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厂田野与生命历程

　　现在想来，横亘在研究者与田野之间的，可能恰是我们的敬畏。

　　我的田野选择是出于对个人生命历程进行反省的渴望。我成长在太行山脚下的小城，她伫立于中国南北大干线京广铁路之上，因具有丰富的矿石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建设了大批重工、机械与采矿类的国企。我们家族几乎所有人都在国企工作。七八岁时，舅舅曾带我和表姐参观过化工电机厂的车间，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个充满铁锈的嘈杂空间记忆深刻。单位生活，于我而言就是免费的电费、水费、取暖费，周末人满为患的澡堂、食堂里的青椒炒肉，以及父母每个月都排队去领取的鸡蛋。然而，我上中学后，美好的单位生活就戛然而止了。父亲单位的公共澡堂、食堂，连同筒子楼前的苹果树被一起推倒，其他国企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非典”肆虐的那一年，这个小城的前途如同它的空气一样布满尘霾，而我，来到南方寻找未来。多年来，国企记忆连同生命历程一起被我埋藏在脑海最深处，直到导师的建议唤醒了它。我想要去研究国企。

　　然而，沉醉于乡愁的我，立刻就被国企这只“巨鲸”吞噬了。纷沓而至的事件给了我当头几棒。第一件事是我们被企业权力纷争所累及。同意我们入厂调研的是南厂前董事长，但在我们进行档案收集时，他被突然调离，办公室主任随后就把我们“请”出了档案室。第二件事是，由管理者带入田野的我，受到了工人的敌视。当我揣着纸笔到机加工和铆焊作业区，微笑着和工人搭话时，有人像避瘟一样躲开、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恨不得用眼神杀了我。我看上去进入了南厂，但并未进入田野……这种尴尬的局面直到铣工袁姐热情地收我为徒后才有所好转。在我坚持帮她扫地、倒水、泡茶、拆换工件几天后，有名工人停在铣床前，问我：“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原来，车间传说我是上面派来的间谍，负责记录谁和上面对着干。第三件事是我被卷入劳资矛盾的漩涡中。有一次，我访谈汽轮机工人时，刚好撞上了来车间巡视的总经理。他冲我们径直走来，严肃地询问工人为什么串岗。工人顺势把我推到前面：“这就是我们的总经理，你问问他，我们工资为什么这么低！”当时，所有人都望向我，空气瞬间凝滞了。好在当我询问工资问题时，总经理同意接受我的访谈。但这猝不及防的几棒，已让我不知何去何从。

　　即便有所防范，我还是迷失在田野之中——我发现，围绕着同一件事，人们的说法大相径庭：工人说管理者“吃人不吐骨”；管理者却说“工人有空子就钻”。前者的逻辑是：“工资那么低，我怎么可能努力工作”？后者的逻辑是：“你不努力工作，企业没利润，工资怎么涨？”这时，我陷入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劳工研究者的双重困境——我既看不清“真相”，也没能力向劳动者提供帮助。我曾不断阅读布洛维的《制造同意》和《拓展个案法》，试图从智者身上找到面对“巨鲸”的勇气，但获得的只是被轻易摧毁的故作镇定。一次，我在车间里发放农民工调查问卷时，一名躲在墙角抽烟的铆焊工先是拒绝填写问卷，尔后又嘲笑道：“实话说吧，我觉得你们做这些是没用的！”当我谈理论道情怀时，他不屑地说：“这些调查不也是领导看一下就扔桌子上了？”说完，他抖着腿笑了。而我，作为研究者的尊严与信心却被一并击垮。返校后，我不断问自己：我是谁？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者知晓怎样小心翼翼地避免“权力效应”，但在被书写者眼中，我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傻学生。

　　理论能赋予研究者自信与骄傲，但是，只有在真实的磨炼中，研究者才能懂得如何把握纷乱复杂的田野。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学术智识的增加，毋宁是人生体悟的累积。所以，当不知道行将何处时，不妨坦然接受田野的洗礼。我不再试图把控田野，不纠结于理论，也放下了访谈提纲。我的田野就是与师傅喝早茶，和管理者谈天说地，听老职工讲过去，与年轻人聊未来。当我放开自己时，变化也悄然而至：放弃成见后，我学会了倾听；放下研究者身份后，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田野研究者；不再囿于某种立场后，“真实”反而浮现出来了。

　　布迪厄说，研究者“需要毫不隐晦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做到这点之所以困难，恰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专业训练并纠结于此：在田野中，担心自己没有践行方法论，找不到研究问题，无法创新理论，或有违研究伦理。结果，当我们面对复杂性的冲击时，我们倍感焦虑。但是，那从生命历程中而来，又将汇入生命历程中去的“田野”，必然是只属于学者自己的构造，这怎样才能装到别人的套子里呢？所以，如果说经历了这一切，我有什么感悟的话，那就是不妨承认自己的局限，接受自己的不足，不回避“误入歧途”，然后，直面田野，就让它融入我们的生命历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