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

一、引言：如何解读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

　　尾崎秀实（1901—1944）是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志士和国际共产主义者等。1944年，年仅四十三岁的他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个传奇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的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得到一再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处在佐尔格这位更为著名的红色间谍和国际主义战士的笼罩之下。因此，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之真诚理解者，乃至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反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变得模糊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因此，重新整理和开掘他卓越的中国论遗产，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中的世界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十分重要。

　　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实际上在他的祖国日本，此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尾崎秀实著作集》①五卷本的出版，曾带动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前日本中国研究”学会刊行的《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②这部论文集在二战前日本的中国论述史脉络下展开分析，涉及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政治外交论、中国农业论、国民政府论、中日关系论，以及他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联系等，在专题性和基础研究的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然而，随着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那个曾经活跃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中国观察家尾崎秀实，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在各类研究著述中虽然偶尔也会看到他的身影，但基本上是在以下三种学术脉络和思想谱系中被论述的。一是上述战前日本有关中国认识的历史脉络，③二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谱系，④三是近来出现的新趋势——战前日本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的学理层面。⑤相对而言，有关尾崎秀实中国论述本身的系统化研究，却没有什么更为新颖的成就。2003年时值他就义六十周年前夕，岩波书店重新推出其两部狱中作品——《佐尔格事件：上申书》和《新编：爱情如陨星一般》，以示纪念。一如《佐尔格事件：上申书》勒口文字所示：尾崎秀实以生命为赌注所留下的文字，正等待着六十年后的重新解读。这尤其应该包括他那充满远见卓识的中国论述。

　　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从小生活在殖民地台湾、大学时代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崎秀实，自1928年到上海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来，与叶沉、陶晶孙、夏衍、鲁迅、王学文等深有交情，此后一生更以观察和论述中国为志业。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关注。然而不然，在二战后的新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到尾崎秀实的名字。直到1983年作家夏衍出版《懒寻旧梦录》，我们才见到对尾崎秀实相当中肯而崇高的历史性评价。⑥而比较深入的学理研究则直到最近才有所展露。⑦其中，王中忱的《左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一文，以详实的资料追溯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和美国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所含政治意图的叙述等，分析了这些政治操作如何影响到人们对“事件”本身和尾崎秀实的认识。这与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最近对以往的研究均从“佐尔格国际间谍案”说起，从而形成仿佛有表里两个尾崎秀实似的这种论述方式所提出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⑧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言说的笼罩，重新回到尾崎秀实本身而还原历史事实的学术必要。这于刚刚开始关注尾崎秀实的中国学界来说，尤其重要。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考察战争期间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乃是我在此采取的基本视角。这将与日本学者主要从“日本”语境出发所作的考察明显不同。然而，这同样要面临以下两重困境。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其二，身处于中日战争之极端状态下而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在这样矛盾的纠葛中作为一介新闻记者乃至日本战时国家体制决策的智囊，尾崎秀实公开发表的文字包括后来狱中的审讯记录等，呈现为一种极其复杂错综的形态和迂回隐晦的文体。⑨我们如何拨云见日披沙炼金从而触摸到他的真心实意，这的确是一个考验思想智慧的作业。除了依靠日本几代学者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就只有毅然回到他遗留下来的文本以及由文本与历史事实构成的关系本身这样一条途径了。因此，我所谓从“中国”的位置出发，也就意味着要在密切关注他著作的日本语境的同时，更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疾风暴雨般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具体史实，引入对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理解中来，在实证对照和历史逻辑的分析中，体会他的思想真意及其内在逻辑理路。我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开掘出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和意义。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解读并重构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份责任。为了当年他如此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那份真情厚谊和改造亚洲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也为了开掘有利于当今中日关系危机解决之道的思想资源。以下，我将首先就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根本特征和内在理路，即有关“社会革命”和“亚洲社会主义”的认识，加以讨论。这两个核心概念，同时也是我试图搭建起来的针对尾崎秀实中国论的阐释架构。

二、社会革命与亚洲社会主义大视野

　　尾崎秀实革命传奇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与中国息息相关。他出生不久便随出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的父亲来到台湾，且一直生活到十九岁。在此，中华传统文化及台湾人的生活习俗对其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他对中国浓厚的亲近感。1919年回到日本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期间，他通过吉野作造门下的“新人会”和大森义太郎主持的布哈林《唯物史观》研究会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著述，同时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并试图在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中发现其世界史的意义。⑩尾崎秀实与中国大陆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而于1928年底被派驻上海以后。1928年，中国的大革命已然退潮，但上海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汹涌波涛还残留着大革命的余韵，这使得尾崎秀实心潮澎湃不已。在此，他不仅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更深深投入到中国左翼戏剧运动和“左联”成立的过程中。除此之外，这期间影响尾崎秀实一生命运的重大事项还有两件，一是通过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情报人员佐尔格结识，二是通过上海左翼文化人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王学文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111932年初，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开始了其众人瞩目的中国评论活动。期间，于1938年至1940年曾出任近卫文麿内阁的“嘱托”（中国问题智囊），并参与政府外围组织昭和研究会等。直到1941年被捕，他共出版《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折期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年）、《现代支那论》（1939年）、《支那社会经济论》（1940年）等六部著作。

　　在1943年6月向法庭提出的第一份“上申书”中，尾崎秀实回顾了他在上海的经历：

　　实际上，我是积极踊跃地奔赴派遣地上海的。……特别是1925年以后的大革命时代，那一个个事件都曾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而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中国问题，这样的方法完全征服了我。对我而言，毋宁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引领我去关心中国问题，而是相反，中国问题的现实发展深化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和理解。另外，与我在上海的体验相关联，后来形成我的思想立场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地位，这使我对民族解放乃至一般的民族问题抱有强烈的关心；第二个是从各种角度现实地观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使我相信这才是中国乃至世界被压迫者的最大公敌。12

　　可以说，尾崎秀实是在20世纪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感召下成长起来的，而早年积极奔赴大革命后的中国所获得的实际体验铸就了他特有的“左翼的立场”——从实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抗争的角度观察问题，并在对社会革命的密切关联下思考中国“民族运动”的走向，从而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未能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的不足。在上海，他曾亲临“一·二八”抗战现场，目睹国民义勇军的青年男女被日军枪杀或逃出虎口的场面，深切感受到中国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力量的强大存在。13而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底赴香港、上海等地考察战况后，他曾对友人松本慎一吼道：“太悲惨了，中国人啊。难道日本就没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吗？”14这些生动细节亦反映了尾崎秀实真诚同情中国的立场。

　　一个观察家或评论者，必定要对客观对象获得整体综合的把握，并以独自的逻辑理路深入其内里，从而发现别人难以观察到的问题面向，这样才能达到卓越。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出发观察中国，这一特征在尾崎秀实那里比较明显。问题在于“民族运动”，尾崎秀实有时也称其为“民族问题”或“民族抗争”等。也就是说，把民族运动的动向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主要途径，对民族解放意识的重视乃是其中国论述更为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对此，以往的日本研究者并没有形成统一见解。15而在我看来，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整体历史观之，民族解放运动乃是更为总体性的社会革命进程的一环。尾崎秀实并非单纯看到了中国人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运动表面上的波涛汹涌，更意识到了其背后的社会革命总进程。因此，用“关注社会革命”来概括其中国论述的整体特征，或者更能说明问题。16

　　尾崎秀实自大学时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潮以来，就形成了以政治革命观察世界的方法论。从社会革命视野的形成，到对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持续关注，再到战争格局下亚洲社会主义理念的构筑，使他从思想和信仰上最终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中国的评论活动集中在1936年到1941年期间，这正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导致中国全民族抵抗运动上升的阶段，他对民族运动的关注总是与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连接在一起的。也由此，他得以超越“国家”的局限，在剧烈变动的20世纪上半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卓越见解。

　　众所周知，“社会革命”缘起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了20世纪初则波及亚洲全域。十月革命的爆发，更推动了社会革命在亚洲的兴起。这个“社会革命”的进程和政治内涵，在李大钊的一系列文章中有十分具体的阐发。他看到了一战导致的“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17而与法国大革命是建立在国家主义之上的政治革命不同，“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8就是说，法国革命还主要是以共和制民族国家之建立为目标，俄国革命则真正开启了世界“社会革命”的新纪元。它打破了国家主义藩篱，具有了真正“解放”的意义。这也正是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中强调的：“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19

　　这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革命”，其根本的政治内涵就是人的全面解放，所谓社会运动也便是解放运动。李大钊的认识可谓相当深刻。其中，“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的民族革命，在最初只是这种全面“解放”中的部分内涵。但十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当初预测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发生，共产国际开始在亚洲和中东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落后地区的殖民扩张愈演愈烈，社会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越来越凸现出来。因此，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而形成了民族解放运动暂时盖过社会革命的趋势。

　　但是，如果注意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论述，可知他们并没有放弃经过民族解放而达到“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因此而有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乃至民族、民主与社会主义两阶段革命的辩证法思想。也就是说，以民族解放战争推进社会革命，或者通过社会改造实现民族战争的最广泛动员，两者构成了内在统一的逻辑结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正是从社会政治革命逐渐倾斜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两者之间既有区别更有内在的关联。有时是社会革命包含着民族解放的内容，有时则是民族解放成为主要目标，这主要取决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程度。因此，要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需要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进入而聚焦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复杂形态。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这个“社会革命”的大视野。

　　与此相关联，尾崎秀实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从世界革命理念延伸而来的有关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1942年2月，在回答司法检查官就其提倡“东亚新秩序社会”之意图的审讯时，他清晰阐述了作为过渡形态的亚洲社会主义构想：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935年前后，他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日本一旦陷入持久战争的泥潭，“最终有爆发社会革命的极大可能性”。

　　在这个转变时期，日本国内的革命势力非常薄弱，因而仅凭日本自己很难实现此种重要的转变，即使实行了也恐怕难以安定。故为了身处英美帝国主义之敌对关系中的日本实现此种转变，就需要苏联以及摆脱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握了领导权的支那，这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提携。以这三个民族的紧密合作为核心，首先确立东亚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20

　　这“三个民族之间的紧密提携”是区域社会主义的基础，其构想还包括其后逐渐扩展开来的从英、法、荷兰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印度、缅甸、泰国、印度支那乃至菲律宾等，以及蒙古、伊斯兰民族共同体和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朝鲜及所谓“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民族共同体，它们共同构成广泛的亚洲社会主义圈。

　　这是一个源自世界革命论的构想，但在尾崎秀实那里，它更接近于马克思世界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列宁、托洛茨基路线，是一个世界革命之阶段性的蓝图。帝国主义战争引发资本主义内部的混乱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内乱和解放斗争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而社会革命必将推动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区域社会主义的出现，最终走向世界革命。这是一个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原点，经过共产国际推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革命实践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构想，而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亚细亚革命”（宫崎滔天）、“复兴亚细亚”（北一辉）乃至“东洋共同社会”（橘朴）的理念，在基本原理和逻辑理路上都全然不同。此乃共产主义者大胆而高迈的乌托邦理想。

　　从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角度考虑，这个审讯记录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上述亚洲社会主义圈的构想，初步形成于1935年。这意味着在他的评论活动走向成熟之前，就已经在思想理念上有了此一构想，它必然影响到其中国论述的内涵。其二，是中国的民族战争与社会革命给予他启示。在这段文字最后，尾崎秀实特别说明：“而在此资本主义社会崩溃过程中拥有重要意义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社会，我从当初就坚信不疑地认为，以支那事变为契机将彻底得以实现。而其时与苏联合作并得到其援助，通过我十余年来与佐尔格的谍报活动，已和共产国际乃至苏维埃联邦的重要部门有了密切的联系，因而将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与支那的合作我也有充分的自信。”21就是说，这个亚洲社会主义蓝图正因为有了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观察才得以产生，其实现也因中国的抗日实践才成为可能，两者互为表里地构成了尾崎秀实中国论的基础。

　　以下，本文将从具体的文本和历史情境出发，以1938年7月出任近卫文麿内阁智囊为界限，分别就前后两个时期的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加以考察。这将包括下列问题：第一，尾崎秀实在中日开战前后是如何洞察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政治意义及其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怎样把各政党的主张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综合“动态”地考察中国社会的视角。第二，讨论尾崎秀实唯一一部综合论述中国问题的专著《现代支那论》，以确认其中国观的整体基调和所达到的理论深度。第三，考察尾崎秀实在战争的极限状态下如何思考中日关系——两国矛盾的根本解决之道，包括他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日本大陆政策的批判。最后，考察其日本改造和亚洲社会主义构想，并阐发其遗产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三、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解放

　　尾崎秀实有关中国的全方位评论活动，始于中日战争爆发前夕。1937年，几乎同时出版的两部著作《暴风雨中的支那》和《从国际关系所见的支那》，汇集了他前期的主要文字。我们读前一部著作的自序，会发现他的评论活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与日本旧有的中国论针锋相对的方法论意识。他认为，以往成为日本大陆政策之原动力的“支那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东洋式的史观”，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尾崎秀实坦言，要完全把握科学的方法也并非易事，“不过一旦摆脱了常常容易陷入的观念论公式化的理论局限，就能不断地把握到支那的真实姿态。……在持续关注有着惊人韧性而于那片土地上顽强生存下来的支那民众的过程中，必将打开自己的眼界和视野”。22这里，重要的是在那种“东洋式的史观”之反方向上，为自己设定了新的观察对象——顽强生存于那片土地的中国民众。

　　从以往只是关注统治阶层的动向，到把视角集中到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普通民众身上，尾崎秀实在这一方法论转换的过程中，逐渐把握到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根本在于社会解放的道理。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在《转换期支那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到了这种民族解放的必然走向，感到大革命后“异常的热情高涨。甚至给我们以这样的感觉：支那民众将从双重的枷锁下迅速获得解放”。23这里所谓“双重的枷锁”，显而易见乃是指外族威逼和旧社会压迫，它们同时作用的结果使中国的“民族运动注定是一场自我解放运动”。任何单纯强调民族解放而无视社会革命要求的观点，都不能真正深刻理解当时的中国。这给他1938年以前的评论活动带来了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在观察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包括民族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同时，持续地密切关注共产党的动向；另一个是在关注人民大众民族解放欲望持续高涨的过程中，通过对内部与外部种种复杂因素的分析，尾崎秀实逐渐形成了在帝国主义日本威逼下中国必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

　　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后写就的第一篇中国评论，就是关于中共红军的《支那共产军的问题》（1932年），此后还有一系列文章发表，这和《蒋介石政权最近的动向》（1936年）、《南京政府论》（1937年）等讨论国民党势力的文章形成呼应之势。这期间，有西安事变和中日全面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尾崎秀实的观测也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我注意到，他对大革命后共产党这一新兴势力艰难发展的关注持续一贯，虽文章为数不多，但比起谈论国民党南京政府时多有批评和失望来，他更从代表中国民众根本利益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角度，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抱以诚挚的同情与殷切的希望。

　　在《支那共产军的问题》中，尾崎秀实关注到中共的军事存在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连国民党资产阶级也无法忽视的稳固力量。而《苏维埃支那最近的经济措施》（1934年），则对苏区的各种经济制度作了跟踪考察。他预测到，国民党的“围剿”甚至可能拿下瑞金，但只要苏区欲解决的中国经济问题不能在国民党手中得到解决，它就依然是今后中国必须面临的课题。而随后发表的《共产军的西方移动与今后的支那政局》（1934年）则显示，尾崎秀实对中共作为中国革命之未来方向和主导力量，已经有了确信。文章是在国民党中央军于1934年11月10日攻下中华苏维埃政府首都瑞金而舆论普遍认为共产党势力行将败退的背景下，来讨论红军未来命运的。他从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三年来的历史出发，仔细分析其一边“反围剿”一边推进战时经济、政治各方面施政计划所取得的成果，密切关注红军向西南移动以及入川北上的动向，最后得出中共乃是有计划退守的观测，甚至相信入川北上之后可能重建一大巩固的红色国家。当时的舆论均以为，瑞金失守将使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并最终统一全国。但尾崎秀实的结论却相反，他认为蒋介石终究无法成为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而中共势力向西南的转移则意味着：

　　我相信，中华苏维埃绝不会是太平天国那样的命运。他们经过三年在该区域内所尝试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支那及支那民众所面临的问题，其经验包括众多失败的教训，必将给向西南转移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提供新的方向。24

　　尾崎秀实何以能够做出这样清楚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共势力面临有史以来最危急局面的关头。实际上，这个结论里已经透露了一个重要的逻辑理路，那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与太平天国不同，是有着理念和信仰的政治势力。如果说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根本在于社会革命即人的全面解放，那么中共的艰难实践正代表着这样的方向。联系到尾崎秀实的亚洲社会主义构想就形成于这1935年前后，我感觉此刻他对中共的认识非常重要。正因为他对中国社会革命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了清楚的认识，所以能够在西安事变之际做出抗日统一战线必将结成的判断，并在大战爆发后提出亚洲社会主义的构想。

　　1935年前后，尾崎秀实曾预测到大战的即将爆发。而这一年，在中国现代史上亦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一方面，国民党自大革命结束以来，一边“剿匪”以清除异己的政治势力，一边在南京建立起相对稳固的政权，经济建设上的“黄金十年”也积累了一定的国家基础。外交上则通过利用英美以牵制日本，而未曾给征服者以武力侵略的口实。然而，日本于1935年11月公然出台“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案，一时间中国大有九一八事变重演之势，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民众的普遍诉求。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布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同时，中共于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并在抵达陕北后实现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即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到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期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5可以说，1935年前后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向全新的历史拐点汇聚，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已现曙光。

　　1936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尾崎秀实以《张学良政变的意义》为题，迅速为日本读者提供了对事件未来走向的准确判断。这篇以“张学良部下发动的西安政变正仿佛一个晴天霹雳”开篇的文章，劈头就给出了对事件的基本认识：此事件绝非不发达国家中国的突发事件，而是其内部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分头介绍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中国现实政治中的位置和作用，同时通过对张学良通电声明的八点要求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的仔细分析后，则做出两个推测：张学良未必处决蒋介石，其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也未必你死我活；南京政府不会因失去蒋介石而崩溃，因为财阀和外国势力都期望其政府得以维持。尾崎秀实甚至注意到，张学良不会打倒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因为蒋介石所追求的中国统一在近年来已经得到国民的逐渐认可，共产党势力也在“抗日”目标下试图结成比“人民阵线”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他的结论是：事变之后必将迎来的是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

　　把西安事变后尾崎秀实的一系列文章结合起来阅读，就会发现他的中国认识有着立体综合的形态，能够关注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性质和趋向，包括帝国主义列强多方面的牵制因素，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之辩证关系的把握。我甚至感到，尾崎秀实的思想方式也可能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那里吸取了营养。例如，中日战争爆发当月其所发表的《转换期支那的基本问题》一文，在最后讨论共产党1936年做出重大战略转变，及时回应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又和共产国际人民战线主张取得一致之际，所援引的文献就是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尾崎秀实惊叹：“此一转变对了解共产党历来与国民党固执斗争的人来说，实在有一种果敢决绝之飞跃的印象。”引文有两段，其一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向中国侵略。……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大得多。……26

　　毛泽东这篇访谈从中共的原则立场和全民族抗战的大视野出发，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地位作用给出深刻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认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动向，并加深对尾崎秀实中国论述之卓越性的理解。访谈中，毛泽东还从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出发，解释了中国民族统一阵线与共产国际“人民阵线”口号的不同：共产党的各种具体政策完全是为了抵抗日本，保卫中国，“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同时指出，共产党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27

　　从20世纪的历史大视野观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反抗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深深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从民族基础上独立出来的资本其扩张是全球性的，每个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也将是全球连带的。然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民族矛盾都开始上升，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也都不得不暂时调整战略以应对民族解放的诉求。毛泽东的上述阐发无疑是最具理论说服力的。这给尾崎秀实以“飞跃的印象”，自然不难理解。其中，尤其是有关“人民阵线”和“民族阵线”的区别，使尾崎秀实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主导权的认识有了深化，当是无疑的。有日本学者认为：尾崎秀实对国共两党关系以及中国民族运动的认识，已远远超过了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解。28我想，其关键就在于他能够将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重要启示。

　　一般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36年前后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尽管依然危机四伏。因此，在尾崎秀实有关中国社会的论述里，讨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的部分占有很大的比重。中日开战之后，此方面的讨论增多，而且伴随着时刻变化的战况分析，愈发显示出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的动态感。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在他的第三本著作《现代支那批判》（1938年）中，将此与以上他对中共的认识综合起来，便大致构成了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整体。此外，七七事变的突发在中国已然成为全民国家意识高涨的契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也成了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愿见到中日两个民族兵戎相见的尾崎秀实，开始带着感慨激越的心情密切关注战事的推移，写下一系列跟追剖析的文章，其中内含他个人对中国与日本乃至亚洲问题的思考变化。也由此开始，他的思想重心由中国转移到日本内部及亚洲秩序重建方面。

　　尾崎秀实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论，注意从经济基础特别是与列强各国之金融资本的关系入手来讨论其权力结构。而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南京政府论》则针对日本“中国统一化”论争而发，讨论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根本性质和统一战线的发展走向，战况的瞬息万变使其论述更加动态化且深入到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代表尾崎秀实的中国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篇文章分别从南京政府的性质及其与国民党、军阀、浙江财阀、列强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认为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南京政府，在全民抗战之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根本性质转换的难关。在此，尾崎秀实不仅辩证地看到日本的侵略对国民党政府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国家危机与国家统一的实现，也观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给南京政府带来相反相成的结果——不到十年获得国家建设发展的同时遇到日本劲敌的威逼而迎来最后难关，更察觉到国共合作的真正达成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反而是一个悖论——不合作将无以获得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导权，而合作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尾崎秀实认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独裁政权的统治机关，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南京政府的性质。1924年经过“改组”将共产党包括进来，尽管实现了“北伐革命”的一次飞跃，但同时也感到了与要求土地革命的农民和反抗帝国主义资本的工人之间其无可“联合”的根本矛盾，故大革命后国民党甚至不惜一切力量以根除工人农民之政党力量为己任。归根结蒂，这是一个代表官僚地主阶级和新兴资本家及军阀利益的政权。经济上它完全依赖浙江财阀，而外交上则与外国列强构成一种“买办”式的“依存关系”。29与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一样，尾崎秀实的国民政府论也处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和辩证思维，而密切注意阶级关系和资本的逻辑以及社会革命的欲求，则是其方法论的灵魂。

　　历史进入1938年。从徐州会战到武汉战役前后，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国共两党紧密合作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然而武汉失守后，国共两党的抗日指导层都意识到了中日战争必将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尾崎秀实也在密切关注着战况的变化。《长期抗战的走向》作于1938年4月，此时日军于台儿庄受挫，正决定实施徐州会战。这是一篇感慨深切的文章。战争爆发后，中国军民的正面抵抗使得日军严重受挫，这也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历史瞬间。尾崎秀实作为活跃于新闻第一线的评论家，已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开始考虑战争结果的处理问题，表示要彻底解决“支那问题”，日本自身也必须有社会改造的觉悟。

　　这期间，尾崎秀实依然以几乎每月一篇的进度继续做着战况跟踪剖析。其中，重要的两篇是分别写于1938年8月的《支那事变第三期》和10月的《汉口战之后》。前一篇依然强调，要从根本上重估战争的性质。尾崎秀实明确指出，鉴于中国历史上元朝和明朝的经验，退避西南的抗战国民政府依然有抵抗的空间，中日之间必然是一场持久战争，而日本人是否有长期经营大陆的能力将成为问题的关键。后一篇则敏锐地注意到：武汉会战与此前的攻占上海、南京乃至徐州会战全然不同，此后战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汉口攻略迫使日支抗争中的支那其抗战形态发生实质转变，在日本一方则以汉口为顶点完成了一个井然的体系”。他告诫日本国民，武汉会战的意义在于从这个新出现的“体系”中可以看到日本之行为的限度。而“为了维持这个体系日本如何变革社会和国家机构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30

四、综合动态的中国社会论——《现代支那论》

　　从1936年参加美国太平洋会议到1939年《现代支那论》由岩波书店出版，尾崎秀实在日本舆论界的知名度达到顶峰。我以为，要理解他中国论述的深层内涵和逻辑理路，应该更重视对其这部代表作进行深度解读。因为，这是他离开一般的时事议题，试图综合把握中国社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文字结晶，代表着其中国认识所达到的理论高度。遗憾的是，以往日本学者的研究很少对此书有深入的解读。

　　1939年春，尾崎秀实应邀到东京帝国大学所设成人讲座作了一个系列讲演，后由速记稿整理而成的就是这部《现代支那论》。在“自序”中，他明确亮出自己综合而动态地观察中国的方法论视角。这意味着在整体认识其社会性质的同时，还要具体入微地紧贴着急剧变动的历史来把握千变万化的社会革命及其民族运动的动向，这也是构成全书前后两个部分的主线。第一节“支那社会的两大特征”和第二节“支那社会复杂性的根据”是基础研究的部分。尾崎秀实基本认同当时视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般看法。不过他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两个基本性质放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位置上来加以讨论和解剖。所谓“半封建性”应该理解为前现代社会的种种遗留，所谓“半殖民地性”则在于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列强殖民主义的制约，这些外国势力直接左右着其国家机构的运作。而这两种性质并非均衡地存在，半殖民地性无疑是建立在半封建性之上的，我们需要对此加以具体的对比和分析。

　　这就涉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尾崎秀实认为，这种复杂性来自于特殊的生产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半封建性体现在农业生产关系中依然存在着乡村共同体和宗法社会家长制，甚至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共产制，近代都市手工业中还残留着封建徒弟制等。而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制遗留，乃是军阀的存在。军阀拥有割据的地盘而与中央政府处于分离状态，严重阻碍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建构。另一方面，半殖民地性则体现在孙中山所言的“次殖民地”地位，即同时被多国列强所瓜分而比一般殖民地更等而下之的悲惨状态。在此，既有列强资本在中国以利益均沾为号召的相互角逐，又有民族资本在其夹缝中求生存、彼此合作与抗争的矛盾结构。中国社会正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两大属性的同时作用下，形成了异常复杂的结构形态。

　　在20世纪上半叶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不能不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停滞论”。20世纪20年代国际上曾出现过有关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讨论热潮，它起因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大革命及其社会改造的动向。其中，直接影响并左右论争走向的是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即匈牙利裔苏联学者马加尔和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马加尔在《中国经济研究》（1931年）中指出：土地私有权的阙如、人工灌溉及大规模土木工程之必要性、乡村共同体和作为国家形态的专制君主制——东方社会的四大特征，均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引证。魏特夫则以独创的“水利社会”概念，综合发展了黑格尔和韦伯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而稍后出现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论，则是源自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决议。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关于农业关系和土地斗争的决议》，正式作出了上述规定以取代“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等。

　　尾崎秀实对马加尔和魏特夫的中国研究均有所接触，并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性。该书的前半部分，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思想理论背景下展开论述的。如果说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历史分析及理论阐述方面，这一部分还没有显示出作者的真本领，那么在下半部分微观现代中国种种特征的方面，则充分体现了自称中国革命之“从军记者”的尾崎秀实敏锐的分析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尤其是第六节“现代支那特征性的诸样态、封建性诸要素的浓厚残留”，可以说深入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结构的各方面，而这又与后面他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社会革命走向的分析紧密勾连，成为其中国论述最精彩的部分。在此，他分别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四个特殊势力或利益阶层。

　　一是官僚、地主和乡绅。尾崎秀实认为，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是国家的核心，也是其农业社会的中心，而农村的地主和乡绅是官僚的来源，他们占据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体地位。二是军阀、土匪。军阀的主要特征在于他们是封建土地的所有者，同时又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他们最大的野心是称王，这是中国封建性统治体制所使然。1926年的北伐革命就是要彻底铲除军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土匪与军阀一样，其产生的基础在于中国农业经济，两者有直接关联。军阀混战败走一方成为土匪，反之土匪做大也可以称王。三是秘密结社。土匪的盛行，造就了反土匪的地方组织——秘密结社的出现。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改朝换代之际，而近代中国革命组织的母体也多为帮会。四是买办、浙江财阀。尾崎秀实认为，中国也曾有过商业资本，但未能向产业资本转化，而是与封建官僚统治结成从属关系，用以购买土地或对农民放高利贷。结果，它破坏了农民的经济却未能使封建制崩溃。由此产生了作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经济之中介的买办。而浙江出身或以上海为中心的财阀，其资本大体上来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所积累的官僚资本。

　　至此，该书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态分析。尾崎秀实首先强调，民族运动是现代中国政治中最大的问题所在，它与列强的动向深有关系，此民族问题作为主流影响到社会其他各方面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变化。他首先从辛亥革命后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说起，然后进入对“农民运动”的阐发，最后分析“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总之，这些运动归根结蒂是因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产生，最终目的在于摆脱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状态，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解放。

　　最后是关于中日战争解决之道的设想。针对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的应对之策——“东亚新秩序”声明（1938年），尾崎秀实则表达了一种矛盾绝望的态度。他一方面承认这是一个从日本出发解决战争状态的实际方案；另一方面又明确认识到“东亚新秩序”建设“不能以日本一方强迫的手段来实现，这也不是一个贤明的方式”。因此，他期待中日两国相互“折中”以获得“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作结论道：

　　东亚新秩序建设是赋予日本人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它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清除支那的民族运动。今日，作为抗日民族阵线而出现的略微畸形发展的支那民族运动，根本上是一种消除支那社会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而摆脱漫长的历史停滞状态的要求。因而支那民族运动的终极解决，必须回应这一要求。31

　　这是尾崎秀实从深度绝望中对日本发出的一个强烈警示，同时也是他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历史中得出的一个深刻理解——中国人民的根本欲求在于彻底的社会革命和人之全面解放！上述引文里的“终极解决”一词，在日语原文中为“大乘式解决”。它强烈暗示出尾崎秀实的这样一种态度：比起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来，日本军政府的“东亚新秩序”声明乃至学者们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显得过于“卑小”了。32这一民族运动，既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解放运动，更是要根本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社会革命之欲求所使然。日本如果不能为中国提供满足这种革命欲求的方策，那么任何从速解决“支那事变”的企图和计划，都将无济于事。这里，语言的表达尽管曲折隐微，但对日本战争体制的质疑乃是昭然若揭的。

　　总之，《现代支那论》是尾崎秀实整体把握中国问题的文字结晶，代表着其认识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所采用的则是综合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即以整体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规律来判定一个国家社会的一般状态，并将这个历史观和发展规律推演到每个具体的结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社会各阶层的构造分析之中。动态分析，则是要在观察具体的社会事件和历史变化的过程中，注重考察一个个事件在瞬间变化之间的微妙差异与内在联系。在此，一般的规律与特殊的事件构成一种互为因果、相互阐发的关系，从而达到辩证统一的境界。《现代支那论》以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大特征——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为基本概念，由此渐次进入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分析。半封建性对应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停滞性，由此推导出现代社会种种封建性的残留，包括官僚买办、军阀土匪、秘密组织的各阶层特征，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性格。半殖民地性联系着外国列强资本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由此推导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发生以及中国共产党成为主导力量的历史趋势。他始终以热诚的目光关注着大革命以来中国一个个惊涛骇浪般的社会事件和历史变动，特别是民族斗争的走向。而具体动态地加以考察，乃是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最大特征。

五、“东亚协同体”论辩与帝国主义批判

　　《现代支那论》一书的结尾部分曾谈到“东亚新秩序”建设和中日战争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在这前后尾崎秀实还直接参加了与此密切相关的“东亚协同体”讨论，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等文，也因此成为历史性的文献。从1938年7月接受近卫文麿内阁的“嘱托”一职到1940年底大政翼赞会成立，两年多时间里尾崎秀实身处日本帝国决策机构的内部而成为重要的智囊，参与了一系列政党政治运动和决策方案的出台。这期间，也正是日本政治进入总体战体制之前争斗异常激烈的时期。从今天的角度看，尾崎秀实在这期间的言论未能也不可能脱离为政府献言献策的政论形式，至少在表面文章上。但其内里却包含着依据“中国经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批判，这种批判所达到的崭新高度则体现在“东亚协同体”论辩上。而我读该文等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其“批判”的背后隐隐贯穿着一系列强有力的逻辑链条或者原则理念。例如，东亚各民族获得殖民地解放后实现“协同”的平等原则，“东亚协同体”必须是一个去帝国中心化的自主连带的共同体，农业革命将成为“协同体”建设的根本途径，等等。这些逻辑链条和原则理念，正与帝国日本称霸亚洲的殖民逻辑背道而驰。

　　“东亚协同体”论的出现，源自近卫文麿内阁的“东亚新秩序”声明。1938年一年之中近卫文麿内阁发表了三个“声明”，都是应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局面而发，背后的难言之隐在于如何应对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志向，怎样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这凸显出中国“民族问题”的重大和帝国主义征服战争是否正当的问题，因此也成了随后出现的“东亚协同体”论的核心议题。有众多日本知识人参与了这场讨论，其中杉原正巳和腊山政道的论述比较成型。33尾崎秀实则是通过“批判”双方的观点来阐述自己的认识的。杉原正巳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展开论述，认为中国、日本与所谓“满洲国”之间可以在各自的“国家协同体”之上逐渐实现“东亚协同体”。显而易见，这是当时国际关系论上“区域主义”理论的一个东亚版本。腊山政道则是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御用学者，他以“民族国家”是19世纪的陈旧政治概念为由，批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过分强调“民族”，而提出“民生主义”这一中日经济统合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伪装成经济区域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论。34

　　尾崎秀实于1939年1月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首先就是针对杉原正巳和腊山政道的经济合作区域主义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向”乃是日本朝野始终不曾注意和认真对待的问题，日本人更愿意从资本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并思考中日关系问题。因此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问题，当然包括支那民族居住国土的广大和四亿人口的众多的事实，但是我们更重视的并非静态观察而是以动态的视野所看到的民族问题，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民族的动向。”35日本试图以武力建立占领区的傀儡政权而分割中国，但民族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

　　只拥有落后的经济力量、不完整的政治体制和劣势军力的支那能够抗战至今，其秘密就在于这民族问题。这不单单是国家规模的问题。游击战士不必说，那些与一切政治势力没有协作关系而只以大地为劳动对象的农夫和城市流浪少年，他们亦按照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民族斗争中来。36

　　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人民大众解放欲望的呈现，中日开战更导致全体人民不分阶层和党派整体地卷入战争乃至社会革命的洪流中来。中华民族曾经是“一盘散沙”，如今在帝国主义征服战争的威逼下已然凝聚成一个全民族抵抗的态势。它不仅成为日本征服战争难以推进的反抗力量，同时也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新的革命性变化。而日本单纯依靠武力、外交或区域主义的开发计划，都无法应对这种态势。尾崎秀实激越地强调：“东亚协同体”论应该是开战以来与中国这一民族问题相遇，由其教训而生发的理论。它要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有三：第一，真正的“协同体”如果没有中国积极主动的参与，将无法实现；第二，日本发动战争可能有种种国防、经济、资源上的实际要求，但是如今必须从更高的层面思考东亚重建的大目标，也即终极的和平；第三，要实现“东亚协同体”的目标，需要在外部和内部进行艰巨的斗争。日本于自己的内部要抑制其露骨的帝国主义要求，而当时日本的状况还不足以承担终结战争并复兴东亚的大业，必须实行根本的改造。

　　“于自己的内部要抑制其露骨的帝国主义要求”，这看似温和而节制的表达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警告。我理解尾崎秀实真正要诉说的是：中日战争的僵局、东亚局势的危机、日本难以承受的战争重负，这一切不正是帝国主义欺小凌弱的殖民和征服逻辑所使然吗？这个逻辑与民族自决、国家间和平相处的普遍原则相违背，甚至造成了日本外交的根本矛盾，即一方面对欧美帝国主义要求东亚的殖民地解放，另一方面针对东亚运用西方帝国主义逻辑要求地区霸权。尾崎秀实指出：

　　日本外交异常困难的处境在于，一方面直面着依然把东亚大陆作为帝国主义征服对象的列强而有防卫“东亚协同体”的任务……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在其内部又残留着与欧美列强至少在客观上同样的主张和要求。在此的确让人感到还存在着必须从东亚新秩序的观点出发而应该清算的诸多夹杂物。37

　　这无疑是对日本国家的一个隐微而痛烈的批判！面对欧美和东亚，此种双重逻辑的分而用之，何止是造成了外交上的困境，它已然成为帝国主义日本道德正当性的危机所在。试问，以帝国主义的原理和逻辑能够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东亚”吗？而当尾崎秀实从自身的逻辑推演下去达到这个结论之际，他的“东亚协同体”论辩就不能不带上悲凉的色调。于是他在文章结尾写道：“然而，因东亚的危机现状而诞生的‘东亚协同体论’，其前途横亘着无数的困难。”它“能否成为东亚苦难的解放者，最终将取决于能否得到中国人所谓‘先忧后乐’之士的协助而获得民族问题的解决之策，以及日本国内的改革得以实行从而获得国民对‘协同体论’的理解”。38日本学者藤井昇三比较尾崎秀实的论述与“近卫声明”的同异，发现他并没有提“共同防共”，而是重点讲清算帝国主义的榨取关系和民族的连带。他的“协同体”论既有对“近卫声明”的粉饰，同时也包含着批判帝国主义侵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涵，是对“东亚新秩序”论的脱胎换骨。39这是对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论的一个十分中肯和深刻的理解。

六、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与国际主义理念

　　尾崎秀实以“脱胎换骨”的论法将自己的思想理念嵌入政策建言的时事评论之内，在配合“东亚新秩序”声明而对“东亚协同体”论给出种种论证的过程中，显示出他思想的高度张力。其文章背后，包含着从中国民族问题引申而来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批判。而两年后发表的《植根于东亚共荣圈根底里的重要问题》（1941年），则是尾崎秀实经历了近卫文麿内阁政治运动的失败而“东亚新秩序”声明被“大东亚共荣圈”口号所取代之后，在对新口号表示不满的情况下，40其所提出的最终方案。也就是说，那个导致中日战争僵局的根本矛盾，必须有根本的解决方法相对应。这样的想法使尾崎秀实的思想上升到新的境界，战争导致世界革命的理念也有了新的具体内涵，这就是通过中日土地改革的实施，一举解决战争问题并真正实现中日乃至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与联合。

　　首先，该文强调二战的爆发和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使中国问题变成了必须在世界史规模上加以解决的课题。也因此，日本需要拿出解决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亚各民族正确结合的“世界政策”。这个“世界政策”的提法，表面上是在论证“世界政局”及日本政府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实际上另有一套作者独自的东亚联合构想，其核心就是中日土地改革的统一解决。尾崎秀实认为，抗战中国正面临着艰难的变革，战争动员在史无前例的民众规模上得以推进从而带动起农业中国的深刻革命。考虑到“协同体”应该以东亚各民族的独立为前提条件，那么日本也要在身处世界史变革的此刻，于迈向创建东亚新秩序过程中以中国农业革命为参照和契机，去实现自身的革新。

　　其次，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经济的命脉被迅速切断，其抗日动员只能在政治层面推行。在此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抗战体制——只有广大农民将自己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参与到抗战的洪流中去。结果，战争动员最终归结为如何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这里，尾崎秀实发现处于敌对状态下的中日两国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我相信，于内部具有相似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日本，如何去面对不断发展着的支那农业革命，在怎样的关节点上找到两国结合的方法，这将是真正实现正确的日中提携的根本。创建东亚新秩序的高迈理想，其实现的现实条件首先在于通过东洋之半封建性农业社会的解体以解放广大农民。”41这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大不相同，但农业上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生产基本相同，这里存在着“农业革命”基础上两国合作的基础。从东洋农业社会的性质出发，洞察到土地制度革命乃中日及亚洲各民族共同面临的课题，这既是抱有世界革命理想的尾崎秀实必然达到的思想新起点，也是一生关注中国社会革命的他最终寻找到的亚洲“协同”发展的新途径。在此，尾崎秀实的思想已然摆脱了大陆政策论的政治套路，开始进入谋求亚洲真正和平的新境地。而世界革命的理念，则是其思考逻辑的起点和终点。

　　在日本，一方面有人强调尾崎秀实是马克思主义乃至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有人认为他是拯救祖国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我的观点是，尾崎秀实是一位热爱日本民族而追求反战和平的革命斗士。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理念作为思想基础和未来愿景，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与对中国社会革命及亚洲社会主义的思考，就将缺少更为高迈的理想，无法支撑起他战争期间那十分独特的言论行动。我们需要摆脱今人对于20世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否定和忘却，重新估价尾崎秀实中国论述背后那个深远的世界革命理念。

　　众所周知，世界革命的观念诞生于欧洲1848年革命，中间经过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革命及其后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世界革命”的理念已经包含了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内涵，而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尾崎秀实的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正是下面这样的思想逻辑链条中的一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导致阶级与民族压迫、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最后归结为社会革命并最终发生世界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逻辑链条中，他得以看到中日虽为战争的敌对方，却有同样需要解决的“农业革命”问题。因此可以说，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是世界革命论者尾崎秀实在严酷的战争年代所找到的一线曙光。当然，这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我们必须承认其思想的预见性。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各国终于迎来了“土地改革”的时代，在结束了东方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之后才真正迎来了社会的大发展。

　　今天，世界革命的理念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在那个经历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前期，它仿佛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黑暗时代许多进步者前行的道路，也点燃了尾崎秀实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乃至亚洲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这是需要和平年代的我们加以记忆的。

七、结语：尾崎秀实中国论的历史地位及其遗产价值

　　如前所述，以往日本学者基本上是以“近代日本”这一内部语境为视角来评价尾崎秀实的，这当然是必要而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而从“外部视角”观之，可能会发现另一些不同的侧面。以上的论述就是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而给出的综合分析。尾崎秀实从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大视野出发所观察到的中国图景，在世界革命理念引导下所展开的对于战争解决和亚洲联合的展望等，都远远超越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谱系和亚洲主义范畴，也是战前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所无法全部涵盖的。

　　评论家桥川文三曾认同竹内好的说法，即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并依据其体验而写出独创性著作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北一辉和铃江言一。42桥川文三补充道，如果把尾崎秀实也列入这个系列，那么可以说尾崎秀实续写了鲁迅-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中国。虽然他没有写出爱德华·斯诺或史沫特莱所耳闻目睹的中国大转折时代，但无疑是把两位西方记者视为榜样的。43这为我们暗示了一条从日本“语境”以外来重估尾崎秀实的路径。20世纪30年代，有一大批来自西方新闻战线的同情乃至直接参与到共产国际号召下的反法西斯同盟中来的知识分子，汇聚于大革命后的中国。他们于观察社会剧烈变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到传说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势力，并向西方世界作了最早的报道。如果在这个谱系中与斯诺进行比较，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将得到另外一种形态的彰显。

　　其实，尾崎秀实是与史沫特莱关系十分密切的友人，44而对斯诺他亦是赞誉有加，并密切关注过两人于西安事变前后对毛泽东的访谈等。而在我看来，桥川文三的上述说法多少有些低估了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内涵。从某个方面来说，其中国论述已然超越了作为自由主义进步人士的斯诺的著述，至少他对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社会革命和民族运动的认识决不亚于前者。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如果说斯诺主要是通过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变动中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及其潜在的可能性，由此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尾崎秀实则不仅摆脱一般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论，发现官僚制和封建性并存从而导致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根源，而且在民族解放的诉求下看到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必然结成的现实趋势。尾崎秀实没有像斯诺那样深度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而是在密切关注其大革命及后来每一步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倾注于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西南军阀势力乃至浙江财阀关系的考察，由此对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有了更为全面综合的把握。

　　斯诺通过对西北陕甘宁边区的深入观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与革命关系的深刻把握，意识到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西安事变前后尾崎秀实的一系列论述，与之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人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斯诺——一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进步人士——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尾崎秀实则被夏衍等人称为“同志”那样，两人在政治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中日战争之残酷的现实语境乃至个人最终命运上，都有巨大差异。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尾崎秀实当时面对着极其错综复杂和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与写作条件，这铸就了他中国论述的独特形态和内涵。

　　尾崎秀实绝非一般记录“事件”的新闻记者，而是一个善于观察“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而总体把握到历史走向的观察家。他的时事评论看似对一个个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的跟踪剖析，而实际上则是沿着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必然逻辑来呈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对观察对象的整体认识。这个社会革命视野包括后来战争导致革命的“亚洲改造”构想，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革命和亚洲时局的切身体验，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念的引导。因此，他的中国论述能够在记录社会革命动态的“活生生”历史的同时，又相当准确地预示到未来发展的趋势。我甚至感觉到，尾崎秀实有一种将对象从“客体”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其主体之生命力的观察与表述能力，他努力穿越战争时局下的敌对关系和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种种限制，以十分曲折沉郁的笔调去感受和叙写20世纪30年代那个激流涌动的中国，充满了灵动的气象和鲜活的真实感。这是尾崎秀实不同于其同时代新闻记者和中国观察家的地方。

　　那么，尾崎秀实这份遗产在当今的思想价值在哪里呢？他于战争年代所洞察到的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自我解放的大历史已经在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中得以成功实现，而亚洲社会主义改造构想，在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已然终结的今天则已经成为昨日的思想陈迹。然而要强调的是，从社会革命和亚洲改造的大视野观察20世纪的中国革命，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依然是有效的。他有关战争期间“东亚协同体”论和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的思考，其中所坚持的东亚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合作原则和共生共存的理念，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重要的思想参考价值，尤其是在面对21世纪更为复杂棘手的亚洲问题之际。

　　尾崎秀实是一位生于大时代、体验到大历史的人物。20世纪不仅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过渡的一个大时代，其革命和战争的大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传承依然暗自左右着今天的我们。因此，理解20世纪的中国也必将有益于把握未来的中国。而20世纪中国最核心的议题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殖民统治的同时，揭开了社会革命的伟大进程。尾崎秀实以他短暂的生命，在战争与革命最激烈的十几年间深深介入到这个洪流中，其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也就成了一份贵重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倍加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