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如何塑造社会认同？

一、从“什么是政党”谈起   

  长期以来，政党被视作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既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代政党的特质，如具有官僚化的组织结构、形成寻求国家权力的组织（韦伯，2010：1566；米歇尔斯，2003）、立足于抽象思辨的原则（休谟，2010：39-45）。然而，这些特质也见于其他现代政治、社会组织，如政府机构、利益集团、社会团体。相较之下，现代政党有什么不同的特征？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局限于关注政党本身，而应当回到政党如何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至社会的不同领域（Sartori， 2005），也就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本文将围绕列宁的灌输理论，通过分析他对政党如何塑造无产阶级意识的论述，试图回答现代政党的独特性之所在。

  “政党-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经典议题之一，其出现与19世纪现代政党制度在西欧的普及密切相关（Mudge & Chen， 2014），相关研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和韦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表达（马克思、恩格斯，2014：41）；与此同时，通过建立政党，一个分散、潜在的自有阶级（工人阶级）才能转化为一个成熟、独立的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并推动社会革命的发生（Beyme， 1985；Harding， 1998；马克思、恩格斯，2014：41）。韦伯则提出现代政党建立在一种结合体的社会关系之上，与其对应的是工具理性驱动的社会行动类型，政党的建立背后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此外，随着政党组织日益科层化，其又会形成独立的利益诉求，成为权力的追求者（Gane， 2005；韦伯，2010：1075-1077；Mudge & Chen， 2014）。三者对政党-社会关系的研究，都在探索政党如何表征和推动欧洲现代社会的起源和演化，其背景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政党走上现代社会舞台。大众政党起源于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为了扩散自己的意识形态，拓展成员基础，其积极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构成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欧洲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Gunther & Diamond， 2001： 16-22）。在不同程度上，20世纪以来的各类政党大多可以被归为大众政党的变体（Ackerman， 2021：29；Sartori， 2005）。①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还是韦伯的理论，都没有将政党-社会关系置于特别核心的位置，②并且都注重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多面性。情况的变化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方面，政党竞争在这一时期最终成为欧美代议制民主的核心要件（Boix， 2009：500）；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列宁式政党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此背景下，萨托利将现代政党区分为“作为部分的政党”和“作为整体的政党”（萨托利，2006：51-81）。前者以代议制民主的政党为代表，主要功能是表达社会某一“部分”的利益诉求，从而维护既有的社会规则与秩序；后者则以列宁式政党为代表，是一种走在社会整体前面的“先锋队政党”，具备引导社会的功能，其行动指向的是社会的革新与改造。伴随着现代政党体制的成型和分流，对政党-社会关系的研究日益走向社会科学研究舞台的中心，并先后形成了不同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政党如何反映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价值理念上的分歧，其中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提出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学说，他们认为政党政治必定是某种社会分裂的反映（Lipset & Rokkan， 1967）。这一研究取向背后的学术传统则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③立足于此，李普塞特和罗坎将政党视作一个稳定的民主秩序所需的条件（Marks & Diamond， 1992）。他们认为，一方面，伴随着民主参与，社会分裂凝结成不同的选民联盟，进而形成政党制度；另一方面，政党又通过推动具有不同利益、观点的社会团体达成妥协，将其整合进国家之中（Lipset & Rokkan， 1967）。④

  另一个研究方向则是政党如何塑造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Leon， Desai & Tuğal， 2015； 2009），该研究方向兴起于21世纪初，并受到两方面因素的推动：其一，伴随着20世纪下半叶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身份认同和身份政治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身份政治在现代政治图景中更是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阎小骏，2016：241-247）。其二，欧美政党政治发生转向，获得支持的政党候选人或新兴政党不再重复既定的政治、社会理念并维持已有的社会秩序，而是“擅于在不同议题之间创造性地建立联系”，“为人们提供理解自身诉求的新维度”（张跃然，2018），从而推动社会的革新。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将目光从“作为部分的政党”转向“作为整体的政党”（Leon， Desai & Tuğal， 2015：4-5），并通过汲取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关先锋队政党的论述，形成了“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的研究方向。需要说明的是，先锋队政党的理论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政党如何塑造无产阶级意识，二是政党如何通过组织化手段来整合社会。第一个层次的内容与20世纪末社会科学对文化、认同、符号等话题的关心相契合，⑤因而被纳入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之中。⑥在此基础上，埃德温·阿克曼（Edwin F. Ackerman）明确提出现代政党的特质在于其具备塑造社会共同体意识的能力（Ackerman， 2021）。

  “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的视角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什么是现代政党”的认识，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解答：为什么政党具备塑造社会认同的可能性？阿克曼曾指出现代政党之所以能够塑造社会的共同体意识，是出自两种对个人的剥夺过程——经济上生产资料的剥夺和政治上自我代表权的剥夺。这时，个人游离于传统政治、经济结构之外，缺乏归属，才成为可以被塑造的对象（Ackerman， 2021）。阿克曼的说法富有启发性，但依旧未能澄清为什么是政党——而非其他政治、社会组织——承担起了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塑造者的角色。本文通过对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史分析，试图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解释。

  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列宁主义研究对于拓宽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界限的意义。例如，应星分析了列宁式政党的制度遗产如何成为社会学面对时代课题的研究基石（应星，2023）；姚中秋则提出对列宁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科学中暗含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并推动建立一套更具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姚中秋，2023）。本文之所以选择列宁的灌输理论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最早系统分析了政党如何塑造社会认同；葛兰西在列宁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领导权”思想（Joll， 1977：76；安德森，2020：23-24），成为21世纪“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Leon， Desai & Tuğal， 2015； 2009）。而之所以要采用思想史的分析方式，则是由于列宁不仅是一名理论家，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相结合，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灌输理论出现的原因及意涵。⑦

二、理论灌输与社会革命

  列宁灌输理论的观点最早见于他在1893年至1901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什么是人民之友》《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文中得到系统的阐发（孙来斌，2017：59-63）。《怎么办？》的写作背景是列宁与党内经济主义者的论战，⑧后者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帮助工人开展经济斗争，而非推动社会革命。列宁通过对灌输理论的阐释，认为通过政党的理论灌输能够塑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试图证明社会革命在当时的俄国具备可行性。⑨

  虽然直到列宁才有了对政党如何通过理论灌输去塑造社会认同的系统论述，但灌输理论的相关论述早已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著作中。他们的理论关怀都指向本国社会革命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的灌输理论并非奠基于成熟的产业工人运动，恰恰相反，他们的理论思考面对的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一方面，直至一战前夕德国仍然保持着君主专制的政体（韦勒，2009：41-60）；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产业（工业、采矿业和运输业）直到1910年才成为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来源，且产业工人主要在国家的掌控之下（Guttsman， 2020：21-22）。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一直是手工业者和农民（Schmidt， 2020：310）。在这一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都强调其理论对于德国社会革命的意义。

  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明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优势恰恰在于其理论性与自觉性，也就是对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马克思，2002a：214）。在同年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马克思，2002b：390）正因如此，在《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时候，只有在涉及德国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特别提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2014：65）

  考茨基的灌输论则是直接针对另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伯恩施坦的观点而发。出于对德国社会革命前景的悲观论调，伯恩施坦主张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和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及时解决的最重要的策略问题，是关于扩大德国工人的政治权利和职业权利的最好途径的问题。”（伯恩施坦，2008：104）对此观点，考茨基通过对灌输理论的系统阐释做出回应。在1901年发表的《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他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考茨基，1901）由此，他试图重新定位德国社会革命的前景，说明理论灌输如何使得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及其胜利成为可能（考茨基，1901；1893）。

  列宁之所以能够接续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对灌输理论的探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思考所关切的时代问题具有同构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是以“先进”的英国与法国革命为参照系，思考“后发”的德国社会革命的前途；而列宁则是以“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坐标，探索“落后”的俄国如何才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灌输理论便是这一探索中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前景本身便是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由资本主义就走向共产主义的设想（安启念，1994：198-217；冯钢，2018）。

  结合俄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灌输理论。一方面，他通过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认为“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包括：“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不曾有过的。……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2013a：23-27）

  另一方面，列宁给灌输理论注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未曾论及的新内容：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必然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科拉科夫斯基，2015：370）。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列宁，2013a：29，38）这样一来，对工人的理论灌输构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成为俄国社会革命得以形成的可能性条件之一。

  如果列宁的理论仅仅停留在对工人的理论灌输，它还不足以构成“政党塑造社会认同”学说的源头。然而，列宁在两个层面进一步发展了灌输理论。

  其一，虽然列宁将工人视作理论灌输的主要对象，但他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居民中的一切阶级”都囊括了进来。他认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列宁，2013a：76-77）这一情况的出现，则来自他对如何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的具体构思。

  列宁认为，鉴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依靠工人之外的各个阶层共同推动社会革命的发生。尽管自19世纪90年代起俄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但一个稳定、长久的工人阶层并未彻底形成，大多数工人都出生和成长于农村，并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Bonnell， 1983）。在1897年撰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中，列宁就曾指出：“俄国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本身，使他们往往要同那些散布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条件更恶劣得多的厂外工业无产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俄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可能“忽略俄国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列宁，2013b：433）。

  此外，列宁构思的社会革命包含两个阶段：一是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中，列宁首先强调：“在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完全是孤立的，要同时反对地主-贵族和资产阶级，至多也只能得到（而且也远远不是时常都能得到）小资产阶级中间那些趋向于无产阶级的分子的帮助。而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俄国工人阶级却不是孤立的；所有一切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阶层和阶级，都是与它站在一起的，因为他们也仇视专制制度，并用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之后，他又进一步说明：“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而只有“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并且具备“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的能力。因此，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制度的先锋战士（列宁，2013b：435-439）。

  其二，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列宁对政党理论灌输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论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隐晦地提出“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2014：37），并论及政党在理论灌输中的角色。考茨基则是以党纲的形式，确认了理论灌输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他认为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指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却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政党。”（考茨基，1893）对列宁来说，政党组织则具备了“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潜力（列宁，2013a：121），担负革命制造者的使命。这一观点又立足于他对政党阶级性的全新认识。科拉科夫斯基曾指出：“革命政党的阶级成分在决定其阶级性质上没有意义。列宁坚决主张这一观点，例如他认为英国工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其成员是工人；反过来，只要一个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基础的小团体表明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就可以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唯一体现。”（科拉科夫斯基，2015：370）

三、作为灌输者的政党

  如何理解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及阶级性的全新论断？这涉及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状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长期存在一个悖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引领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而工人运动往往是独立发展出来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考茨基都面临如何结合二者的问题，灌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这一结合而被创造出来的，也正因如此，他们往往要不断平衡思想家的引领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在考茨基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科学知识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但社会革命是自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是“并列地产生的”（考茨基，1901）。

  相较而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虽然也以知识分子为主（郑异凡，2017），但俄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平民知识分子）更多是一个精神性群体，且在社会地位上大多近似于无产阶级。具体来说，在西欧，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从事智力劳动的群体，如学者、作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在其高等教育体制之下，西欧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也就是有特权的富有的阶级。俄国知识分子则“是一种精神性的，而非职业性和经济的群体，形成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起初多半产生于有文化的贵族，稍迟产生于神甫和助祭的儿子们，产生于小官吏、小市民，农奴制改革之后，还产生于农民之中。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只凭观念，并且只凭社会性质上的观念而结为一体”（别尔嘉耶夫，1998：15）。

  从这一状况出发，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学说产生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俄国哲学家谢苗·弗兰克对19世纪的俄国有过一段精彩的总结：“这个时代的信仰……就其内在内容而言，只能定义为对革命的信仰，对消灭现存制度的信仰。……如果试图给这种热烈而有力的信仰的积极内容下一个定义……所有人……都希望献身于不是上帝，甚至不是祖国，而是‘人民幸福’，人民的物质富裕和文化发展。”（弗兰克，1999：84-85）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并主张要“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维持了数千年之久的这一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即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列宁，2017a：392-393）。换言之，列宁提出的“思想发展”，不仅是智识和理性层面的（即科学理论），还关乎精神性，即以对革命和人民的信仰取代对上帝的信仰。

  立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具备塑造社会阶级意识的潜能，在于其核心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团体。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团体，兼具专业化和集中化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2013a：115-116）。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列宁，2013c：262）。

  列宁之所以赋予职业革命家团体以更具优先性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缺少公开的党的联系和党的传统这一事实”（列宁，2013a：20），另一方面则源自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传统对列宁的影响，⑩其中有三个较为关键的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卡乔夫和涅恰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新人的故事》中塑造了一个特殊新人拉赫梅托夫，并描绘道：“他们人数虽少，却能使大家的生活欣欣向荣，没有他们，生活就要凋敝、腐化。他们人数虽少，却能让大家畅快地呼吸，没有他们，大家就要憋死。正直善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却寥寥无多。可是他们在那一群当中好比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那一群人的力量和风格都来自他们。这是优秀分子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车尔尼雪夫斯基，1996：315-316）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特殊新人的构想影响了其后特卡乔夫对职业革命者的构思，后者认为任何革命都应当由少数有知识、有道德的革命者来领导，他们是“把自己完全献给解放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为了纯粹人民的（即符合人民真正需求的）理想而斗争的人，是把革命视为生活的唯一目的的人，是绝不与现存制度妥协并且根本否定这一制度的人”（特卡乔夫，1983a：399）。类似的，在《革命问答》中，涅恰耶夫也描绘了一个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革命者群体：“革命者是自我献身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事务、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他的一切都融汇在唯一仅有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激情——革命之中。”（马克思、恩格斯，1964：472）

  不难看出，列宁的《怎么办？》标题就是借鉴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在这篇文章中，他曾明确提出：“用特卡乔夫的说教准备起来的、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实行过的夺取政权的尝试，曾经是了不起的。”（列宁，2013a：164-165）至于涅恰耶夫，根据列宁的战友，担任过其办公室主任的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回忆，列宁曾说：“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蓝英年，2016：263）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特卡乔夫还是涅恰耶夫的思想都带有很强的激进民粹主义色彩。列宁对他们思想的借鉴并非毫无保留的全盘采纳，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对他们的思想批判地继承，并重新进行配置和组装，从而服务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星，2023）。

四、宣传与鼓动：政党理论灌输的两条路径

  通过对职业革命家的论述，列宁确立了政党作为理论灌输者的角色，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政党进行理论灌输的两条路径：宣传与鼓动。

  列宁对宣传与鼓动的区分，援引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学说：“宣传员给一个人或几个人提供许多观念，而鼓动员只提供一种或几种观念，但是他把这些观念提供给一大群人。”（列宁，2013a：63）列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发，他以失业问题为例，写道：“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列宁，2013a：64）

  通过列宁的分析，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灌输目标：一是长期的政治启蒙，也就是通过政治宣传，将俄国民众塑造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二是即时的政治动员，通过选择性的事实和简单的口号，激发群众的情绪，引导其采取特定的社会行动。前者对应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后者则侧重于解决当下的问题（Lenoe， 2004：28）。而在列宁看来，政治启蒙具有优先地位，口头鼓动只是权宜之计，真正重要的宣传还是文字媒体的宣传（刘海龙，2013：27）。

  虽然对宣传与鼓动的区分可追溯到普列汉诺夫，但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到民间去”运动中已存在原型。11在这场运动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侧重启蒙与理论宣传，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有关人民的思考具有一种悖论性，他坚持人民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也相信真理潜在于人民之中。然而，可信的启蒙意见只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知识分子应当给人民以知识，启发他们的意识，在为人民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服务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意见和思想的独立性（拉甫罗夫，1983：53-151）。受到拉甫罗夫影响的知识分子相信，到民间去的第一步是对人民进行思想的教育和启蒙，然后才可能引发人民的革命（Pedler， 1927）。第二种侧重于鼓动，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具有这一倾向的群体认为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首先应当诉诸人民的感情，而非理性。他们主张通过鼓动活动，释放人民的革命本能来摧毁既有的秩序（Haimson， 1971：12）。12

  虽然列宁在理论上区分了宣传与鼓动，但他同时也注意二者的结合。例如，列宁强调鼓动工作的力量体现在以简单明了的方式向群众正确地解释政策和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鼓动最终也是要为教育群众而服务的；他还极为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强调将革命理念与人们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列宁，2013b：432）。为了理解列宁这一观点的来源，我们需要注意犹太工人组织“崩得”13创始人克雷默（Arkadi Kremer）在1894年撰写，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参与编辑的《论鼓动》。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曾写道：“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列宁，2013a：30）

  具体而言，在普列汉诺夫那里，宣传主要局限在少数革命党人内部，而鼓动是革命者与大众的纽带。克雷默则将革命领导者的任务定义为将大众转化成革命者。《论鼓动》并没有区分对领导者的宣传和对大众的鼓动，而是倡导将鼓动和宣传的功能合二为一，指出它们共同的任务都是教育大众。不同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克雷默的论述倾向于降低领导者在革命中的地位，而认为工人的经济抗争一旦耗尽了工业资本所有的可能性，就会转化成政治运动。虽然列宁在领导权、工人经济抗争方面与《论鼓动》存在明显的观点差别，但在将宣传和鼓动都视作教育大众的手段上，二者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事实上，直至1897年，《论鼓动》的观点在俄国革命中赢得了普遍的支持（Frankel， 1969：19-20； Frankel， 1981：205）。

  此外，列宁还对宣传与鼓动的区分采取了一个较为灵活的立场，主张在现实革命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例如，虽然他一直将宣传和启蒙置于优先位置，但在俄国内战期间，他还是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鼓动网络，以专门用于革命鼓动工作的火车和轮船为载体，动员民众一起应对内外的军事威胁（Kenez， 1985：58-62）。

  列宁对宣传和鼓动的灵活立场，与其革命目标有密切联系。在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中，宣传动员的革命目标往往指向颠覆国家政权。14列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政党的宣传和鼓动推动革命的目标并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夺取国家政权。在190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起草的土地纲领中，他就明确提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列宁，2013d：318）。这一目标一方面可追溯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关讨论，特别是1899年10月9日至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争议，列宁在《怎么办？》中也引述了这次会议的讨论（列宁，2013a：12）；另一方面则需要考察特卡乔夫的影响。特卡乔夫指出：“由于在当前的社会，特别是在俄国，物质力量是集中在国家政权手里的，因此真正的革命——道德力量真正变为物质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能完成，这就是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特卡乔夫，1983b：378-379）当然，夺取国家政权并不算是革命的开始，特卡乔夫认为真正的革命需要由革命的国家来推行。换言之，他将革命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二是社会革命。

  同样是出于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列宁将宣传作为重要手段，而特卡乔夫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激进的革命宣传比密探的反动宣传危害更大，因为前者会破坏青年直接从事革命活动的信心（特卡乔夫，1983c：358）。在此之外，列宁与特卡乔夫有关广义上的宣传的理念是大体一致的，例如特卡乔夫提出革命党的机关刊物应当担负两方面任务：一是“对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特权阶层的人以及对人民，革命宣传的目的最主要是起鼓动作用”；二是“对革命青年，对自己的党，革命宣传的目的主要是起组织的作用。它应该使他们相信，直接的实际革命活动是绝对必须的”（特卡乔夫，1983c：369）。列宁有一句名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话正是在特卡乔夫对革命党报刊的定位之上，加了一个“宣传员”的角色。

五、报刊：政党理论灌输的载体 

  如果说宣传和鼓动是理论灌输的主要手段，那么近代印刷媒体特别是报刊则是宣传与鼓动的主要载体。不仅如此，列宁强调作为灌输者的政党也需要通过报刊的出版和发行得到组织。列宁灌输理论对报刊的重视，一方面源自党报和党刊在近代欧美的兴起，政党通过创办自己的报刊来拓展政治影响力，可以追溯至1800年前后的美国（Pasley， 2002），另一方面则出自俄国革命者的一种普遍经历：政治流亡。

  俄国的政治流亡者一般是反对沙皇政权的激进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因遭到政治压迫而流亡国外（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但在海外依旧投身于推动祖国政治、社会变革的事业（Miller， 2019：6-10）。列宁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政治流亡者群体在十月革命及之后初步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Rigby， 2008：148；Hillis， 2021：215；塔克，2011：97）。俄国流亡者怀有革命的梦想，但身处异乡，如何将这种梦想转化为现实呢？阅读成为这一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这些流亡者来说，各类出版物不仅是知识的蓄水池，还是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武器（Hillis， 2021：52-53）。这种对出版物的推崇受到俄国自身政治文化状况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大众对出版物有一种宗教性的态度，阅读宗教书籍往往被视作拯救人的灵魂与改善生活的渠道，延伸至世俗的书籍，就形成一种观点：印刷品意味着真实，也意味着正义（Brooks， 1985：31-32）。同时，俄国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又使得在国内开展出版活动困难重重。这样一来，在海外出版便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俄国政治流亡者的出版活动在19世纪有两个活跃期，根据海伦·威廉姆斯（Helen Williams）的统计，1862年是政治流亡者出版活动的第一个活跃期，一年内出现了11种出版物，而19世纪70年代初则来到一个低谷期，直至1896年才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超过总数一半的出版物都是在1896年之后涌现的（Williams， 2000）。第二个活跃期的显著特征是流亡者成立了面貌各异的政党组织，出版活动也围绕这些政党组织重新焕发了生机（Miller， 2019：214； Williams， 2000）。

  正是伴随着俄国政治流亡者第二个出版活动活跃期的出现，列宁将报刊视作政党进行理论灌输的主要载体。由于身处海外，缺乏更多有效的沟通和联络渠道，俄国政治流亡者对政党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各类出版物，尤其是考虑到1900年前后沙俄政府开始在全欧洲范围内加强对俄国革命者的镇压。由此，列宁将报纸比喻为革命的“脚手架”。在写作于1901年的《从何着手？》中，他最早指出：“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列宁，2013e：8-9）在《怎么办？》中，他又进一步解释道：“现在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在谈论统一的重要性，都在谈论‘集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这种实际联系只有依靠共同的报纸才能着手建立，这种报纸作为唯一经常进行工作的全俄事业，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综合起来，因而推动人们沿着所有的许许多多条通向革命的道路（像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样）不断前进。”（列宁，2013a：160）

  此外，不同于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最早都起源于海外（贝托尔特等，1983：3-20；Schmidt， 2020），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虽然主要发生在海外，但工人运动的组织则首先出现在俄国本土。俄国最早具有影响力的工人运动就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维尔纽斯附近的犹太裔工人运动；维尔纽斯是俄国西部边境城市，也是俄国和欧洲发生联系的中转地，从拉甫罗夫到普列汉诺夫的学说都在当地广为流传。维尔纽斯的工人组织后来衍生出著名的“崩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如列宁和马尔托夫，从维尔纽斯的犹太裔工人运动中借鉴了鼓动工人的策略（Hillis， 2021：84-87）。那么，身处海外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如何持续且系统地影响国内的工人运动？报刊和印刷出版物几乎是仅有的选择，因此列宁在《从何着手？》中才会提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用以补充靠个人影响、地方传单、小册子等方式进行的零散的鼓动工作；而要进行这种集中的和经常的鼓动工作，就必须利用定期的报刊。”（列宁，2013e：7）

六、余论 

  现代社会存在各种类型的政治社会组织，与它们相比，政党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对政党-社会关系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切入点，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兴起的“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的理论。这一理论提示我们：现代政党（主要是大众政党）的特质是其塑造了社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然而，为什么是政党而非其他政治社会组织承担起了塑造社会认同的任务？本文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回到早期思想家围绕政党所开展的理论建构以及相应的革命实践之中，而最早系统阐释“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的则是列宁及其灌输理论。

  列宁的灌输理论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如何在一个落后于西欧的国家开展社会革命的？通过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相关学说，他一方面将理论灌输涉及的对象从工人阶级扩大到了“居民中的一切阶级”，另一方面则赋予政党以制造革命的全新角色，并将政党阶级性的界定标准从成员的阶级身份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信仰，从而确立了政党作为理论灌输者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团体。这一思想的发明，既是由于俄国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大多是平民阶层，并且更多是一个精神性团体，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配置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思想的结果。

  在列宁看来，政党进行理论灌输主要有两条路径：宣传和鼓动。他明确区分了宣传和鼓动指向的目标，并赋予宣传以优先地位。但是列宁也重视二者的结合，并能够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灵活地开展革命的宣传与鼓动。这一情况的出现，源于他认为政党推动社会革命的目标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夺取国家政权。最后，列宁的灌输理论将报刊（印刷媒体）视作政党理论灌输的重要载体。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新生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虽然也建立了各种理论灌输的载体（如党校），但报刊或者说印刷媒体始终占据核心位置（Kenez， 1985）。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列宁在建构灌输理论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大多在欧洲流亡。身处海外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影响国内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印刷媒体。

  总的来说，政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塑造社会共同体意识的任务，是因为早期的社会革命家试图通过政党去塑造民众的阶级意识，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构建和革命实践，从而为社会革命的发生创造可能性条件。然而，这一分析方式可能面临两方面的疑问。

  第一，为什么对当下“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理论的探讨，要回到列宁的经典论述中？本文认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在时间序列中不断增添“新”东西的过程，也不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链式过程。在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传统中，都有一些经典文本。借用陈少明的说法，这一理论传统的发展“是辐射式的，即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发出的光源，可以直接投射到未来不同的时段上去”。进一步而言，经典影响历史的方式不同于事件。后者存在一个影响力随时间演进而逐渐递减的过程，前者则不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出于对当下处境的思考，会直接或间接地援引这些经典文本的不同内容。倘若没有对应的时代处境，这些经典理论就有可能暂时被掩埋在故纸堆中（陈少明，2017）。“政党塑造社会认同”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兴起的背景正是传统的西方民主政党面临代表性危机。

  第二，将列宁的理论放置于特定的时空语境下加以解读，是否会消解其经典性？事实上，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中讨论的范畴和言论，还在于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和社会行动（陈少明，2005）。就列宁而言，他在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家和实践者；其理论阐释的落脚点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由此，列宁文本的经典性不单单在于特定的概念、范畴，更在于他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中的论战对手、社会思潮和政治经济局势，以及他进行理论建构的方式。只有融贯地理解经典文本的观念结构、文意流转，以及作者和接受者的历史处境，才可能更好地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应用到当下的学术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英］佩里·安德森，2020，《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英］佩里·安德森，1990，《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安启念，1994，《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民主德国］洛塔尔·贝托尔特等（编写），1983，《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从开端至1917年），葛斯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1998，《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德］爱德华·伯恩施坦，2008，《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载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1996，《怎么办？》，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少明，2017，《什么是“经典世界”？》，载《中国哲学年鉴2017》，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

陈少明，2005，《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冯钢，2018，《马克思的“过渡”理论与“卡夫丁峡谷”之谜》，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俄］谢苗·弗兰克，1999，《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德］卡尔·考茨基，1901，《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autsky/mia-chinese-kautsky-1901.htm，2024年2月14日访问。

［德］考茨基，1893，《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摘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autsky/marxist.org-chinese-kautsky-18931213.htm，2024年2月14日访问。

［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2015，《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唐少杰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俄］拉甫罗夫，1983，《历史信札》，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蓝英年，2016，《寻墓者说》，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

列宁，2017a，《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2017b，《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5卷。

列宁，2013a，《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6卷。

列宁，2013b，《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卷。

列宁，2013c，《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1卷。

列宁，2013d，《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6卷。

列宁，2013e，《从何着手？》，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5卷。

刘海龙，2013，《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马克思，2002a，《〈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2002b，《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马克思、恩格斯，2014，《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1964，《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龙闪、刘建国，2013，《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戴维·麦克莱伦，2008，《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2003，《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意］G·萨托利，2006，《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孙来斌，2017，《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罗伯特·C·塔克，2011，《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朱浒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陶元浩，2024，《“社会革命”概念的演变及其中国化时代化》，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4期。

［俄］彼·尼·特卡乔夫，1983a，《革命与国家》，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

［俄］彼·尼·特卡乔夫，1983b，《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应当是什么？（摘录）》，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

［俄］彼·尼·特卡乔夫，1983c，《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

［德］马克斯·韦伯，2010，《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2009，《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英］大卫·休谟，2010，《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阎小骏，2016，《当代政治学十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姚中秋，2023，《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载《开放时代》第4期。

叶启政，2018，《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应星，2023，《比较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列宁式政党”——列宁〈怎么办？〉新释》，载《社会》第5期。

张跃然，2018，《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郑异凡（主编），2017，《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郑异凡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Ackerman, Edwin F., 2021, Origins of the Mass Party: Dispossession and the Party-Form in Mexico and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dams, J., E. S. Clemens & A. S. Orloff (eds.), 2005,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yme, Klaus von, 1985, “Karl Marx and Party Theo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20, No. 1.

Boix, Carles, 2009, “The Emergence of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Susan C. Stokes & Carles Boix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nnell, Victoria E., 1983, “Introduction,” in Victoria E. Bonnell (ed.), The Russian Worker: Life and Labor Under the Tsarist Regim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rooks, Jeffrey, 1985, 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 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1861-1917,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ellows, Erwin W., 1959, “‘Propaganda’: History of a Word,” American Speech, Vol. 34, No. 3.

Frankel, Jonathan, 1981, Prophecy and Politic: Soc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Russian Jews, 1862-191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nkel, Jonathan, 1969, “Introduction: The Polarization of Russian Marxism (1833-1903) Plekhanov, Lenin and Akimov,” in Jonathan Frankel (ed.),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1895-190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ane, Nicholas, 2005, “Max Weber as Social Theorist: ‘Class, Status, Par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8, No. 2.

Gunther, Richard & Larry Diamond, 2001, “Types and Functions of Parties,” in Larry Diamond and Richard Gunth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Guttsman, W. L., 2020,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875-1933: From Ghetto to Gover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Haimson, Leopold H., 1971, Russian Marxists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Boston: Beacon Press.

Harding, Neil, 1998, “Marx, Engels and the Manifesto: Working Class, Party, and Proletariat,”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3, No. 1.

Hillis, Faith, 2021, Utopia’s Discontents: Russian Émigrés and the Quest for Freedom, 1830s-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ll, James, 1977, Gramsci, Glasgow: Fontana.

Keep, J. L. H., 1966, The Ris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Rus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nez, Peter, 1985,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on, Cedric de, Manali Desai & Cihan Tuğal, 2015, “Political Articulation: The Structured Creativity of Parties,” in Cedric de Leon, Manali Desai & Cihan Tuğal (eds.), Building Blocs: How Parties Organiz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on, Cedric de, Manali Desai & Cihan Tuğal, 2009, “Political Articulation: Par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Cleav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Turke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7, No. 3.

Lenoe, Matthew, 2004, Closer to the Masses: Stalinist Cultu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oviet Newspap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pset, Seymour M. & Stein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in Seymour M. Lipset & Stein Rokkan (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Marks, G. & L. Diamond, 1992,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the Study of Democ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35, No. 4-5.

Miller, Martin A., 2019,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Emigres, 1825-1870,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udge, Stephanie L. & Anthony S. Chen, 2014,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0.

Pasley, J. L., 2002, The Tyranny of Printers: Newspaper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Pedler, Anne, 1927, “Going to the People: The Russian Narodniki in 1874-5,” The Slavonic Review, Vol. 16, No. 6.

Rigby, T. H., 2008, Lenin’s Government: Sovnarkom, 1917-192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rtori, Giovanni, 2005, “Party Types, Organisation and Function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8, No. 1.

Scarrow, Susan E., 2006, “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 of Modern Parties: The Unwarranted Emergence of Party-Based Politics,” in Richard S. Katz & William Crotty (eds.), 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Schmidt, Jürgen, 2020,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30s-1840s: Early Efforts at Political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6, No. 6.

Williams, Helen, 2000, “‘Vesti i slukhi’: The Russian Émigré Press to 1905,” Revolutionary Russia, Vol. 13, No.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