，但还未提炼固定。当月和下月，著名时事评论人、时任《申报》主笔陈景韩以“冷”为笔名，发表两篇时评。一则曰“今之世界所谓大战者，金钱与血之大战耳。故世界大战之结果，而定世界之正真强有力，则惟金钱孰多流血孰多而已矣”；另一则曰“以如此世界大战之时”。17以上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和特指这场战争为“世界大战”的，此前陈景韩还是以“欧战”相称，而此后他发表的多篇短评，均改称为“世界大战”，18足见媒体人的敏锐。此外，该报1915年3月和4月分别刊发的《战云趋向君士丁谈》和《德人之非缄口政策》亦采用“世界大战”的称谓。作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报刊，《申报》最早较为集中地开始使用“世界大战”的称谓。

  与媒体称呼转变相呼应的，是专业团体著述中的观念。1914年12月，陆军学会出版其会员胡祖舜编辑的《二十世纪世界大战记》。胡祖舜为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一战爆发时他供职于陆军学会所办的《军事月报》。“欲一举所见，供诸社论，聊以尽会员一分之义务”，故编是书，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视和讨论。他认为，“近世世界外交之舞台，实以二老大国为中心”，即中国和土耳其，两国腐败积弱，为列强所注目觊觎，分别造成远东问题和近东问题。“世界之祸机，即所隐伏，而中土两国遂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矣……立国于二十世纪之竞争舞台，舍武装末言和平”，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与一切内政息息相关的武装。19陆军学会副会长、北京政府陆军部编译处副处长张文赞赏该书取材丰富而又简括详明，纲举目张，卓然佳构，可以“推胜败之原因，为改良之范本，从而整我军旅，固我国防，我绚烂庄严之民国，与列强争雄于冠裳坛坫间不难矣”。20陆军部部员、陆军学会调查处处长潘毅亦认为该书对于“欧洲开战之原因，交战之事实，各国海陆军军备暨动员之概要，并其他中立各国之状况，如星罗棋布，昭然若揭”，对于中国振作人民志气、唤醒尚武精神颇有助益。21该书标题中虽然还有“二十世纪”的前缀，显得不够凝练，且书中的称呼仍以“欧战”为主，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本将此战命名为“世界大战”的著作。

  该书已经注意到大战与中国的关系，但只是抽象的、宏观的、镜鉴式的，故基本还是以旁观者的心态希望获取军事方面的信息，同时也寄托着对国家强盛的宏观远景的期待，其方向是从大战来看中国，而非以中国角度看待、参与乃至影响大战。这是当时立场不同的各方面共同的基本心态。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亦是如此，他们判断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袁世凯无法获得借款，将大战视为发动三次革命、推翻袁世凯政权的良机，并为此积极谋划。大战是完全作为外部环境被认识的，称谓上自然也只能是“欧战”。22而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曾译述有关大战的英文评论供袁世凯参考的严复，其思维和表达亦复如此。战争初起，严复称其为“世界战端”，23固然有言其大的意思，恐怕多少还有一点外在的感觉。当战事逐渐发展，他反倒更加确切而稳定地称之为“欧战”，哪怕已经意识到其影响“遍于全球”，但关注点在于国内“同室操戈之事”，24对大战仍有置外之感。他甚至多次预言战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所谓“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乃成新式世界”，不可谓不知战争影响之广泛，但称谓上仍保持“欧战”。25这充分说明，大战影响之广，与中国关系之深，虽有关联但仍有区别，后者才是其能够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关键所在。

  一战于欧洲爆发，中国人称其为“欧战”，最自然不过。由于牵涉颇广，偶尔亦描述其为世界级，这是一种形容，而非专门指称。日本参战，战祸蔓延东亚，国人开始使用“世界大战”之称谓，这不仅是因为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更是由于意识到大战与中国的关系更加拉近。虽然此时只是个别出现，并没有改变主要称“欧战”的基本面，只能被视作一种发端，但这种转变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泛指描述的世界级战争或许可以不包括中国，但作为特定指称的“世界大战”就没有理由将中国排除在外。1915年11月，《英商公会华文报》甫一创刊，便开始刊载译著《世界大战原因孰为戎首当负其职》，26其内容即为同年上海雷斯赉译印的《欧战纪事本末》。该书英文名为“The Great War：Its Origi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欧洲人径直称之为大战，多少有点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世界的意味。中国人在原文不具备欧洲语义的情况下将主标题仍译为“欧战”，27客观具体实指优先的同时兼顾定性描述，最能反映此时在以“欧战”为主流称呼的前提下“世界大战”之称谓渐渐萌芽的基本格局。根本上，这是由中国与大战，更是与世界的关系深浅决定的。

二、指称成型：身在其中的“世界大战”

  随着日本参战并攻占青岛，中国与大战的关系变得直接起来，“世界大战”的称呼应运而生，但仅为少数，国人依然以旁观心态为主。梁启超积极引导国人思考大战与中国的关系。他先后撰成《欧洲战役史论》和《欧战蠡测》，感慨“国人对于世界知识之兴味，浅薄极矣”，大战以来朝野“相见必以欧战为一谈资”，虽有所不足，但“求知外事之心，固已日渐恳切”，不失为“思想界一进步之机”。他认为“吾中国人者虽曰幸超然立于事变之外，其直接所蒙影响不甚剧，而战后之狂潮，势必且坌涌以集于我”，因此“不容以隔岸观火之态出之”，希望“借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28李大钊为《世界风云与中国》一书作广告道：“世界既沈于战乱之中，则凡立国于世者，当无不受其影响。中国与巴尔干，同为列强势力集中之点，此后存亡之运命，愈见逼紧，凡在国民，宁容漠视。”29将中国与巴尔干类比，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与大战的距离。

  在有识者的呼吁下，中国与大战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吴宓读到清华学校英文教员王文显的英文著作《从中国人立场看世界大战》（The World War，From The Chinese Standpoint），称其“精湛缜密，佳构也”。301916年6月15日，《民国日报》刊发《平和救国》，先陈述欧洲战事这一“世界的大战乱”加入者已十二国，世界大国中未加入者仅美国和中国的事实，继而反思中国积弱即在于“国民不自觉其世界的地位以努力向前”，强调“苟吾国民而自觉其世界的地位，则处兹世界大战争之避风港里，应念及战后之世界局面，念及战后吾国在世界之地位，以致力于巩固国基之事业”。31

  当然，这些关注在外国人看来仍然不够，英国人维尔就认为：

  今日之欧战，自文明国人观之，皆以为全世界之战，而中国人独不作是想……华人对于今兹战事，初无希冀某方获胜之意，而于开战之目的，亦漠不关心。其心中所希望者，为恢复和平而重建远东之均力耳，他非所问也。所以然者，未始非怀疑于日本有以致之耳。32

  此处除明言中国对大战关心不深外，更敏锐地点出日本在其中的影响。实则早在1914年，英文《北京报》就预言：“欧人之视线必尽集于此次战事，不再顾及他隅，而东方之中国，惟有任其生活于一大强国势力之下矣。此一大强国者，继续集其视线于中国，且未必能事事以敦睦国交为前提，即彼日本是也。”33日文《上海周报》则强调此次战争“非如支那革命之仅为世界一部份之问题，实于世界各国颇有多大之影响者也”，认为“吾人处此时局，惟有以冷静之态度，观时局之推移，不可徒为日日之电报所激刺，以失其判断力”，宣称“日本者，支那之善邻国也，决不于此时逞何等之野心，依然尽力保障支那之安全与平和，以维持东亚之和平”，呼吁中国“全然停止自国中各私人之争”，“不与外人生事，而专其心力于内治”。惜乎那时候的中国译者却认为该论“多有见地，而对于吾国人之忠告，尤觉诚挚周到，情见乎词，望读者三味其言也”。34

  日本从“欧战”到“世界大战”的意识转换比中国略早，使用上亦逐步稳定。35这是由于其觊觎德国在华权益，图谋趁大战之机谋求更多特权。中国地大物博，在日本看来简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此垂涎三尺。日本人福本日南在其著作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参加于现时世界大战之日本国，此战役之结果，日本百年之大计，收获之道，可以缅想已”。36中国关注一战以及世界大战称谓的逐渐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日本为焦点的。李大钊就警告日本倡导极东门罗主义之举“有引起世界大战之虞”。37

  国人对大战从持有旁观心理到积极思考其与自身关系的过程中，“世界大战”和“欧战”称谓呈现摇摆状态。有时两者并存互训；38有时特别点出大战范围由欧洲扩大至世界的历程，所谓“渐传染于亚洲，又渐传染于非洲美洲，而所谓世界之大战争乃真于是成矣”；39有时则对“欧战”进行辨析（恰说明已成习惯），所谓“总之欧战云者，实世界之战争，而非欧洲一隅之战争也”。40这些表述说明，“欧战”对于中国在事实上和观念上真正成为“世界大战”，仍需要过程。

  1917年2月9日，仍持中立但参战问题已提上日程的中国政府就德国之无限制潜水艇战，提出严重抗议。英文《京报》对此大加赞赏，称其为“对外政策之正式诞生，即中国振兴之先兆”。因为“中国自最初与列强发生条约关系以来，其外交行动未尝出国门一步，以及于世界之政治”，“所谓对外事务，皆为滨海口岸”，如今“竟能步武西方，肩荷所当担负之义务，诚为伟大之事件”。该文认为中国与德国绝交的原因不在于想扣留德国庚子赔款，而在于“对于一切欲将中国屏弃于欧洲公共法律以外之阴谋予以概括之答复”，即主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格局。41将中国在大战中的抉择与作为，视作对国际格局的积极参与，观察相当深刻。国人亦有同样看法，3月8日《大公报》刊文论道：

  两年以前，欧战初起，习国闻者逆知其与中国有绝大关系，而一般社会甚昧昧，固也。未几，青岛战役发生，世人始少少觉察中国之国际地位，同时输出之物停滞，输入之物减少，商业界复感切身之痛，乃能了解于世界大战争其影响吾国有如是者。迨至近时美德断交于前，我国抗议于后，西方战云寖寖有波及中国卷入潮流之势，举世之人，始动色相告，世界思想缘是贯注于国民心中，庶几足以打破旧中国之迷梦，奋励新中国之精神。就消极的利益言，未尝非国民训育上一猛烈剂。42

  以上所论虽然集中于经济问题，实际上深入“世界思想”，即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层面，所谓“猛烈剂”也。

  抗议之后，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国断交，参战已是箭在弦上。对于牵动府院、南北、朝野的参战问题，梁启超指出“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43众议院议员吴日法称他在“欧战初发生时即鳃鳃过虑，以为中国断难自拔于世界大战争之漩涡”。他认为欧战的真正原因不仅不是塞奥肇祸，也不是政治家所观察的英德争霸，而是“二十世纪国际裁判解决国家所以生存于世界之问题耳”。虽然“修明内政为探本之论”，但此时中国“立国于世界”并无“及时修其政刑之闲暇”，“求所以生存之道”就“不得不从外交一方面着眼”。中国由中立到对德国提出抗议并断交，“非亲协约而远同盟，诚以凡一国家，立于世界，自有对于世界之义务，所谓对于世界之义务维何，即增进世界之和平，保持国际公法之威权是”。44

  1917年8月14日，中国宣布参战。已有学者指出，这标志着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45抗议、断交、宣战三部曲，拉近了中国与大战的关系，增加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分量。宣战前，各国公使谒见代总统冯国璋，法国公使代表协约国公使表示“协商国政府关于维持秩序，以助长中国之发达，实具有热心之希望，际兹中国欲参加世界大战争，跻于拥护正义公道者之列，尤为深感之至”。468月16日，《民国日报》转引《大陆报》社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大战以抗德奥，虽予最近未来之战事进行上，未必有何实质之影响，而精神上之感应将非常迅捷”，断定“中国今已加入正义及民治之林，以彼自己之行为，取得彼此后继续为主权独立国之一种新保证”，预测协约国的胜利“终能以充分之合力维护世界之和平秩序，保护弱者抵抗强者侵略之权利”。47

  对于参战关系最直接的军队，有记者就国内时事表示“宣战而后，第一重要者为军人，我国今日之军人，正宜整饬军纪，亟自树立，以表示我国军人之品性能力，足与世界高尚之军队为伍”，“今日之军政长官，纵不能立功于世界大战之中，博各友邦同声之称许，亦当严行约束以稍尽维持地方之责”。48有人勉励军人“当此世界大战之机会，得身亲其役以为实地之练习，庶几相观而善，纵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未始不可为时势所造成之英雄”。49对于参战，颇有一种与有荣焉从而踌躇满志的积极心态。

  在以上这些表述当中，“世界大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一称谓呈现定型趋势。1917年11月，《东方杂志》刊出译文（译自日本《太阳》杂志），概括指出：

  今日欧洲之战争，历史以来未有之大战争也，论者称之为世界之大战，初犹不过言语上之形容词。自美国参加之后，中美、南米不待论，即中国、暹罗亦相继加入，殆举世界之全部皆投于战乱涡中。于是世界大战云者，遂由言语而成为事实矣。50

  诚然，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参战使得大战不仅在事实上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大战”，在观念上更是身在其中、用心其中的“世界大战”。留学归来的蒋百里指出“此次鉴于世界大战争，知军国民教育之不可或缺”，特著《军事常识》，51也是这种积极心态的反映。至此，国人对大战置身事外的旁观心态基本转变，“世界大战”的称呼亦日渐成型。

三、 名分攸关：中国权益与世界秩序

  中国参战的主要目标是收回部分国家权益，提高自身国际地位，加入并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尽管在参战方式和时间等问题上遇到诸多障碍，协约国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主动配合和支持，但中国方面的积极性是显而易见的。

  对德国宣战一周年之际，《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军事上已经失势，宣战“不但于协约各国不无良好之影响，且于自家亦无何等之不利”，强调此乃“为人道而战”，是以民族之自由对抗武力主义，“吾国上下所得于欧战之教训，必与诸与国所得之教训相同”，即“凡一民族勿论强弱，必力争保持其自由是已”。该文最后特别指出：“夫我之宣战，本为力争自由，今值一年纪念，国人当将力争国家之自由一念坚记于心，续继发挥而光大之，以明宣战并非被动。设宣战而为被动，则今日之纪念，当引为国耻，有何颂扬之价值耶。”52有人甚至提议组织学生赴欧参战，“吾国之见侮于外人也久矣，苟延残喘于列强均势之下者垂数十年，自对德宣战，外交之形势一变”，“乃宣战以来，已历寒暑，德人之侵略主义尚横逞于西欧，吾民之参战热潮，犹潜伏于东亚，清夜思之，愧恼无已”，而学生“既将为未来世界之主人翁，必先谋今日民族之立足地，多与世界尽一分劳力，即为吾国开一线生机”。提议组织学生参战的理由包括“吾国外交，久居被动，吾民天性，向喜沉寂，若学生有此组织，在欧美虽属常事，在中国实为创举，颇足以动世界之观听”和“学生富于爱国心、冒险心，既参与世界大战，了解国际情形，将来只须一人生还，亦足胜建造新邦之任”。53

  大战进入尾声及刚刚结束时，国人的关注点已经不是战争本身的胜负，而是战后的国际格局与世界趋势，尤其是中国在其中应有的位置和举措。张东荪认为“欧战将了，世界一新，世界潮流之影响于国内政治者必不尠”，重要者一为“军阀政治必归淘汰，此次德国激起世界大战，纯由军阀之野心”，一为“舆论之力必日增”。54蔡元培展望“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55又指出，“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56盼望战后的新变化和不吝肯定战争的价值，实为一体两面。而蔡元培此前的论述，大多使用“欧战”这个称谓，57他的转变可谓一个缩影，反映了之所以成为“世界大战”并不是因为其规模大，而是因为其与中国关系密切；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本身，更是因为中国成为战胜国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期待。

  1918年10月，江苏省教育会于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上提出“对于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案”，将“世界大战”作为参照和起点来思考教育问题。蒋梦麟认为该案文字简单，不能将事实详细说明，何况欧美各国以及日本都有专论战后教育的著作出现，而中国“对于此大问题发布言论者，凤毛麟角”，因此特意撰成《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以详细论述。蒋梦麟将欧战发生的原因大概归结为经济之竞争和国家主义之竞争两端，前者即争夺利益和地盘，而后者因为美国的加入“转而为平民主义与武装主义之激战”。对于大战之结局，蒋梦麟则认为当以“经济之能率”“个人之能率”“社会之进化”三点为断，“战后之教育，其目的不外乎求此三者而已”。具体到中国，在教育行政方面，应该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进步，发展职业教育以提高经济效益，推广大学以及高等专门教育以培育社会领袖，推广童子军以养成自动自助能力；在学校设施方面，应该发展个性以培养健全的人格，注重美育、体育以培养健全的个人，注重科学以汲取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发展生计，注重公民训练以塑造平民政治精神，从而奠定服务国家及社会的基础。58不难看出，这些方针都是紧扣大战发生的原因与胜负结果而来。1919年2月，蒋梦麟主笔的《新教育》评论称“世界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想，必多所变迁，吾国今后立国，内必准酌国情，外必审察大势，使国人之思想与世界之潮流一致进行”，并将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的议案称为“今后教育之注重点案”。59“世界大战后”可以被化约为“今后”，国内外诸多就战后教育问题进行的专门讨论，都说明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思考重要问题的默认起点，可见其影响之深刻。事实上，当时许多冠名“今后”的讨论都是以世界大战作为起点和参照物的，无形中也规定了讨论的具体内容。美国人吴惠津发表了题为《世界大战后之道德》的演讲，提出“义勇心”“协力同心”和“国际同盟大约章”三点。60道德问题本极广泛，这里独独列出此三者，显得有些特别，恰恰都是对照大战而来。

  当然，最直接的问题还是战后处置。《时事新报》鉴于“欧战将终，将来媾和会议，我国应若何发言，此时亟宜准备”，特以“欧战议和问题与我国”为题，开展有偿征文。61其中，核心的问题无疑是收回日本趁大战之机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最大的障碍和困难就是日本。著名记者邵飘萍对此极为敏锐，早在1918年7月他就对于出兵问题特别指出：

  第一须认定此项问题之上无论何时不能离去“协商国共同一致”七字之标帜，第二须认定此项问题之上无论何时不能加以“中日”两字之标帜。盖协商国云者，包含中英美法日俄等于一名词之内其共同一致之行动，乃所以解决关系世界大战局之一部之东亚问题，非中日两国间所可自相授受之私事也。此种观念既先明瞭，今后处置之方法乃可以有条不紊免除无谓之纠纷。62

  如何运用国际法等工具在外交场上据理力争，争取有利地位，是中国外交界乃至知识界面临的重大问题。邵飘萍在这里从名分的角度提供了思考，核心是将中国问题定性为“世界大战局”的一部分。“世界大战”的意识包含预防和抵制日本野心霸行的良苦用心。这种名分和身份意识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稍早之前就有人认为中国的参战“事实上虽未兵戎相见，而于我国运前途实有莫大之关系焉，自我言之，已不啻孤注一掷之大壮举”，而“欧美各国初则极力引诱，今则视之几若无睹，即我国人亦几自忘其为世界大战诸交战国中之一员矣”，63对此非常愤慨。

  事实上，这种身份和名分在各有算计的欧美列强那里根本不值一提，1917年11月美日两国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中国正当愿望的落空早就埋下了伏笔。再加上“二十一条”的影响，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企图可以说早有警惕。戴季陶就曾警告道，“当世界大战终结之今日，中国排斥日本之风潮，已达极点，日本欲谋两国之亲善，图东亚之永久和平，且免除日本之危机”，就必须放弃在中国之所谓特殊地位。64

  有意思的是，国人的警惕、防范和控诉经常与警示“世界大战”相关。早在巴黎和会之前，《申报》的报道就指出：如果和会不能“担保中国土地之独立与完全，且利用国际间之能力实行其担保，则中国当然可以退出和议大会”；假如协约国“于既解释全球脱离欧洲霸王之后”，不能救中国“脱离亚洲之霸王”，不仅华人绝不答应，并且“中国今日之地位既不利于己，亦不利于协约，若长此不变，卒将酿成又一世界大战，以亚洲为大战场也”。65

  此一世界大战甫了，已开始防范另一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俨然已成一特定符号。北京的外交讲演会上，有称“今此欧战即起于近东问题，此后或将移而至远东，故此等形势若不破除，或且有第二次之世界大战发生，吾人此等主张实不仅为本国谋私利，抑亦于世界谋安宁”。66留学界宣言称日本“自欧战起后，乘列邦无暇东顾之时，遂胁迫我国缔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有损我国主权，而贻将来国际纷纠之隐忧。若不早图破除，则将来之世界大战争，必发生于东亚”。67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国人愤曰“西方德意志虽败，东方德意志又起，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皆系协约各国姑息所致”。68福建云霄县国民外交后援会正告欧洲列强，若一味姑息日本，则其“必为第二德意志，中国必为第二巴尔干，而亚洲导火线既未铲除，则第二世界大战争亦恐不能侥免”。69陕西高陵县成立西北救国会，所制旗帜书“今日之夺我青岛者，即他日之构成世界大战，破坏世界和平者，同胞其图之”。70在华美侨团体甚至亦特请驻华美国公使转致电给美国国务院及在巴黎之威尔逊总统，有云：“倘吾人不将东方目下之情形布吿世界，则将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吾人子孙将受其实祸，而日本若被给予在亚洲大陆之无限权力，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必起，可断言也。”71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而“世界大战”的符号性在此时已日渐显著，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这些控诉和预警中，陈独秀的看法稍有特别且更加深刻。他愤慨于此时仍是“强盗世界”，“公理不敌强权时代”，赌气道，“横竖是强权世界，我们中国人也不必拿公理的话头来责备协约国了”。然后他话锋一转，指出“拿破仑时代的世界大战争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所以造成第二次大战争，这次威廉时代的世界大战了后，仍是强权得势，恐怕又要造成第三次大战争”。他将一战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颇有些与众不同，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强权的愤慨。他进一步指出：“要想免除第三次大战争的痛苦，非要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弃公理的强权不可。什么‘国际竞争’、什么‘对外发展’、什么‘强国主义’、什么‘强力即正义’，都是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72显然，他对战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如何避免战争的思考都颇为深入。

  一战于1918年11月11日正式停战，有人对此日期感慨道，“今日欧局停战，则为十一月十一日十一点钟，时日叠书，适似世界之世字，表示世界大战告终之意，因知历史重大事迹，来踪去迹颇耐玩索”73，“世界大战”称谓日益深入人心。其日益蓬勃的又一显著表征是，大战甫一结束，就出现许多以“世界大战”之名追述大战历史的著述，颇有定论之意。1919年2月，《新教育》首期即刊登译文《世界大战史举要》，依时序叙述一战大致经过，并附以评论。74浙江军事编辑处发行的《兵事杂志》从第58期到第68期，连载吴钦泰的《世界大战史》。75中华图书集成公司经理鲁云奇认为此战“胜负之数定，治乱之理明”，不可无书记载，于是请同人“纂战事始末”，辑为四册《世界大战英雄史》，“举协约国之英雄而表章之”。763月，该公司又组织名人，搜集各国公文，以及私家笔记、战地通讯、迻译编述等，辑成《世界大战史》。777月，《京报》刊出《世界大战之回顾》，就大战远因、近因、经过和和议经过，以大事记的方式叙述，最后论道：“和约既签字，世界大战从此告终，今后将从事于和平事业矣。然和约内容未尽受正义之支配，以强权维持和平则为日几何，有不能不引起世人之疑问者。”7811月，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又发行《世界大战轶闻》，“溯其开战之源，详其战时之状，备列主战人物，搜罗战地轶闻”。79

  “世界大战”的称谓在大战尾声和战后蓬勃起来，一方面带动国人更加紧密地在“世界”中展望和争取自身应有的权益和地位，另一方面又让正当愿望落空后的失望与愤怒更加深沉，乃至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和警告，并深刻影响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走向。虽然到此时，“欧战”的称呼依然存在，但“世界大战”称谓的蓬勃之势已不可挡。其蕴含的对“世界”的积极参与、即时同步和深切想望等涵义已经完全成熟，与之并行的则是抵制日本自居为东亚主人及阻碍中国直接面向世界。如时人所论，日本“欲以中国为高丽”，“迫之使至于‘为人臣者无外交’之地位”，国人必须明确“吾人为世界之一人，为中国之一人，对于世界当思有以扑灭军国主义，以树永久和平之基础，对于中国当思有以增进国民能力，裨得与各国齐驱而并进”，如此才可以避免军国主义所带来的世界大战。80虽然胡适仍感到“在汉文里，‘世界大战’四个字（The World War）还不成名词”，81这只是“欧战”的惯性使然。82可以说，相对于更加客观、单纯和静态的“欧战”称谓，“世界大战”的生命力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四、结语

  从“欧战”到“世界大战”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描述性泛指到专门特指，再到极为重视其中“名分”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世界战争”和“世界大战争”逐步统一和凝聚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先是笼罩在“欧战”之下，最终后来居上，成为指称这场战争最具标志性的称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事实而言，是中国与大战、“世界”关系的日渐紧密，大战对中国的影响重心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就语言而言，则是近代中国“世界”这一概念可大可小、可实可虚，可能包含中国也可能不包含中国的特性所决定的。“世界大战”称谓的形成与成熟，集中体现了思想界的敏感，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自主平等、构建合理国际秩序的自觉意识。日本在称谓的变化中，较之中国更为敏感和积极，但其独霸亚洲、侵略中国的野心，与中国在共和初建、外交群体刚刚专业化之际艰难寻求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应有地位的良苦用心，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世界大战”战胜国一员的身份维护公理、抵制强权的努力，不幸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东亚，亦不幸而言中。回望一战后期，中国外交界、知识界付出的艰辛努力，更加无奈的同时也弥足珍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大战”称谓的蓬勃运用，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舆论上的鼓吹较之官方，要显著得多。而一战导致的走向西方那个“世界”的失落和转向苏俄那个“世界”的主动，都不是由官方主导，甚至根本不是当局者的意愿，恰恰是思想界和社会上掀起的滚滚潮流所导致的。知识界和思想界率先及更青睐“世界大战”称呼的潜作用，虽如风一般难寻踪迹，却可谓既深且远。就战役而言，“欧战”的中心当然在欧洲，就历史而言，考察“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必须充分考虑中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中国‘世界’观念研究”（项目编号：18CZS0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