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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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第十九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

       学科分野是现代性的产物，其对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学科建设对大学的发展也功不可没。但在学科建设的热潮之下，催生了谨守学科边界的“学科性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性学术”的特点就是执着于特定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躲进小楼成一统”，把学术研究引到了日益脱离社会现实和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境地。

       如何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扎根中国大地，直面前沿问题，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倡导“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应是探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线上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者提交了论文，本刊将陆续刊出。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关于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思考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觉得中国的文科学术必须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的转型。今天，就这个问题，在这里讲讲我的几点想法。 

一、我为什么觉得中国的文科学术需要认真对待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的问题？

　　最初促使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是我曾经担任大学文科科研工作管理者的经历。近期促使我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2021年应邀参加上海市社科院举行的一个关于“如何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会，我做了题为《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何以可能》的发言。我认为，在现有的学科规制下，人才培养、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都以所谓的学科为基本口径。以这种口径塑造出来的人，往往只能是知识结构上“单向度的人”，以这样“单向度”的知识结构，去面向普遍联系的复杂社会中的问题，学者往往会束手无策。这是严重降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研究与阐释有效性的硬核性制约因素，可以称之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紧张。二是202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日照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十人论坛”。我在会上有个发言，稿子整理后，以《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为题，在《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发表，《新华文摘》2021年第20期把它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了。文中强烈反对学术由“学科性学术导向”脱离实际，无关社会与民生痛痒，彻底有悖以改造世界为基本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路向。文章批评时下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变成一种‘学科性学术’和单纯的‘文献考据’的哲学史式的作业方式”，呼吁回归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的学术方式。学术必须“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转而面向世界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性学术’”。三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都提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甚至是有巨大矫正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许多人在学术上已经把学科的“单向度”思维视为天然合理的，而且由于受欧风美雨浸润多时，引进和服膺了反映西方精神、文化与制度内容的“学科意识”。依据这种前置性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根本上就无法讲好新中国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之所以执意于这一话题，基本考虑就是这些。

二、学术为什么需要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

　　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赞成者，学术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行当，一是表明社会分工、进化的发展，二是社会需要这一行当为其提供发展的支持。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主要不在于学术自身，而在于社会的需要。一旦社会产生了新的需要，它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这个方面看，学术并非“自源性”的存在，适应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既是学术自身的性质使然，也是学术意义之所在。对此自觉与否，对于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有学术必有从事学术工作的主体。一般而言，这个主体就是学者。学者从事学术工作，其职责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的保管员，其主要功能在于传授知识。作为知识的保管员，他们不同于其他知识的零散持有者，不仅懂得系统的知识，还懂得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关系，懂得知识正确运用的规则，懂得知识的进展等等。另一方面是知识的创造者，其主要功能是修正与扩充知识。知识的创造，主要是借助学术研究而实现的。好的学者当然既会是好的知识保管员，也会是好的知识扩充者。一般而言，学术研究，功能之一即是知识的扩充。当然，能否真正有效地实现知识的扩充，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并非靠一时一事可以确定的，往往需要学术史的检验。再次，学术为何有“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之分？从实践论的维度看，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根本的推动力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与生活实践发展的需要，因为学术所要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然而，由于学术史的发展，有一个从总体性研究向分门别类的发展过程。这也许是知识实现自身发展和自身积累的重要环节，但由此导致了由不同的人员充当不同门类的学术活动主体的分工，分工进而导致了门户，因而也就在深化知识发展与积累的同时，区隔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以至于模糊了人们的学术活动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根本目的。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被区隔的学科的研究由不同的学者进行，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有效研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复杂联系中的问题，不是单一知识单元能够合理把握和有效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的解决，绝对无法仅靠伦理学提供的知识去实现。政治问题的解决，往往也需要经济、文化、历史、伦理、科技等知识的参与。经济政策与经济规划的提出，也需要考虑经济领域以外的大量复杂因素。因此，固守于单一的学科知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而言，是不行的。甚至我认为，这种状况是导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实际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及介入世界性问题讨论产生无力感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难以产生战略性学术领军学者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对于学术研究有高度的自觉：走出学术的自娱自乐状态，结束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无力感的状况，需要实现学术研究上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

三、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型，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里的所谓“学科性学术”指的是，把知识分类而形成的学科作为基本口径、基本规范和基本研究单元，并形成理论性表达的学术。所谓“问题性学术”，指的是以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对象，并依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去探求问题解决的学术。两者的差别既有对象的不同，也有方法的差异，当然还会有其他差别，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学术研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间接于实际的“知识分类”出发。抛开那些主要处理文献的史学性质的学科不论，在以“知识分类”形成研究口径和研究规范下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被建构的或者被抽象化的对象，而不是真实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对象。从这种知识分类出发，形成规范，进而成为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规范，那就更是与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要求相去甚远了。

　　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变，首先要求学术研究者从“知识保管员”向“知识创造者”转变。“知识保管员”的角色，一般而言，是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通过接受教育而实现的。成为“知识创造者”则需要在系统掌握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起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复合的经验结构。只拥有观念形态的知识，缺乏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经验感悟，在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上处于“单向度”的状况等，是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因此，要实现学术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研究者就必须努力地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

　　其次，“问题性学术”发端于“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声，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他还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①如何发现和把握问题？这就要求作为知识创造者的学术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走向问题产生的真实社会场域，走向实践，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走向千百万人生生不息的生活空间。在科学史上，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就是在解决高速飞行的实际问题中实现的。海洋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主要也是开始于大航海时代的，正是由于人们为了寻找海上通道，为了确保航海安全，为了攫取海洋资源等等的实践而逐渐积累、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哲学上的进展，例如近代以来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观点，也是在人们不断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动力与其他技术问题过程中提出来的。总之，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不仅无法发展，甚至作为社会的一个行当，能否得以存在，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谋求学术的真实发展，学者们需要走出从书本到书本的学术方式的束缚。学术发展绝对不应该局限于学者与书本之间的“内卷”中实现。

　　当然，上面这一要求是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的。对学生尤其本科生的教育，需要有一个所谓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过程。但如果把它局限于时下人们所理解的狭隘的学科规制里，这就会是一个时代性的迷误。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就应该把他们主要作为科研人才培养，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充分调动博士生应有的学习能力，调动其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理性自觉，使其形成与课题研究相适应的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真正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脉接起来。

四、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与学风建设问题

　　中国的学风问题，至少从“西学东渐”以来，就屡遭严厉批评。改造学风问题，一直呼声很高。然而不同时期，人们关注学风问题的所指是不同的。清末，梁启超在介绍康有为的教育思想时就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至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②这里讲的学风问题，显然并非“切勿偷盗”那样的小儿科，批评的是“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前者是德性问题，即“一无所志”，后者是学术品质问题，即除了熟读迂腐不切时用的“帖括”文字外，“一无所知”。这里改变学风的要求，包含消除迂腐学术，更新知识结构，让学人负起社会责任，做造福社会的真正学术。把这一要求与“新教育”思潮进入中国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革新学术的问题。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也严厉批评当年中国的学风。他指责当时受科举考试养成坏习惯的影响，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所以有所谓青年学生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告诫。这个告诫的基本精神是大学应该开设更多培养“做事”人才的实科专业，而不应该继续过多培养那些虚里虚气的文科，尤其是“法科”和“政治科”的学生。孙中山留给中山大学的十字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实际上就是知之不易，知行统一。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说，学风问题实质上就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说，“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③何以是这样的状况呢？毛泽东认为重要原因是“理论与实际分离”。人们“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害人不浅。”④他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⑤对于什么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⑤这些论述，无非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要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中国的理论家应该深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中国问题，助力中国社会的发展。

　　上述不同人物提出的学风问题，都有要求解决学问脱离实际的内容。问题的实质还关乎学者对于社会应有担当的问题。沉湎于“学科性学术”而沾沾自喜于论文的发表，全然无顾社会痛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娱自乐。从这个方面看，倡导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就并非一个简单的学术路径的选择问题。最后我将以毛泽东当年的一个说法，作为今天发言的结束语。毛泽东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⑥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②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页。

③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3页。

④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799页。

⑤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3页。

⑥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⑦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别太在意通向何处

   “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会议的论题是开放的，但不由自主，我想起了教育部的“新文科建设”，强调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文科课程，文理重组，综合性跨学科学习，强调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①与此相关，教育部还曾陆续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商科。显然，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正努力推动中国学科转型，重构现有的学术建制。尽管没有新社科的说法，但社科属于广义的文科，不同程度地，分担了人文学科的一些难题，创新和转型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可以说是时下中国学科、学术转型和学术建制变革的一部分。甚至很难说，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程度地，这是每个学科甚至许多学人正经历着的过程。

一

       任何时代的学术或与学术有关的精神文化智识活动，在我看来，其发生、发展都是人类对自身现有社会生活需求也即问题的智识回应，会随着其回应的有效或无效，也会随着人类生存环境中其他重大因素的改变而变化，包括各种形式的转换。但凡在时间当中发生的，有理由相信，都会在时间当中消失。这迫使我改变对学术曾经的理解：学术是永恒的，会积累下来，长期有用。希望超越有限，这是生命有限的人的愿望投射，因为所有知识的社会实践都一定要有社会需求，也要有社会条件的支撑。人文社科尤甚。

       历史提供了不少例证。例如，儒家思想，具体地看，当初就为应对传统农耕中国村落社群的一些最重要的普遍性问题：父子、兄弟和男女关系上的麻烦。这有关村落社区的组织结构、秩序，也有关其自我再生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也算精辟，恰到好处。我们可以将其中一些思想抽象出来，用以理解、应对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甚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流动带来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即便针对今天中国的农村，其有用性也大大压缩了。抽象讲“父慈子孝”，不能说不正确，但今天两代人之间的许多重大问题无法用这个命题来涵盖。至少，“孝”的核心今天已不再是传统的养老，能“常回家看看”，“常给家打个电话”就不错了，有时甚至还“啃老”。令两代人，甚至国家烦心的事也许是“不婚”或“丁克”，生育率急剧下滑。用“父慈子孝”，加上孟子的教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论怎么阐释，无论怎样贬褒，对他们，都缺乏足够的实践意义或激励意义。

       法家思想同样如此。有不少学人总爱比较儒法的优劣高下。我不反对，但我觉得儒法关注的问题，虽偶有交集，但全然不同。儒家集中关注的是农耕家族村落小共同体，法家集中关注的则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建立更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尊王攘夷、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编户齐民，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问题。所有的学术，只有同其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不仅看其意图，更要看其效果，才能评判其好坏优劣；与当下多少有点利害关系，才会继续获得关注。如果只是试图从中找出点好像普世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反而觉得意义不大。知识一定要具体才有用，一抽象，就没法用，就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失去了改造世界的能力。

       外国学术也是如此。例如，受制于他们的给定时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关切就是城邦。其理所当然的前设和核心命题之一都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的“人天性是城邦／政治的动物”；②这之后才有政体分类、统治者的选择培养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偶尔我翻到《击壤歌》，发现这位据说是帝尧时代的无名作者其实更了不起。他先简述了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日出而作……”，接着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把人噎得说不出话。无论是否自觉和自知，他提出的是传统农耕中国普通人客观上分享的一个最抽象的问题。“不针对谁，我说的是在座的各位”，这位无名老人质疑的是抽象的，因此是每一种“帝力”与每一个人的关系，国家政权或主权者与传统的个体农耕者到底什么关系？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下，这个提问其实也质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设。由此或可以理解，古代中国的农人为什么会更重视“家”，对读书人才强调要有“家国”情怀。我不是说这老人就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高明，我只是说，能提出一个好的学术问题未必是学术生涯的产物，更可能是生存境遇的产物。最杰出的提问人完全可能只是个普通人，仅仅出于一时的好奇或胡思乱想，经历时光，成了持久重要的问题。

　　有人会质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回答，《击壤歌》的作者没给。是的。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上，我认为提问可能更重要，回答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不那么重要。即便对希腊城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回答也不一样，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不一样；城邦后来也消失了，因为时代变了，相应的制度环境变了。但《击壤歌》提出的问题以各种方式至今还在，在不同国家，甚至在一国的不同地区，可以想想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讨论。又如奥古斯丁《忏悔录》中问“什么是时间”，当年也让我心中一颤，至今仍然重要。他的解说和回答，尽管很有想象力和理论建构能力，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智慧，但对我不重要，对当今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基督教徒，也不重要了。

二

       当代中国人文社科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巨大变化，仍在继续。1978年考大学，我报考志愿的顺序是文史哲，因考分不够，最后录取在北大法律系。但没几年，1984年之后文学界出现的各种热，王蒙认为，基本都只是文人、文学爱好者圈内的事了。③到90年代初，面对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以及作家、批评家踊跃“下海”这一危机，文学和文学批评界率先，也引发其他各界学人，有过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④

　　何止有问题意识，简直就是忧患意识，也直面了，但“形势比人强”，“人强犟不过命”，并未保住文学在中国人文社科中曾拥有的学科位置。除了当年讨论者公认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社会因素外，30多年后再来看，还有其他众多社会的甚至人性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文学学科（包括创作和研究）的变迁。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整个社会中有写作能力的人急剧增加了。文学写作主要靠天分，与学什么专业，上不上大学，其实都没太多关系。“我们不培养作家”，文学系可一直是有话在先。但如果无助于写作，世界上还有几人只是想通过阅读文学来理解社会、世界、人性或人生的？或想探求并精准把握作品或作者的原意，或是其他种种可能的理解。文学系传授的诸多学问很深的文本解读方法，往往是严重消解阅读者通常更看重的收益（愉悦），赶走受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今夏奈飞（Netflix）热播的美剧《英文系主任》就有类似的背景。⑤

　　由于现代社会法治变得显赫，文学承载的社会规训和教化功能也明显萎缩，文学艺术的消遣娱乐功能显著上升。⑥说到消遣和娱乐，鉴于人是视觉动物，“百闻不如一见”，文字作品在逐渐增多的影视或其他影像作品面前注定节节败退。文化普及也意味着文化下移，必须迁就大众其实不高，也很难提高的趣味。令人心痛的是，金庸、情色和色情、耽美文字就这样先后、公开或隐匿地在不同群体中流行着。如今，更年轻的一代中，金庸也正在衰落，⑦他们日益转向动漫、电子游戏甚至电竞（已进入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拉开距离的何止是文学作品，而且是文字作品。

　　总体而言，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学科外的读者了，包括那些多少也算喜好点文学的也不读，却还保留了令国人敬畏的作为研究对象的经典。最惨的当是当代文学研究，社会变迁直接解构了其可能的共同关注，不仅研究者，连阅读者也抱怨没有可分享的文本或稳定研究的对象了。⑧除学科建制的捆绑，令人质疑，在什么意义上，这还是一个学科或有个学术共同体？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只好外出打工，不仅扩张到影视作品，许多人还转向广义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往往不限于具体文本，而是社会文化现象，在我看来，这在许多方面接近社会学研究了。

       文学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科巨变的一个突出代表。这也解开了我当年的一个困惑：毛泽东明显喜欢文史哲，1968年7月却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⑨“主要说的是”，并非排斥文科，只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于学科知识类型的需求，也基于当时国家的教育资金极为有限，综合考量，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只能首先注重培养建设和发展急需的以理工科为主的人才！事实上，这个根本性变化几乎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同时起步。检索《人民日报》和中国知网，从1951年年底开始，就不时有人批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说法。⑩只是由于科技功效实在，检验标准确定，重视理工，已成为务实且追求平等的普通中国人自觉分享的社会共识，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社会事实。

       社会科学同样经历了巨大变化。少数学科除外，中国社科各学科自改革开放后才有了重大发展。即便有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一直红火，其实变化巨大，有些当年热门的学科分支如今不热门了，甚至颇为惨淡，后继乏人，而一些全新的学科分支发展起来了。社科最大的变化或许是，从先前的“述而不作”转向研究问题，并带来发表数量不断增加。以法学为例。我1992年留学回国时，中国法学著述几乎全是论题导向，侧重整合、重述民国时期的或境外的学者的观点，或简单枚举作者认为值得借鉴的外国实践。论文题目不仅宏观，而且政治正确，趋于代言或重申“真理”。这种情况曾很难改变，为促进学术研究，当时任教中南政法学院的徐国栋教授提出了一个明智的简单易行的建议，大致是只准用教科书中的二级标题写论文。不仅论文，当时的许多专著与教科书几乎没有差别：作者没有问题，只是就某个题目汇集和概括各种观点。

　　法学如今有了很大变化。学术积累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冒出了许多问题，逼着首先是法律人然后是法学人面对。不能只看书，引述前人或他人，因为有些中国的或全新的问题，书上也没有，就只能自己分析论证，想办法应对，即便是搬用和套用，也没法依葫芦画瓢。更重要的或许是，与纯书斋中的法学人不同，法律实践者必须讲求实际效果，不可能只按书本上的法言法语来讲道理，必须用普通中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表达。11他们也不能光讲外国或中国学者是怎么讲的，不能不在意个案中普通中国人的具体感受。12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中国法律／法学人的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增强了，学术自觉和自信也明显提升。

三

       三个重大的社会因素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转型，促使人文社科各学科学人的研究转向。

　　第一是全球化。这是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便理论上全然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讨论应对时，不再可能仅仅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必须注意应对可能的国际影响。许多问题也已不可能只从学术维度关注和理解，还必须考虑可能涉及的国际政治法律的维度。华为孟晚舟事件和抖音事件就这样告诫了中国各界人士，包括学人。在法学界，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13对于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中国法学学科的发展，这会是一个躲不开的结构性变量。即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法学人不考虑这个变量，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会要求他们关注这一变量。教育部也开始对法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学科调整。14

　　全球化给学术传播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即便完全从学术角度切入，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不同，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有别于一般的文化传播，在表述时，作者必须有更清醒的受众感。不能理所当然地设定受众都是国人，还必须考虑国外受众；但也应避免仅为促成外文发表而迁就国外受众甚至外刊编辑，那更可能只是让中国的人文社科话语加入或变成欧美学术话语的一部分，或为其提供资料和例证。必须承认，目前诸如此类的社科研究其实还不少。学人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外的受众。考虑不等于“兼顾”，有时必然是，甚至只能是“挑战”或“应战”。

　　第二是科技发展深刻影响了社会，也影响了社会的知识应对，会激发和创造新的知识系统，置换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我甚至怀疑，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不再需要抽象理论性的知识，只要实践足以有效应对就行。对许多高度技能性学科的所谓学术化追求，包括研究生教育和论文写作和发表，我一直持怀疑态度。15现实问题的解决，甚至来自完全不沾边的科技发展，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深化，有时学术研究甚至可能误导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子之一是“扒窃”，这曾是中国社会治安中警察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刑法实践中，如何恰当有效惩罚曾是个难题。当年要达到盗窃罪的惩罚标准，扒窃所得数额是关键变量之一。为加大刑事惩罚扒窃的力度，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扒窃所得数量或次数不再是要件，这引发刑法学界颇多关切和讨论。16如今，各地扒窃数量都急剧减少，但与法律几乎无关，主要原因是手机移动支付方式流行，手机防盗技术加强，以及被盗手机等财物难销赃。17另一例证是重大疑难命案的侦破。此前此类案件很难侦破，形成积案。为防止司法冤错，法学／法律人的回应一直是“正当程序”和“疑罪从无”。这当然有道理，也有必要。为此实际付出代价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属，以及无论怎么做形象都会受损的警方和检方，尤其是前者。近年来，随着刑事科技技术的突破、相关信息分享以及社会控制体系的健全，大量疑难命案积案被侦破，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18

　　科技发展事实上已全面深刻影响了社会，影响了社会对各种问题的应对，也塑造了全新的知识体系。过去两年来的新冠疫情引发的诸多社会变化和法律制度应对就是极好的例证。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法学在内的不少领域，其理论模型构建和纯经验描述累积会一蹶不振。想想吧，在一个可以获得大数据甚或全数据的学科领域内，继续抽样调查，并由此产生的论文，还能有多大意义？！

　　第三是中国的崛起。这是最关键的变量。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前述第一个变量就不那么重要，我们或仍能如20年前那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的快速发展，即便和平崛起，即便只是复兴——回到中国原来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会全然改变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位置。对此有人不能容忍，一定会惹是生非，寻衅作乱。即便不考虑这类飞来横祸，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先前没有的问题，其中一些还可能借助已有的学术传统和学科知识，但必定会有一些，甚至日益增多的麻烦要求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来创造或创新学术传统和知识。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不仅挑战了“历史的终结”，也挑战着某些价值的普世性。这就要求我们学人重新审视中国的学术，要求更多的自我表达，而不能总是被表达。之前被认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不必再讨论，即使理论上还可以有，鉴于人生苦短，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也只能放弃。比方说，韦伯的诸多理论对于当年德国的兴起肯定有意义，至今在学术史上仍很重要，但用来分析中国问题，就像余英时当年，参照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19有必要吗？中国的，那是宗教吗？真有始终一以贯之的“入世苦行”的“商人精神”吗？这与中国历代民间评价——余英时不可能不知道——“无奸不商”和“无商不奸”又怎么协调？或者，余英时可以提一句，这或许反映了民众对“理性化”商人的嫉妒，就如同欧洲各国曾歧视犹太人一样；再加一句，留待以后或他人研究。

　　韦伯讨论官僚制，不管他自觉还是无心，在相当程度上，我的感觉就是，总是为了系统论证演绎他的“理性化”或理性资本主义概念，还没说出多少实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同古代中国官僚选任制的发生、演变中的综合考量和制度设置相比，有点小儿科。官僚制要建公文档案，但文字是天然统一的吗？没有16世纪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创造了”（海涅语）德（那时还没有一个德国）语言文字，就不可能。大国，光文字统一还不够。官与僚选任来自各地，日常事务，各人南腔北调，官就不是官，僚也无法僚，误了事算谁的？百多年前，把前人创造的条件当成天然给定，也算尽力了解中国了，不能苛求，也不寒碜。但是，硬把用货币支付报酬提出来，作为现代官僚制的前提之一，顺手还给古代中国贴上个家产制，这就是用语词标签替代学术分析和论证。20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学术发展，一定会挑战中国学人对中国经验，不仅是现当代中国的，还包括古代中国的系统思考和自我表述。中国学人有责任为世界提供一些不可替代的经验。这挑战中国学人，也挑战中国的学术建制。

四

　　问题其实一直存在，这一代学人无法不面对。但面对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可能站在问题之外，站在学科建制之外。事实上，从知识发展史上看，除了极少数天才外，绝大多数学人，即便想创新，想开拓，也很难走出现有学科的视野，站在学科体制外。他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规划、评估、项目、考核、评奖，面对刊物和出版社。也真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图虚荣，缺乏学术追求，而是离开了这些建制，学术共同体就没法运作，甚至会出现更多赝品。即便个别人能看穿，能想开，学校、院系和大多数学人也没法应对，学生也受不了，用人单位也没法接受。因为真正重大的创新往往超出，甚至大大超出现有学科的想象力，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能接受平庸，却接受不了即便是暂时的失败。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就谈到这一点：“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21这不是批评和抱怨，我理解，这是大实话。这就是个没法以制度设计解开并理顺的难题。徐匡迪针对的是科技领域，但人文社科领域，同样有这种问题，甚至可能更严重。科技问题有时还可能预先提出强有力的理论设计和论证。而在人文社科领域，也许有个别例外，总体上，由于不可控的变量太多，人们不可能提出特别强有力的预先论证。立项评审者，哪怕再公道，再明智，通常也只可能是从他过往的学科视角和学术经验约摸着评判，在既有学术范式中推进。记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正的学术评价只可能由后来者做出。这不是悲剧，这是正剧。

　　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要发展，当然需要各学科带头人在现有的学科领域中提出并回答某些前沿问题。但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创造性发展，更需要一些学科开拓者、整合者甚至创造者，提出全新的问题。这些开拓者，要出没风浪里，因为从过去到未来，没有什么坚实牢靠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通道。他们要做的是带来“范式转换”，让后来人接着实践“常规科学”。22套用一下不久前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的“战略科学家”概念，23当今中国的文科也需要“战略人文社科学者”。“战略科学家”一定不能是个称号或荣誉，而是其社会功能；这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但是，即便有完整的教育和训练，有良好的学术环境，有足够的研究经费，有雄心，学术能力也很高，这一切加总，会有所成就，却未必有开创性成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古有之，也可能“急中生智”，但就是没有“重赏之下，必有哲人／智慧”的说法。“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许多人和事都可遇不可求。

　　我的这个分析和判断看似悲观，其实只是务实，不心存侥幸。更重要的是，在看清并承认这一点后，更应清楚看到，在现有的人文社科大格局下，仍然有，也一直有，学科边际性发展和多学科科际整合的空间。即便没有范式转换的突破性、开创性发展，细微的推进甚至重复，也可能孕育学术突破，不知不觉间，也会改造现有学科。

　　其实，今天哲学学科的疆域，同其历史疆域比，变化就很大。日益增多且不断转型的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陆续瓜分了哲学的帝国疆域。如果今天还有什么能为哲学系独占的，即其他学科全然不染指的，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除了作为课程的哲学经典阅读外，也就剩下哲学史了。即便这两门课，如果不对某些具体且贴近当今世界的问题展开，也很难激起人们的兴趣，或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哲学。但换个视角来看，那些先后瓜分哲学的“列强”们，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管理学，还是法学，除了各自的专注外，谁又能挣脱哲学的思考呢？

　　在传统文科中，史学似乎一直坚实推进，其实也有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同其他学科的整合。但无论在历史学科内，还是在其他人文社科内，各类“通史”都逐渐淡出。即便集中关注历史事件，如今许多史学研究也弱化了时间维度，直接对构建起来的那“事”展开专精的分析，这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难区分，甚至会刺激社会科学的研究。布罗代尔和福柯的研究就是例证。24还有考古，我理解那还是历史研究，只是把关注点从历史文献转向历史遗迹，同时借助更多自然科学技术。

　　即便在文学领域，也有了某些重要变化或迹象。刘慈欣的《三体》拥有很多读者，还将拥有更多读者，不仅有中国读者，还会有世界各国的读者，根据刘慈欣诸作品改编制作的各类影视作品也将次第到来。“95后”作家天瑞说符的小说《死在火星上》，25开头四章罗列了近万字中英文参考文献，囊括了小说创作时国内外各高校、空间物理技术研究所、航天科技集团、卫星工程研究所等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作者称，这只是“为了保证基本的逻辑严谨性（实际上是为了防杠）”，26参考文献与致谢中又称“由于篇幅有限，作者……未能将所有文献全部列举于此”。

　　网络文学（网文）列上参考文献当然是个案。但它意味着，当面对竞争和批评，或因为创作的必要，但更可能因为喜欢，网文作者也会自觉并努力吸纳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这意味着文学写作可能会有重大变化。有人研究发现，网文行业发生了不少变化：第一，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职业经历融入网文创作；第二，网友们对现实题材的网文关注度增加，现实题材是阅文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第三，越来越多高学历创作者加入网文创作，其中理工科占比高于60%；第四，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经历、不同学历的网文作者真心渴望表达，从文字表达中获得快乐，获得成就感。不仅与时俱进，改造和拓展了文学的疆界，网文创作也为网文评论创造了可能：“在这些硬核作品的书评区，常常能看到相关从业者或爱好者提供注释与分析，为其它读者答疑解惑，或进行讨论。”27对了，天瑞说符提到的“杠”，其实也是一种评论，至少有些“杠精”是因为真爱。

　　我不知道这会通向何处，更不能夸大其意义。只是，从《诗经》国风开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其滥觞之际，那些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作者就知道其会通向何处？或只是看穿了，或从来不曾在意，其最终会通向何处？！

　　面对当今世界大变局，我觉得也只能大致如此。不过于关心学科的历史边界，别太在意所谓的学术或实用价值，只关心或更多关心那些真正激起我智识兴趣的中国问题，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无论在他人看来是足够“学术”还是过于“政治”。也没更好的理由，这只是我最容易进入、拾掇且还可能略有收获的进路。

注释：

①《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0号）。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页。

③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载《人民日报》1988年2月9日，第5版。

④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王蒙：《躲避崇高》，载《读书》1993年第1期。

⑤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美国排名前30位的大学中，计算机科学学位的数量大约相当于历史、英语、语言、哲学、宗教、区域研究和语言学的总和，日益增多的人文专业的学生转向就业预期更好的专业。Benjamin Schmidt, “The Humanities Are in Crisis,” The Atlantic, August 23, 2018。

⑥“尽管吹拉弹唱，又写又画，其实提供的不过是娱乐……有人还有精神腾飞心灵被洗涤的幻觉……寓教于乐，这是娱乐业的上品和特别要求加入的功能。”王朔：《我看大众文化》，载王朔：《无知者无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⑦新之AKIRA：《新之说：“猴版”韦小宝再毁经典，金庸武侠正在离我们而去吗？》，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AKIRA/2020_11_26_572638.shtml。

⑧即便网络论坛也面临此类困境：“过去我们还能聊经典、聊金庸，再不济也可以聊琼瑶和《雍正王朝》，可是今天却再也没有一个大家都读过、大家都看过的作品。”金方廷：《豆瓣，也要被饭圈攻占了？》，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jinfangting/2020_12_07_573703.shtml。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⑩史敬棠：《坚决克服不问政治的倾向》，载《人民日报》1951年11月5日，第3版；彭庆昭：《科学工作者两条道路，两个典型》，载《科学大众》1952年第5期，第109页。

11“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审案，用百姓信服的方式化解纠纷”。《用心审案，播撒和谐——记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园区法庭副庭长陈燕萍（上）》，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18日，第2版。

12“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

13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8日，第1版。

14“教育部将会同司法部……继续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法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二级学科，支持能够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高校探索设置相关一级学科，推动培养模式改革，培养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342号建议的答复》（教高建议〔2021〕120号）。

15苏力：《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6车浩：《“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梁根林：《但书、罪量与扒窃入罪》，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2期；王昭武：《扒窃入罪：反思与限定》，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4期。      

17《今年四川“扒窃”案发量较2015年少了一半 移动支付干掉小偷？》，四川在线网站，https://sichuan.scol.com.cn/dwzw/201912/57411155.html；《扒手遭遇行业“瓶颈” 主城区扒窃发案率连续三年下降》，迈尚网，http://www.myntv.cn/html/2020/tt800ones/81195.html；《上海今年盗窃案、扒窃案“断崖式”下降，跟警方做的这两件事密切相关》，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19-11-26/doc-iihnzhfz1781420.shtml。

18最著名的例子是2016年3月重启侦查，8月即抓获嫌疑人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有学者对30起疑难命案积案侦破经验综合分析后认为，随着刑事科学技术在疑难命案积案侦查中发挥的作用越发凸显，加强信息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是侦破命案积案的关键。缪晓琛：《疑难命案积案侦查研究——以30起已破案件为样本》，载《犯罪研究》2020 年第2期，第83页。

19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20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ch. VIII。中译本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尤见第188—199页。

21《徐匡迪：搞项目评审、专家投票，往往把颠覆性技术“投”没了》，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36419931_416839。

22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1.

23在2021年9月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定义“战略科学家”为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并要求“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第1版。中国科学院很早就提出这个概念，见《重点培养战略科学家 中科院提出知识创新新目标》，载《人民日报》2004年5月10日，第11版。

24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力浦二世时代（1551—1598年）的地中海世界》，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25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起点中文网，https://book.qidian.com/info/1013489123/。

26雷斯林：《现在的网文作家，都开始在小说里写论文了》，腾讯网，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4A0106G-

00。

27同上。

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

一、从问题学术到学科学术：知识生产的建制化

　　作为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动物，人不满足于混沌地面对世界，不断提出关于自然、社会、自我的问题与不断解释或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建构起从其所环绕的生活世界到寰宇世界的解释秩序即知识，以此为依据选择行动策略和实践模式。对于问题的解释，人们所生产出的知识，是人们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灯塔，在漆黑夜晚行进的光亮。倘若对其所面对的环境缺乏基本知识，人们恐怕寸步难行。人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无数关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未知、疑惑或难题，形成探究、解释或解决的需求，出现从事探索、回答、分析问题的知识生产。当知识生产活动达到一定水准或获得一定程度认可，就可称之为学术研究。

　　在人类社会早期，知识生产尚未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化出来，巫师、智者等便成为最早的“知识分子”。直到文艺复兴之前，欧洲的知识生产仍然没有细分，基本上以整体性的方式进行，德谟克里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及精神诸多领域，试图回答人们最关心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从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等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天主教的思想禁锢和禁欲主义，促进了人的觉醒，释放出创新的能量。除了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莎士比亚、拉伯雷、塞万提斯、米开朗基罗等一大批众所周知的伟大文学艺术家，还涌现出哥白尼、伽利略、卡尔达诺、笛卡尔、波义耳、哈维、冯特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及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极大地加快了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增大了知识创新的难度。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不仅进一步推动知识生产加速，而且激发了创新创造的活力，推动了实验科学的发展和对应用性知识的强烈需求。

　　18世纪以来，欧洲开始对知识生产体系、学校的人才培养科目设置以及教师和学者的职业角色进行分类，将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细分为不同的“学科”（discipline），构建了现代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规范和制度。①至19世纪后期，这一学科体系开始向全世界传播，各国逐渐接受肇始于欧洲的现代学科体系并进行本土化改造与制度化建构，使之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制度，知识生产被纳入学科化的轨道。

　　学科化学术的特征之一是疆域化。瞄定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学科合法性最为重要的依据。由此，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分类，将其分别划归为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成为学科划分最重要的方法。早期建立的学科基本上按照这一标准划分，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神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分类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方式之一，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社会运行和认知活动之中。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分工的细化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趋势和各个行业的共同特征。在知识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和社会对知识的信度、效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通过细分研究对象建构起各有所司的不同学科，引导进入各个学科的学者长期专注于某一研究对象的研究，回答有关其研究对象的问题，推进各个领域的知识创新，产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准的知识，建构起关于各个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把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拼合起来就构成了关于对象世界的整体知识，能够有效应答各个领域提出的问题。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削足适履式的方法划分的学科遭到各种挑战和置疑。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诸多问题无法凭借单一学科得到有效解释，这迫使研究者不断突破“楚河汉界”的学科疆域，开展一系列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

　　学科化学术的特征之二是范式化。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用“范式”（paradigm）和“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说明学科。他认为，一门学科就有一个范式支配，即由符号系统、模型、范例等组成的“学科基质”规定。学科性学术的范式化，既是其学术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又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备条件。学科性学术在学者开始研究之前早已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给出了基本判断和解释框架，成为学者认知研究对象、进行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和工具箱。绝大多数学者都经历过某一学科、领域或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集合而成的范式的规训过程，所开展的研究大都属于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即“坚实的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间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②。因此，学科性学术的范式犹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或生物学家的显微镜，为特定学者群体获取数据、证据、经验等事实的必备工具，往往决定着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总体判断、获取与遴选信息的基本方式。学者对范式高度的依赖性、盲从性和粘着性，一旦形成就难以放弃，即使遭遇范式无法解释的事实，多数情况下只会怀疑所获得的事实或研究过程是否存在错误，而不会轻易怀疑范式本身。只有当与范式相抵牾的事实积累到一定数量以至于引起相当多的学者产生危机时，才有可能产生范式革命。与此同时，为了推进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各学科逐渐建立起适应研究对象所需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研究者只有接受系统的训练才能熟练运用。

　　学科化学术的特征之三是建制化。伴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学术研究开始走上建制化的道路。“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③学科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施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础组织，如各高校主要按照学科划分的标准设立系、院等教学科研机构；二是跨机构、跨地区甚至跨国的学科共同体，如中国数学学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等；三是学科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发表平台，如各学科的学术期刊；四是人才培养规格及其管理制度，涉及学位等级、课程设置、水平标准等各个方面，如专业目录、学科目录、学位条例、专业评价制度等；五是学术研究和学科水平的评价、奖励及资源配置制度，如科学研究基金、优秀成果奖、学科评估制等。

二、中国学科性学术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

　　现代学科制度在19世纪后期开始引入中国，百余年的学科学术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创时期（19世纪末至1948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魏源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力倡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的引进，在京师、广州、上海等地兴办起按照西方学科制度设置的学堂，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天文等课程。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废除科举制，实施新学制，标志着现代学科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转型，踏上了学科化的道路。

　　第二阶段为模仿苏联时期（1949年至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部于1954年7月开始参照苏联模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改革和学科建设。其主要内容有：引进苏联的“专业”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把学科划分为若干种与行业部门相对应的专业，以专业为中心设置高等学校，培养人才，颁布《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④，按照11个行业部门，设置11个专业门类、40个专业类、257种专业；按照苏联的高等学校和学科设置，进行院系调整，拆分了许多综合大学，设置了一批专业性、行业性的高校，撤销了一些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的学科。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⑤，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思路，确定了12项重点任务和相关学科的尖端研究，形成“学科专业目录加重点发展领域”经纬交叉的中国学科建设和科技发展基本模式的雏形。

　　第三阶段为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5年）。面对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教育大跃进”形成的混乱局面，1961年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提出：“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应根据国家的需要、科学的发展和学校的可能条件来决定。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划分不宜过窄。每个学校应该努力办好若干重点专业。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1963年9月，国务院批准发布《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⑥，改变了完全按行业部门进行专业分类的思路，取消了1954年专业目录的“行业部门”，保留11个专业门类，调整专业类和专业的设置，形成学科与行业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方法。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根据加快推进工业化的国家战略需要进一步细化工科的专业设置，其数量占专业总量的47.9%。

　　第四阶段为恢复时期（1978年至1994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恢复重建学科制度。198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培养研究生和学位授予，逐步建立起从学士、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与之相适应，分别制定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目录势在必行。教育部于1982年开始组织本科专业设置和目录修订，延续“以学科为主，兼顾业务部门需要”的原则进行专业设置和目录修订，至1987年底完成了1982—1987年《高等学科本科专业目录》，规范了专业的名称，恢复被取消的专业，增加了管理类等新兴学科。该专业目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9年开始新一轮修订，彻底放弃原来的学科与行业相结合的设置原则，完全按学科门类进行专业划分，形成了中国本科专业目录的基本框架，此后的多次修订基本上在此基础上进行微调。第一版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学科专业目录的制定于1983年完成，之后每隔7年左右修订一次。此外，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2年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92）设置有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共5个学科门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制定了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代码和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代码；图书情报机构制定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上述知识分类法存在很大差别，分别应用于不同行业和领域，其中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目录约束力和影响力最大。

　　第五阶段为强化时期（1995年至今）。尽管上述学科目录、专业目录等具有资源配置的意义，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分类仍是其主要功用，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等一系列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战略，则更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正式启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8年5月，国家做出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一流大学的重大决策，39所高校进入建设行列。201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9月21日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以推动一批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除上述高等教育的三项重大战略之外，教育部自2005年以来连续组织了5轮学科评估，评价全国高校设置的学科水平，并进行排名或确定等级。

　　从上述学科史的简略介绍，可以对中国学科的特征得出如下初步认识：

　　首先是指令性。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目录由国家统一制定，且有法律法规效力，全国各高等院校必须以此为依据和相关规定，申请与安排学生的招收与培养、配置师资及其他资源、设置教学科研机构等，接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估检查。未能达到国家制定的标准和要求者，要整改、暂停或被撤销。各高校招生专业设置和增减、培养层次等，均需逐级向行政主管部门申报。

　　其次是刚性化。专业目录、学科目录确定的知识的分类及其边界、学科的名称和构成由国家相关管理机构确定，个人和其他机构不得变动。如研究生学科目录由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构成，各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必须遵循这一框架，培养单位的自主权仅限于在规定的二级学科之下设置研究方向。只有具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具备目录规定之外的二级学科的增设权，但必须达到规定的相关条件并向国家主管部门申报。

　　再次是竞争性。我国已建立起一系列关于人才培养、学位授予、科研经费资助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运作机制，而这些制度和机制大都带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性。比如，国家学位管理机构每隔若干年组织一次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授予权的评审，通过评审者才具有培养某些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资格。每次评审前，国家学位管理机构确定增设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各个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的限额。而申请的数量远远多于通过的数量，各申请单位和学科的论文和论著等学术成果、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等成为竞争获准的重要条件。除此之外，每四年一次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科研奖励、人才称号，各高校的职称晋升和绩效考核，大都需要采用竞争性评审机制。

　　最后是项目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其表现之一则是项目制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高等教育系统的“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新工程”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高校的学科建设项目，都采取了“项目制”的组织方式。项目制指一种事本主义的动员与组织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照事情的内在逻辑，在既定的时间和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完成具有明确预期目标的一次性任务。⑦作为推动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采用项目制模式实施，通过项目的制定、申请、审核、分配、检查和验收等程序，明确高校和学科的建设重点、目标任务和资源投入，实施定期检查、考核与验收的管理模式，有效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和特色优势的进一步彰显，同时也难免产生一些意外后果。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学科建设以来，中国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的成效举世瞩目。

　　成就之一是学科结构和学位制度趋于完善。许多被撤销的学科恢复重建，并根据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科学前沿建设了一批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逐渐建立起系统的学位制度，形成了门类齐全、与国际接轨、基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位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一些学科接近或步入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已成为世界博士培养大国。

　　成就之二是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兴旺的局面。随着追赶型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社会和企业对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资源投入力度加大，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科研人员的待遇大幅改善，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学术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与授权、研究机构、学者队伍等方面的规模都进入世界前列。

　　成效之三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和水平都很低。经过四十多年的“补课”，当今中国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大幅度缩短，国际高端学术会议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世界顶级学术期刊上中国学者的论文并不鲜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凝聚着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创新。

　　然而，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进行反思，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体上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相类似，存在着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追求近期业绩而忽视可持续发展，成果低水平重复多而高层次创新少等弊端。对此，近年来已有多位学术大家直陈其弊⑧，并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通知，组织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反四唯”行动。此处不赘述，仅陈其荦荦大者。

　　弊端之一是学术的“异化”。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未知、创造新知，回答或解决自然、社会、人自身和学术研究本身的疑问或问题。知识生产与一般的物质产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是每一项成果都应该提供新的知识，而不是机械化、标准化、重复性的知识。然而，大量所谓学术研究进行“流水线作业”，批量化产出所谓的科研成果，既缺乏对于生产、生活及其他领域提出的难题、困惑和未知的回应，又不提供启发智慧的新思想、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创新的新理论新方法，而是留连于从概念到概念的语言游戏，醉心于专业工具的技艺表演，满足于渊博知识的记忆炫酷，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和“使命”，“异化”为谋取名利的工具和玩赏的游戏。

　　弊端之二是学术的“内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从不同渠道投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逐渐增多，新的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起来，科研人员队伍逐渐扩大，科研经费额度一增再增，在国内国际发表论著的数量迅速增多，然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创新性的知识和技术产出没有随之等比例增长，充斥学术期刊、出版社和网络的仍然是缺乏新意和创见的重复之作和空洞文字，“内卷”特征明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三、再建制化：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张力及其弥合

　　导致学术研究“异化”和“内卷”的根源在何处？是学者群体自身、知识生产过程还是学科管理的制度？

　　作为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群体无疑对于学术的“异化”和“内卷”负有直接责任。一味追求产出数量，急于晋升职称，利用学术谋取名利等偏离学术研究宗旨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必然导致知识生产的无效和学术的泡沫化。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学者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其观念和行为无可避免地被制度所规训。尽管极少数学者具有超出常人的信念、智慧和能力，超越环境、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恪守学术伦理，坚持守正创新，成为理想型学者的代表和示范，受到学界的尊重与推崇，然而有超常毅力和能力的学者毕竟属于极少数，大多数人都是接受制度规训的“正常人”，无力摆脱社会环境和体制机制力量的型塑。

　　因此，必须反思学科性学术的制度。学者群体大都置身于学科性学术研究的体制之中，那么学科性学术的知识生产模式对于学者偏离发现问题、解释问题的轨道，是否产生了引导与推动作用呢？

　　有学者认为，学科性学术的学术范式导致学术研究缺乏问题意识，阻碍知识创新。那么，学术研究能否通过“去学科化”以摆脱范式的束缚呢？国内外的学术史和学科史表明，学术范式和学科范式处于不断建构与不断解构的更新迭代过程之中，某一范式一旦严重束缚知识生产，就有学者开始置疑、反思与解构，进而建构新的范式。比如爱因斯坦解构牛顿的经典力学范式而创建相对论，马库斯、费舍尔等反思马凌诺夫斯基等人挑战现代民族志范式而掀起反思人类学等，其结果是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并没有“去学科化”，而物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依然固若金汤地存在。

　　学术研究为什么无法“去学科化”，也不能“去学科化”呢？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学术研究提出的问题必须是新问题、真问题并有实践价值或学术价值及一定普适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对于问题的应答必须是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并具有信度和效度。诚如康德所言：“吾人所有一切知识始于经验，此不容疑者也。盖若无对象激动吾人之感官，一方由感官自身产生表象，一方则促使吾人悟性之活动，以比较此类表象，联结之或离析之，使感性印象之质料成为‘关于对象之知识’，即名为经验者，则吾人之知识能力，何能觉醒而活动？是以在时间次序中，吾人并无先于经验之知识，凡吾人之一切知识，皆以经验始。”11学术研究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研究者的生活经验，源于生活常识，甚至采取的就是经验研究（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整个研究过程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具身性和反身性，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不能与日常生活经验中的问题相等同，对于问题的回答更不能采用经验性的方式。犹如自我感觉不舒服或某个部位出现疼痛，简单的疾病可能凭借常识和经验进行自我治疗，但复杂的、严重的疾病一般只能到医院论断治疗，而医生则需借助各种专业化的方法和工具进行诊断，以确定疼痛的准确部位，寻找致病根源，采取专业化的医学手段进行治疗。作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应答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学科的规范、工具、理论和话语12，否则就会陷入感性化、碎片化、偶发性的日常问题及其解释，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释及文明的进步。

　　尽管学科性学术和问题性学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并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包容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居于主导。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源于新问题、真问题、有价值的问题的发现及解释的推动。学科性学术为自然、社会和人自身问题的发现与有效解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于增进人类的知识和智慧、促进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问题性学术往往凭借某一学科或若干学科的思念、理论和方法而取得重要进展，甚至转化为学科，如病理学、海洋科学、区域国别研究等。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之间的张力、学科性学术“异化”和“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科的制度安排及其价值导向、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当前学术研究存在的“异化”和“内卷”的现象，无疑是学者群体、学科和学术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学术和学科制度为其中最为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根源。

　　指令性、强制性的学科制度压缩了学术创新的空间，抑制了学者群体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追求数量和高增长的社会影响，运用“项目制”配置主要学术资源，采取竞争性招标、定期评估评比、量化管理等机制管理学科和学术。各高校及科研机构则将压力转化为机构内部的绩效考核、职称晋升、人事管理等制度，迫使科研人员就范。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许多无实质意义的所谓的科研工作，无暇也不敢投入到探究真问题、追求真学问的学术研究之中。

　　打破束缚知识创新和问题性学术发展的瓶颈，重建学术管理和学科管理制度，是推动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条件。

注释：

①R.  Stichweh, “History of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 N. J.Smelser &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Pergamon, 2001. P. Wood, “Science,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History of University, Vol. X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4.

②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③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④纪宝成（主编）：《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

⑥《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⑦［美］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王勇、张斌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⑧李伯重：《我们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⑨何明：《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与应答》，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10期。

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页。

12何明：《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与应答》。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科之术与问题之学

  这些年来，《开放时代》酿成了一种传统，促成了一个学术上的开放时代！所以，每年大家都愿意来这里说说心里话，只是线上说话，不过瘾。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这个主题需要解。

　　既然说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显然就潜藏着一个意思：今天的学科性学术已经不是问题性学术了。这颇令我费解：难道任何一个学科，不是指向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么？不是以究问作为自己的起源和前行的动力么？难道还存在没有问题的学科么？再进一步追问，学术难道不都是一种问题化的知识形态么？康德非常强调“问题化”的概念，海德格尔也一再说，“问之所问”是一切学问的存在论基础。假如大家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今天会议的主题里，“无问题化”的“学科性学术”，即“无问之学”，所指的就不是学术，就不是学问。在这样的学科中，只有“术”，没有“学”，所以会议主题也可以转换成“从学科之术到问题之学”。

　　借此，我想再从社会学的角度破破题。当学科只剩下了“术”，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目标上说，只是职业意义上的学科技术，就像今天很多年轻学者或教师那样，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论文写作的技术上，大家不关心研究的问题本身是否得当，是否接地气，是否有意义，论文只要能发表就行，就是目的。为此，国际学术界还发明了各种学科技术。我最近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叫“点读法”，这种技术，通过关键词索引和链接等手段，可以在五分钟内告诉你一本学术著作的基本论题、假设和结论，而你要是逐字逐句地阅读此书，就要花费50个小时的时间成本。看看，读书多不划算，越是认真读书，你论文后面的参考文献就越少，越短，而你越是掌握了职业性的阅读和写作技术，你用来证明学问的证据就越多，越完备。今天，连个傻子都知道，读书是吃亏的，谁要是花半个月时间读《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闲书”，谁就应该被送进学术疯人院才是！

　　在大学教育和教学上，各类学科也多半是以“术”的形态起作用的。不能不说，在有关部门的治理下，目前的高等专业教育是严格按照学科体系来设立的，规范性强，还常常评估。各个院系都在查缺补漏，哪个等级的学科都不缺，非得搞得五脏俱全不可。可是作为学科基础的那些学问，即探究学科本身之源起与义理的那些“问之所问”的学问，也随之被渐渐边缘化了。局部细碎的知识充满课堂，学生疲于应付，再加上每门课若不修好便无保研前途的绩点制度，搞得学生们时时刻刻焦虑不堪，既烦又怕，神经也衰弱起来。于是，大学成了中学，大学还不如中学，中学生还可以通过高考一步登天，大学生则要把持住每门功课，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今天，论文至上和绩点至上，使研究与教学难以厚积薄发，难以自由“发问”，学术失了“问学”的基础，便自然会“术化”。究其根本，当与学术生活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一套生产化的标准，规范化的流程，以产量、技术、效率为原则来引导，学问也便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抽象化的交换价值，知识活动也会成为社会化的平均劳动。学术本为对思想和知识的探问、探究和探险，却沦落为一种自我保全的技术；学者本来是一种“问无人之所问”的行当，却演变成一种产品经理常有的客户思维，课题也成了用来招投标的标书，批发-零售的关系随处可见。然而，与商业中的大资本相比，学术领域本多为小资金、小土地的经营者，尤其是文科，一旦技术密集化，自然会形成“内卷化”的效应。这让我时常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的分析，真是精彩到位啊！

　　所以，我终于理解了《开放时代》这一年度主题的涵义：只有当“学科性学术”本身成为问题，即“学科性学术”成为“学科之术”，或成为有“术”无“学”的学术，我们来讨论“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话题才有意义。事实上，今天只有将“学科性学术”重新问题化，才能回应问题本身。“问题性学术”的意义，并不是所有学术都要解决现实的问题，学术当然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但也需要从人类历史的源流和发展来考察问题，更需要进入学科内部，去发现每个学科的发端、变迁和未来的可能处境来探讨知识本身的问题。总之，任何学科，本来都是从“发问”和“追问”中产生的，用韦伯的话说，既是一种信念伦理的要求，也是一种责任伦理的要求。学问本于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进入未知的领域，而不能沦为一种自我生存的技术，或一种社会竞争的技术。

　　前些日子，网上流传一个帖子，讲的是一位农民工（其实是辍学的大学生）工余时间阅读海德格尔的事，他还翻译了一本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专著。我大致看了下他翻译的目录，一板一眼很靠谱，说明他是认真读了《存在与时间》的。他说哲学只是他思考的乐趣，不能帮助解决什么实际的生活问题，却让他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多懂了几分。这里提起这个故事，是说哲学总是贴近人的，任何一个人，都对人的存在、人的状况有基本的领会，都需要哲学。同样，记得邓小南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任何人对于人类曾经的过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同样，文学也可以给深陷周遭生活中的人打开一个新的天地，让他或她在一个别样的世界中有梦想，有希望。这就是文史哲这些学科最根本的生命力，在所有人那里，最接地气。可悖谬的是，今天很多学者所做的研究，已经全然不顾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基本存在论的感受，淹没于繁复冗杂的方法和技术之中，不仅普通人不知所以然，连最相近的同行都搞不懂。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们知道，所有学问的生发点，都是人世间的疑难、为难和危难之处，中国人讲“推己及人”，就有这层意思在里面。在生活的世界里，哪里都有疑难杂症，我们身在多重的关系和道理中，总有不知所措之时，世界纷繁复杂，常伴有危机和苦难，所有这些，都有其源远流长和错综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学问之所学，学问之所问，都源出于此。倘若学者不再有生命的关切和律动，知识再繁荣，再爆炸，那只能加重人的焦虑和世界的危机。

　　因此，所谓“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话题，倒是应该反过来谈：学术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依据学科的轨迹去探究问题，进入问题的深层机理。而任何学科的原发状态以及发展中的关键节点，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因学者所遭遇的不同时代之处境而不断得到重新的理解和阐发。不要认为，我们在哪个学科从事研究工作，我们就搞懂了这个学科。很多人的学科归属，不过是一种职业性的或资本性的归属而已，与学术无关。或者，一个人面对危机重重的时代而焦急万分，亦不是学者应有的最终姿态。从问题性学术重返学科性学术，才是学者担负起责任伦理的真正路径。从根本上说，任何专题或主题性的研究，都不是学术的根本，只有再次返回到一个学科最基本的提问方式和基础命题中来，获得新的认识，才是学术的真正目的。

　　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有些最根本的问题总是绕不过的。社会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一门学科来思考？与以往的学科相比，社会学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新方法、新视野、新境界，才可以对那个时代原有的学术门径提出挑战？社会学提问和追问问题的方式，或问题化的路径究竟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每个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者都要反思的。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些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古典希腊时期就已成型，有些学科则是在罗马，有些学科在基督教的时代里发展到鼎盛阶段，那么，为何惟有社会学，或者是将“社会”作为“逻各斯”（logos）的问题化方式，在19世纪才得以形成？这说明，在发生史的意义上，社会学并不是作为与其他学科并行的一门学科而存在，相反，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社会学是以超越原有知识图式的姿态出现的，即面对这个未知的现实世界，社会学要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视野和方法，才能突破人类旧有的知识格局，从而开辟未来。

　　问题化，是一门新兴学科最原初的认知冲动，同样，即使是一切学术上最微小的发现，其动力也必来源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即便说19世纪的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也不是今天学术管理体制颁布的学科体系中的一支，相反，在那个时代里，社会学是面对人类的总体历史处境、人的总体生存状况来提问的，而不是今天在排除了其他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后，留下来的剩余学科。

　　社会学形成伊始，便以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姿态出现。在一个蓬勃兴起的工业社会中，卡尔·马克思率先向传统形而上学发难，指出那些沉浸于纯粹观念世界中的思想，无非是一种“贫困的哲学”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形成的两级分化的雇佣关系中，到处充满着悖论：一方面，是大面积陷入贫困境地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家，依然用所谓人性的构想来解释世界，这种学问本身也是一种贫困的窘境，罔顾现实中的一切，只靠幻想存在。因此，要对“批判的批判”再度进行批判，才是现实存在之问题化的思想所向。在这个意义上，创建一种重返经验世界的科学，便是经典社会学家的第二重出发点。无论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存在的物质性，还是涂尔干所言的社会事实，以及韦伯提出的客观有效性的概念，都旨在发现各种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方法，将一切现实存在的总体性原则揭示出来。

　　然而，社会学家从来没有把目光单纯锁定在经验事实的领域中，而是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价值性的难题。马克思关于价值二重性的论述，将人的劳动和生产关系提升为一种根本性的创世原理，涂尔干则将作为神圣存在的社会，理解为宗教构造的根源，彻底向一神论发出了挑战。事实证明，如今的欧洲，在政教分离和跨文明流动下所形成的弥散性信仰，已经构成了价值认同的新危机，为涂尔干百年前有关现代宗教的判断所言中。相比而言，韦伯秉承德国的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的传统，为最终扩展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给出了一个宗教发生学上的解答，同时也将这样一种世俗化的救赎方式所带来的历史效果，作为新一轮的问题化过程加以追问。

　　可以说，社会学之学科意味中的“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新方案，是因为伴随着工业化、资本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人类首次全面迈入了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涂尔干所说的有机性组织及其神圣基础，韦伯所说的革命性的理性化进程及其伦理后果，都是对上述意义上的“社会”因素及机制的概括。这种解释逻辑，突破了已有的各学科曾经设定的认识边界，创建成一种新的逻各斯，超越了以往的形而上学、法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视野。

　　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境遇中，社会学尤为关切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倍加矛盾和无所适从的“人的状况”，剥削、失范、紧张、抑郁乃至荒诞，开始成为人在社会中的病症。而另一个问题，则是世界历史突破了原有的各大文明板块的疆界，破天荒地将不同的信仰、价值、制度和风俗混融交织起来，构成了人类从未有过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最鲜明的写照。由此，经典社会学家们开启了更为宏阔，也更为纵深的学术征途，即将文明研究作为一种集大成式的时代问题加以关切。在文明的古今之间，以及不同文明区域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出总体史的恢弘面貌。无论是涂尔干的社会学年鉴学派诸弟子所展开的各文明史前研究的学术体系，还是韦伯一人担负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的皇皇巨著，都是社会学学科对一个新时代的思想交代。

　　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类的历史再次进入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时期，依我们学科发展的现状来说，我们问什么样的问题，拿什么样的成果，才能对这样一个时代有所交代？社会学诞生仅有百余年的时间，可是，倘若前后对比来看，经典社会学家博大的知识修养、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与我们今天最为重视的学科排名、论文技术和课程绩点，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我们所失的，是内在于生命的强烈的思想冲动，是对生活世界中各种疑难、为难和危难的感受力，是兼容理论、历史和经验认识的学术修为。

　　我们不要把一切的困顿都归咎于体制。外部环境永远存在，在生存的意义上，我们的前辈也活得不易，甚至更加艰难。但是，他们从未失去感受时代问题的脉搏，从未失去叩问心灵的良知，从未失去不断追问的意志和能力。真正的学者，从来都应以自知和自省为先，任何学术问题的发现，都首先在于发现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从“学科之术”到“问题之学”，是所有改变的起点。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把藩篱变成翅膀——谈谈问题学术的边界

  渠敬东讲得非常精彩，他提出来的核心问题，我觉得具有悖论性质。他说，现在学科没学术了，是学术最尴尬的时代；但是同时他又批评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教学不尊重学科。我想，他强调的是学者不能胡来，学科的依据很重要，但是现在的学科学术很难提供充分的学术营养，这是一个困境。这个悖论提出的其实是下面这个问题：问题性学术，要在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来生产？

　　我个人认为，跨学科并不是培养问题性学术的最佳出路。因为谁都无法否认，今天跨学科这样一种知识行为生产了大量伪问题。当然什么才叫跨学科，本身需要更严密的界定。我只想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假如没有广博扎实的学养，学科不能靠抖小机灵随便“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墨守现有的“学科规范”呢？当然不是。学科学术出了问题，正是因为学科的知识生产走到今天，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活力和张力，变成了束缚人的藩篱，甚至变成了打人的大棒，以学科为名限制学者的自由思考，是今天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我在这里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问题性学术必须以开放的学科知识作为背景来生产。当学科学术被开放的视野激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学术政治的工具或者是死知识。那么如何开放呢？我认为，真正的开放不可能发生在直观层面，它源自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人类的精神遗产，只有开掘到一定深度之后才是互相贯通彼此相关的，所以开放的前提是确保有限范围内的深度。为了准确传递这个看法，我想举两位日本学者的例子。他们是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历史学家上原专禄。篇幅有限，我不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整体研究成果，请允许我直接进入主题。

　　丸山与上原都在各自的学科内工作，他们终生保持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发生了影响。他们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巨擘，且不止是活字典意义上的专家；他们有能力激活知识的内在活力，把它转化为同时代的课题。

　　先谈丸山真男。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试图建设政治学学科。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明治以来特别是昭和时期的日本政治学，基本上是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到了战后，为了帮助政治思维从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独立出来，以科学之名建设政治学学科非常必要。第二，日本政治学是模仿西欧政治学的产物，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这些知识很难直接用于解释日本的政治现实。政治学者们虽然讲起政治理论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分析现实政治问题时，依靠的是常识。大学教授往往比不上报社的政治部记者，后者虽然也是依靠常识，但由于常年在现场，他们有更丰富的经验。

　　丸山试图建立作为学科的政治学，用他的话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价值”。他强调，政治家追求的是宣传价值和煽动价值，但是政治学者需要以客观的态度研究现实政治，不能功利主义地追求实用价值。当然，这会遇到重重困难。政治学的特质就在于它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不对等。后者对前者的制约、掌控是难以摆脱的。丸山承认这个困境，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日本政治学的最大障碍。他说，日本政治学并没有尝试着与现实政治相碰撞并从中发展自身，这个领域充其量产生了少数政治学史的大家，但是并没有产生有创造力的政治学家，学术的整体倾向是学问与其研究对象即现实政治的分裂。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学一直致力于追踪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方法，学术观念游离于现实经验。

　　丸山并不是学术组织者，他基本上依靠个人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推动学科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他写作了大量政治评论和政治学论文。在这些著述中，他对日本政治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这方面我不介绍，现在已经有不少中译本，大家可以直接了解。我想说的是，其实丸山本人的政治学教养也完全来自欧洲。他与他批评的那些大学教授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理论资源不同，而在于使用这些资源的方法与秉持的认识论不同。

　　丸山批评的日本政治学教授，基本上以原教旨的态度介绍和模仿欧洲政治学理论。这使他们不断追赶西方最新流行的课题，而且几乎只能以抽象的方式原样复制。丸山的做法是，他在阅读欧洲政治学理论的时候，会把这些理论与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土壤结合起来理解，同时从中提炼那些可供转化的问题意识，在日本的语境中重新激活它。

　　比如，欧洲政治学中一个古老的命题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提出的人性问题。人性的不确定性是政治学讨论国家存在必要性的前提。丸山对这个基本命题进行了转化，针对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和日本政治学学科的薄弱之处，对人的“非理性”特质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的政治学不是从国家和政党起步，而是把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参与政治生活作为政治学的出发点。这样的视角针对的正是日本人的非政治思维习惯：现代人是否能通过拒绝表态而远离政治？“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是公正的吗？追认既定现实的“现实感”为什么需要分解？在观念与现实之间进行选择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等等。丸山强调，政治的特质在于它不可能只依靠理性运作，政治动员甚至必须依靠人的激情；政治因此必须面对各种变动，它作为“可能性的技术（艺术）”，时时需要面对人性中的非理性力量。

　　丸山这样定义政治学家的工作：由于政治的这种特质，政治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激情。毋宁说，没有激情的政治学家根本无法承担政治学工作；但是，这种无可厚非的现实政治关怀，并不能直接带入政治学研究，政治学要想成为科学，需要政治学家履行“禁欲”的程序。禁欲的前提是有欲望，要有介入现实具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会引导政治学家履行他作为公民的责任，并不能直接成为政治学的操作。政治学不能直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它要关注现实，建立分析的维度。丸山一生都在强调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是“断裂性的连接”，说的就是这个分寸感。现实里的具体问题都是一过性的，它消失之后，再精彩的解释都会失效。政治学如果只做就事论事的分析，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传统；但是假如因此而远离现实，政治学家失掉了欲望也就不需要禁欲，于是就变成没有问题意识的匠人，只能生产苍白无物的观念。

　　我们还是回到学科问题上来。丸山非常强调学科的边界，但是他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画地为牢，而是为了避免信口开河。他说过，一个学者在发言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自报家门地说自己是研究哪个领域的呢？这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也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局限性。丸山在50年代最活跃的时期，跟各个学科的学者进行过主题广泛的对谈或者座谈，在对话时充分活用了政治学的视角和方法。他的发言常常会使问题变得深入和精准，但是他谨守学术规范，不做没有根据的想当然分析。丸山让我了解到，学科知识其实是宝贵的财富，关键是要有能力真正开放它。

　　我再谈谈上原专禄。他属于丸山的上一代人，早年经历了非常好的德国中世经济史训练，从事13世纪德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严密考证，对韦伯关于德国经济理性形成时期和形成原因的假说提出了质疑，修正了德国史学界的一些定论，获得了该领域的定评，也因此在日本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从学科意义上来说，上原一直在史学领域工作，他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考证一级史料和研究资料，确认相关知识状况的边界，这是“史料批判”最核心的工作。在日本昭和前期不断升级的对外战争中，上原通过一系列考证工作来“抵抗”。这个抵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对欧洲史料的细读，深入了解欧洲社会与文化，从而把欧洲相对化，摆脱日本人醉心于西欧的社会氛围，并对抗与崇拜欧洲互为表里的亚洲歧视。

　　上原这个思路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他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欧洲相对化，而不是对抗欧洲建立起来的。特别是这个相对化不是通过张扬日本文化，而是通过对欧洲人而言也同样艰苦的史料批判建立起来的。在日本学界盲目崇拜西方的时候，这个方式很容易被理解为“被西方学界认可”或者“与西方学者平起平坐”，这些上原确实做到了，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相对化并不是与对方平起平坐，那是一个大于自己和他者的感觉方式。

　　日本战败之后，上原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建构世界史论述。他组建了一个七人写作小组，耗时耗力地为日本高中生写了一本世界史课本，没有流通几年就被文部省否决了。1960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改写本，更名为《日本国民的世界史》。这本书体现了上原基本的世界史构想：世界史与人类史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人类史是叙述世界上各个地区，从原始时代一直发展到现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但是世界史应该讨论的重点，是原本相对孤立的各个区域如何发生了关联，关联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有什么基本特征。所以，人类史可以从原始社会讲起，世界史的起点则要晚得多。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构思的独特性在于，这部世界史不以国别为论述单位，它以文明圈为单位。它基本上由四大文明圈构成，三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文明圈叙述里当然有国别，比如东亚文明圈大部分讲中国；但是论述的着眼点并不在国别，而在于每一个文明圈如何统合，内部的各个部分如何发生有机联系。这部著作还打破了一般世界史的历史分期习惯。它并没有按照惯例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现代，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式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两种分期都是西欧史学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模式；上原认为可以在这部书的欧洲文明圈部分使用这种分期，而且只是到近代为止；他对“现代”进行了重新定义。对亚洲的三大文明圈，上原使用的不是这种分期方式，而是确定“文明圈成立的标志”。他以东亚文明圈为例，说明了这个假说：“以隋唐统一国家的完成为中心，东亚文明圈在现实上得以实现；在这个事实里，凸现出将历史潮流宏观地分为两个时代的那个分水岭。”①而印度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也存在“分水岭”，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和之后划分出了两个不同时代。

　　上原这样区分亚洲的历史时期，是因为他的世界史视野始终关注的是地域世界如何以文明圈的方式发生内在的互动和文明圈之间的互动。当然，这样的互动往往伴随着血与火，这正是欧洲“近代”这个历史时期对外扩张的历史特征。上原说，现代必须超越近代的这种历史性。他认为现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超越，这就是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过程。

　　对于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叠加的结果，或者把世界史视为欧洲现代文明全球化过程的思维定势而言，上原的世界史图式肯定是不可理喻的。更何况，他拒绝把“现代化”“现代性”这样一些对欧洲文明圈很有用的分析概念直接挪用到非西方世界去。他要通过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重新定义世界史的基本分析范畴。这个挑战实在太大了。上原认为，“现代”是以追求民族独立为基本特征的时代，它不仅是历史分期，同时也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讨论世界史，要以生活人的感觉进入，对大众而言，当代世界面对的基本问题，是生存问题，生活问题，自由与平等问题，进步与繁荣问题。而构成其核心与前提的，是独立问题。上原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说，日本远未实现独立，日本独立的课题与亚非拉的独立并没有区别，在拒绝成为帝国主义帮凶的意义上，应该具有同类性质。

　　上原在战后的工作，表面上看跟他在之前从事德国经济史考证的工作似乎毫无关系，但是这两件事情不能割裂开来。假如没有前期“纯学术”甚至是“纯技术”的考证，就没有后期的世界史建构。这样说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上原的世界史并不是意识形态，他对世界史的构想严格遵循了历史学的学理。比如他强调学者不能逃离现实问题，但是同时反对把现在的问题意识直接投射到过去。他强调，这种直接的投射会毁掉各个时代（也包括当代）的独特性，会使现在和过去都无法辨认。他提倡“生活现实的历史化认识”，意思是以“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把它作为线索使“过去”形象化，再以形象化了的“过去”为媒介，重新认识“现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线索”和“媒介”这两个概念。它们都不是具体问题，而是从具体问题里生发出来的“中介功能”，其作用在于打开问题的自足性。上原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认识论，受惠于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其次，上原早年的考证，绝不是我们望文生义想象的那种学究工作。通过对原初史料的缜密阅读和史料批判，他锤炼了相对化的学术感觉。这种感觉支持他深入地理解了欧洲文化的内涵与边界，并支持他以同样的视野处理更广大的世界。这种相对化转化为他很多重要的问题意识。比如1957年他与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对谈时，加藤提出历史学需要指出日本今后应该怎么发展，上原说这个做不到，历史学能够做的，仅仅是在世界史中给日本定位。定位，是使自我感觉相对化，所谓的相对化，说的其实是在大于自己的结构中准确把握自我的边界。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出版之后，写作组成员希望继续跟着上原读书和写作，但是上原解散了写作组。不仅如此，他还相继辞去了历史学会会长等重要的学术职务，提前从一桥大学退休，彻底脱离了官方与民间的学术体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上原做过一个讲演，激烈抨击当时日本的知识状况。他说，现在日本出版界可以说是世界史大泛滥，各种版本基本上都是“传媒世界史”。传媒不断诱导读者的趣味，再根据读者趣味组织学者写作，学者也多数甘愿在这种状态下谋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使世界史成为传媒炒作的商品，无助于世界感觉的形成。上原干脆隐姓埋名，从东京搬到了京都，写作“一个人的世界史”，直到去世为止。上原说，世界史一个人做不了，但是必须一个人做。这句话道出了思考与学术坚持独立的艰难，也道出了独立思考的伦理性格。

       丸山真男与上原专禄曾经以“教育的本质”为题做过一次对谈。他们一致认为，教育并不一定以学校为依托。当学校教育出了问题时，社会对教育的看法才是决定性的。说到底，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藩篱能否变成翅膀，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脚踏实地地飞翔。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调整经验的视角

  这次论坛的主题，“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我觉得跟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是有关联的。上一届开放时代论坛在云南大学举办，题目叫做“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虽然现在把它扩展成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内容，但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地方：一是强调学问不受学科的限制，讲究跨学科；二是强调有经验的针对性。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调整经验的视角”，跟何明教授前面的发言有些关联，但我说得简单一点。我的问题分四点：

　　第一点，知识的来源。所谓学科问题就是对知识生产及其表达方式确定化的一种表现。我们的知识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知识，一种是经验知识。形式知识就像逻辑、数学一类，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面对经验的知识。

　　经验知识的来源，有两种比较基本的操作方式，一个是对经验描述，一个是对之进行概括。描述与概括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特点，描述往往是个别化的，针对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经验，以之为核心展开叙述。它是我们辨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我们辨识这个世界的起点，同时也是实践知识的目标，所有知识的应用最终都同具体经验相联系。常识就从直接的描述开始。概括则试图提供类型化的知识。类型化实际上是为了对我们所面对的现象进行分类，分类使现象呈现一种秩序，而利用秩序，是为了我们更有效地操控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知识中，不同程度都包含一些描述和概括，只不过是有些知识类型概括比较明显，因为它处理的是个整体的问题，最好是有规律可寻，有些知识类型可能描述的成份比较多，比如说关于历史的知识。又如，关于人类学的知识可能描述的成分比较多，关于经济学的知识有可能概括的比较多，社会学知识也有这方面的特点。

　　很多时候，我们经验的区别，不是因为经验对象的不同，而是经验方式的不一样。什么叫做经验方式的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庄子在《人间世》中曾写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棵巨大的栎社树，非常漂亮，很多人都在围观，可是一个很有名的工匠，见到后头也不回就走了。人家就问他，那么多的人在围观，为什么你就不屑一顾？他回答说，这棵树事实上是散木，木材既不能做栋梁，也不能做家具，毫无利用价值。工匠的看法跟围观者的看法不同，就是他们对同一棵树的经验不一样。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把围观者的问题归为审美问题，工匠看到的是一个技术材料问题，可能还有人考虑经济问题，甚至是宗教问题，因为栎社树可能是社祭的对象，在有些人心目中，便是一个神物。面对同一个对象，动机不同者经验会不一样。如果不同的经验变成各自理解和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各自的知识视野自然就不一样。

　　也许有人认为，会存在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同视野的人都需要面对的，它是其他理解的基础。但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没有基本事实，假如它是依靠我们的感官掌握的话。哪怕更微小质料的形式，也不是事实，而是我们观念推导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一种知识，只是后来成为我们理解问题的预设。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一开始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性问题，它是一个慢慢增长起来的过程。这个观点跟刚才何明教授的说法是一致的，即学科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学科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当它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储存丰富的经验后，那些想获得这种经验的人，直接从它那里获得相关的知识，由此而有学科的存在。

　　第二点，学科的见与蔽。现在的学科分类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根据对象，是动物、植物，或者人物，这在我们的感觉中能够作出区分，然后以之为对象建立相关知识，自然科学大部分是这么做的。还有一种情况，实际上是面对一个对象，我们以对对象的不同的经验方式组织知识，进行学科分类。刚才我们讲到树的例子，以人为对象更是这样。它可以有心理学的，可以有生理学的，可以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的。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主要不是不同对象的研究，而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理解角度，每一个角度实际上都是不同类型的抽象。做学问的人，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一个假定，就是有物必有则，假定所有的现象都有一些内在的规律在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把知识的掌握，看成有层次有角度的话，我们一定会碰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见必有蔽。见与蔽是中国古人所发明的说法，你观察任何一个东西，只能观察其中的一面，而呈现给你一面，同时也遮蔽了背后的另一面，所以不管我们的知识类型怎么区分，你用什么样的角度都存在某一个你看不到的位置，我们把它叫做死角，这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我们说知识固化，假如要撇开利益或意识形态等复杂的因素的话，至少就是在认知上，我们产生了路径依赖。实际上就是过去积累的处理某种经验的方法成功以后，你熟门熟路，不愿意轻易放弃它。如果是懒人或者是智力不够的人，他更不愿意去冒险。这就是学科性学术最终会有弊端的原因。

　　第三点，传统学科的转折。今天关于传统的知识，不是传统学科自然演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传统的学科分类，有经、子、史。或者说，在经学里面有经世、考据、义理这样的分类。我们先看看经子史的分类是怎么来的。最开始我们有“六经”，六经实际是六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的资料积累。《诗》也好，《书》也好，《易》也好，还是规定人的行为规则或者习惯的《礼》也好，它们其实是当时的实践经验的一个记录，开始的时候连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都谈不上。它只是一些经验知识类型，那些知识是直接应用的，基本上不是研究，而是把它记载下来，最多是最初步的一些归类。可是等到子学，就是所谓战国诸子百家出现后，各家各派才对前面的那些文献进行反思，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他们系统思考的观点，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再演变出史学。史学跟原来的历史故事很不一样，了解子学的人就知道，诸子也讲很多故事，只不过那些故事不像后来史学的故事。后者把它变成时空贯通的系统叙事，前者只是一些经验的片段，用来说明某种特定见解的一种方式。

　　今天的文史哲学科，不是古典学科的继续，而是把它们当资源重新进行知识构造的产物。有一些看起来好像跟传统学术有关联的，比如说文学，或者史学，我们不能说传统没有文学，不能说传统没有史学，看起来好像也一致，所以这些学科在转换过程中没有太多的问题。不管是文学也好，史学也好，原则上都可以接纳描述性的那些内容，可是一讲到哲学，就引起了问题。实际上传统的部分概念或者是部分观念，跟道或理有关的内容，道理上可纳入现代哲学的言说范围。但是那种太有地方性的，或者太历史性的内容，同我们今天说的要求普遍化，也就是抽象化的哲学会有抵触。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会产生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这种讨论比较无聊，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是说，用来自西学的知识去描述我们的文化存在弊端。不仅仅是哲学才这样，社会科学也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历史演变过来的社会，它就一定会有同样类型的问题。所以，是要立足于从西方成熟的社会经验中引出来的外在知识框架，还是要致力于在中国经验中抽出更有效的说明问题的知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直在摇摆，或者，可能是有冲突的。

　　第四点，学会围观。在我们今天的知识背景下，要学会一件事，就是面对一个对象时，要学会围观。什么叫做围观？“观”这个词跟“看”一样，都是视觉动词。可是古代“观”比“看”重要得多，我们今天说的世界观或“正三观”都是从这个“观”来的。为什么要叫“观”？这里涉及我们的视觉经验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知识看作一种经验描述的话，那么视觉是我们在掌握世界时效率最高的一种经验。视觉比听觉高效，因为听觉除了语言，人类自己组织的有意义的声音之外，其他自然声音所传递的信息没有我们看到的自然现象的确定性高。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如此强调，亚里士多德讲形而上学，最开始也要讲视觉的重要性。视觉的“看”往往是指片段的视像，或者只能从某一角度看。因为所有的看都会有限制，所以古人发明了另外的视觉方式叫做“观”。看的对象经常是比较小的东西，而观能观大的对象。观大的对象时，你不能固定一个角度，必须转移你的视角。要转动你的脑袋，甚至移动你的身体，所以观可以是一个过程。这就引出了时间的因素。所以，才有可能观高山大海，还有可能把本来不可见的变成可观的，比如观风俗或观古今之变。古今之变或风俗都不是你能够在单一的视觉里面把握的。如果我们从视觉讲，观就是连续看的一个过程，把连续看到的片断组织起来。前面看到的视像是后面所看的基础，有点类似于电影胶片一格一格地连起来放，你才看到一个整体的图景。在观的过程中，前面的经验是后面的经验的基础。它不一定是一个视觉图像的储藏，你记下后也可变成你的观念性内容，累积帮助我们形成对事物更完整的看法。

　　围观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研究时，学会多角度的分析或多学科的合作。举一个例子，最近很多人喜欢讨论器物，讨论器物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考古学的，要弄清它是在什么地方出土的，是什么年代的，它的形制如何；有工艺的，要看那个器物是铁的还是铜的，看它的制造难度；有美术史的，要看它是不是更美观，是否有更好的审美形象。当然，还有一个角度是历史的，要看这件器物与历史上的那些人或者事件联系在一起，还有联系的方式即起什么作用等等。不是每一件器物都自动显示我们想要知道的具体身份，它需要具体研究。我甚至会说，还可以对器做哲学的研究。

　　为什么哲学研究它？因为古人关于形而上学的表达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器就是出土的器物，它有可能是用具，也有可能是礼器。可是礼器与用具原来有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它是转变过来的。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以后它变成某种社会等级或者社会体制的一个表现。如阎步克教授讲的“五十而有爵”，爵是酒具，年纪大的人才有这个待遇啊。后来的爵变成爵位的爵，意味着社会身份的确定与物质生活待遇是相联系的。更好理解的问题，可能是鼎。传说中的九鼎是权力的象征，可是鼎最开始就是盛具或者是炊具，它也是演变过来的。从鼎盛、钟鸣鼎食到一言九鼎以至有人胆敢问鼎，意义是变化的。今天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即使是同一个东西，作为文物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哲学上讲，先秦的道器之器与宋明的理气之气，虽然都是形而上学，可是意义不一样。气是无差别的料，器是一件件的物。前者着眼于事物的共同基础，后者则强调生活的具体意义。或者说，前者着眼于原则，后者则致力于秩序。

　　强调问题性学术，实际上就是在学科变革正在进行或者没有进行的情况下，强调跨学科合作，甚至鼓励更多的越界行为。它不仅是学科工作的完整拼接，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导出一些更有意思的知识生产。人文学术虽然不像社会科学，没有直接面对国计民生的宏大问题，但同样是我们知识传统中重要的一环，需要使之更有活力。这是人文学者的使命。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经史传统与哲学社会科学

  非常荣幸收到《开放时代》的邀请，参加此次论坛。我选择了一个我经常思考的，与主题有关的题目，叫“经史传统与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目前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提法，据我所知，应该是新中国独特的创造。很显然，“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提法不同于我们今天比较常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提法，尽管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对两者并不加以区分，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不同的学术思想脉络。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肯定跟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的理解有关，但又似乎有着更为深远的学术谱系。如何正确理解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内涵，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所启示。　　

       2021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17”重要讲话五周年。上午我听了徐俊忠老师的发言后，很有同感，特别是徐老师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解释，我觉得对理解“5·17”讲话很有帮助。如果可以套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说法，“5·17”讲话也可以称之为“改造我们的学术”。正如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就是针对当前分科学术发展越来越脱离实践需要，越来越碎片化、内卷化一样，时代问题呼唤真正关心时代的学术，我们亟需改造我们的学术，以应对时代的召唤和实践的需要。　

       徐俊忠老师在上午的报告中提到学科化学术的问题，我认为基础理论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高度学科化之后带来的知识生产的碎片化，我们同样可以借用当前非常流行的黄宗智先生的“内卷”概念来描述这种状况，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边际效益递减。在我看来，这种碎片化、内卷化的学术生产状况，表面看起来是学术高度分化的结果，究其实质，还是需要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着手，还是与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哲学前提有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所标榜的实证主义，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未经检讨的主观主义。其所标榜的客观性，实际上恰恰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设定，而非真正的客体性思维。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哲学前提，是建立在西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的。从这种哲学前提出发，对于现实世界总是持有一种执念，当现实发生变化的时候，当现实与理念或范畴不相符的时候，就总是认为现实错了，而从不检讨理念或范畴是否存在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一方面是主体形而上学，是观念论的问题，是本体与现象二分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扎根于希腊形而上学的根源当中，扎根于形式与质料、感性与超感性二分的哲学传统当中。　　

       事实上，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分科之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学者对此是有反省的。比如章太炎先生，他认为，在心在物之学，其体周圆，无间方国，譬如像物理学、心理学之类的学科，是可以运用统一的方法加以研究的。但是，像语言、历史、风俗这类事物，则其体自方的，必须找到与其相适合的方法，方法必须与研究对象相匹配。侯外庐先生曾总结章太炎的研究方法，将其概括为“对象决定方法”。章太炎的方法论态度，显然与王国维所强调的“学无中西”的方法论态度正相反对。应该说，王国维所谓“学无中西”的方法论态度，就是将在心在物而其体周圆的学问方法，拿来研究其体自方的学问对象，作为可以适用于一切对象的方法，这就一定会出现方法与对象不匹配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后，西方的现代哲学经过了一系列的革命性转化，哲学革命的对象就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这一点在海德格尔身上有明显的表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特别强调对象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设定关系，主体不再是一个前提，而是通过一个“解释学的循环”而出现的主体性化的结果。无论对象还是主体，它都不是现成在手的，设定对象的过程恰恰是主体创造自我的一个过程，反之亦然。这也是中国清代思想家章学诚所强调的“源流互质”方法论的核心要义。所谓“源流互质”，就是“源”和“流”之间以一种相互设问的方式来相互规定、不断确认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讲的客体性思维，就可以理解为通过不断去除主观，从而让客体自身作为客体呈现的方式。它首先取消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通过客体性思维来创造出一种真正主客交融的更大的主体性来。我们可以借用《肇论》里的说法，这个过程就是所谓“虚心实照”的过程。“虚心”之所以可以带来“实照”的效果，就是通过修养的工夫不断去除主观，以达到让客体以客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客体真正以客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过程也就是祛除主观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能动性表现为主动祛除主观的修养工夫。这个过程，用孟子的说法，就是“尽心知性知天”，而这也正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内容。这个过程是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统一，就是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因此，认识的过程，是通过认识创造更广大更饱满的主体的过程。也就是说，祛除主观小我的过程，就是创造一个更大主体的过程。客体性思维恰恰是一个主体性化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认识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的过程。　　

       社会科学认识的对象，不是现成在手的，而是需要我们不断确认的，而这种确认与我们对自身的确认是一体两面的。因此，确立认知对象，就一定与我们所在的位置有关。我们不能用西方实证主义那套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标准来想当然地认识中国，这套方法论标准背后预设了一个未经检验的主体状态，这种主体状态成为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前提，认识过程不仅不会丰富认识主体的具体内涵，反而是不断确认认识主体的普遍性。这套方法论标准其实蕴含了西方世界对现代化的特定想象，就是用一套看起来客观实证的方法，来获得改造特定历史社会的目的。“对象决定方法”的方法论态度则不同，是用“虚心实照”的态度来面对世界，实事求是，不预设任何前提，尽可能地面对事物本身，让世界以其自身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态度，我把它命名为一种实际哲学的态度，这是一种克服了主体形而上学的实际哲学。实际哲学之所以可能，是以一种包容世界整体的真际观来导引我们对实际的认识，真际不是一个隐在现象背后的本体或物自体，一个认识无法企及的真理，而是一个导引我们认识世界内在实际道理的整全性意识。真际是用以确认实理的条件，并非是以真理的名义降低实理的价值。这种实际哲学的态度，是一种根据现实的实际之理内在于现实来改造现实的哲学实践，它不会以真理的名义整体上批判和否定现实。真际作为理想是内在于现实当中发生作用的导引性力量，而非整体否定现实的彼岸理想。　　

       用这样的立场来重新看待章太炎的“国学”概念，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努力，而这是现在的“国学”观念已经遗忘的任务。在我们看来，章太炎正是试图通过“国学”来组建一整套“其体在方”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一种在经史传统的基盘之上，更为自觉地建立认识中国现实的知识体系。　　

       近代还有一位学者，刘咸炘，他有两个观点很有启发性。作为一位终生仅出川一次的学者，他的知识视野却极其开阔。作为一个对传统学问有独到而系统认识的学者，他在提到德国西南学派时指出，西南学派将事实与价值、自然和文化二分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事实实际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价值的事实，另一种是无价值的事实，其中，有价值的事实就是人事。所以，文化研究不是单纯的价值研究，而是去研究有价值的事实，即“人事学”。“人事学”有两种，一种是群学（社会学），一种是史学，一横一纵结合在一起，才是研究“人事学”的完整方法。　　

       刘咸炘的这个说法，实际上非常敏锐地揭示出西南学派所开辟的，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难题。我们知道，韦伯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的态度，可是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韦伯却恰恰通过一种价值关涉的方式，在事实的汪洋与沼泽中发现事实。如果没有这个价值关涉，它就不可能设定所要认知的对象，因此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他以价值关涉的态度确定了事实，但又以价值无涉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事实。施特劳斯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以韦伯为代表的这种所谓客观的社会科学背后的主观主义：所谓的价值无涉其实是建立在对认识对象的价值设定前提之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有价值的事实”，是所谓“人事学”，因此无法摆脱与研究主体的价值关涉。　　

       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其哲学前提正是西南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其根源就在于康德的先验哲学，康德的先验哲学强调了一个认识论原则，我们能够认识的世界仅仅是我们所能认识的现象，物自体是认识无法达到的。先验哲学认为人所认识的部分，是靠先验形式、靠范畴所规定的认识对象，属于现象界。因此，先验哲学其实是一种更深刻更精微的主观主义。我们所能认识的世界，只能通过人自身所具有的先验形式来认识。在思维和存在关系当中，思维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存在，从内在不可能真正实现超越。以先验哲学为前提，说明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认知对象恰恰来自于人的设定。

       如果再往前追溯，我们也可以在希腊形而上学中找到其更深的根源，即质料和形式二分的传统，感性与超感性二分、理论与实践二分的传统。这个传统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截然不同。希腊哲学重视从思维出发来认识存在，而中国哲学传统则从来不会把人的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再去寻找统一的可能。中国哲学从来都是从天地人内在一体的关系出发来把握人的存在。这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从在世存在出发理解存在。这种形而上学传统的不同，带来了中国哲学传统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不同看法。正如上面所讲，认识的过程就是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是主体成为主体的一个主体性化的过程，是客体成为客体的客体性化的过程，二者是合一的。这种合一，就是中国哲学的实践精神，或者说是知行合一的精神，是理事融贯、情理合一的精神。根据这种精神，知言和论世之间必须融合，虚理和事实之间必须一贯，这就是我们的经史大传统。用刘咸炘的话来讲，子、史之间的结合根源在经上，子本是讲虚理的，有了史的结合，子史合一就统一到了经的根源性上，统一到了经史合一的大传统上，就有了中国人知言论世的学问，就有了讲求实理的学问。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不把理论当成虚理来把握，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去探求实理。　　

       孟子讲的“知言”，其实就是设身处地，也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论古必恕”，是把恕道作为认识论的原则。陈寅恪先生曾讲过，“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就是设身处地的方法，是我们经史传统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另外，在刘咸炘看来，哲学和社会科学在西方知识体系分工当中，哲学研究虚理而社会科学研究事实，看起来和我们的子史关系有点接近，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虚理和事实之间分成了两种学问，虚理与事实的结合不是内在于事实当中，而是用虚理去结合事实，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主观主义。我们一般所谓形而上学立场，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刘咸炘还给我们第二个启发。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体系具有章学诚在校雠学中强调的“明统知类”的目标。随着人事的变化，知识是会不断生长的。如何将新的知识收摄到一个固有的统系里面去呢？这就需要“明统知类”。“知类”就是要了解知识的性质，给知识做一个安排，并且将这个安排以考镜源流的方式放到一个统系里面去。刘咸炘特别强调“明统知类”方法，其核心关切在于如何将近代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重新纳入中国以经史传统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当中。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在今天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这个说法看起来很迂阔，譬如马一浮先生就提出过“六艺统摄一切学”，刘咸炘也试图用校雠学的方式来统摄西方的知识体系。如果能在中国经史传统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之间，找到一种融合的方式，使得来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在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尽量避免出现圆凿方枘的困难处境，避免“理论是对的，现实是错的”这个问题，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就在中国具有了经史大传统的意义，也具有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以讲求实际的精神克服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傲慢的可能性。　　

　　在经史传统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通过一种“明统知类”的校雠学方法，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是以经史传统重新架构和安顿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之所在。以“明统知类”的方式参合两种知识体系，从而将西方的知识体系奠立在中国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以一种整全的中国哲学世界观为依托，以中国传统关于人和世界之间的内在一体性的世界观为依托，就可能充分发挥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优势，而避免其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傲慢。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经过了哲学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越来越具有了共同的哲学境遇。在这种境遇下，三个哲学传统之间通过彼此的沟通，或许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以对实理的探求来逐渐达致对世界本身的把握，而不以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所谓真理，来取代对世界实际本身的认识。这是我们讨论经史传统与哲学社会科学关系的目的所在。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研究的学科化问题

  今天会议的主题，“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显然是一个很开放的话题，多领域学者从各自角度来谈感想，我称之为“感想”，是因为话题本身的性质。

　　我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来谈谈学科化的问题。从政治学这个角度来谈问题，问题性学术研究与学科性学术研究就不是一个真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谈学科肯定是在西学语境下，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概念。学科既然是一个西学的概念，我们就从西学这个语境来说起。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科，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就是国家问题。政体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科意义上的概念，或者说政治问题研究一开始就是学科性的。

　　比如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它就是用学科方式来表述问题研究。到工业革命以后，学科化建制受影响最大，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分工，学科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近代社会科学的诞生。政治学系诞生于19世纪80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了国际关系学，这是社会分工专门化，受工业革命的影响。

　　这是我们在西学意义上来看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关系。如果非要说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学术有什么区别，我想在方法论上有所体现。先看一般性的问题性学术研究，对政治问题大家都感兴趣，比如国家兴衰，不要说读书人，一般老百姓都感兴趣，因此研究政治问题的人很多。中国古代关心政治问题的都是政治家，他们又是学问家，像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从研究方法来划分的话，一般性的问题性学术研究，基本上都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主义是方法，但它不一定是我们说的方法论，比如求同存异，以归纳法居多，这些是人类思维的常识性方法。看到一些现象进行归纳，这是一般性问题研究，有方法，但是谈不上方法论。

　　学科化研究有方法论。从中国政治学这个角度看，中国引进政治学120年以来，在有学科之前就有发达的政治问题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非常发达，但是它们不叫学科，有学科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120年左右的事。在方法论上，先后出现了来自欧陆的制度主义，来自苏联的阶级分析，来自美国的理性人假设。有人说到把人性引入研究，西方政治学引入得最早、最多、最深入，最后其人性研究把美国政治学搞死了。霍布斯要理解国家，就像要理解钟表一样。这个国家像一个钟表，国家的原部件是什么？因此要理解国家首先要理解人性。人性是什么？自私自利。西方政治学一直有通过人性的假设来把政治问题研究科学化这样的追求。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学是按照这个路线图去做的，理性人假设的最高表述就是“历史终结论”，因为代议制民主体现了理性人假设的个人权利，因此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所以说，理性人性假设的研究在西方非常发达。

　　区分问题性学术和学科性学术的一个角度可能就是方法论。无论是制度主义的方法论，还是阶级分析方法论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它们有共同特点。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方法，历史方法是求同存异，归纳法，总结经验，总结规律，但是这些方法论有其内在的中介机制的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也算是学科性学术的一个进步吧。

　　另外一方面，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每个时代的政治学的知识产品都是那个时代最牛的国家提供的，比如说制度主义方法论来自于欧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学引进了欧洲的政治学，而阶级分析主要来自于苏联，理性人假设，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来自于美国。我们的问题是，中国走到今天，正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政治学应该提供点什么？如果仅停留在问题性学术层面而非学科化方法论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依旧不能担当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责任。

　　中国政治学的大传统是政治史类研究很强，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的小传统在政治史类研究上独树一帜，比如革命史、党史、共运史、中国制度史，更别说清史研究。在政治学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学科化的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强调的是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历史渊源与历史轨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历史本体论。大家都在讲历史的重要性，德国也有历史学派，英国的政治学和历史研究根本不分家，他们牛津、剑桥的教授既教中国历史又教中国政治。在严格意义上，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算起，德国历史不过500年，英国诺曼人登陆就是1000年。它们历史都不长，但政史不分家的传统非常坚固，而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5000年历史的大型文明体未曾中断，因此历史本身给我们能提供更多的资源。中国历史是政治史，政治史当中有很多政治学原理。以前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都是用外来的方法论，因此历史政治学可以认为是基于中国历史文明的，中国政治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历史本体论。布罗代尔说欧洲直到17世纪左右基本上都是社会史，因为帝国崩溃以后都是城邦国家，城邦国家就各自为政，后来进入封建制绝对主义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从几千个城邦国家，甚至上万个城邦国家，打出来几十个民族国家。历史就是社会史，因此国王有行政权力。而在国王旁边有很多地方诸侯，他搞不定他们，他们组成议会制约王权。这就是社会史延伸出来的制度变迁。从这样的制度变迁总结出的政治学理论，就是代议制政府、代议制民主等等。但是，中国历史是政治史，几乎一开始就是这样。先秦的时候，比如说管仲治齐、商鞅变法，都是政治史，更别说秦以后都是大一统的国家史。所以说，历史的性质导致了中国的制度变迁样式。

　　前面列举的几个外来方法论都很难回答中国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比如说代议制民主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最爱，阶级分析对革命很有用，但是怎么搞建设还有待研究，社会学已经找回阶级分析，但政治学界运用阶级分析的还寥寥无几。政治学1980年恢复以来，用阶级分析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几乎没有。理性选择主义就个体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恐怕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用历史政治学可以来解释中国政治现象，比如说民主集中制对应的是大一统，社会主义思想对应的可能是民本思想，协商民主对应的可能是协商政治，等等。我们说一般性问题的研究有方法，但没有方法论，而学科化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属于方法论。

　　因为政治学一开始就是学科化建制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它有巨大成就，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它的成就是什么呢？学科化成果能普遍化，形成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主义，在二战之前自由主义可能就是一个思想，是少数人能掌握的一个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到二战以后，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一个文件，说美国社会科学就是宣传战，就是意识形态宣传战。而怎么做美国社会科学？要把“自由”这个关键词贯穿于各个学科，因此后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自由主义这条线索。这个做法做到了什么呢？他们真正做到了“三进”，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我们现在提倡弘扬中华文明传统，比如说共产党思想资源在哪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在哪儿？那可能就是讲中国文明传统，比如说儒家思想，我的理解是儒家思想如果做不到大众化、学科化，如果依然按照原来的经学路径去研究，很难推陈出新，很难做到像自由主义一样的大众化。儒学的生命力在于社会科学学科化，如此才能普及儒学思想，弘扬光大。

　　另外，关于民主的概念，都是美国学科化成果的具体体现。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什么？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但是美国政治学怎么做的呢？它首先把民主从本质民主改造为程序民主，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第二位的。它来个简单颠倒，第一位是什么？选举产生政治家做决定的过程，这首先就把民主的概念改造了。第二是改造民主的性质。二战之前，一说西方民主都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这个概念，知识分子肯定不喜欢，因为知识分子喜欢自由，喜欢平等，喜欢公正，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可能有效率，但是肯定不公正不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被置换成什么？自由主义、多元主义民主，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第三个改造是什么？韦伯的合法性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政府组成符合法律程序，官僚制是最有效的，就这两点。到50年代，这个概念被重构了。李普塞特在《政治人》这本书当中保留“有效性”，但是把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从此有了“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这就是学科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说，自由和民主的融合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成就，因为自由和民主是两个道上跑的车，自由是贵族的权利，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但是最后它们被拧在一块，所以说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概念。

　　政治学一开始把问题研究学科化，前面两个例子说明其产生了很大的“成就”。“成就”一词是对西方人来说的，因为自由民主这个概念是被扭曲的；尽管被扭曲，它还成了普遍化概念。我们是折中主义者，有成绩就有问题，而且问题很多。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说，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很发达，但是如果你系统地掌握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你就很难有希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这就是说越来越多地学科化以后，必然会带来问题意识的狭隘化，甚至出现大量的无意义写作。这在美国、中国都很普遍。美国的学术利益集团化非常严重，很多所谓的学派，比如行为主义学派在70年代以后玩不转了，已经在各主要高校占领了阵地，适时地转化为理性选择主义学派，当然理性选择主义学派最后又诞生了很多不同的次学派、亚学派，然后学派再搞出杂志，培养学生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学者凭几篇无用的文章当教授。这样看来，无意义写作也不是没有意义，靠写作可以当教授。当然对人类的知识和思想贡献有什么，那是另一回事。

　　讲到学科化建制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联系到中国。我觉得我们现在很纠结。一方面，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国的学科建制带来的问题，问题意识淡化，就是说思想性成就越来越小，学科建制越来越发达。其实有关部门也意识到了。对策是什么？建设“新文科”。新文科肯定是问题导向的教育，强调学科融合，至少是文科和文科的融合。比如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融合，中国传统上是不分家的。另外一个就是文理融合。大数据来了，文科学生要会用数据分析。国外不叫新文科。美国杜克大学在政治学系下面划分了几个板块，比如比较政治经济学、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另一方面，一级学科越来越多。有学者在20年前说，20年后不会再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之分，但是现在科学划分越来越多，更加细化。碎片化学科建制显然无助于新文科的发展，不利于问题意识的培养。

　　我的结论是，创新发展必然是问题导向的研究结果，过于狭隘的学科建制肯定限制了创新发展；然而即使是问题研究，好的成果也离不开学科化的方法论路径。另外，学科化研究有助于学术成果的连续性积累，比如前述的美国政治学关于民主的研究，而问题性学术研究则可能是碎片化、非连续性的。当然，这些“结论”依然是开放性的问题，而不是唯一的答案。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政法教育与新政法教育

  本次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我想以法学教育为例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昨天诸位学者的讨论，很有启发。我先谈谈对此问题的一般性看法。

　　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或者说学术问题与学术建制，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学术建制本来是服务于学术问题，或者说服务于知识体系。没有学术建制，我们的知识就难以体系化，讨论学术问题就很容易变得零散，对学术问题的看法就容易走向感觉主义，变成直观感受的表述。因此，学术研究需要有建制，需要建立学科来作为建制。然而，学术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一定的独立性，容易有自我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可能背离学术建制的初衷，变得脱离社会，脱离社会对学术的需求，从而陷入学术建制、学科理念的自我发展。这种自我发展的趋势，与组织体的发展趋势有些类似。组织体的发展，常常为了某种功能需要而分化出新的组织。新分化出来的组织，本来应该服务于原组织体的总体目标，却很容易变成为新组织自身的利益而发展。

　　不能没有学术建制，一旦有了建制又可能背离学术目标，怎样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们既应该强调问题性学术，也要同时强调学科性学术。关键在于，学科性学术、学术建制需要不断回到产生学术问题的实践场域中去。所以，问题性学术与学科性学术的关系，就类似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认识实践，不能不依赖理论；但不能在理论的自我概念中发展，而需要不断回到实践中去完善、发展理论。讨论新政法教育问题，其实就是想从法学教育领域和问题来讨论学术建制与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人才培养上的反映。法学教育本来源自国家的某种实际需要，但教育模式建立起来后就成为独立的建制，会有独立发展的趋势，可能逐渐变得有一些脱离社会实践，因此需要根据时代需求而修正完善。而我们时代的实践，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需要法学教育如何回应，会怎样塑造法学教育？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可能都会体现在学术建制上，需要我们去修正完善学术建制、法学教育建制。因此，教育模式需要根据时代需求而修正、发展。

　　在展望新政法教育之前，需要讨论政法教育及其变迁。政法一词，通常的理解是政治和法律。从词源上来讲，确实就是政治和法律的合称，在构词上它是并列结构——政治 + 法律。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务院设有政治法律委员会，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将其简称为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指导与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后来，民族和监察事务逐渐从政法工作中剥离。1954 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民政和立法不再属于政法工作。政法委员会的体制历经复杂的变迁过程，一度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后来成立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2019年《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颁布后，政法工作有了权威性、规范化的表述。政法工作的范围，虽有不同的表述，主要就是审判、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和司法行政等。

　　政法一词是政治和法律的合称，这是从工作而言对政治工作和法律工作的合称。但是，进入学科领域和教育领域，不能直接简单照搬地理解。在学科和教育领域，将政法理解为偏正式结构的词汇，似乎更符合实际，它是带有政治性的法律，或具有政治性的法学教育。政法教育中包含政治教育，但并不包含政治学教育。政法大学的政治学学科往往没有或不强，即使有，也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发展的，与法学教育的发展并不关联。政法教育是一种法学教育，但十分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对政治素养有很高的要求。

　　政法教育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是为政法机关培养干部的。政法机关是国家的专政机关，它行使专政职能，其职能来自人民民主专政，政法机关就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用专制的办法对待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作为专政的工具，政法机关被形象地称为“刀把子”。在董必武、彭真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有相关的论述。政法机关是“刀把子”，而政法教育是培养“刀把子”的。因此，政法教育模式形成之初，就将任务定位于培养党和人民的“刀把子”，确保专政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上，强调培养的政法干部必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法大学的建立，服务于这个目标。比如我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源自1948年成立的中原大学。中原大学最早是进行干部培训的，后来为什么发展出政法？因为受培训者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需要从事与法律和政策相关的工作，需要对这些干部进行法律业务培训。同时，又要确保业务干部的政治素养过关，对他们进行政治理论改造，思想改造，人生观改造。中原大学在干部培训基础上成立政治学院，后来又改为政法学院。国内几所政法大学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政法教育会议上，国家把政法教育定位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政法教育工作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于是，形成了不同于旧的法科教育模式的政法教育模式。政法教育模式将过去的法科教育模式，改造成与国家政权和经济社会事务紧密关联，为国家迫切需要培养专才教育的模式。它批判旧法观点和旧的法科教育模式，学习苏联的政法理论、教学经验。从教学制度到课程，都以苏联为蓝本，尤其是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法理论。政法教育模式并不重视所谓的政治学知识。它并不是政治学和法学教育的合称，理解为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更为合适。其实政法就是法学，只是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强调政治性，强调培养无产阶级的“刀把子”。具体而言，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和党的政策路线的教育，二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政法教育模式有快速的转变，在几年时间内迅速转变为一种法学教育模式。20世纪80年代，法学教育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非常强劲。几所政法大学刚复校，司法部在讨论法学教育时就明确指出，政治理论课不能超过20%，必修课法学的主干课程总学时至少要达到55%以上。随着立法的增多，法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教育和学习的任务有所增加。从阶级斗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也决定了在市场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强调政治性的必要性越来越低。因此，政治性要求对法律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弱。“刀把子”理论开始遭到一些质疑，被一些学者负面评价。不过，“刀把子”的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存在，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80年代社会治安一度严重恶化，需要“严打”政策，其动员就依赖“斗争”话语。那时，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二是80年代的政治风波，政治上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一方面法学教育往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政治话语上仍然强调“刀把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的威胁越来越弱，“刀把子”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大概有10多年时间，主流媒体几乎不提“刀把子”，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提到“刀把子”也是将其隐晦作为批判对象。反映在教材上，法理教科书讨论法的功能、法的作用，越来越淡化阶级统治的方面。那时，法学教育着眼于如何实施专业化的方案，培养“四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讨论的是法学专业学生应当在法律之外还要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等方面的课程，要求学生有足够的国际视野、广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的法律知识。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性淡出了法学教育的视野。直到今天，大多数《法律职业伦理》的教材，都不强调政法工作的政治性，讲述的都是去政治化的职业伦理。

　　2014年，《人民日报》在时隔多年后重提，“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②此后，“刀把子”话语在主流媒体中不断出现，虽然还不那么多。这种话语的重现，有其时代背景，那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概括而言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新时代治国理政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核心内容，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本质要求，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根本路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这些不仅仅停留在政治话语层面，而必然落实到工作之中，从而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实践。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需要与法治工作实践同频共振，回应实践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有几个领域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政治领域，法治思维和方式运用于全面依规治党、纪检监察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党内法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中央的党内法规就有200多件，全国的党内法规有3000多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党内法规制度完善以后，党内法规的工作队伍、组织体系、工作制度都建立起来，党内法规的规划、制定、解释、清理、备案审查、评估等一整套工作体系建立起来。其中的工作既有很强的政治性，也有很强的法律技术性。党内法规学学科呼之欲出，不少学校已经开设二级学科或在二级学科下设置研究方向。同时，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开启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制定了监察法，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监察权成为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平行的国家权力。监察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职责职权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了过去的“双规”手段。党统一领导纪律监察活动，党的监督活动与国家的监察活动，已经融贯合一。纪检监察实践同样为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不少学校因此设立了监察学、监察法学、廉政监督学等学科。

　　二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被广泛深刻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范畴，比如国家安全、社会治理等等领域。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它引领国家安全实践，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行动指南。因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安全依法治理，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除了国家安全法以外，还有大量的法律，包括维护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防和军事安全，维护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维护核安全等等。国家安全法学必然成为国家安全学的重要构成领域。在社会治理领域，已经从过去社会管制发展到维稳导向的社会管理，再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方面的人才需要通晓公共服务、纠纷调解、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等多方面事务，懂社会、懂法治、懂科技、懂政策、懂政治。带有政策性、政治性的社会治理法学，因此开始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出现。

　　三是国内法治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复杂勾连，由此衍生了涉外法治相关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权领域，最近一些年的知识产权领域，实践对政治性都有了新的强调，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受人权观念。后来，人权观念、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写入党章，在党的会议文件里面正式出现，进入宪法。国家迄今为止已经实施了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我国人权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最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人类人权历史中的巨大成就。但是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围绕人权问题向我们发难。中国怎样进行人权斗争？怎样在法学教育中给学生讲人权，怎样切实保障人权？这既有国内法治的因素，也有国际斗争的需要。知识产权也是如此，知识产权体系来源于西方，我们接受这个体系进行知识产权的建设是为了融入世界体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突破这个体系的基本规则，以各种借口来对我们的企业和人才进行打击。在具体操作中，从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侵权切入，然后进一步地转向虚假陈述、电信诈骗、逃税等。在涉外斗争中，面对国际上日趋激烈的制度规则博弈，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滥用“长臂管辖”等霸权行径，中国需要用法律武器进行斗争，占领国际斗争法治和道义制高点。这些问题既具有很强的法律专业性、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回应这些领域的新要求，法学教育就必然会走向一种新的政法教育。在具体领域，法学教育要回应这些问题，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要么需要建立，要么需要更新。有时，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渗透进入新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带有相当的政治性；有时，需要新的政治性向传统的法治领域渗透。由此必然带来一些法治领域的政治性的生长。因此，未来在法律职业化、专业化教育之外，可能生长出一个政治性比较强的新政法教育领域。如果说，新政法教育不是法学教育的普遍性特征，至少也应与法律职业化教育并行。法学教育不仅要服务于市场性的法律服务，还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和治理，要服务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斗争，服务于一些政治性较强的领域。

　　在新时代，法学教育培养法治工作人才队伍，主要包括法治专门队伍和法律服务队伍。法治专门队伍主要是国家机关从事法治工作的人员，要求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法律服务队伍人才主要包括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仲裁员等，要求职业化、专业化，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这两类人才培养的政治性要求有所差异。在法治工作人才队伍中，有一部分政治性要求特别高的领域，更加需要回应实际需求，创新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着力于培养政治意识和政治素养。法学教育不仅仅服务于市场化法律服务的需求，还服务于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政治需求。新政法教育的人才培养，必然会结合不同工作的政治性要求，有针对性地培养政治意识和政治素养。

 注释：

①邓小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②本报评论员：《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9日，第1版。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内外之间：问题性学术的关键

  我担任一本社会学专业期刊的执行主编十年，也在从事学术研究，因此对这次论坛的主题“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感同身受。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学术研究？我们的答案是“有灵魂”和“有启发”，具体言之，即能增进文化自觉，激活同情共感，引导知微见著。我想这也是“问题性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个标准很含糊，而且好像没有终点，几年以前在我们看来还是非常优秀的研究，包括理论的、历史的、质性的和量化的，随着时过境迁，感觉就会发生变化，觉得虽然论述很精致，却总有些隔靴搔痒，在痛点边上游移而不能戳中关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前段时间我重读周飞舟评议渠敬东的乡镇企业研究的文章①，“外围”这个词闯入我眼帘，我才陡然明白：很多精致但让人并不满足的研究，是因其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解释机制是“外围”的。

一、外围视角与内在视角

　　何谓“外围”？当然是相对于研究对象而言的“外部性”，即用尚未同研究对象建立内在联系的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解释机制来分析研究对象。我国的社会科学是从欧洲和美国引入的，“外围”视角可能是其与生俱来的特点。社会学这种曾经被拔根，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建的学科，其体系更可能带着西方社会科学的痕迹。近些来，国内围绕社会学本土化展开的争论中，有学者将西方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概念、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等同于“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在自然科学的普遍主义逻辑下承认外围视角的天然正当性。

　　那么，外围视角的对立面是什么？是内在视角，即从一种现象自身，特别是这个现象同其所处社会和文明的结构性关联中来发现问题，建立分析视角，探索解释机制。周飞舟说研究乡镇企业的根本是关注其“乡土性”，因为“乡土性”是乡镇企业的内在特质，是“乡镇企业的悖论”的根源。相反，产权理论则是外围视角，难以解释这个悖论。当一个研究只是从外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甚至外围的问题意识出发展开时，即使其结构和机制分析结合特别紧密，分析十分精致，也难有实质性发现；相反，若把这个精致分析同现象的内在构成性特征结合起来，给读者带来的就不仅仅是逻辑精致的惊诧和知识增益，还有更深远的同情共感了。

　　外围视角和内在视角不是二元的。从经验研究角度看，直接使用外围视角肯定很难把握其对象的内在个性，只有内在视角才能揭示研究对象及其同所处社会和文明的隐秘的结构性关联，才能把读者内心似有所感但无以理性表达的那层联系呈现出来。但是，若无外围视角作为参照或作为镜子，内在视角也无法被发现和使用，就像在没有西方闯入中国的时代，儒家文明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没有必要去获得“文化自觉”。从应然或曰规范角度看，外围视角往往也能发生实质性效果，就如从产权角度研究乡镇企业，其能力不在于解释乡镇企业的悖论，而在于把产权意识带给乡镇企业，推动其变化。当然，由于只有外部视角而对乡镇企业的内在机理无所知晓甚至可能是误读，所以其所引导的变化的后果是不确定的。另外，产权是一个有实质意涵的概念，所以即使是外围视角也能推动上述变化。若外围视角仅涉及一些形式性概念，如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体，等等，即使论述再精致，亦仍停留在形式性效果层面。总之，学术活动的基本功夫之一是如何根据具体情形在内外之间定位。

二、更进一步：内外之间

　　如何处理外围视角与内在视角的关系，是一个经验性论题，结合具体研究阐述方有实质意义。笔者根据自己有限的阅读，粗略地概括出两种关系：费孝通先生的内外之间历史性的辩证变动；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展现的从外到内的层层深入。后一线索，应星自己已有分析：从“现代国家的权力构建、运转及癌变”这一一般性问题出发，转向受福柯启发提出的权力运作机制问题，然后用“生活中已有的概念”而非“西方援引过来或自我发明的概念”来统领田野调查，描述权力的实际运作机制及其变迁和后果。②这是一个从外围视角向内在视角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如果在内在视角上“更进一步”（one step up），就需要对著作中一些更微妙的细节，如“爱民如子”等同地方性社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情，或曰“精神气质”做有理有据的具体勾连，发掘权力运作正当化背后深层的心态结构，如儒和法的在地性互动关系以及作为互动之根基的“家庭隐喻”包括相关的伦理、策略隐喻。限于篇幅，这里不细致讨论应星的方式，而着重分析费先生晚年的学术反思，重建他处理外围视角和内在视角之间关系的脉络。

　　费先生说自己一生学术都以“志在富民”为目标。这一目标支持着他早年在开弦弓村的调查，也支持着他带领学生展开的云南三村研究，同样支持着他上世纪80年代后的“行行重行行”。虽然跨越60多年，期间遭受各种变故和冲击，费先生关于中国农民富裕道路的理解从未变更，始终如一地认为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在农业中长出工业来。这一学说被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称为“内发型发展论”。费先生晚年在不同场合多次介绍鹤见和子的概括，说明他是高度认可这一提法的。

　　有意思的是，与“内发型发展论”对应，费先生称自己的研究方法为“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一方法论首先是吴文藻先生带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但真正的启蒙是芝加哥大学的帕克教授来到燕京大学之后，然后是费先生负笈英伦，列入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门墙后得到系统训练和实践。费先生笔下的马老师作为波兰人，不满于当时人类学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石的进化论潮流，从功能主义角度重建文化论，强调每种文化都跟其承载者的实际需要联系，都有自身功用，这一合理性不能在进化论的高下之分中被剔除。不仅如此，马老师还教给费先生大胆假设从实求知的实证主义方法。在2004年发表的《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费先生就说自己是在马老师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等一系列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观点的影响下，“积累了一种‘务实求新’的习惯，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论”。③就像人类学一样，对于费先生及其文明而言，文化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虽然比进化论“更进一步”贴近中国，但本质上还是外围的，是以外围方法发现内在动力即“内发型发展”的典型。费先生没有在意这种看起来矛盾的结合，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方法和功能主义是中立的，无内外之别，关键在于是否管用。换言之，费先生是以功能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功能主义文化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这可以从他2000年对不顾社会背景和目的之差别而无条件地照搬西方社会理论的批评中看出来。④两相比照，就会发现，费先生将社会理论的照搬照抄视为低级的外围视角之选取，而不认为功能论和实证主义方法的照搬何错之有。

　　但是，到2002年的《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费先生对自己接受和使用了60多年的功能主义文化论展开了自我批评。他从对文化的 “为人和人为”的反思开始，批评功能主义内含人和自然的对立，更为具体地说是个人主义与自然的对立。⑤这一反思可以说是费先生学术生命力的最后一次绚丽绽放。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中，费先生继续反思：马老师的文化观虽然抵制了进化论，却“将人与自然简单对立起来进行二分法的处理，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将人与物完全区分开来，且将人定义为个人生物体而非历史和社会的存在。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缺乏人及其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观念，随着‘全球化’步伐的迈进，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被认为是普遍的生活信念”。⑥虽然没有言明，但从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费先生将功能主义文化观同实证主义方法论当作西方“天人二分”文化的一体两面。当然，费先生没有否定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仍然强调由此生发的“务实求新”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志业，但从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化性质来重新理解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其实是承认了二者相对于中国的“天人合一”文化的外围性，其适应性是有限的。

　　费先生不满足于“解构”，还要“建构”。在2003年的《试谈扩充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他从关于中国文化的个性的论述出发，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问题做了精彩阐发。他列举了构成中国文化之特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意会”“我”“将心比心”，等等，并对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各种内涵做了分析。其中，他对“心”的态度取向、伦理道德意涵的界定，起到了把“将心比心”建构成一种兼具中国文明之本质和研究这一本质的“新的思考方式和研究法”的概念的作用。费先生还明确说，占据社会学主流位置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可能无法解释中国文化，需要寻找新的方法和手段才能理解像理学这样的新儒学。⑦到此时，费先生虽然还是没有否定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般价值，但从其与西方文化的内在关联中确定了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外围性和有限性，同时尝试从中国文化自身来构建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在视角，即“将心比心”。

　　费先生在社会学方法论思考上如此巨大的跃迁，跟他对“文化”的重新定位有关。在“志在富民”目标指引下，文化是工具意义上的，从各种具体条件中发掘作为致富力量的文化因子是其研究旨趣。文化功能主义与这一目标契合，实证主义则为其提供挖掘的手段。但是，随着晚年“补课”的积累，特别是从梁漱溟先生和钱穆先生的论述中汲取的资源越多，费先生对中西文化比较就越来越敏感，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的求索亦越来越深入。“9·11”事件为这一思考出其不意地注入了强劲动力，引导他在之前思考的基础上全面质疑西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促成人类形塑共识方面的有效性。相反，他发现，“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是纠正西方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文化本质，建构“多元一体”世界格局的可能路径，是“防止人类在文化冲撞中同归于尽”⑧的可能法宝。但要认识中国文化的本质，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只能带来方枘圆凿的外围性效果。到此时，费先生的文化观发展到至高点，文化不只是功能主义的，还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本体性的。

　　费先生是将自己放置在中国文化的变动进程中展开自我反思。他将中国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孔子以来中国文化的倾向是“忘了物”，清末以来接纳西方世界观后则“见物不见人”，再到21世纪“需要一种重视人与物结合的人文思想”。⑨他的文化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处于第二个阶段，是对“忘了物”的矫正。从这个角度看，费先生的方法和观念虽然来自于西方，但适应于“志在富民”和中国“文化自新”⑩的要求，外围视角产生了内在化效果。但是，矫枉过正造成了“见物不见人”的西方化偏颇，使得费先生援引的观念和方法虽然仍然拥有内在创造力，可也出现了不适的外围性病症。到21世纪，是以中国文化来引导西方文化和重建世界秩序的时候，也是内外视角关系重新调整的时候。

　　费先生也始终是在“多元一体”的全球视野下来思考问题，开展文化比较的。在前六十多年的学术生命中，他没有用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只是用外围视角来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内部动力。在人生的最后五年乃至十年中，他亦未曾以中国文化来否弃西方文化，而是一方面对中西视角做了重新分工，另一方面不只从中国文化，还主张向其他文明汲取智慧和力量。正是这种开放的，历史的，基于不同目标和境况辩证建构观念和方法的内在视角和外围视角之关系的自觉和能力，让费先生的“立言”就像其所植根的中国文化一样，拥有了超越生死的生命力。这正是“有灵魂”的学术的根底之所在。

三、学科性学术何以沦为外围性学术？

　　从理论上看，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不是对立关系，费先生的例子即为明证。但事实上，学界越来越感到学科不能容纳问题性学术，换言之，即形式性学术越来越压倒实质性学术。为什么？症结在于学科化进程强调了“分”，而忘记了“合” 是“分”的前提和基础。

　　学科分化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认知不断深化和细致化的自然方式，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视角越来越丰富的标志。但是，学科分化虽然有助于超越“浮浅的全面”，却也容易滑入另一个泥潭，即“片面的深刻”，每一个学科都期待自己在越来越窄的领域里懂得越来越多的东西。当然，不仅仅是认知上需要推动学科分化，还有权力和利益使然。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场域的不断分化是社会中人在激烈竞争中重新界定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边界的必然要求。“学术场域”亦如此，即使像“社会学”这种规模不大的学科，其领域、方法、理论也在持续裂变。分化只是构建一个狭隘的场域，要保住这个场域则需更多的努力，如独特的学术资本类型、相应的学术惯习、学术位置，等等，特别是独特学术惯习提供了一种理解场域和在场域中行动的意义体系，赋予场域以独特的价值和精神世界，既增强了场域的向心力，也捍卫了场域边界。如此来看，学科分化不仅是权力和利益驱动，更有对自己所属学科场域的热爱及其正当性的建构和固守。对照布迪厄的观点，我们在现实中也看到不同学科方向都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渴望和固执，确立自己的问题意识、对象、方法、经典文献、概念和理论，甚至表述语言，直至从业者的精神气质。譬如在社会学领域，理论、田野、量化、历史等方法各不买账，一些研究方向和方法甚至以“弱者”为武器，警惕来自其他方向和方法的批评，拒绝倾听补充性建议，任何“异见”都会被视为“亡我之心不死”，使学术对话特别艰难。在文献上，每个分支学科都给自己规定了独占性“经典”，这些所谓的“经典”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为文明奠基的经典，而是“枝叶文献”11，更直白地说就是问题、思想和知识容量特别有限的时髦论文，甚至只是这些论文的“摘要”。在课堂上，学生只需记忆该方向的几个基本论题，回答这些问题的相关概念、中层理论和分析模型，然后就可以拿着这些“武器”进入“研究”领域，堂而皇之地“编写”学术论文了。这样的学科分化，其要害在于切断了学科同其发源的文明、其所处的社会的内在关联，学术的所有要素被形式化，是故无论是理论的、历史的、田野的、数据的论说，都是在抽象经验主义层面游移，虽然分析精致，内容却空空如也。

　　我们并不否定学科分化，而是在提醒：即使长在枝丫上的枝丫也不能忘却自己的生长有赖于共同的树干，树干又是依靠扎根于共同的土壤获取生命力。像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其根基是历史、哲学以及文学。历史给了社会学想象力，所以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无实质区分，社会学最多是关于现在的历史学。哲学给了社会学最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怀，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只是因为引入了历史学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颠倒了哲学，就像马克思说的唯物主义是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一样。文学给人以经验的敏感性，以感同身受即将自己置于对方场景来理解对方的能力，给人从个人和家庭的变动中体受时代变动的能力，领悟时代／历史同个人之间发生内在关联的方式。文史哲的素养蕴藏在人类数千年间积累的经典著作中，这些经典著作生长于人类文明的沃土又反哺这片沃土。一言以蔽之，文史哲的素养将社会学的方法和技术同更为广大和深厚的人类关怀和文明的深层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是社会学保持经验性和敏感性，规避抽象性和悬浮性的根本。这也是费先生不断返回中华文明展开学术反思的动力。由此可见，今天对社会科学的普遍不满，不是学科化本身使然，而是学科化过程中“顾头不顾腚”的趋势使然。在“分”的同时不断回望和回到“合”，从“合”出发不断检讨和重建“分”的问题意识、概念、方法和理论的内在性和实质性，才能尽可能避免学科性学术脱离问题性学术。

注释：

①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载《社会》2013年第3期。

②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载《社会》2018年第1期。

③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④同上，第110—111页。

⑤同上，第304—305页。

⑥同上，第520页。

⑦同上，第452—463页。

⑧同上，第527页。

⑨同上，第523页。

⑩同上，第229页。

11刘世定、周飞舟：《田野调查的洞察力与想象力——刘世定教授访谈录》，载《清华社会科学》第2卷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08页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全球本土化的中国研究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学科”在英文里有规训（discipline）的意思。学科大都是在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比如历史学，历史记述和历史学是两回事，历史记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远古，始自人和自然神关系的断裂；而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则是19世纪的产物，有一套透明的、可检验的实证方法，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叙述对象。学科是在学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力量，因此，当学科的规训机能固化从而妨碍了探究纷繁复杂的问题时，人们就会不断对其进行矫正。我们致力于学科建设，定期进行学科评估，目的正在于此。但是，我们的大学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院系，最高大的建筑，每年多不可计的论著，研究水准怎样呢？有点像“国足”，具足了成为一流的所有硬件，但就是差一口气，成绩上不来。2002年在北京香山举行的新史学会议上，我仿照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的书名，批评我们的研究有“在美国中国学中发现问题”（discovering problems in American Chinese studies）倾向，强调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待美国的中国研究。其实，若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早在1963年原本研究德国史的增渊龙夫就曾撰述长文探讨从“内在视角”研究中国的可能性。2017年，我曾借“内卷”（involution）这个术语，以“学术内卷化”（academic involution）来形容令人尴尬的现状，倡言摆脱“风马牛皆相及”的作文式研究风格，通过“守学科”和“跨学科”的二义性思考，回到学术研究的本源上，探讨真问题。

　　由于研究专业关系，提到“问题性学术”，我首先想到的是1929年创刊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前一段时间阅读卡萝尔·芬克（Carole Fink）《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Marc Bloch： A Life in History），书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发刊词，读后感到语焉不详，于是找来原文《致读者》（À nos lecteurs）。《致读者》表达了四层意思，分别如下：第一，感谢法国和外国合作者的帮助；第二，破除关心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学家擦肩而过现象；第三，破除古代史学者、中世纪史学者和“现代化”史学者各为一体，打消“文明”与 “原始”的二元区隔；第四，破除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四层意思可分别概括为跨国、跨时、跨代、跨界。早于《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将“经济”和“社会”连在一起的刊物还有若干，荷兰、美国、英国和波兰都有，德国甚至还有一本直接影响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同类杂志——《社会经济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但是，如今唯有该杂志声名卓著，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方向。追根溯源，我以为是和它在“四跨”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传统有关的，一个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另一个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近百年来，无论杂志的名称和风格怎么变，这两点一以贯之。

　　如要践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必然要触及语言、术语、概念与其所表征的对象是否契合的问题，这是概念史或类似的研究得以兴起的契机。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说：“没有共同的概念，就没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反过来说，要理解现代政治和社会，梳理构成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概念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概念史研究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词语因为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而成为概念，概念因其意义丰富而所指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概念展示了可以解释的意义空间，营构了语义场（semantic filed）。通过对概念的现代语义的爬梳，人们可以透视历史上的主体如何将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期待”呈现于当下的行动之中。概念史不同于观念史，以研究观念为本旨的，不可能转身一变而为研究概念史，因为观念具有超越性，可以没有历史作依托。同样，研究历史的也不能仅靠套用新名词，即转身一变而为概念史研究者。此外，我们说的概念史是从德国的学术传统产生出来并传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谈概念史，不能随意牵扯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就明确批评概念史研究，讥之为词语膜拜。概念史与法国的话语分析也无涉。曾经师从科塞雷克的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曾在文章中指出概念史在法国学界所受到的冷落。既然如此，中国研究为什么需要导入概念史研究方法呢？因为中国的近代存在概念翻译和再生产现象，我们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概念都是19世纪以来新创造的。

　　概念和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似是而非。如果是前一点的话，按照“学科性学术”的规范，按部就班地研究即可。但是，伴随时世的推移，概念的内涵也会变异，或滞后于时代，或同步于时代，更不必说裔出“西方”的学科概念在被移植后所发生的转义、错位乃至改写了。就拿“社会”来说吧，19世纪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诞生了，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并非明确。《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另一位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1941年的一次题为《活着的历史》的演讲中说道：“不存在社会经济史，存在的是历史本身，只有在一体性中的历史。历史本来就是社会史”。“‘社会’这个暧昧的词语，是为做我们杂志的招牌发挥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社会作为近代概念在中国的经历亦如此，多义而暧昧。1939—1940年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出版前，他对是否使用“封建社会”概念很是犹疑，这个概念我们还在使用，但已经成为高度抽象化的意识形态概念，远离了本义。

　　基于上述观察，在我看来，“问题性学术”首先要梳理适合中国本土境况的解释概念，在此概念史方法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史和作为分析方法的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史，旨在对概念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进行研究。科塞雷克提出判断18—19世纪欧洲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民主化、时间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我循此列出了衡量一个翻译概念是否成为“中国”概念的“四化”标准——标准化、大众化、政治化和衍生化。其中在中国情景中产生的衍生化概念最为重要，它体现了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指出，当一个概念完成标准化、通俗化和政治化而成为历史性基础概念后，就可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衍生出与该概念相关的“下位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下位概念观察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这些貌似“下位”的概念有可能取代“上位”的基础概念而成为具有本土意义的基础概念。如西来的“民族”（nation）本来是上位概念，但在中国语境中逐渐为下位概念“中华民族”所取代，讨论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必须借助“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中国的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在革命中形成的历史性基础概念自然可以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的概念装置。

　　然而，即使概念史研究能发展为一个领域，也不是我们研究的终点，而应视作通向进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中国研究的工具。概念植根于各种政治-社会制度之中，这些制度与由关键概念构成的语言共同体相比要复杂得多，找到概念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概念史研究的意义才能完全彰显出来。无论古今，还是中外，总有一些共时和共通的概念，如与家庭有关的概念。《水浒传》第43回讲黑旋风李逵遭遇绑匪李鬼。意欲打劫的李鬼被李逵反制后，连忙跪地求饶：“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孩儿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孩儿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其实并不曾害了一个人。如今爷爷杀了孩儿，家中老母必是饿杀！”李逵闻言，不仅放了李鬼，还给了他一些盘缠。类似的故事在欧洲中世纪异端裁判档案中也可见到。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中的赦罪者为了规避罪责，供词中会出现“母亲”云云。“母亲”是与家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相对应的一个关键概念，可以从母亲概念来说明家庭的或社会的制度。

　　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开启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应该以怎样的概念加以诠释，是困扰学者的难题。基于对“西方中心”这一外在尺度的反省，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出现“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内在视角审视中国的转向。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晚清士人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寻找解决困境的方案——如经由冯桂芬等弘扬的顾炎武“封建论”——受到论者的瞩目。如果审视这段学术史的话，不能忘记早在1973年韩国学者闵斗基就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论及过顾炎武的“封建论”。是闵斗基的研究启发了孔飞力（Philip Kuhn），而后者不仅组织译者翻译了前者的著作，而且在此基础上撰述了一篇以“地方自治”为题的力作，通过传统的封建-郡县命题重审晚清的地方问题。顾炎武“封建论”意在“寓封建于郡县”，从本地士人中选拔乡官，使其参与地方事务。虽然顾炎武设想的乡官是官选而非民选，但他主张以本地之人任本地之事，符合晚清士人参与地方政治的要求。清末官绅接续顾炎武的“封建论”，很自然地将“地方自治”理解为本地出身的乡官在知县的“官治”范围之外处理地方事务，以此弥补“官治”之不足。“以自治补官治”构成了晚清地方自治的基调。然而，顾炎武的“封建论”经由沟口雄三等阐发后，变成了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分权”的言说，与西方政治的“分权”遥相呼应。确切地说，晚清士人倡言的地方自治对应的是“local self-government”，而非“autonomy”，更非军阀自谋的“联省自治”。结果，恰如黄东兰在研究内藤湖南中国论述时所指出的，所谓“内在视角”的研究套用的仍是“外在标准”。①

　　科塞雷克有句十分经典的话：历史性基础概念既是历史转折的“标志”（indikator），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faktor）。在进行中国研究时，这句话不能照单全收，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中反过来加以理解，即一个外来的概念（包括传统的概念）在完成“标准化”后，只有其本身实现了“大众化”和“政治化”，方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要素，而当由概念塑造的社会和政治诞生时，概念又成为显示历史转折的标记。因此，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如果把1987年《历史研究》评论员撰写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②视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标志的话，回顾迄今35年的历程，可谓“高起低走”。所谓“高起”，是指20世纪80年代正当“语言学的转向”波及历史学之时，法、德、英等欧洲国家及日本的社会史研究者适时地提出了应对之法，探讨历史认识论转向之问题，及至今日，出现呼唤主体的复归来超越“后现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是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是35年过去了，虽然积累了庞大的论著，但对理论的关心淡薄，一直保持着“低走”态势。这些年我参加了一些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每每吃惊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论及历史学时的“片面”——我私下戏言把历史学定格在“前近代”了。其实，当代中国历史学（如历史人类学、新史学）不仅呼应了国际最前沿的问题意识，而且更在摸索自己的研究。

　　概言之，就我的研究专业而言，要进行“问题性学术”，需要一套切合中国历史和实际的概念。没有社会史研究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的支撑，概念史研究只能止步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简单勾连，而不能得以真正地展开。只有以社会史为依托的概念史研究，方能开启“全球本土化”的中国研究，而由此生长出来的学科概念和方法也必然是“学科性学术”再出发的契机。

注释：

①黄东兰：《内在视角与外在标准——内藤湖南的同时代中国叙述》，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②本刊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以问推学：超域与世界单位

  本次会议的这个题目，“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让我联想到这么多年我做的学科建设和研究领域，一直在学科学术与问题学术之间不断穿插，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意识。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常常是从现实之问题，上升到学科之意识，具体言之，我称其为“以问推学”，有时表现为“推问及学”。说到底，是“问”与“学”之关系。

       在这20分钟的发言里面，如何聚焦能把这个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提炼理论性和实践性结合的话语逻辑，从我自身的学科，我聚焦到三个概念，也就是关键词，即“共同体”“超域文化”与“世界单位”①。这三个概念各有其学科学术的来源和具体定位，但同时又有强烈问题意识和问题学术的研究领域，它们之间是互通有无的，在不同的场域，体现出通而又同的特点。

       “共同体”的概念，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它的政治属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及“共同体”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这些概念本身使得“共同体”这个源自于学术的概念，越来越成为在国家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表达的概念。

　　其实回到“共同体”本身，包括从滕尼斯（Ferdinand Tȍnnies）到帕克（Robert Ezra Park，又译派克）均有论述。帕克1932年来燕京大学讲学，吴文藻先生请他过来，那个时候提出“community”这个词如何翻译。后来是费孝通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同学，把这个词翻译成社区，社区这一概念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共同体。美国学者罗密斯（C. P. Loomis）在翻译滕尼斯的著作时，用“community”翻译“共同体”这一概念②，并在此后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在美国，由于缺乏欧洲大陆的文化传统，加上城市中各地移民具有不同的种族及语言文化背景，美国社会学便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问题上，通过对某个地理范畴的人群聚落、不同种族的移民群体深入了解，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芝加哥学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帕克，从实证研究角度给出了“社区”（community）的定义。他认为，社区是指具有确定地理分布的个人或机构所组成的有机的社会群落。③由此，起源于欧洲的“共同体”概念经由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原本情感和团结等内涵逐渐淡化，成为具备功能性和地域规定性的共同体（社区）概念，并对全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为何要提到帕克？这让我想到恩师费孝通先生。晚年，他约我们到家里，希望我们重读古典，费先生说从他开始重读帕克的著作。我们今天说很多学科要从乡村研究走向城市研究，再走向全球研究。但在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请帕克在燕京大学讲座时，帕克就建议中国社会学者除了研究都市、市民社会、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以外，还应集中精力来研究乡村社区，这是和今天倒过来的概念。费孝通指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了中国燕京大学的社会学”④，“我们感谢派克老师更重要的是在他给我们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⑤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共同体”概念，既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比如说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具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各方面的整体性，增进共同性，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其次，把共同体放到现在的空间研究中。共同体的很多概念离不开空间和流动，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题词，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中的空间概念。城市空间的这种政治属性促使我们不同的群体不断流动和穿越，同时也对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重新定位。群体间的流动将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会产生新的文化认同。此外，空间的概念本身也涉及技术的流动，个体的流动方式已经区别过去我们所说的移民，出现了城市中的“过客”与逗留者，包括非洲人，等等，大家都非常感兴趣。这些进来的外国人，他们属不属于共同体？空间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化空间，有时也会转化为想象的空间，这些都属于“共同体”研究里面一个新的选项。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事实上任何“共同体”研究都离不开“区域和空间”的概念，因为文化间展开互动，单纯以民族或族群等作为研究单位，很难把握整体的概念。而且全球化对空间的影响非常大，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相互交流，这对共同体的影响也非常大。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学科和问题之间，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包括很多学科，“区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传统上这种区域的概念，它的核心是对自身研究单位的界定，它的特点是由于所谓单一化的族群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在一定地域中的不断互动，带来了从地域看待不同的群体和民族的问题。我们传统上是就民族谈民族的较多，实际上要从地域来看待民族，是把民族放在一个区域里，这就涉及今天主题讨论的研究方法，就是如何来考虑层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如何考虑分类，这是核心的问题，研究单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术的起点，我们要关注研究单位背后情境的变化，特别是个体和群体的情境。像我们做某个群体的文化认同研究，甚至是一个族群的文化，它不一定是其原有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在这个区域里面，在交往的过程中，它的文化层级发生了很多变化，变得富有多样性。一个文化内部有它的多样性，有它的多层性。想想如何来考虑它的空间的联系性，历史的联系性，包括它的政策过程，特别是文化塑造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一文化的生产常常是跨区域的文化穿越。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超”的概念成为一种文化流行现象，也是一种学科自觉的过程。

　　早在25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博士课程留学的时候，赶上日本的大学重组学科，一些旧有的学科合并，当时也把各个大学搞得鸡犬不宁。我当时在文化人类学专业学习，学校说文化人类学这个专业太小了，应该把它合并。1996年初，日本东京大学，将教养学部的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表象文化论三个专业合并，成立超域文化科学专业（interdisciplinary cultural studies）。“超域”的概念，对于当时文化人类学专业的解释，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具有超越地域的含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地域横断面的研究，这方面的典型是跨文化的研究。同时，随着区域的开发和民族及族群的流动，人类学者的研究也要随着他们在不同地域的流动，进行追踪调查，有时跨越国境，如华人的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等外国人的研究。第二，研究领域的越境问题。文化人类学在研究简单社会及未分化的社会时就开始强调整体论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越境的意味。在诸多的研究中，事实上处处在越境，即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研究习惯法要与法律交叉，研究援助和开发问题又要和经济学及国际关系学相联系。日本东京大学的三科合一，本身就是人类学的超域性的一种体现。

　　这一学科超域的特点，让我联想到，费孝通先生一直强调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科并立，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今天看来这也是中国话语、中国化的学科体系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三个学科领域，是非常早从学科学术走向问题学术的代表。如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前，费孝通先生就已经在清华大学专门制定新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改造计划，学科如何来适应国家社会体系的变化，来做很多具体问题导向的这些研究。相关的文章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的改造》一书中。之后很快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和其他大学的社会学一样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被取消后，它们以什么方式在中国社会里面发挥作用？很多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社会学被彻底取缔了，这段历史在社会学史的书写中是空白点。其实在我看来，这一时期作为学科学术的社会学、人类学是没有名分了，但作为问题学术，很多是以民族研究领域的研究延续下来了。当时很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家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来到1951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包括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费孝通先生是首任副院长。他们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调查，参与了中央访问团和民族识别等具体的调查工作，也把党的温暖送到民族地区的千家万户。今天看来，50年代相当多的学者在中央民族学院，很重要的是运用他们原有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使得民族调查的过程被赋予了一定的学科意识。而这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民族调查和研究，又对民族学学科的中国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民族研究本身，就具有跨越学科的属性，它本身就具有这种问题学术的传统。

　　就当代人类学而言，学者们更加关心文化领域的研究，特别是超域文化研究本身。如人类学家于硕用超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概念，以中欧相逢500年为历史人类学的对象，研究的重点不只是中国如何接受西学，也有欧洲如何受中国思想和艺术的影响。理论新意包括：第一，第三空间视野：相逢是在非结构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中发生，经过交融的去结构与再结构的流动过程；第二，文化相逢是“people-to-people”的相遇，核心决定因素是“代理人”（“agent”或“go-between”）或“中介地”（mediation place）；第三，阈限空间脆弱但自由，因此创造力最旺盛，从中提炼出超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等概念。

　　于硕讨论的这些问题，本身都在说明文化的这种流动性超越了传统人类学家界定的文化的概念。这种超文化性的概念实际上讨论诸如跨区域社会体系怎么结合在一起，特别是针对中国和中国周边区域的这些思考，文化的连带非常明显。

　　我在中山大学的时候，我们做环南中国海研究，当时就考虑如何把一个固有的学科体系放到一个区域研究中来。当时这个研究院的设置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超越各自学科领域的，包括刘志伟老师，我们都在一起，有历史学的，有人类学的，有经济学的，有哲学的，还有法律的，都在这里面讨论一个共同区域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在这一区域里面它有很多特殊性，我们说环南中国海就相当于地中海的概念，地中海的意义在整个全球史的意义非常重大，环南中国海也一样。这一区域的周边国家，和中国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体。这种联系性共同推动了这个区域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共同记忆，包括它们与中心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地域文明，在社会网络之间形成互动。这也是我用跨区域社会体系来讨论环南中国海的原因。

　　很多大的跨国的区域，有其自身的一套秩序，继中有序。这就使得我们考虑这些类似于环南中国海这样大的区域文化的连接性的时候，它们与世界性的关系自然就带出了“世界单位”的直接讨论。

　　孙歌老师提到人类史和世界史的区分，确实在日本的传统里面非常喜欢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不在世界里面？你到底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团队就用“世界单位”的概念来思考富有文化多样性的东南亚世界的特征。他们认为，“世界单位”是在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生态体系的力学中形成的圈域的集合体。他们是从生态史、文化史等视角，包括从东南亚本身所处的空间特点提出“世界单位”的概念。这一概念还真不是欧美学者提出来的，但他们提到“世界单位论”是一种后现代的思想问题，用他们的话说，“世界单位论”本质上是反战的、革命的，它是一种解构式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也是和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些概念进行比较。作为一个现实问题，“世界单位”这个概念在东南亚研究中最先得到阐述，这是他们在研究里面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他们在解释世界单位时提到，世界本身还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地球世界（global world），一个是单位世界（unit world），这里主要讲的是“单位世界”的世界，这就涉及如何来看待这些单位的构成。

　　这就是在讨论超越人类学的传统的一些研究领域，是对全球的一些讨论。我们在纵向的概念里面一直讨论从1.0到5.0，我们从狩猎社会1.0，农耕社会2.0，工业社会3.0，信息社会4.0，到智能社会5.0，这是人类学一直在思考的。在空间概念里面，我们把欧亚大陆分成几个大的区域：沙漠、山地、草原、森林、平原、海洋等。这些分类本身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过程，这种联系涉及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它不是区域本身的，它可能就是全球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涉及沙漠。在沙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游牧社会和外在世界的这种联系性。在内蒙古，像阿拉善周围沙漠里面的很多牧民，从沙漠出来，进入城市，形成一个定居化的过程。第二个涉及草原。我们非常熟悉如何来定义草原和一个全球体系的关系，比如内蒙古流行红色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以及《草原母亲》的感人故事等，这些对于整个草原的叙事，它和一个国家话语，包括和一个全球话语的关系。第三个涉及森林。森林是狩猎民族栖息地，森林的狩猎民族，比方说我做的鄂伦春民族，他们从狩猎到农业甚至进入城市的变化过程，和全球大多狩猎民族一样，都发生了质的结构性的变化。世界人口最集中的是平原，世界人口三大集中区域：中国、印度和欧洲大多在平原。最后一个涉及海洋，我们今天讨论海洋文化的时候，要把海域研究置于全球社会中思考，把岛屿研究和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其实大多岛屿本身就具有世界单位的特色。又如港口之间的网络体系，也是世界单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自然地理以及地域内人的活动与认知是构成区域联系整体性的基本条件。世界单位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还要根据世界单位论的分析方法挖掘若干个“小世界”。

　　总之，今天这个主题，让我们想到区域研究和超域研究，包括世界单位之间的关系，它实际上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所有学科要面对的一些新的问题和对新的问题的重新思考，而这些思考本身又离不开传统的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基础。

 注释：

①矢野畅（编）：《现代的地域研究 第二卷：世界单位论》，东京：弘文堂1994年版。

②F. Toe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trans. by C. Loomis, Harper, New York, 1957(1887) .

③罗伯特·E·帕克：《社会学导论》（英文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2页。

④费孝通：《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⑤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科学》，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第8页。

蔡翔（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在许多老师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发展。简要地说，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努力，使得我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以往那种过于率性、过于随意、过于表面的言谈，而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理性，谨慎地处理各种材料，并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种种学科性问题也逐渐形成，并进入研究的过程之中。学科化的发展，有赖于学科性问题的提出并形成，因此，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这些学科性问题不仅使得学科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开辟了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所谓的精细化，往往和这些学科性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使学术研究因为精细而要求学科内部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年，当代文学学科化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崛起。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许多史料陆续被发掘。所谓当代文学的陌生化，正是依赖这些被重新发现的史料，才有可能逐渐形成。而在这一陌生化的过程中，改变，有些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当代文学许多既有的印象。同时，经过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开始初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有理有据，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的言说风格。当然，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使得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地不妥。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可以改变我们的浮夸之气，学术研究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工匠”精神的。因此，离开学科化，有时候，所谓“问题性学术”反而会流于空疏。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离开问题性学术的介入，学科化，尤其是过度的学科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当分工越来越细致，某种整体性的视野可能也会逐渐丧失；职业习惯的养成，依赖于某种“工匠”精神，但是，对技术的过度推崇，则往往意味着技术背后的动力的丧失。学科化，一方面是精耕细作的学术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人力投入，因此它往往会造成学科的“内卷化”倾向。学科的内卷化，形成的结果，是叠床架屋，而不是学科的创新，扼杀的，是思想的创造力，以及探索的冲动。因为学科化，而会形成许多成规，这些成规，包括方法，极端者，则会形成所谓的“家法”。许多学者，以挑战学科的成规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可是当他们逐渐被学界所承认，并成为自己所在学科的“立法者”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制定所谓的学科成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知道的是，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趋势，一种学科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学科化的极端发展，所导致的，大致就是一种文胜于质的趋势，是几近呆板的学科秩序。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下的学术体制内，学科化很容易被体制所吸纳，并进一步被异化。这时候，学术不仅仅是职业，更会成为一门“生意”，学者成为商人，追求丰厚的利润回报。又有谁能始终抵挡这一丰厚的利润回报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学科过于成熟，过于学科化之后，一定是逐渐衰弱，当蓬勃的创造性逐渐退去，留下的，有可能是满地的平庸。我想，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学科化。

　　因此，在我们强调学科化的同时，可能还要强调并寻找一种反学科的动力；在我们强调学科性问题的同时，可能还要继续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而这一视野，曾经是我们，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

　　文学乃是一种追寻并呈现真理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实际上很难被所谓学科化完全驯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如此。当然，什么是真理，很难说清，言人人殊，但正是关于何谓真理的辩论，恰恰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用力之处，可能就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言说被认为是真理，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真理又遭遇到了挑战甚至颠覆。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质疑和追寻，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代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历史，和社会，和我们的存在，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当代文学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僵化的大学体制，这是它的特点。它一直在发展，文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并由此被不断激活，意义被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匆忙地给中国当代文学划定下限。这对学科也未必见得有利。让当代文学始终对我们存在的当下语境开放，让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不断地涌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代文学是一门活着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学科的根本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这一特点，而不是匆忙地把它变成一门死的学问。当我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活着的艺术的时候，那是因为，“当代”一直活着。

　　因为“当代”一直活着，我们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脱离我们始终鲜活的经验和感性，更无法脱离缠绕着我们的各种问题。如何面对并解释这些问题，才构成我们工作的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当代文学？而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之中，我们始终追问的，是我们的“当代”，我们的共和国，从哪里来，又可能到哪里去？所谓古今中西之变，正是构成“当代”，构成这七十年的全部发展。而当代的特点，也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更需要谨慎处理的，是挫折。这些挫折，有些来自外部，有些则根植于它自身。

　　在这一意义上，反学科的驱动，恰恰是为了学科更好地发展。文学研究，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仍是怎样面对文学文本，史料文献的征集，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开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强调学科向外部开放，向问题性学术开放，实际上，也正是努力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而文本的开放，才可能引申出无数值得讨论的话题。坦率说，由于大学的出现，经典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百读不厌”，更有可能的，或许是“百说不厌”了。解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当我们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深刻地解读文本，不仅解读它写出来的，还要解读它没有说出来的，但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部分。比如说，当我们思考这个时代，也即我们生活着的“当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就是所谓的阶层流动了，严格来说，这个流动，指的是向上的阶层流动，而不是相反。这一流动，激发出野心和欲望，也引发焦虑和沮丧。延着这样的问题思路，当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有些问题就可以重新讨论。比如，四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80年代和“五四”相提并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呢？“五四”推动的中国知识阶层的向下走，为什么并没有在80年代重新出现，相反，所谓个人，所谓个体优先，实际上却在悄悄地阶层化。一些阶层通过“个人”这个概念，表达强烈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阶层的声音，却在文本中消失。个中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这并不是说，文学导致了社会的实际发展，文学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文学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形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往往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因此，问题性学术的引进，打破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乃至学术惰性，所要重新建构的，是新的学术范式。

　　但是，这一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移植，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都隐藏在文本之中，是在文本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学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种感性的范式呈现真理，这就使它的形态斑斓驳杂。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观念先行，人云亦云。这四十年，学界已经形成诸多新的学术常识，而这些新常识，很多是我们亲身参与建构的。质疑并打破这些新常识，可能是我们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论引导我们进入文本，但文本呈现的问题，却可能挑战我们既有的理论，只有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一挑战，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反复不已。

　　而我们的方法论，也只有在这种问题性学术的关照中，才可能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重新建构。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学科永远朝气蓬勃。比如说，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讨论文本，那么如果我们进入80年代，这一方法是否依然可行？因为恰恰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开始呈现挑战社会史的姿态，隐藏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呈现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支持或者反对的又是什么？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缠绕和纠葛中，才可能调整或重新创造我们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挑战和反对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打开两扇门，一扇门通向学科内部，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而另一扇门，通向学科外部的世界，我们要把那一束光，引进我们的学科。因此，学科化和反学科，并不矛盾，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它统一在我们对真理的追寻之中。在这方面，洪子诚老师起到了典范作用。

　　对我们来说，学术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尤其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所谓学术，不过是追寻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的写作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对真理的追寻。我们永远都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一生跋涉不已。

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关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五点思考

  西方“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等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与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知识谱系千差万别，沿用“西方中心化”的美西方新闻传播学必然造成中国的新闻学院与中国现实的割裂。在学科改造上，中国新闻教育应该回归中国传统和对中国本土理论的探索，引导新闻学子立足中国大地，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产出真见解，解决真问题。

 一、道统与学科建设

　　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忙着文科的学科建设，但是在学科建设中，很多人忘记了在中华文化传承中，除了知识学习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道统。在传统的苏联式和美国式的“学院”体系下，儒家和道家的书还放在文科的图书馆里，但是精神和生活上的“道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代人读中国经典就像读西方经济学书籍一样。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中国的经典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上实现的。老师和学生是活生生的经典。老师和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的注脚，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典的实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念大学、做学问在于通过悟道，行善，成为品质高尚的人；通过修炼达到人类最高的善，超凡入圣，成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贤人、圣人、至人、真人。中国的教育不是术语和概念的转移。老师就像学生的精神父亲，弟子和老师在精神上成为一体。佛教、儒教、道教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是，西方的现代教育是以术语、概念和逻辑为基础的知识学习系统。它不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有良好的情感关系。学生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老师，但这并不影响从老师那里学习知识。老师就像搬运知识的快递工。

　　今天说起新闻学（journalism），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新闻起源于英国人最早在香港办的报纸和清末民初文人办报。这种定义没有看到新闻学在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journalism”脱胎于“journal”，即记录、记事。中国古时候各种纪、记、史、志，实际上就是真实的、完整的和可靠的纪事和个人的日记。中西方现代新闻学更多的还是从“news”或“闻”的字面意义去定义。“闻”字有“gossip”的意思，指大众传媒偏爱于八卦和小道消息，即“负面新闻才是社会需要的真正的新闻”。不错，负面新闻真正是人们想看的新闻，但负面新闻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新闻。由于负面新闻被认为是社会需要的真正的新闻，结果新闻产品只跟揭丑、扒粪有关。但是，如果新闻学建筑在传统的儒释道价值观之上，将会出现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新闻观——正能量新闻学或隐恶扬善新闻学。“正能量新闻学”与中国人的三大信仰体系有关系：如果从儒家核心价值观看，是隐恶扬善的仁义新闻学；如果从佛家观点看，是摆脱内心贪嗔痴的去烦恼新闻学；如果从道家的宇宙观看，应该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生态文明新闻学。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里，只有在东亚系才会学习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会作为方法论和价值观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出现，不像在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必定学西方哲学。这种学科体系会加深年轻学生对中国文化“传统、落后”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动摇中国的文化自信。“传统”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的舶来品。“传统”这个词上个世纪20年代在报刊上出现前，我国没有“传统文化”一说，只有“中国文化”。在当下的话语结构中，人们习惯把传统放置于“modernity”的对立面：“现代”代表进步，“传统”自然就蒙上了倒退的阴影，阻碍了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价值观造成冲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闻学本属于古老的人文领域，人文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新闻学在学科建设中，不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先进性二元对立起来。

二、学术研究不等于围绕外来概念写作

　　 在新闻学的论文中，常常看到一些不以问题为中心，而以外来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为中心的文章。新闻学研究的问题和语言都是源自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实践性是新闻学区别与文科的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但是，在新闻学学科建设中，越来越多的论文写作以用外来新词和新概念为荣，以使用中国固有语言和概念为耻。在研究生、博士生入学考试或资格考试时，学生考的是死记硬背的外来的套话（jargon)。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常常沉迷于以自己所在学科的套话行话为写作和讲课的语言。但是，以这个学科有限的知识和生硬地从英语中翻译或从港台引进来的传播学专业套话，作为讨论问题的学术规范和政治口径，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在新闻敏感、政治洞察力、知识储备和写作能力上，都无法准确、深入和全面地采访报道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的伟大工程、推进的伟大事业和最终要实现的伟大梦想。

　　早在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说“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都是使用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语言的宝库。很多人没有下过功夫来研究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没有研究这些著作来训练自己的思想，所以就不能把存在于事物内部的条理正确地在文字上表现出来了。在新闻学科建设中，正确地运用中国固有的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

　　新闻学在中国早已成熟并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史论和实务经验。在此背景下，如果我们的学界过度频繁并生硬地使用美西方传播学新造的语词和概念，我们将无法表达中国新闻学特有的严整体系，中国新闻学的知识谱系也因为掺杂了太多的美西方的新闻传播学概念和词语而变得支离破碎。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舆论的手段，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一百年，但是我们的新闻学界却无法用中国精深而丰富的语言文字从理论上总结，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美西方语言和概念描述中国经验和走过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逆差。

　　在学科建设中，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的索引和引用被认定为成功人才的标准。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查到“新闻与传媒”大类下2011—2021年博士论文共1143篇，其中主题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仅为72篇。仅看 2020 年，“新闻传播”主题的文章 406 篇，而“新闻宣传”主题仅为 46 篇。搜索主题“中国共产党”，显示是80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有宣传部，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大军在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从事宣传工作，但是从这个文献搜索看，在学科建设和学术性研究中，学界没人敢去研究“宣传”，学刊也不愿意刊登与“宣传”有关的学术研究。这个检索结果显示，美西方传播学至少在概念和观念层面上成了中国新闻学学术正当性的标准。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控制数十年，但其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仍处在美西方的学术控制和思想霸权之下。本属于人文领域的中国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被美西方的“传播学”接管，传播学成了中国新闻学界和新闻界的学术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其结果是，中国的新闻学界丧失主体意识，桎梏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来理解和描述中国制度，解释中国社会。

三、学科建设中的“去宣传化”

　　从冷战时代一直到今天，西方刻意对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进行污名化。但是，与此同时，从美国主流媒体重大涉华新闻议题和作品看，几乎每一篇新闻作品都是宣传和弘扬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信仰。中国的新闻教育不能因为害怕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的“宣传”功能，而放弃培养新闻宣传人才的责任和使命。巴基斯坦学者埃贾兹·阿克拉姆对笔者说：“人的思想如一片土地，如果不把你们的观念传递到你们人民的思想里，敌人的观念就会侵蚀那里，直到全部占领。”

　　从字面意义看，“宣传”跟含有贬义的现代英语单词“propaganda”不是一回事。“宣”在中国古籍中有宣扬和倡导的意思。《尚书·皋陶谟》说：“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西方语言中的“propaganda”在早期没有负面含意。“propaganda”源于拉丁文的“propagare”，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由罗马教皇成立的宣传部的名称，以对抗新教改革。在中文版的维基百科里，中文的“宣传”翻译成日语是“広报”，德语是“publizität”，英语是“publicity”，意思都是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和展览，旨在号召公众对某一议题或话题的关注和学习。

　　但是，通过今天的学科建设，新闻学把宣传与自身的学科割裂了。当我们回溯历史，似乎又是另一番景象，新闻一直与宣传密不可分。20 世纪初，宣传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1900年，1.8万八国联军以破竹之势攻下北京，百姓们帮着推行李，孙中山一生 25 次提到“一片散沙”。这种表述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精英阶层对群众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种认知 。但是，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非常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认为宣传对促成社会缔约具有推动作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毛泽东对“宣传”一词给予肯定。梁士纯负责燕京大学新闻系时，面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人民贫苦的局面，特为学生们开设宣传学课程，分别为《实用宣传与公共关系》和《舆论与宣传》。他亲自授课，还出版了《实用宣传学》一书。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宣传的重要性。2013 年 8 月，习近平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①

四、从“反向格义”回到“格义”

　　不久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举办的国际媒体记者会上，美联社记者突然发问中国政府特使谢振华：“你能不能直接用英文回答问题？”解振华说：“不如你用中文提问。”这让笔者想到自古以来的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的“格义”与“反向格义”之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应该更多地使用中国固有话语，乃至自己的语言，通过翻译甚至音译对其重新定义，用以宣传中国理论，描述真实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叙事是“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等西方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说不通的。中国学者要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并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把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中国新闻学和中国叙事学的基石。西方记者总是从西方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词语和概念向中国发难。中国的发言人有时候是这样为自己辩护，“你们的报道是虚假的，我们在这方面不断进步”。这本质上是在西方所设定的单向线性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如果以欧洲启蒙运动后的现代文明取代古老的中华文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长此以往，中国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你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总跳不出西方的现代话语陷阱。

　　自古以来中国对待西来文化有“格义”和“反向格义”之说。所谓“格义”，就是把中国本土的经典和理论当成普世标准，来决定外来的思想和概念是否符合中国经典和国学里的概念和理念。汉初，佛教作为西来文化想在中国立足。为此，西域高僧在佛经的翻译上寻找佛教与儒教二者的结合点，在语言和概念之形式和内容上做某种改变。例如，用老庄的“无”去比配佛教的“空”，用儒家范畴的“五常”解释佛教的“五戒”。从东汉末年到宋朝前后，经过近千年的交融过程，儒释道合为中国的主体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佛教来到中国，不是中华文明的印度化，而是佛教的中国化。佛教实现了中国化，而基督教没有实现中国化，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种异类文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拒绝接受以“格义”的方式，融入中国的道统。“上帝”是无神的中国固有的名词和观念。明清时期，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用中国的“上帝”一词翻译基督教“God”概念。利玛窦发现中国文化与儒家价值观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决定使用现有的中国概念来解释基督教。利玛窦借用中国传统信仰里的“天”“天帝”来描述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为“天主”。利玛窦用中国的“上帝”一词翻译“God”，遭到罗马教廷的斥责。到了20世纪，大多数英国传教士、东正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倾向于将“上帝”与一神教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上帝与中国的多神论或无神联系在一起。结果，虽然基督教借用了中国的“上帝”翻译一神教的“God”，基督教还是无法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

　　近些年来，新闻学科建设生搬硬套美西方传播学。中国两千年来对外来文化形成的“格义”原则，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反向格义”。“反向格义”，就是用西来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来比附和度量中国本土的新闻宣传观。这种“反向格义”在新闻教育上不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是在新闻人才培养上的“自残”。新闻学学科建设对传统的中国新闻学仓促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变“以中释中”为“以西释中”。新闻学院的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写毕业论文，死记硬背与中国的人文史地无关、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关、与中国人的生命健康无关、与中国的国防外交无关的数以千计的美西方的传播学新名词和新概念。而一旦离开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院，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些名词套话和概念在他们的新闻工作中毫无用途。

　　中国新闻教育亟需一套自主原创的新闻学理论，冲破中国新闻教育的“西方化”和“传播学化”的双层牢笼。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的中国化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在红军长征路上和延安窑洞里开创的优良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风，而且还要学习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将“儒释道”等中国哲学和智慧引入中国新闻学。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被当成“旧传统”，被先进的“传播学”取代，中国的新闻教育将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新闻学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术”与“道”的关系

　　习近平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是，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作为中国新闻学的“道”，毫无疑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所铺设的中国价值和中国道路。中国新闻学的“术”指的是新闻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新闻的采写能力、行业新闻的报道能力。新闻教育应当辨识“术”与“道”的辩证关系，在“道”上宣传中国之道，在“术”上则可以结合中国各行各业对外宣传自己的需求，按照行业的需求培养新闻人才。按照“道”与“术”的要求，中国的新闻学院需要培养会讲故事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型新闻工作者。但是，由于学科建设导致新闻专业学生知识的孤岛化，培养的人几乎没有知识能力去跟传播学专业之外的人交谈并获取信息。新闻学科建设不是给新闻学和新闻教育设立学科边界。

　　富含“中国大道”的中国叙事包括故事性和知识性两个方面。故事是吸引受众的鱼饵，而故事承载的知识是影响，甚至改变人的观念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元素。尽管社交媒体如此发达，但是国外的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每天还在看高质量的主流报纸，从阅读国内外新闻中获得新知识。阅读高质量的主流报纸的新闻故事，既能在感官上获得刺激或放松，同时新闻故事包含的各种知识还给读者带来受教育的愉悦感。当前，西方舆论对新疆和西藏的攻势很厉害，可是我们新闻学院毕业的记者很难写出国内少数民族读者爱读、伊斯兰国家读者愿看、西方国家读者不烦的边疆新闻。由于中国新闻媒体的记者多是新闻传播学院毕业的，无论是四年的本科课程，还是长达七年的本硕课程、十一年的本硕博课程，都没有中国人文史地和边疆知识相关的必修课学习。缺乏中国和边疆人文史地知识的新闻作品是没有宣传力或传播力的。

　　针对目前紧张的国际舆论斗争，中国要改造新闻学科，让新闻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写出具备主体性、叙事性、普及性和知识型的好报道，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和中华文明。

 注释：

①《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冯乃希（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近世、帝制晚期，抑或早期现代？——中外明清文史研究中的学科与问题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句来自鲁迅先生的《自嘲》，本以拒绝的姿态嘲讽媚俗者，是偏要不拘一格、与众不同的意思。现在把前半句借来，形容当前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中的一些问题，想来要点有二。第一，“躲”：在固守某特定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默守陈规的同时，机械而疲乏地复制生产类似的课题；第二，“统”：在领域内彼此认可，握手言和，但在本学科之外难以产生真正的影响。这一学界生态上的消极和躲避，不只是简单地回避文史研究的现实责任，还包含对当前学术潮流的某种拒绝，对潮流所带来的挑战和矛盾的某种焦虑不安。要想从这样的局面中走出来，我们必须追问一句，究竟什么是问题性学术？

　　“问题”这个中文词汇，在英文中可以对应“question”“problem”和“issue”三个词。作为“question”的问题，寻求一个答案，需要被解答，是学理上的回应。作为“problem”的问题，指向某种不足和不满，需要被解决，是实践上的回应。而作为“issue”的问题，是一种需要被讨论的“议题”，其提出本身意味着某种上层知识观和方法论的运转，它需要在某种框架和视角内浮现。在我看来，“问题性学术”是三者的综合：提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并予以解答，意识到学术实践中的不足并通过学术制度等途径来解决，关注社会现实和时代抛出的议题，并以此为动力回归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的提出。“问题”与“学科”以层叠累积的方式彼此纠缠，问题既源自学科，也时刻挑战学科的边界和有效性。

　　在学术研究专业化、技术化的今天，我们每个学者都成长于具体学科中，接受特定考核体制的衡量，也倾向于走上一条稳定的知识流水生产线：只要按照特定步骤投入智识，搜集资料，解读分析，假以时日总会有所产出。但是，再专业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是一条知识的流水线。面对厚重而复杂的历史、琳琅满目的文学艺术经典，学术问题应该常问常新。如何获得问题感进而开展问题性学术，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今天，我就从自己熟悉的明清研究领域入手，结合自己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学习的经验，浅谈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潜在转型路径。

　　明清研究，这一中文学术界习以为常的说法，在其他语言的学术界有着以下称法：在日本，它与宋元研究一起被归为“中国近世”；在英语学界，它或被称作“the late imperial period”（帝制晚期），或被称作“the early modern period”（早期现代）。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提示我们，不同的命名法之间绝不是简单的翻译关系。对一个具体历史时段的表述，体现了中外中国研究在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上的巨大差异，更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基本共识，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假设，进而它提示我们注意各学者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同。

　　在当前国内的学科划分中，明清文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其上级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明清史属于中国古代史，其上级学科为中国史。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这两个边界清晰的学科，决定了文与史的研究在科研管理制度上的分离，也相应衍生出彼此有别的学术成果发表系统。而在文学和历史学科内部，以朝代名来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看上去中立而客观地展现了由时间差异带来的研究对象差异，实际上也延续了中国传统学术以“朝代”为基本逻辑组织知识的方法。然而，“中立”的“明清研究”一旦进入国外的学术体系，其名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学术意义也随之改变。在中国从事明清研究，似乎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为什么研究特定的社会现象，为何要关注某部特殊的作品。研究意义似乎已经是先定的——因为这两个朝代是祖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文明，所以要研究它们。但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脱离中文母语环境之后，就必须追问一句为什么，还要追问“明清”与“唐宋”“近现代”有什么其他的不同，以至于要专门去审视它。

　　在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所，明清文学与历史通常属于“东洋学”（東洋学）这样一个日本特有的“大学科”，还常被纳入“东亚近世”（東アジア近世）的叙述中。东洋学是一个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学术领域，它最初与“西洋学”形成对应，旨在研究有关亚洲各国的学问，后来逐步演化成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以现实政治地理空间定义学术领域边界，东洋学的历史与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也是日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从知识层面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场域。“近世”一词所指的时段有一定的弹性，一般从宋到清，基本上包括明清时期。在此我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研究，最早的有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稍晚些的有宫崎市定、岸本美绪。在“近世”叙述的背后，是日本学者以欧洲历史发展模式叙述东亚整体历史进程的尝试。在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百年中，日本东洋学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究其原初动力，其问题意识的来源，则在于尝试提出可与“西洋”比肩的“东洋”文明话语。其核心问题在于：东亚是否存在可与西欧这样的先进文明相类似的文明？如果有，那么东亚学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视角、尺度来对其进行叙述？比如，宫崎市定的著作《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就直接把来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宋以降社会的种种经济文化现象做出类比联结。总结而言，明治时代革除封建势力及传统理学学问体系的诉求，大正时代以自由开放的社会实践追求“西化”的风气，昭和时代为帝国主义扩张建立民族主义文化，冷战后全球化不断加深，构成了不同代际学者反思这一重要问题的具体社会现实。

　　在北美中国学研究中，明清时段常常被归入“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此处问题意识的源头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相类似，是找寻与欧洲历史叙述之等价物的尝试。然而与日本相对严格的学科分野不同，北美的明清研究呈现出更强的跨学科特性。近年来，“早期现代”成为一个更加流行的说法，其中预设了明清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找寻前“现代性”，是北美明清研究的潜在主线；而现代甚至当代社会中的议题，则成为回望明清的重要视角；这些议题本身的复杂性提升了史料本身可能延展出的分析维度，这也使得各学科均有机会介入研究过程，学科的界限被进一步弱化。民族和种族、国家和国际关系、性别和家庭、劳工和市场，这些贯穿现当代社会的议题，成为当前北美明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发源于欧洲的社会科学，作为重要学科建制，最终于20世纪初在美国学术界确立，爆发了巨大的制度能量，进而推动了一系列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化转变。二战后社会理论不断发展，进入文化批评领域，从而影响了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新清史”的话题是北美中国研究的热点之一，曾引起海内外各方学者的高度关注，也带来了些许争议。暂且抛开各方具体观点和立场，“新清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触动人们的神经，激发元明清各领域学者投身辩论，一方面是其牵涉“国家”“民族”这样的关键话题，另一方面是其广泛融合了来自民族学、语文学、艺术史、宗教学甚至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和批评视野，用民族志、多语言文献、视觉文化和宗教人类学的手段，极大地冲击了以传统档案为核心史料的研究。在明清文学研究中，女性、家庭、市民社会、阅读文化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显然，这与北美当今社会所关注的性别和种族平等，“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queer/questioning，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平权运动，大众传媒等现象息息相关。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经久不息的研究“情文化”的潮流。而北美学者视角的特殊之处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从主题上看，女性的主体性如何在明清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和宏观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私人空间下女性读者的“情教”与公共话语中的“礼教”构成何种辩证关系；从文学手法上看，“怪”“梦”“幻”等叙事结构如何演化出复杂的修辞意义，如何与以往的叙事和抒情传统发生互动，进而展现出文学史内部微观而曲折的演变。在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不只停留在文献版本的整理考述上，而是对文学在个人生命和社会中的功能进行阐发，故其引入的方法就扩展到了社会学、性别研究等。

　　回到中国学术界，20世纪初，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想曾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被重新“发现”，因其思想中蕴含的前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因素，而被确立为“晚明三大家”。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不仅是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更新历史学的方法，更是改变历史学的学科意义——从更单纯的知识构建，到为革命进行学理阐释，进而铺设富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中国社会在何时进入封建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在中国成为可能，晚明社会为何被指认蕴含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或许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答案无法统一，但这些问题的意义，这些研究的必要性是非常明确的。

　　从日本、美国和20世纪初中国学界的经验来看，问题性学术之发生，首先源自学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科方法服务于问题，它不是规定问题流向的河道，而是帮助学者渡过问题之河的船桨。

　　以问题感作为学术研究的原动力，需要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有意识地突破既有的学科藩篱。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从事文史研究，首先要有敏锐的时间意识，这包括对自身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双重感知。问题意识源自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由于时间上的贴近，在现当代研究中，在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问题感的介入往往比较顺畅。相较之下，源自现实的问题感对古代研究的介入——尤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就显得没有那么自然和轻松。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学科内的子领域划分，古代与现代研究之间存在着如何打破“隔阂”、有效“沟通”的难题。清代因其本身的特殊性常常被分解到古代和近现代研究这两个部分内。1840年鸦片战争，在历史叙事中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成为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野。当然，这样的分野有其学理意义，但如果我们能保持对时间界限的反思，在具体研究中就会发现新的问题。比如，以“近代”的视角看，林则徐和魏源介绍西洋科技，是所谓“开眼看世界”的人；但从“古代”的角度看，他们一个是传统意义上位高权重的高级官僚，一个是经史学问的大师。而参照晚明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也具备类似的国际视野：他们曾翻译《几何原本》，学习欧洲器械。可以说，对国际的关注和相应的知识，在明清并未断裂，而是被不断加强，被不断赋予更多的政治意义。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19世纪中叶所谓“传统”与“现代”的知识、身份、思想之间的关系呢？不断转换时间维度，议题的复杂性就容易浮现。

　　其次，跨语言实践和比较的视野容易产生问题。在美国读书和教学时，把古文原典翻译成英文是再寻常不过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在潜移默化之间就把研究者推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意思，一旦要翻译成英文，就面临着语态、时态、词性的转化；是否需要补足主语，主语是谁，这些看似属于英文语法的问题，会把我们导向解读性和阐释性的问题上去。在我初到美国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时，曾对周围老师同学研究话题的“聚焦度”感到一丝惊讶，比如明清女性观音信仰和艺术作品创作、晚明小品文创作与徽州文人收藏，等等。国内所熟悉的文学通史叙述在此并不是主流，博士生的研究课题虽也围绕某一特定作家或某一文人团体，但其内容往往超出了文献学范畴，它不是对既有流派或体裁的论证，而是在尽可能历史化、背景化某文学现象，通过史料整理、文本细读，加以批判性地阐发，从而说明一个与研究者生命经验相关的问题。在教学方面也大致如此。这样的科研和教学特色与院系机构的设置方式密不可分。北美大学中多设立亚洲研究系或东亚研究系，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一般都会聚集在这样的系所中。这种以区域类别组织学者和学生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学科的彼此融合和交流。当然，这些具体而微的视角，有时会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弊病，也容易停滞在细微末节上，难以对宏观的知识版图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次，要对理论秉持开放的态度，对本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保持反思。但是，为了理论而强求论理则没有必要。作为“欧洲理论加工厂”的北美学界对理论创新和转化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没有“不得已而为”或“不得不为”的包袱。实际上，以现代社会或文化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大刀阔斧地再阐释并不是什么特殊事件。二战后，北美大规模兴起的区域研究把全球文明按照语言和地区进行划分，产生了斯拉夫语言文学、罗曼语言文学、亚洲语言文学等系所。从欧洲引入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演变成一系列的分析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福柯的“权力分析”（power-analysis），巴特尔对“文本性”（textuality）和“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分析，普遍地进入各地区的文化研究当中。各种各样的欧洲理论催生了多样的文化分析方法。诚然，这些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预设了其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征，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的现象“拉到”当下，“迫使”前现代的研究对象与现代的研究者产生碰撞。当然，对理论的生搬硬套会抹杀问题性的发展。如果在接触原典和档案之前，就预设了抽象概念，那么这样的发问只能沿着已有的理论路径前进，所能得到的答案也很难跳出预设的范畴。在我看来，理论提供的是一种可供思考的范畴，它随时可以被发问、被调整、被修订，因此它提供给研究者一种批判自觉，一种在常识中停顿，进而发现“不寻常”的机会。

　　在国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有时也会感慨北美汉学研究视角的新奇，而年轻学者或专业领域外的读者则往往会感到这些研究的可读性很强，在专业性和趣味性之间有较好的平衡，颇具吸引力。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学术写作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学术写作要兼顾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心理诉求。一旦把思想的沟通和知识的传递当作一个真正重要的目标，那我们的写作就不再是简单的要发表什么级别的期刊文章，要评到一个好的职称，而是真诚地面对读者，面对现实。我想这样是能够让我们避免“自说自话”的，也能够让我们慢慢走出“躲进小楼”的困境。

　　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需要学者对社会现实保持深刻的观察，对学术的价值和意义保持真正的信念，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体制保持反思的能力。当然，跨学科、跨区域，甚至跨文化的系所机构、学刊等学术平台，也是支持问题性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句话总结：路漫漫其修远兮，同志仍需努力。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于田野与对话间思考“问题”*——以性／别为例

  本文基于性／别①研究中多时空的田野调查与多主体间的对话实践，切身并反身地分析“我”作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与学术立场是什么；这种关切与相关认识在一个变迁社会中是如何形成，又是怎样变化的；进而跳出“性／别”，提出“个案-情境-语境”所构成的棱镜对于“问题感”的重要性，以及边缘思考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方法学意义。

一、现实及其“不满”

　　性／别议题具有日常而边缘且高度道德化的凸显特征，这也使得近现代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具有很强的现实取向与跨界性质。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性／别生态亦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在经历过“文革”的高度政治化与去性文化特点之后，有关人性、爱情、婚姻的讨论见诸报端，而性科学知识的译介与性医学、性教育的兴起，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性学热。

　　90年代至2010年左右，综合考虑社会情境与资助环境，尽管为数不多，性研究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所触主题涵括历史文化、不同人群的社会调查、法律与社会问题大讨论等。

　　2000年之后的十余年，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与防治项目给性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性行为、性关系等与“健康”“风险”紧密相关的议题，以及被标定为“高危”的诸多性／别人群在政策与社会层面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2010年以来，扫黄净网、反性大妈、新女权、“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queer/questioning，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耽美同人、性教育、性治疗与性咨询等不同力量生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性话语生态，也凸显出性／别的多主体性与多重政治性的特点。如果稍加细分，那么近年来以反性骚扰与“LGBTQ”为核心的议题经由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彰显了多重张力。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进步、保守，这些带有明显地缘政治特点的二元式话语在日益窄化而聚焦的公开“性”争论中进一步强化。

　　略微批判地讲，当下有关性／别的研究与社会讨论不仅还做不到与历史相关联，我们对所处经验生活世界的好奇与耐心也正在逐步消失，各类话语（法律政策、学术研究、大众争议）与人们生活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有效的对话越来越难。

　　正是对现实与研究的诸多“不满”，促成了重新思考“性”的动力：我们当如何思考那些尚未进入性话语的生活实践与经验？如何对待那些无论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执拗的低音”（丸山真男）？如何更好地扎根于中国历史、民间社会、生活百态来提出当下的“性”问题？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如何切实地思考中国经验，提出更具穿透力的问题，而这种提问以及可能的回应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自身，而这种理解也可以延伸至积极的实践？

　　带着这样的提问，我将转向自己的研究，过程式地分析参与“问题感”型塑的诸多力量，进而把边缘议题的研究与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也尝试拓展思考：在当下，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提问？

二、“小姐研究”中的问题转换：一个案例

　　回看我的“小姐研究”，基本是在三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1999—2003年）、艾滋病时代（2000—2013年）、扫黄与社会争论（2010年至今）。在跨度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全国不同地区20多个地方的田野调查为我的立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与时代特点、项目资助及个人研究历程的不同阶段有关，每一次具体的研究都会触及不同的主题与关切点。如果把多点时空串起来做一个更为整体的审视的话，那么“小姐问题”在发生着转变——好奇心驱动下的“她者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规就业与职业流动，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中的“高危”标定与风险应对，被清扫的对象与夹缝中的生存之道，被道德评述、各方争论的符号与中西方、全球南方语境（Global South）之中“妓女”、“小姐”、“FSW”（女性性工作者）、“受压迫／被拐卖女性”等相关知识话语间的差异与联系……

　　在田野的间隙，穿插着对话。作为一个习惯于从经验出发思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各类对话之中（不仅指文献对话，也包括会议、讲座和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的争论），我也经历了从不解到气愤再到无奈的情感转变，也逐步觉知、调整自己的学术立场，同时深感研究者必须跳出学术，关注社会领域的对话语境。这使得我的后续研究虽然依然立足于田野，但是开始拓展到那些对建构“小姐问题”起到核心作用的远近不一的围观者，开始触及政策与法律、大众的看法与情感、研究者的思维框架与立场。即，不仅“睁眼看世界”，而且努力以经验世界来批判性地反观“有色眼镜”。在讲述“小姐的生活与工作”“性产业的变迁”这类故事之时，我也会把讲给谁听，希望与什么（话语）对话更为自觉地带入其中，并时常反思我跟别人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田野告诉我什么，我的立场是怎么形成的，以及研究（者）何为此类问题。

　　正是在跨越时空的田野积淀与多主体的对话过程之中，我的兴趣日益从某些更为内部面向的“小姐”现实问题转向结合了时代背景与对话语境的更为整体的提问：“小姐”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观察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小姐以及红灯区里的显性在场者（小姐-妈咪-客人-邻居-卖套的-小诊所-小卖部等），而逐步扩展到包括政策制定者、警察、疾病防治人员、社会工作者、研究者、媒体、吃瓜群众在内的更多的社会主体。分析的范围则从较为狭义的个案性的经验现实，拓展到其所牵扯的更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各类话语，以及“小姐”（与更为广义的性与性别）议题所附着的认知与道德情感。

　　于田野与对话之间，我逐步体会到社会的边缘反映的往往是主流的问题，也越发觉得扎根而又能够穿梭于田野内外的更具联系与多维的整体性思考对于理解“小姐问题”至关重要。而“小姐问题”所透射的亦是当下有诸多处于不同位置、有着不同生活境遇的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的一个更大的社会现实。

三、提问的条件：拓展讨论

　　概括来讲，“个案-情境-语境”的棱镜构成了思考“问题”的重要条件。

　　首先，个案的实践与生活逻辑构成提问的起点与基础。在我的小姐研究中，主要指向跟这个群体直接有关的生活世界与人际关系，包括其人生经历、职业生态、健康实践、自我认同、生存策略等。在以不损失某一处田野的扎实性的基础上，多点比较与联系的视野无疑可以丰富这些认识，并不断增进经验研究不可缺少的“现场感”。这些往往是在田野之中通过综合的方法有可能直接获得的经验知识与切身感受。

　　其次，个案所处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情境为更具深度与可沟通性的提问提供了可能。即，把小姐群体的生活、工作、健康等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背景之下加以理解与解释。情境有不同的层次，只是层次是交叠互渗的，就如田野并非边界分明。在此处，情境主要指向参与构成了小姐们的所言所行与生活及工作境遇的禁娼扫黄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商业化、社会流动（包括从非小姐到小姐的流动，跨市、跨省、跨国的流动，也包括小姐内部在不同场所之间的流动）与近十来年网络技术的发展等结构性因素，以及很重要的，还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丰富的更为细致与多样的民间生活中的性文化及其所透射的伦理道德。

　　相比于第一个层次亦会触及的生活与工作小情境，这里更加强调个人、群体置身其中的那些略为宏观的情境。这种情境或许不是单个的、即时的田野调查能直接感知与记录的，而需要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对相关现象的联系性思考以及对研究者同样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情境、跨境空间的现实感知。俗话说的社会洞见与洞察力往往指向这个层面。这种糅杂了长期积淀而来的直觉的“社会洞察力”应该被正视，哪怕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地给出实证意义上的“证据”，甚至具有某种不可言说性。

　　再次，对大众话语与学术语境的了解和把握，是有效“提问”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前面两点都指向不同层次的经验现实，这一点则更多指向话语实践，而且经常延伸到研究“结束”之后。对某一时期对话语境的感知（包括文献与大众讨论，尤其是经常被忽略的发生在当地的各类语境），直接影响着提问的方向。比如，了解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如何谈论小姐，如何参与构建了此地小姐的认知；我的研究试图与谁、什么话语或理论点进行对话，又希望结合哪些力量推动怎样的变化（认识或是实践）。立场扎根于田野，但更为自觉地形成于对话，尤其是争论之中。而对于对话的把握，需要我们走出书斋，跳出具体的个案田野，走向社会与大众。唯此，学术研究与社会介入的互促才变得可能。而这点，并非是常规的学术训练可以提供的，而且无论是在现实的时间、精力分配上，还是在所需资源，甚至所侧重的逻辑方面都是张力与联系并存。如何更为有效地处理学术与对话，或许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学术人的短板与挑战所在。

　　三个棱面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与研究的持续开展，必然会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构建与贯彻融合（情境与语境也是现实，其本身就构成了田野的重要部分），并在不断的往复拉扯与互照之中共同型塑某一个时期的问题感与具体的提问方向。之所以此刻仍有必要把这实际上不可界分的三个面向分别而论，是因为在阅读文献时，我经常感觉到本土情境与对话语境这两个层次的不足。某些“当地”仅仅被视为经验资料来源地，对情境的把握如隔靴搔痒，而对话语境则直接切换到（充满套路的）英语的发表世界。不同的社会主体如何想象“小姐”，本地学者如何看待“小姐”，政府又为什么要扫黄等等，往往被排除在田野与论述之外，从而使得“提问”或许绚丽但是不接地气，也缺乏促成改变的力道。当然，缺乏扎实的田野以及对所述对象生活世界的基本了解，则是我在“性／别”类对话过程中经常会感受到的最大“不满”。

　　如果说以上三方面是为了增强某个时间点上“提问”的立体感与厚度，那么变迁的时间视角则带来了更强的动感与更广的视域。

　　棱镜的每一面都可以拉出一条时间线——性产业与小姐人群的内部变迁、禁娼扫黄实践的变迁、性／别生态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境内外对话语境的变迁…… 时间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我们看到变化和更为丰富的景象，也有助于我回过头更好地审视之前的研究／问题所在的位置，从而加深对彼时田野的理解。更为重要的，也正是这种变化（加之差异）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事实”的复杂与“本质”的局限，并得以在“我们关于‘小姐’的认知与情感是如何变化的”，“某一类知识是如何出现的”这类动态提问之中，进一步窥探“小姐”及其他议题被问题化的过程。也因此，“历史有关”在问题意识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哪怕仅仅是有限的时间与历史感。20年、40年乃至10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是以每个时点上“个案-情境-语境”的立体感与切身性为前提，或者说不以牺牲此刻的丰富性与“接地气”为代价，那么时间线条的拉长是相当不易且需要非常谨慎的。历史感唯有与现实感相结合，才能散发其魅力，反之亦然。也唯有这些条件的结合，“提问”才更有力道，也才有可能导向更为贴近现实的整体认识，更具本土与竞逐性的知识体系，以及更好的社会世界的生成。②

　　最后，再来延展地谈一下经验认识与研究立场的关系。

       在面对附着强烈社会歧视与标签化认识的人群与现象时，摈弃（至少是悬置）带有道德预设的价值立场是提问的前提。正如麦克托什在1968年就已提出，只有当“同性恋”被作为一个社会类别来认识，而不是从医学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的时候，社会学者才可能提出“正确”的问题。③在本文可表述为，只有将“小姐是一群道德败坏与变态反常的女性”这样的预判加以摈弃，研究者才有可能提出合适的研究问题。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立场”与经验认知之关系，以及研究过程中“立场”的转化。

　　性／别议题的高度道德化特点，使得我对于研究伦理、立场尤为敏感，也一直提醒自己要时不时跳出来审视经验与立场之间的复杂权变。从研究生时代至今，我经历了从自诩中立的“分析学派”逐步到更多地站在边缘位置思考问题的转变过程。这中间离不开诸多跨境、跨界且经常充满张力的对话。但是，对话与立论的基点并不（应）是先验的道德与价值预设，而首先是更为开放的田野调研——正是田野中所了解到的小姐的经验世界，让我感受到主流话语的诸多偏见。之后，不可否认，立场与经验研究是来回关照、互相影响的。立场影响着我立足于什么位置，为了什么而提问，它意味着一个研究者的社会关切。但同时，逐渐坚定的立场也可能限制我们的视野，造成对于经验世界的简化与解释的绑架，以及对对话对象的扁平化。后者，也正是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立场还是经验材料，适度的悬置与拉开距离的检视都至关重要。一方面，我们对于充满“尘埃”的资料要有更加扎根、多维、具有洞见的复杂认识，以避免成为一个天真的经验主义者；另一方面，研究者的反思（包括对自己思维习惯与学识局限性的认识）与学术应有的独立性思考不可或缺。这关乎态度，也关乎方法与能力。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想进一步提出“边缘思考”之于更好的提问与学术研究的意义。我意在将边缘视为一种方法，而不完全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被动存在，也不受限于简化的权力架构与主次格局。在其指引之下，看向尚未（充分）进入知识体系的那些历史文化、生活经验与日常认知，碰触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主体的生活质感与境遇，检视性／别问题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经验在世界中的位置。

　　边缘与异类的分析也是觉察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那些“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感觉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与常人方法学略有不同的是，这里并不需要“蓄意破坏实验”以发现社会运行与人际交往的潜在规则，因为那些“破坏”“僭越”“反常”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与生活之中，只是缺乏愿意正视它们的眼睛。站在边缘，恰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构成。边缘的立场，亦是积极的、有力量的，有可能导向更为公允的社会团结。这是一种善意，亦是一种格局。

　　思考不易，实践更难。以上论述，显然已跳出“性／别”，期待在更多的跨界对话与理论阅读中进一步深化。当然，一个基本现实前提是，我们尚存有（或依然有能力与心力去创造）探讨此类议题的公共空间。如果“问题”都得不到正视，那么无论是学科性学术还是问题性学术，也都只能是伪问题，或囿于象牙塔内的“自嗨”。

 注释：

①“性／别”由台湾“中央大学”何春蕤、甯应斌、丁乃非等学者于1995年提出。斜线画出了性别的多元流动与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的不同与关联。“别”则道出了性的异质和差异，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也表达性与其他社会差异（年龄、贫困、阶层、资本、政治、全球化……）的交织作用。本文借此指涉中国大陆的性与多元性别。

②影响“提问”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学术生态、资助背景、研究者的生活与职业际遇，以及偶然性，而理论积淀显然是思考问题的重要基础。本文择其二三而论，必要而非充分。

③M. McIntosh, “The Homosexual Role,” Social Problems, 1968, Vol. 16, pp. 182-192.

桂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政策研究的“理论”价值

       我对本次论坛议题的理解是，如何推动日益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更好地回应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及如何跳出专业学科视角并推动走向具备真实问题意识的研究。我就政策研究这一话题来谈一些认识。

　　以经验现实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理论—实践”的环节。政策研究通常被认为属于理论研究完成之后的，将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的环节。政策研究因此也被定位于“应用”研究。由于“应用”研究以“用”为本，因而常常被视为不如抽象“理论”研究那么高大上。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割裂的观点，本质是将实践与理论割裂。

　　如何理解政策研究？我们认为政策研究不仅事关“应用”，政策研究还应被视为“经验”研究。政策研究可视为走向现实问题意识的一种迂回策略甚至基本方法。

一、什么是政策研究

　　政策即社会政策，包括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基层治理等在广义上都属于政策研究的范围。以乡村研究为例，今天的乡村是一个高度政策化的社会对象，资源下乡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农民生产生活乃至家庭私人领域活动。因此，今天的乡村研究很难找到没有受到政策影响的社会形态。一些偏重于政策问题讨论的乡村研究，一般被归到“三农”研究领域。很多时候，“三农”研究与“三农”政策研究是一个意思。

　　实际上，很多偏重于社会理论且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学者，也比较关心基层政策实践活动，包括农民信访、基层财政体系、地方政府等。这些学者关心政策问题，常常是将政策实践当做“事件”案例去观察。也就是说，他们关心基层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去回应理论问题。比如，借助这些政策实践“事件”去讨论政权性质、组织理论、集体行动方法等。

　　这种性质的“政策研究”，通常不关心政策的整体，而是将某时某地的政策“片段”当做分析对象，也不太关心政策与具体时空条件的关系。举个例子。土地增减挂钩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政策。有的学者调研时关注到某地利用这个政策搞乡村开发，他可能是结合当地“事件”去讨论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或是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并不涉及对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本身的全面分析。

　　在这种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中，政策本身不重要。政策实践提供了实证分析材料，服务于研究者的理论阐释。具有强烈理论阐释色彩的政策分析，与通常所谓的“政策研究”有所差别。

　　与上面截然不同的是政策部门的研究。政策部门十分关心政策本身的问题，包括政策效果、改进方法、对策建议等。在乡村领域，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专家一般以这种方式进行政策研究。

　　与前面那种将政策“片段”当做分析材料的理论阐释不同，政策部门的研究以“用”为本，将能不能解释现实问题和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当做衡量研究好坏的标准。这种研究将政策本身当做对象，关心政策的完整性、操作性，以及政策与环境的匹配问题。并且，这种政策研究由于要指导具体实践，因此言语表达上讲究通俗易懂。

　　上面两种都叫政策研究，其性质完全不同。在前者的角度看，政策部门的研究过于实用，理论上不过瘾，概念上不够玄妙。站在政策部门的角度来看，理论化的阐释较为主观，研究者有的时候连政策本身都没搞清楚，指导工作时容易说“行外话”。

　　显然，好的研究既要富有想象力，也最好能够行之有效地改善（或深刻地批判）现实。上面两种研究相互隔阂，理论阐释不能为改进工作所用，政策部门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深刻解释，表面上看这是“行业”上的区别，但是从根本上看，反映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分裂。

二、什么是理论研究

　　阅读费孝通先生的文献时，看到他与利奇（英国的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发生过一次学术辩论。这场争论大概是利奇质疑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理论”意义，用今天的话大体可以翻译为：“你的学科问题意识呢？你的方法规范吗？”费孝通的回应也不太客气。作为生活在积贫积弱国度中的学者，不可能像英国的人类学者那样，惬意地躺在摇椅上，将学术研究变成“智力的操练或游戏”。

　　费孝通晚年总结他的学术生涯，提到“志在富农”。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风格，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理论化追求。他不仅没有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割裂，而且正是在某种强烈的社会关怀的驱使下从事着学术理论工作，并通过理论研究去服务社会。这便是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造世界。

　　恰恰相反的是，以学科或是行业的名义，将理论研究与成果应用人为区别开的做法，不仅阻碍了理论进步，也会削弱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离不开应用，理论需要回到实践中去，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过程中如何才有可能做到理论化与应用性的平衡。

　　前面举费孝通的例子是想说，关心现实的研究与纯粹概念分析相比，并无优劣之别。房宁曾提出一个观点，他说理论研究不等于“研究”理论。包括文献梳理、概念辨析、翻译介绍等在内的“理论研究”，在他那里，称作学术史梳理更为恰当。

　　搞清楚西方理论的概念内涵，将它们精准翻译过来，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这并不构成中国理论研究本身。中国的理论研究来自于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刻理解，是在调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提出富有想象力的概念和理论概括，将这些方方面面的认识积累成为某个体系，再逐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和批判，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一般不是以纯粹概念形式存在的，也不是停留在学科和专业的范畴中。只要不把理论研究界定为学术史研究，不把理论研究与纯粹的概念辨析划等号，则理论研究与“应用”之间就不存在天然的矛盾。

三、政策研究构成走向现实问题意识的迂回策略

　　重新界定理论研究的内涵之后，再来看政策研究的价值。下面还以乡村研究为例。

　　第一点，政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策因素构成乡村社会自身的一部分。政策研究就像人口研究、分层研究、流动研究、文化观念研究一样，构成乡村研究的一个基本领域。政策实践是个问题域，构成乡村“社会事实”，政策本身值得研究。

　　第二点，乡村政策很多，涉及亿万群众生活，国家每年投入几万亿“三农”财政资金，政策研究的意义很大。然而，这还不是关键。政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构成一种从现实提问，深入接触实践和有可能弥补理论与实践分裂的一种研究策略。

　　乡村研究一直存在着方法论困境，即如何解决局部经验与整体抽象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经验如何走向全体认识的问题。显然，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穷尽经验现实，在此情况下所做出的判断，难免存在偏颇。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增加研究面，比如做更多的调查，搜集更多的证据。但是量的积累并不能直接解决方法上的困境，因为穷尽现实是做不到的，并且也没有必要那么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形成关于现实的“经验质感”。“经验质感”是一种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直觉能力。这种直觉能力可通过训练获得。

　　比如毛泽东早期做过一部分乡村调研，然后得到关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经历史检验，他从局部的基层调查中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社会整体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并没有穷尽农村情况，他在有限的资料中获得了正确的认识，完成思考上的飞跃。

　　费孝通也是如此。他早期做过部分社区案例调查，然后也得到很多理论判断。因此，并不是说从有限的资料中就得不到理论知识，也并不是说从局部的情况中就一定得不到关于全局的认识。

　　我们将政策研究当做走向现实问题意识的迂回策略，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政策研究构成提升经验质感的手段。我们指导学生，一般要求在硕士研究生期间进行经典理论著作的系统阅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前会在图书馆浸泡两到三年时间。这种长时间的阅读，有助于形成理论辨析能力，让思维更有逻辑。进入博士阶段之后，再要求学生进入田野调查。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完成理论阅读的博士生再完成300个（左右）工作日的田野调查，一般会形成经验判断力，即对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不仅熟悉，而且能够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

　　这300个工作日的经验训练，以多点调查的方式完成。到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区的乡村都跑一跑，逐步具备关于不同地区差异的总体印象，然后再进行某个地方或者某个话题的深入研究，就拥有了基本参照体系。在多点调研的过程中，获得关于不同地区的具体认知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差异化、千奇百怪、看似不合理却又同时存在的各类经验事实的过程中，会形成全面认识问题的能力，从“见多”变成“识广”。

　　广泛认识不同地方的差异化现象是获得经验质感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要具备分析不同层次经验现象的能力。同样一个现象，从村庄角度、地方政府角度、国家全局角度看，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仅仅局限在村庄层面看问题，要么很难跳出微观细节，要么就很快进入经典文献的概念世界中去，这些都做不到“不偏不倚”。新的知识产生于不同视角的转换，政策实践涉及从个体到国家、从市场到社会、从公共政策到私人行动等各个层面的现象，从事一定量的政策研究，对于视野扩展十分有意义。

　　因此，在博士研究生基础调研阶段，我们会有意识引导他们关注某一两个具体政策问题，比如土地制度、农业经营体制、农村集体经济，等等。不仅是因为这些政策话题本身值得关注，而且还在于，通过关注这些政策来养成一种全局思考习惯。有些人关注某个具体政策一段时期之后，可能会转变研究兴趣，甚至不做乡村研究，但是，在研究某些具体政策过程中所获得的思考本能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二是将政策研究当做突破学科视角的方法。学科即视角，视角即认识。每个学科有长有短。一个学科自己认为的所长，在其他学科看来，也许恰恰是其所短。带着学科视角去认识问题，获得的是片面的认识，学科化的研究追求片面的深刻。学科化的知识一般不做全局考虑。很多时候，在政策部门看来，理论化的政策分析说了很多“行外话”，就是这个原因。

　　学科化的认识追求片面的深刻，常常能够提出意想不到的分析问题角度，这对于推进知识生产很有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学术化的分析由于不考虑回应现实，容易滑向哲学思辨。学科化与专业发展可能存在的结果是既不从实践出发，也不回到实践中去。政策研究由于必须直面现实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必须经过检验，使得他们分析问题时，会时不时地从头脑的世界中被拉回地面，避免滑向没有具体的抽象。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迂回策略，即通过政策分析来提醒研究者，现实是复杂的，理论是片面的，片面而深刻的理论需要不断回到实践中去，结合丰富的实践再进一步抽象，推动理论走向具体的抽象和全面的深刻。

　　将政策研究当做迂回策略，首先承认政策研究很重要，同时，也不是将理论工作完全变成政策建言。制定政策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迂回策略是指将分析政策实践和参与政策辩论当做一种打通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基层与国家的思考策略。政策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事实”，分析政策实践，有助于研究者在此过程中获得一种与阅读和普通调查都有所不同的经验质感。

　　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对“三农”政策比较关注。然而，这并不是把我们的研究变成政策调查和政策建言。我们是将政策实践当做推动社会变迁的一个要素对待，并在研究政策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要回到地面。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参与一些政策争论和提出一些政策建言，但这些属于副产品。

陈奕山（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重启农业生产过程研究

  我所学专业是农业经济学，我想结合自己的学科背景，就“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这一主题谈一些理解。首先，如果将学科性学术理解为学科专业化的话，我并不认为学科性学术本身有什么不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方方面面，不可能依靠某一个或少数全能全知的人来解决，所以学科专业化很有必要。例如，一个人骨折了，当然得找骨科医生而不是找其他医生，更不是找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但是，专业化的学科要能够有助于解决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或真的在探索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不同学科之间要有配合，而不是由某一个学科来统治一切，也不是各学科沉迷于玩自我设定的概念游戏或理论模型，自说自话。“三农”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显学，该领域不属于某一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在其中发挥作用。“三农”研究根本上就是一个“问题性学术”领域，不能用某一个学科的固有套路来削足适履。我想以农业生产过程研究为例，谈谈突破现有农业经济学研究的“学科性模式”，做问题性学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方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恢复农业家庭经营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具有季节性特征，这导致农业劳动投入不便于监督，实行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不符合农业生产过程的特征，而家庭经营模式更适合农业生产过程。但是，当下我们看到中国的农业生产不是家庭经营这一模式所能够全部涵盖的。在粮食等大田产品生产领域，我们看到农民将很多生产环节外包给其他人完成；在需要高密度劳动投入的农产品生产类型中，如大棚蔬菜种植、规模化的畜禽养殖等，公司化的经营模式并不罕见，这些农业公司的经营者要雇很多人开展分工生产。这样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农业家庭经营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当下现实并不那么匹配，中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不都由家庭来完成。这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系统地梳理、研究和理解农业生产过程。要研究和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从现有经济学的固有“套路”来推进是远远不够的，单靠农业经济学一个学科的力量更是远远不够，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农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不同学科的互相配合。而且，我认为，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而言，开展农业生产过程研究都是一种很好的劳动教育形式。

　　事实上，生产过程曾是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最根本的基础，研究人类社会自然要研究生产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产物，而是有其理论脉络的渊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即展开对扣针制造业的生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斯密指出，扣针制造有18道环节，工人实行专业化分工，减少了每个环节的用时，同时减少了工人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转移的用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劳动专业化分工理论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是他论证社会“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的基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梳理各个来源的生产记录资料，分析发生于不同场所中，如家内、工厂的生产过程，他对于农业生产过程也是有了解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对于生产过程的了解远少于其实际掌握的生产知识。基于对各类型产品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工厂产品的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抽象出劳动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专业化分工理论和劳动剩余价值理论在人类经济学说中的分量很重，这两个理论的诞生都离不开对实际生产过程的考察和分析，离不开相关的记录资料的积累。

　　遗憾的是，当下的经济学文献不重视生产过程研究。我们已很难看到对具体生产过程的调查、记录和分析，遑论对不同类型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综合比较和系统研究。占据经济学期刊版面的，是脱离了对社会具体生产过程进行分析的理论推演和数据呈现。受到忽视的研究面向至少包括：第一，不同类型产品的生产在实际中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第二，生产过程有何特点？第三，具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什么样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匹配？多数经济学文献将各类产品的生产过程包装进以生产函数为名的黑匣子中。函数是一个数学概念，指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数量映射关系，经济学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生产函数有不同的形式，比较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形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生产函数的作用都在于刻画生产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根本上并不涉及生产过程。下面我画了一个简单示意图，现今的多数经济学文献关注处在“两端”的投入和产出（input-output）之间的数量关系，处在“中间”的生产过程则被封装进黑匣子。

　　农业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受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影响，面向实际农业生产过程的研究同样不受重视。在这里我同样列出三个受到忽视的研究面向：第一，不同类型农产品的生产是如何进行的？第二，各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有何特点，匹配何种生产组织方式？第三，结合农产品生产的实际过程来看，农民的实际生产行为究竟是怎么样的？在农业经济学科的实际研究“程序”和“路线”中，经济学、管理学乃至其他“文科”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的重要性极大地遮住了实际的农业生产过程。进而，由于生产过程研究的成果积累的缺乏，现在的农业经济学科的学生主要通过在课堂渠道接收的概念、模型、方法，来“间接”地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过程的黑匣子中到底有什么呢？

　　图2显示了不同农作方式下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的季节性变化，所描绘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麦-稻轮作。这幅图基于卜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调研整理以及较近年份的一些农业统计数据而绘出。图中有三条线，中间这条线表示传统小规模农作的劳动时间投入的波动性，下面这条线表示现代小规模农作的劳动时间投入的波动性，最上面这条线表示现代规模农作的劳动时间投入的波动性。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个鲜明的直观印象，即农业生产过程并不是一个均质平滑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如果研究者只看到生产函数，只关注位于“两端”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映射关系，其实是很盲目的做法，实际上也生硬地肢解了现实中的生产。其次，不同时代的农业生产过程有明显的变化。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将其简单化和雷同化，而要注意变化的时代特征，据以思考相应的政策含义。

　　我们更具体地从理论研究和学生培养两个方面来看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不受重视的结果。首先，我们还是要重申忽视实际生产过程对于整个经济学研究的不利之处。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方式是“描绘一幅理想的经济体系图画，把它与所观察到的（或他们自认为观察到的）经济体系进行对比，然后建议——为达到这个理想状态，什么措施是必需的，而对措施本身如何实施并没有太多考虑”。他强调“这样的分析虽匠心独具，却如空中楼阁”，是“完全不调查经济体实际如何运行的‘黑板经济学’”①。类似地，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出：“起点与终点都由现实货币形成的G...G’流通形态，也最明白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驱使的动机，即赚钱的动机。生产过程，仅表现为赚钱上的一种不可少的中介，表现为一种必要的恶害。一切采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国度，都在周期为一种欺诈——即不经过生产过程而实行赚钱——所侵袭。”②如果经济学研究已经不关注实际的生产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打造“空中楼阁”，陷入了“被欺诈所侵袭”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走了不短的路途，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事实上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提取了大量理论和观点作为依据，例如，农业家庭经营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然而，单纯套用外来概念、模型、方法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农业农村的现实，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观点应用于分析、理解中国“三农”问题时仍会产生大量“水土不适应”的问题。只有深度、实际了解本国的农业生产过程，才能看清其应用的边界，也才可能真的有扎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的创新。相反，只是从引进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模型出发来提出“研究问题”，搭设研究框架，并意图让中国现实服从于这些概念和模型，或是利用中国数据来证明这些概念和模型的“正确性”，泛泛而谈“产权明晰”“自由市场交易”“比较优势”“要素自由流动”等理论或观点，都完全没有意义。

　　更具体来说，人们如果不直面实际农业生产过程，无法真正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很多。例如，尽管生产要素充分整合、土地成片利用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常常被作为“公认的常识”提出来，但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土地利用还是呈现出高度细碎化的特征，政策所鼓励的通过规模化流转来集中利用土地的做法常常难以实现？既然分工协作能够极大地提高非农产业的生产效率，那为什么分工协作模式无法充分延伸到农业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经营还是基本恢复了一家一户、各自经营的模式？既然中国已经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农业经营模式，那么农业家庭经营是否就足以保障中国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粮食安全？为什么现实中我们往往又能看到超出家庭范围的农业经营模式？

　　以上是实际农业生产过程不受重视在理论研究上的不利结果。在学生培养方面，农业生产过程研究成果缺乏的最直接的不利结果，是使教育缺少了现实素材。在现有各个版本的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很难看到关于农业生产过程的丰富而系统的内容介绍，书中的很多章节只是简单挪用了一般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重在传递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现实中，农业经济学科学生的实践经历，基本来自各院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为撰写论文而组织的各种“农村调查”。但这些“农村调查”大多服从于撰写规范经济实证论文的目的，因而多采取结构化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计量分析模型所需要的变量数据——某些数据的采集只是调查组织者为了应对文章审稿人提出的所谓模型“内生性问题”——而非持续、系统地收集农业生产过程数据。根据个人自本科阶段以来参加相关调研的实际观察，不少结构化问卷所设置的问题过于“精致”和琐碎，以一厢情愿的论文写作视角来强套现实，不少调查问题让农民感到难以回答，甚至让其感到匪夷所思。很多调查的组织者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点，其结果只能是让参与调研的学生和受访的农民在完成“任务”的压力下共同“制造”出大量真实性无从保证的数据。然而，数据真实性无从保障的情形并不好过数据缺乏的情形，如果不真实的数据导致错误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及相应后果，则结果只会更糟。而且，这样的“调查”更多是将学生当作采集数据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培养的对象，所给予学生的教育意义不大，并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农业农村的现实。

　　众所周知，今天的经济学论文，包括农业经济学论文，是高度格式化的。格式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撰写学术论文毫无疑问应有一定的规范。但是，今天的格式化的经济学论文执迷于所谓数学推导和所谓“先进高级”的计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似乎只要会做一些数学推导，再用一些“先进高级”的计量方法来拷打数据，就一定会出“成果”，而且这样的“成果”就代表着正确和客观性。如哈耶克所言，这只是在追求一种“伪装的精确”而已。让人担忧的是，这种经过格式化后的研究“套路”和论文写作模式大有成为唯一模式的趋势。它塑造了许多学生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认识，却不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模式的单一化反映了现有教学科研视野的狭隘，甚至也反映出，教学科研群体中存在固守单一模式并且能够从中持续获益的既得利益群体。

　　与农业生产过程研究缺乏的现状相应，各院校的教学安排中与农事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相当缺乏。如果我们仔细浏览当下各院校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教学大纲，可发现与农事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和内容实际上少之又少。不得不指出，这不利于培养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国家和社会亟需的农业农村发展人才。当然，教学安排中实践环节缺乏绝非仅存于农业经济学科，而是普遍存在于各学科尤其是“文科”之中。当前国家对教育领域提出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倡导开展劳动教育。如果我们从劳动教育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过程研究，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相通性。在农业经济学科领域，与农事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乏也就是劳动教育的缺乏；师生共同开展农业生产过程研究有助于弥补劳动教育的缺乏。劳动教育不意味着学生真要长时间下地干活，劳动教育有多种形式。了解农业生产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做一些有一定时间长度的持续调研，可以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最后，我想做一点引申。当前的时代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达的时代，各个学科更需要研究各行各业的实际生产过程。不局限于农业经济学科，经济学的各个专业门类都可以面向实际生产过程开展教学科研工作。进而，大部分学科专业都可以在所属领域开展具有学科特色的生产过程研究。在现在的时代开展生产过程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紧密性和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平凡劳动的伟大”和不同劳动类型的平等性。回到本次论坛“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主题，在思考和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时，研究者绝不能忽略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密切配合功能。　

 注释：

①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页。